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要調離報社去渝州的消息不脛而走,所有的同事都一改早上的迴避和冷漠,紛紛上前和我握手話別,有的是真誠為我感到高興,有的是為了少一個競爭對手暗自欣喜。其中,對我最為熱情的,就是主編老張。整個下午,他異常忙碌,一會兒布置人員幫我整理辦公桌,一會兒打發人去為我買紀念品,還親自跑上跑下,聯係食堂,張羅晚上豐盛的酒宴,為我餞行。


    那晚我喝得很多。對同事的祝賀敬酒來者不拒,對朱總等幾位老編輯我更是主動過去,表示衷心感謝。很快,我就覺得腳底發飄,眼前發虛。自從接受了抗戰英烈遺骨采訪任務後,這幾個月,在我身上發生了太多不可思議的故事,以至於我都懷疑這是否是一場夢,等我酒醉醒來,這一切都會煙消雲散。


    同樣喝得酩酊大醉的,就是老張。他最後過來,向我表示祝賀。仗著幾分酒酣耳熱,老張將手搭在我肩頭:“兄弟,老哥給你賠不是了!”老張借著七分醉意說道,“你也知道,報社編製僧多粥少,老哥我在這個主編位置十多年了,就盼著退休前能當副總編,混上一個副處級。但你比我年輕,水平比我高,又是主任記者,我有壓力!所以處處為難你,兄弟,老哥和你說掏心窩子話了,大人不記小人過,如果你原諒老哥,就滿飲此杯!老哥先幹為敬。”


    “張總哪裏話!盡管人家一口一個‘小於’,但我也是知天命的年紀了,哪裏會和張總爭位置。”我舉起杯子,將杯中琥珀色的葡萄酒一飲而盡。


    “那比起我來,你還是年輕有為。”老張繼續說道,“兄弟,我還要埋怨你一句,既然你有如此過硬的後台,為何不早說?”


    “我真沒有什麽後台,”我辯解道,“隻是機緣巧合吧。”


    “兄弟城府很深呀!”老張醉眼惺忪地說,“你,一個普通的地級市報社記者,如果沒有關係,能一步登天,去直轄市黨史辦工作,而且直接聘任副調研員?”


    我無法迴答。雖然我知道真正原因,但我不能說。


    此時,餐廳正麵大屏幕電視裏正在播放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老張神秘一笑,靠近我的耳朵,噴出陣陣酒氣:“能不能告訴老哥,你和他到底什麽關係?”老鄭手指著《新聞聯播》畫麵說道,“老朱私下你說,你,就是他親點的。”


    我晃了晃暈乎乎的腦袋,定睛一看,頓時嚇了一跳,“啪”地一聲,手中的酒杯摔落在地上……


    接下來的事情表明,老張所言並非空穴來風:三天後,我已經正式在市委黨史辦報到;妻子也到新學校,繼續當她的語文老師;孩子也已經插班就讀。鑒於我有高級職稱,渝州市人才辦還特意為我安排了一套靠江邊的人才公寓。


    一切順利得超乎想象。一切都讓我無後顧之憂。


    我知道,我必須用百倍的努力,才能報答組織上無微不至的關懷。


    又過了三天,王科長上門來接我,對我妻子說我說要出差一個月,有什麽問題可以可以隨時找他。


    妻子盡管戀戀不舍,但她心中已經猜出了幾分,默默地為我收拾好生活用品,目送我乘車離開。


    分別一個星期後,我再迴到了這個隱藏在大山深處的“幹休所”,迴到了我熟悉的宿舍。


    隻不過,第一次是以客人身份,心中還惴惴不安;這一次,卻是以主人身份,心中更多的,是一份神聖和莊嚴。


    李局長對我正式報道表示熱烈歡迎:“於新同誌,按照‘幹休所’的入職規矩,對於每一個新人,第一堂課,就是瞻仰烈士照片,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你隨我來。”


    “幹休所”的烈士紀念堂,就在北樓的東側樓下。


    李局長用隨身攜帶的鑰匙打開鋼製防盜門門鎖,帶著我,躡手躡腳地走進烈士紀念堂,他的動作是那麽的輕慢,唯恐打擾了那些安眠於地下的烈士英靈。


    紀念堂裏一塵不染,異常幹淨,像是每天都有人來打掃。一進門,就是一麵由鮮豔黨旗和國旗組成的背景牆,牆上有許多烈士的照片,令我震驚的是,我看到了許多我熟悉的名字,他們都是出現在我作品的人物,在這裏,隔著時空,我竟然見到了他們的真容:


