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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升到了半空,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然而這暖意卻還不足以融化地上的冰雪,冰上加水,路更加濕滑。


    徐平和徐昌等幾個莊裏的重要人物站在莊門口,看著遠處慢慢駛過來的一輛牛車,都是滿臉期待待。


    這是縣主簿郭諮幫著莊裏介紹來的第一批會種水稻的南方人,有了這些人,莊裏整好的田地轉過年來就可以種水稻了。


    這個時代,南方的普通人到北方來的極少,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商賈或是遊宦的士大夫,找個會種水稻的還真不容易。這是因為此時北方經濟不發達,相比南方來說物產也不豐富,當然最重要的是水土不服。還有一個原因,水稻種植技術成熟的地方隻有兩浙、江南和西川,兩廣和荊湖都還沒開發,很多地方仍處於刀耕火種的階段。開發成熟的地方又都富庶,人民不願離鄉。


    牛車到了跟前,先從車上下來的是一對中年夫婦,帶著兩個孩子,一個有十二三歲,一個隻有三四歲。再然後是一對年輕夫妻,都是二十多歲。


    徐平迎上前來,自我介紹:“在下徐平,是這處田莊的小主人。幾位旅途勞頓,莊裏已經備下了薄酒,為諸位洗塵。”


    先下來的中年男人上來行個禮:“小的宋老栓,原是興**人氏,因是年輕時家鄉遭了災,流落到荊湖一帶討生活。前兩年朝廷招人在唐州墾田,我便去那裏應募。那裏營田務廢了,便流落到開封府來。”


    指著身邊的婦人和孩子道:“這是我的渾家,那兩個是犬子,大的十三歲了,取名叫大樹,小的隻有三歲,叫小樹。”


    徐平忙道歡迎。


    後下來的年輕夫婦上來,道:“小的田四海,兩浙路常州人,世代務農。到了我這一代,家裏田不夠種了,我也想四處看看,隨了一個官人來到京城。三年前那個官人一病不起,我沒了倚靠,便流落在京城。這一個是我渾家,原是那個官人家的女使,官人沒了之後,我們便過在一起。”


    徐平照舊歡迎,對兩人道:“你們都是有家室的,與其他莊客住在一起多有不便,莊裏新起了幾座宅院,專門安頓你們這些人。這一位是莊上的管莊徐昌,讓他帶你們去看看,若還滿意,諸位便先安頓下來。”


    兩人向徐昌見個禮,隨著他去看住處。他們的行禮,自然有其他莊客給他們搬過去。


    看著徐昌帶著人繞到莊後去,徐平也帶著其他人迴了莊院裏麵,等著給他們接風。


    這便是一個村子興起的過程。最開始大戶貪圖朝廷的優惠政策,花錢作本來開墾荒地,招的都是無牽無掛工期可長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講究,都是在一起馬馬虎虎住下來。莊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長久打算,招一些長期的雇工,幫他們把家安在這裏。再過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來幹活就不經濟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隻是收租。


    按宋時的政策,雇工和佃戶都是客戶,賦稅都是主人負擔。


    時間過得再長,很少有地主能保幾代富貴,地便開始一點點典賣,有的客戶慢慢成了主戶,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這兩戶人家雖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為都懂種水稻,算是技術人才,徐家給的待遇也優厚,甚至給他們起了新家。隨著他們的到來,徐平的這處莊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莊。不再與那些散落的農家那樣,叫起來都是槐樹下的李家,河東頭的趙家這樣沒個準數的名字。


    這個時代大家族聚居的鄉村宗族社會非常罕見,與徐平前世的鄉村組織倒是差不多,在開發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戶雜居。由於村落規模都小,沒有村一級的基層組織,上麵是鄉、管,協助官府管理的是裏正、鄉書手和耆長,繁華的鄉、管升級為鎮,派有管理官員。


    由於宗族社會沒成形,地主和自耕農甚至佃戶的身份變化劇烈,此的鄉村與後來的明清時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說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說法叫不穩定。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給人當雇工,富不過三代的狀況很普遍。比如這處莊子叫徐家莊,過上一百年莊裏可能一戶姓徐的都沒有了。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多種多樣,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從課本上學來,宋朝的統治階級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現在他來到這個時代自己成了地主,對這個說法隻能苦笑著搖搖頭。


    宋朝對鄉村的官方政策,從賦稅到差役,全部是以打擊鄉村大戶為目標的,而且沒有理由,就是**裸地全方位打擊。能夠在鄉村保持百十年富貴的,都不是尋常人,不是普通人家。曆史學家談到這裏,都會打個補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實際施行時地主階級都會把負擔轉嫁給下層農民,更進一步地拉大農村的貧富分化。徐平隻能說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經病嗎?為了維護那個臆想出來的地主階級,卻要搞出一堆打擊地主階級的法律條文。


