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有說過有在看梁文道先生的《常識》，而今天恰巧看到了一篇《常識》讀後感，把它貼出來騙騙字數。這篇文章是在09年寫的，向原作者問好。
梁文道是個香港人，70年生，經常出沒在媒體銀屏之上(比如《鏘鏘三人行》)。《常識》是他最近的一部書，據說賣得還蠻火，於是找來看看。
在他的《序言》裏，他對這部書從題目到內容都做了點解釋，很有意思。有關題目呢，他是想效仿美國開國“客賢”托馬斯潘恩的同名著作：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曆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並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裏，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紮紮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誇張……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豐富義蘊”自然要靠內容來體現了。別看梁文道在“鏘鏘三人行”裏不時油腔滑調，他的“主業”倒是寫嚴肅時評的。談到時評，梁文道頗為其生命力短暫抱憾：一篇優秀的評論在發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迴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後成書，這種精簡的優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複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雲，讀者必須發揮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強迴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伴隨著這種悲觀的“速朽”論，梁文道感歎道：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麽意義呢？
話雖然這麽說，他還不是把《常識》結集出版了。當然作者另找了個借口：隻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隻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書名《常識》的意思得到了體現。時評一般是攻訐時弊的，而時弊反複出現以致成為“常識”算不得好事。為此作者又善意的謙虛道：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麽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誌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常識》並不算很厚，而就我從“鏘鏘三人行”裏得到的印象，梁文道可不是吝於表達的人。但他故意把《常識》弄的很短，自有他的理由：我卻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自窮經鑽研學問之餘，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征兆。
具體看其內容，實際上就是匯總了過去幾年發表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明報》、“牛博網”上的文章。我惡意的想，這可算是“小冊子”的一個極好借口。
時評總是離不開政治的，而梁文道的文章頗讓自己兩麵受氣。一方麵，由於《一即一切的民族主義邏輯》、《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日本 搞清楚你反對的對象》等文章號召“理性”、“看清”、“區別對待”，他被大陸“憤青”痛斥為右派、漢奸、美帝走狗；另一方麵，由於他自稱“從馬克思追讀到齊澤克，思想上一直自認是左翼分子”，因此在香港又被攻擊為企圖“複活共產主義”的“老左”。
有關左右之爭，原來我也不甚了解，昨天讀到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的《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算是有了些印象。最簡單的說，左派要求公平優先；右派要求自由優先——但他們都承認基礎的公平自由必須同時得到保障。極左則完全摒棄自由，搞強力政府，把百姓當成蠶寶寶；極右則完全摒棄公平，主張“最小政府”，把一切權力移交給“市場自由競爭”，從而必然導致金融寡頭政治——就是從這個角度，秦暉先生認為：左右很遠，但極左與極右卻很近。
當然《常識》中也有一些政治色彩不那麽濃厚的文章，比如《“港台腔”錯在哪裏》就在為粵語討說法。意思是要求公平，普通話如果不應帶入港台腔，那麽也請少一點“東北味”。《老師 一種基礎的職業》對比了芬蘭和中國教育、教師以及學生的差異，得出了“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的悲哀結論。而在《足球 中國社會困境的折射》中，梁文道毫不留情的把國足批為“中國體育界的奇恥大辱，還是世界體壇的一道謎題”，看著倒也解氣。
總的來說，梁文道的書是不錯的。作者修養既高，文章的知識性也強，讀著很受教益。不過指望這本《常識》達到托馬斯潘恩的高度，我看還不太可能。
前天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事）這篇文章已經轉成私人性質的了，沒太大的必要用那種文章騙字數，隻當是傳播一些應該知道的信息而已。
轉的這篇讀後感有幾個目的，一是為了證明寫時評沒有好下場，二是想看看我自己的下場如何。曆史總是在重複，我的評論永遠用的上，卻希望它永遠用不上。
最近想了許多事，老批評中國人真的沒意思，我都厭煩了。每次出現什麽重大事件的時候他們的表現總是那麽的沒的新意，先是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情緒，然後觀察周圍人對事件的看法準備選好隊伍站立，接著就跟著大隊伍一起叫嚷人雲亦雲，最後就當作什麽也沒發生過繼續卑微的活著。
錢雲不會被車碾就已經注定了會有更多人會被車碾，隻是人人都覺得自己不會是那個倒黴鬼，其實我們人人都是倒黴鬼。
韓寒新博文寫了利比亞，按照劇情須要他又一次代表了月亮消失了某一國的專製和獨裁。韓寒的出鏡總是那樣的準確無誤，總是在最適當的時候將許多人長期積累的怨氣瀉走，多吃瀉立停吧。
近來確實沒有什麽寫東西的欲望，我頹了。阿濤帶著曉紅兩個人玩的可高興了，小木神經了，e哥更宅了，小婭去當工程師了，我沒有創作靈感了。
我最近越來越正經了，我感到很傷心，我不是叫獸，我沒有穿西裝打領帶站講台忽悠大眾，我就是講點長期積累的怨氣，自我發泄一下，看來我也應該吃點瀉立停了。