    陳大貴(1905-1941),男,中共黨員。1927年參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二方麵軍直屬特務連連長。紅軍長征後,留下堅持敵後遊擊戰爭。後受黨組織委派,加入國民革命軍預四師,從事秘密兵運工作。先後擔任連長、營長和師參謀長,1941年,在夷陵戰役中犧牲。1981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王中柱(1914-1941),男,中共黨員。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組織委派,加入國民革命軍預四師,從事秘密兵運工作。抗戰期間,參加過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著名戰役,先後擔任連長、營長、團長和國民革命軍預四師副師長,1941年,在夷陵戰役中犧牲。1981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


    最讓我吃驚的,烈士名單裏,我竟然看到了高誌揚!


    照片上的這個男人,身穿航空連體服,嘴角帶著一絲憨厚和微笑,但眉宇間,依然有種東北漢子的剛毅和血性,但如兄如父,他和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開創了中國空軍的曆史,守住了中華民族不屈的天空。


    高誌揚(1911-1941),奉天人,1911年10月9日出生。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軍校第8期。1933年,轉入入中央航空軍官學校第3期學習,因成績優異,留下作為教官。在校期間,受到地下黨的影響,思想上追求進步。經黨組織嚴格考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負責人領導。


    淞滬會戰爆發後,高誌揚調入中國空軍第4大隊參加抗日戰爭,先後擊落擊傷多架日機,並擊斃日本海軍航空兵“爆擊天王”,獲得國民政府通令嘉獎。1941年,在迎戰日機戰鬥中英勇犧牲。1981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如果高誌揚烈士能活到解放後,他很可能是我人民空軍第一任空軍司令。”李局長語氣中充滿惋惜,“一場抗日戰爭,我們犧牲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


    我仔細瞻仰著烈士的遺像,他們都那麽年輕,有的俊朗,有的穩重,有的端莊,他們的生辰各不相同,但他們的生命,卻都在1941年4月前後,戛然而止。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為了一場殘酷的戰鬥,而英勇獻身,而這場戰鬥,應該就是那個神秘的“死士行動”!


    麵對這些烈士的遺像,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講這些烈士們的事跡寫出來,讓他們栩栩如生地出現在作者麵前。


    烈士紀念堂內部還有一扇木門,被一把銅鎖緊緊鎖著。


    我感覺到,木門後麵,應該有更隱秘的秘密。


    李局長看出了我的疑惑:“於新同誌,門後就是‘死士行動’的核心人員靈堂。這麽多年,他們不知道埋骨何處,隻留下一個個名字。而且,直到現在,連個烈士的名分都沒有。”


    李局長語調中充滿惆悵。


    “那,為什麽?”我指著那些背景牆上照片說道,“這些烈士,是以國民黨軍官的身份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不還是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了嗎?”


    “但他們不同,”李局長看著那個冰冷的門鎖,低沉地說道,“他們曾經是新四軍戰俘,也留下過自首書……而且,‘死士行動’是在軍統的直接指揮下,盡管他們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盡管林老堅持認為,他們是受我黨秘密指令參加了行動,但相關當事人全部犧牲,甚至就犧牲在小分隊槍下……所以,對他們的身份論定,一直爭議不斷。為他們恢複名譽,林老為此付出了畢生心血,但依然缺乏一個好的契機。近些年,隨著世界上關於二戰資料陸續解密,尤其是蘇聯解體以後,有關共產國際的大量珍貴曆史文獻重見天日,讓我們有了充足的資料,從更廣闊的視野,審視這個‘死士行動’。可惜的是,林老年紀太大,大腦又受了損傷,挖掘整理這些資料的重任,就落在你肩頭了。於新同誌,你就是打開這把鎖的鑰匙!”


    李局長的眼中,閃動著熱切的光芒。


    我心中一種責任感油然而生!“李局長,我不會辜負您和林老的期望,我一定會讓那段真實的曆史,重現天日。”


    “很好!”李局長滿意地點點頭,“對‘死士行動’的背景,你已經了解了很多。待會,王科長會再送給你一箱資料,看了這些資料,你就會明白《國歌》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確切含義!”


    我迴到我原先的宿舍,一個藤條箱已經放在我書桌邊。


    我打開箱子,裏麵的材料已經分門別類,整理得整整齊齊。我拿出來放在書桌上,沉下心來,一一翻閱。


    如果說以前看這些內部資料,我心情是激動和感動,那麽,當我翻看這批資料時,我的心情始終被悲憤和屈辱籠罩著。我能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筆,向讀者還原那段悲壯、悲愴甚至悲慘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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