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國內有學者人將“信仰”譯為“叩拜”（見錢乘旦主編、張倩紅著的《困頓於再生——猶太文化的現代化》），有人認為是不妥的。猶太人與上帝建立的是一種人、神之間的契約關係，猶太教以至後來的基督教都沒有偶像崇拜，談不到東方式的對神五體投地的“叩拜”問題。
埃及的西奈山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十誡中最容易觸犯的就是偶像崇拜，古來多少帝王假借神的名義奴役、屠殺人民，而又有多少人對濫用權力的帝王頂禮膜拜，五體投地，心甘情願地依附於極權製度。而猶太人的上帝則不同，他存在，但無形，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假借神的名義愚弄人民，虐待人民，屠殺人民。
如果把這種神、人之間的立約視為“荒唐”、“迷信”那就太缺乏悟性了。既然任何權力都必須自我約束，即使是上帝的權力，這就為隨後以立約的方式約束和限製世俗的權力和人的自由提供了一種示範。依據它，人與人、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都可以借助立約的方式來加以調整和處理。
現代社會中也有這種“更高級”的法律，這就是憲法。憲法與普通法律的區別在於，憲法是“人民的公約”，是由人民製定的、政府不能更改的律法，它高於一般法律和政府的權力，具有至上性和神聖性。有了憲法（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才能一勞永逸地獲得“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和自由、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以及保證公民安全和獨立的那些權利和自由——諸如，移居自由和職業選擇的自由、法律規則的保護”（羅爾斯）。
對於公民來說，若想真正獲得這些權利，就必須絕對服從憲法，並向政府納稅。對於政府來說，其征稅的目的隻有一個——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以保證他們獲得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政府沒有存在的其他理由——無論這理由聽起來多麽輝煌，多麽高尚。除此之外，還必須設法分割、平衡和製約政府的權力，建立廉價的和有限的政府，以避免政府權力的專橫對公民權利的侵害。這些，就是憲政民*主製度的精華所在。
在上帝之下，在律法之下，在憲法之下，這三個命題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不懂得前兩個命題的民族，自然也就弄不懂憲法、憲政究竟是怎麽迴事。七搞八搞，終究搞不出真正的憲政民*主製度來。“出埃及”，是猶太民族的一次新生。它不僅僅是把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更重要的是把猶太民族從異族文化的控製下解放出來，自此，以色列人作為一個種族得以保存下來，而不至於被異族的統治所“滅種”（從屠殺猶太嬰兒和“金牛”事件的發生可以斷定，這是不可避免的）。
西奈山盟約確立了以色列人的一神崇拜和作為獨立民族所必須的法律規範和基本價值體係，使他們擁有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這是“出埃及”事件的最不同凡響之處，是猶太民族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重要標誌。這一切，作為堅固的精神之柱支撐著他們在曠野中漂泊40年之久而沒有分裂、瓦解和消失。
40年前，他們還是一群因久經壓迫而意誌委靡、一盤散沙般的奴隸，40年後，他們已經是擁有堅固凝聚力和鋼鐵意誌的堅強戰士。從此之後，不管遭遇多少艱難困苦和生存危機，他們都不再受“奴役心理”的禁錮，能夠以坦然的心態去麵臨任何考驗而不改其誌。
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立國之父，他遵照上帝的旨意帶領以色列人擺脫奴役，追求自由，逃離埃及，並使本民族重新建立對上帝的信仰。在西奈山，他領會了上帝對人世間的律法，把它傳給了雅各的子孫，並一直流傳至今。
在那冗長漂流的歲月裏，摩西常默想上帝的作為，及後他把上帝給他的啟示記錄下來，免得日後失傳。摩西五經大部分是在那時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記載摩西經曆的聖經舊約經卷《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的主題：基督（聖所或教堂）是上帝子民的救贖、拯救和供應，也是他們敬拜並事奉上帝的憑借，使他們在基督裏麵與上帝在一起，而得與上帝相見，彼此交通，互為居所。
整本聖經都在寫上帝要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他的居所在這裏由帳幕所表征。帳幕的建造，包括約櫃，遮罪蓋，陳設餅的桌子，金燈台，金香壇，燔祭壇，銅洗濯盆等。
《出埃及記》的前半段則描述這個新團體如何得以成形。焦點集中在兩個地區，一個是埃及，另一個是西奈。前半部是描寫以色列人如何從埃及到西奈，後半部則是在西奈山如何組織成一個特別的民族。
當然，這本書的主角其實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摩西，而是真神自己。這本書提出了不少上帝的屬性，其中明顯的是：他是自有永有的；他是耶和華；他是聖潔的；施行救贖，又施行審判。
到拉美西斯二世去世以後，即1205年左右，埃及國力衰退，在迦南的統治力大大降低，各地紛紛獨立，以色列人才在摩西的帶領下返迴了故鄉迦南（巴勒斯坦）。
這位猶太民族當之無愧的偉大領袖，至死都牢牢地信守著他對上帝——人民的承諾和義務，在曆盡一生的艱辛及40年的流浪生活之後，bc1205年，他終於把自己的同胞帶迴到故鄉迦南的大門口。他說到了，也做到了。
但是此時他已經再無力進入迦南了。他指定約書亞，而不是他過於蒼老、衰弱的哥哥亞倫做自己的繼承人。然後，吃力地登上了位於死海東岸的比斯迦山的頂峰。在他的腳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死海和約旦河穀，而那片肥沃的“新月形地帶”迦南故鄉，已赫然展現在眼前。他當時一定是微笑了，然後，他倒在地上，就這樣孤獨地死去。沒有人知道他葬在何處。