    實際上宋朝是惟一不抑製土地兼並的朝代,但土地兼並程度也是曆代最輕的。因為朝廷不抑製兼並,但打擊兼並成功者。


    按照律法,農村的負擔幾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擔,土地越多,負擔越重。此時鄉村又沒有宗族這個怪物,又沒有身具特權的士紳,就連各級官員的特權也被限製,不同級別的官員可以免家裏不同人數的賦稅,但隻要沒到中高層,能把自己家裏人免了就不錯了。


    與明清時期士紳大戶大量包庇不相關的人免稅從中獲取利益不同,宋朝時候都是拚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現象在農村都不多見。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紮著小辮冒稱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剛剛會跑就趕緊分出去另過,這才是這個時代的常代。因為賦稅差役都是按照戶等來的,分得細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級,從而少點負擔。這也是宋朝每戶的平均人數比曆朝曆代都少,讓人覺得詭異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還是用階級社會生搬硬套中國的古典社會造成的錯亂,非要把士大夫階層說成地主階級的代表。實際上士大夫大多出身於什麽家庭?他們本就大多出身於仕宦之家,當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們就自覺得認為自己是地主。這個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務員的最大來源是公務員家庭,但非要說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階級一樣可笑。


    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本就是超脫於地主農民商人之外的階級,對其他三者沒那麽高的階級覺悟,他們是自認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時候做事很沒節操,比如不抑兼並,甚至有時候還會鼓勵兼並,不是為了多麽高尚的目的,經常隻是為了多收稅罷了。不隻是鄉村如此,其他工業商業,宋朝政府經常也會做出類似的事。


    宋朝是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詭異的是同時也是政府最缺錢的時代,賺得永遠沒有花得多。說穿了其實也不值一提,社會治理成本就是那麽多,出麵花錢的不是官府就是轉稼到民間去了,宋朝士大夫不過是覺得要把整個社會管起來,所以錢永遠都不夠。錢不夠花,整個統治階層就會顯得貪婪,隻要是你想到法子賺大錢,就會被官府盯上,要把錢從你口袋掏到官庫裏。


    徐平的莊子剛在起步階段,他現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這個時代的脈脈溫情,錢糧賦稅一免就是幾年,莊上缺人官府幫你雇,沒本錢還能從官府借,如果他願意,還能從縣裏要麵大錦旗迴來掛著。


    隻是隨著對這個時代了解得越多,對周圍情況的熟悉,徐平也越來越感覺到了懸在自己頭上的那把劍。到後年莊上賦稅就不免了,他這個莊子就像朝廷養的豬,那個時候就該開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當成豬宰,自己就要成為士大夫。


    想明白了這些事情,徐平也隻能歎息。不管什麽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擠進統治階層裏去,好在這個時代開了一個科舉的大口子。


    打光搖曳,宋老栓被灌了幾杯酒,微眯著眼陶然起來。


    一群莊客把他和田四海圍在中間,七嘴八舌地問著這兩個走南闖北的人物,外麵的世界到底是個什麽樣子。


    一個問:“宋阿叔,你為什麽不留在唐州,那裏的營田務怎麽說罷就罷了?朝廷花了許多銀錢精力,總還要開起來。”


    宋老栓歎口氣道:“怎麽開?招射田地的時候,說的是給耕牛,免幾年錢糧免幾年賦稅,結果第二年差役就來了!大家都是沒根基的,哪裏應付得了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聽了,心有戚戚焉。這是地方官太心急,沒等豬肥就開宰了,弄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


    又有一個問田四海:“田家哥哥,都聽人說江南便如天堂一般,是不是真的?你也在開封府呆了好久年,你說一說到底哪裏好?”


    田四海道:“若說京城,那是天下的精華所在,滿世界哪還有一個地方比得上?但若說這鄉下地方,這裏就比不上江南了。”


    就有人問:“哪裏比不上?”


    田四海道:“我們那裏,都是一年種兩季糧食,一季稻一季麥。”


    那個莊客就問:“我們這裏地多,多種上一畝也不比你們那裏差啊!”


    田四海搖搖頭:“如何比得?同樣是一畝地,我們得兩季糧食,官府的錢糧卻隻收一季,就是租主家的地,主家也隻收一季稻的租,那一季麥卻是我們自己落下。這算起來,租稅可比你們這裏低得太多!”


    徐平聽到這話,心中一動。常常聽身邊的人羨慕江南,但依他的知識,如果隻靠農業,江南又能富到哪裏去?沒想到這個時代還有這個規矩,種兩季糧食租稅卻隻收一季,這可就強得太多了。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的莊子也遇到這種困境,不知可不可以借鑒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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