以上就是3月25號的所有內容，又騙了大家點字數，希望還有下次。總結關於陰陽術的東西：能瀉莫阻，阻也阻不住。
梁文道是個香港人，70年生，經常出沒在媒體銀屏之上(比如《鏘鏘三人行》)。《常識》是他最近的一部書，據說賣得還蠻火，於是找來看看。
在他的《序言》裏，他對這部書從題目到內容都做了點解釋，很有意思。有關題目呢，他是想效仿美國開國“客賢”托馬斯潘恩的同名著作：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曆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並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裏，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紮紮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誇張……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豐富義蘊”自然要靠內容來體現了。別看梁文道在“鏘鏘三人行”裏不時油腔滑調，他的“主業”倒是寫嚴肅時評的。談到時評，梁文道頗為其生命力短暫抱憾：一篇優秀的評論在發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迴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後成書，這種精簡的優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複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雲，讀者必須發揮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強迴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伴隨著這種悲觀的“速朽”論，梁文道感歎道：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麽意義呢？
話雖然這麽說，他還不是把《常識》結集出版了。當然作者另找了個借口：隻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隻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書名《常識》的意思得到了體現。時評一般是攻訐時弊的，而時弊反複出現以致成為“常識”算不得好事。為此作者又善意的謙虛道：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麽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誌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常識》並不算很厚，而就我從“鏘鏘三人行”裏得到的印象，梁文道可不是吝於表達的人。但他故意把《常識》弄的很短，自有他的理由：我卻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自窮經鑽研學問之餘，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征兆。
具體看其內容，實際上就是匯總了過去幾年發表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明報》、“牛博網”上的文章。我惡意的想，這可算是“小冊子”的一個極好借口。
時評總是離不開政治的，而梁文道的文章頗讓自己兩麵受氣。一方麵，由於《一即一切的民族主義邏輯》、《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日本 搞清楚你反對的對象》等文章號召“理性”、“看清”、“區別對待”，他被大陸“憤青”痛斥為右派、漢奸、美帝走狗；另一方麵，由於他自稱“從馬克思追讀到齊澤克，思想上一直自認是左翼分子”，因此在香港又被攻擊為企圖“複活共產主義”的“老左”。
有關左右之爭，原來我也不甚了解，昨天讀到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先生的《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算是有了些印象。最簡單的說，左派要求公平優先；右派要求自由優先——但他們都承認基礎的公平自由必須同時得到保障。極左則完全摒棄自由，搞強力政府，把百姓當成蠶寶寶；極右則完全摒棄公平，主張“最小政府”，把一切權力移交給“市場自由競爭”，從而必然導致金融寡頭政治——就是從這個角度，秦暉先生認為：左右很遠，但極左與極右卻很近。
當然《常識》中也有一些政治色彩不那麽濃厚的文章，比如《“港台腔”錯在哪裏》就在為粵語討說法。意思是要求公平，普通話如果不應帶入港台腔，那麽也請少一點“東北味”。《老師 一種基礎的職業》對比了芬蘭和中國教育、教師以及學生的差異，得出了“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的悲哀結論。而在《足球 中國社會困境的折射》中，梁文道毫不留情的把國足批為“中國體育界的奇恥大辱，還是世界體壇的一道謎題”，看著倒也解氣。
總的來說，梁文道的書是不錯的。作者修養既高，文章的知識性也強，讀著很受教益。不過指望這本《常識》達到托馬斯潘恩的高度，我看還不太可能。
前天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事）這篇文章已經轉成私人性質的了，沒太大的必要用那種文章騙字數，隻當是傳播一些應該知道的信息而已。
轉的這篇讀後感有幾個目的，一是為了證明寫時評沒有好下場，二是想看看我自己的下場如何。曆史總是在重複，我的評論永遠用的上，卻希望它永遠用不上。
最近想了許多事，老批評中國人真的沒意思，我都厭煩了。每次出現什麽重大事件的時候他們的表現總是那麽的沒的新意，先是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情緒，然後觀察周圍人對事件的看法準備選好隊伍站立，接著就跟著大隊伍一起叫嚷人雲亦雲，最後就當作什麽也沒發生過繼續卑微的活著。
錢雲不會被車碾就已經注定了會有更多人會被車碾，隻是人人都覺得自己不會是那個倒黴鬼，其實我們人人都是倒黴鬼。
韓寒新博文寫了利比亞，按照劇情須要他又一次代表了月亮消失了某一國的專製和獨裁。韓寒的出鏡總是那樣的準確無誤，總是在最適當的時候將許多人長期積累的怨氣瀉走，多吃瀉立停吧。
近來確實沒有什麽寫東西的欲望，我頹了。阿濤帶著曉紅兩個人玩的可高興了，小木神經了，e哥更宅了，小婭去當工程師了，我沒有創作靈感了。
我最近越來越正經了，我感到很傷心，我不是叫獸，我沒有穿西裝打領帶站講台忽悠大眾，我就是講點長期積累的怨氣，自我發泄一下，看來我也應該吃點瀉立停了。
以上就是3月25號的所有內容，又騙了大家點字數，希望還有下次。總結關於陰陽術的東西：能瀉莫阻，阻也阻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