埃及的西奈山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十誡中最容易觸犯的就是偶像崇拜，古來多少帝王假借神的名義奴役、屠殺人民，而又有多少人對濫用權力的帝王頂禮膜拜，五體投地，心甘情願地依附於極權製度。而猶太人的上帝則不同，他存在，但無形，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假借神的名義愚弄人民，虐待人民，屠殺人民。
如果把這種神、人之間的立約視為“荒唐”、“迷信”那就太缺乏悟性了。既然任何權力都必須自我約束，即使是上帝的權力，這就為隨後以立約的方式約束和限製世俗的權力和人的自由提供了一種示範。依據它，人與人、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都可以借助立約的方式來加以調整和處理。
現代社會中也有這種“更高級”的法律，這就是憲法。憲法與普通法律的區別在於，憲法是“人民的公約”，是由人民製定的、政府不能更改的律法，它高於一般法律和政府的權力，具有至上性和神聖性。有了憲法（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才能一勞永逸地獲得“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和自由、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以及保證公民安全和獨立的那些權利和自由——諸如，移居自由和職業選擇的自由、法律規則的保護”（羅爾斯）。
對於公民來說，若想真正獲得這些權利，就必須絕對服從憲法，並向政府納稅。對於政府來說，其征稅的目的隻有一個——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以保證他們獲得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政府沒有存在的其他理由——無論這理由聽起來多麽輝煌，多麽高尚。除此之外，還必須設法分割、平衡和製約政府的權力，建立廉價的和有限的政府，以避免政府權力的專橫對公民權利的侵害。這些，就是憲政民*主製度的精華所在。
在上帝之下，在律法之下，在憲法之下，這三個命題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不懂得前兩個命題的民族，自然也就弄不懂憲法、憲政究竟是怎麽迴事。七搞八搞，終究搞不出真正的憲政民*主製度來。“出埃及”，是猶太民族的一次新生。它不僅僅是把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更重要的是把猶太民族從異族文化的控製下解放出來，自此，以色列人作為一個種族得以保存下來，而不至於被異族的統治所“滅種”（從屠殺猶太嬰兒和“金牛”事件的發生可以斷定，這是不可避免的）。
西奈山盟約確立了以色列人的一神崇拜和作為獨立民族所必須的法律規範和基本價值體係，使他們擁有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這是“出埃及”事件的最不同凡響之處，是猶太民族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重要標誌。這一切，作為堅固的精神之柱支撐著他們在曠野中漂泊40年之久而沒有分裂、瓦解和消失。
40年前，他們還是一群因久經壓迫而意誌委靡、一盤散沙般的奴隸，40年後，他們已經是擁有堅固凝聚力和鋼鐵意誌的堅強戰士。從此之後，不管遭遇多少艱難困苦和生存危機，他們都不再受“奴役心理”的禁錮，能夠以坦然的心態去麵臨任何考驗而不改其誌。
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立國之父，他遵照上帝的旨意帶領以色列人擺脫奴役，追求自由，逃離埃及，並使本民族重新建立對上帝的信仰。在西奈山，他領會了上帝對人世間的律法，把它傳給了雅各的子孫，並一直流傳至今。
在那冗長漂流的歲月裏，摩西常默想上帝的作為，及後他把上帝給他的啟示記錄下來，免得日後失傳。摩西五經大部分是在那時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記載摩西經曆的聖經舊約經卷《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的主題：基督（聖所或教堂）是上帝子民的救贖、拯救和供應，也是他們敬拜並事奉上帝的憑借，使他們在基督裏麵與上帝在一起，而得與上帝相見，彼此交通，互為居所。
整本聖經都在寫上帝要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他的居所在這裏由帳幕所表征。帳幕的建造，包括約櫃，遮罪蓋，陳設餅的桌子，金燈台，金香壇，燔祭壇，銅洗濯盆等。
《出埃及記》的前半段則描述這個新團體如何得以成形。焦點集中在兩個地區，一個是埃及，另一個是西奈。前半部是描寫以色列人如何從埃及到西奈，後半部則是在西奈山如何組織成一個特別的民族。
當然，這本書的主角其實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摩西，而是真神自己。這本書提出了不少上帝的屬性，其中明顯的是：他是自有永有的；他是耶和華；他是聖潔的；施行救贖，又施行審判。
到拉美西斯二世去世以後，即1205年左右，埃及國力衰退，在迦南的統治力大大降低，各地紛紛獨立，以色列人才在摩西的帶領下返迴了故鄉迦南（巴勒斯坦）。
這位猶太民族當之無愧的偉大領袖，至死都牢牢地信守著他對上帝——人民的承諾和義務，在曆盡一生的艱辛及40年的流浪生活之後，bc1205年，他終於把自己的同胞帶迴到故鄉迦南的大門口。他說到了，也做到了。
但是此時他已經再無力進入迦南了。他指定約書亞，而不是他過於蒼老、衰弱的哥哥亞倫做自己的繼承人。然後，吃力地登上了位於死海東岸的比斯迦山的頂峰。在他的腳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死海和約旦河穀，而那片肥沃的“新月形地帶”迦南故鄉，已赫然展現在眼前。他當時一定是微笑了，然後，他倒在地上，就這樣孤獨地死去。沒有人知道他葬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