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安大”之遷
安都大學是在寧秀的唯一一所大學，解放初整體從省城遷到寧秀，在寧秀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曆史了，學校和寧秀各行各業各方麵都已經完全融為了一體，寧秀人民以有安都大學而驕傲，寧秀的老百姓稱安都大學都親切的稱之為“我們的‘安大’”。安都大學也以能夠為寧秀的發展做出貢獻而自豪。校地雙方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可以說是寧秀地方和安都大學的優良傳統。
可胥忖朱擔任寧秀市委書記後，卻認為安都大學占據了寧秀一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都是寧秀方麵免費供給的，覺得寧秀方麵吃虧了。在胥忖朱擔任書記不久，安都大學向寧秀提出了兩個希望寧秀方麵解決的問題，一是住房製度改革後，學校教職工的住房產權問題，需要當地政府明確其土地性質，學校方麵的總的意安出的一些要求，隻要不是明顯地與中央的政策相違背，寧秀基本上都是給予了滿足，因此，學校領導就對此問題向學校教職工做了承諾。之前在雲萬裏擔任寧秀市委書記時，安都大學就曾經提出過此問題，當時雲萬裏提出了一個意向性的意見，要求國土部門研究提出具體的操作辦法。但還沒有等到國土部門拿出意見，雲萬裏就被調走了。胥忖朱上任後，學校又提出這個問題。同時，學校方麵還提出希望寧秀地方再為學校提供二千畝土地作為實驗農場。材料送到胥忖朱那裏後，胥忖朱既沒有了解之前的情況，也沒有找國土部門和分管的副市長商量，就在材料上直接簽署了意見：“按照《土地法》的規定，土地出讓都要實行有償使用。因此，學校教職工住房用地和實驗農場用地，都應該實行有償使用。否則就是違法。”市委書記簽了字，誰還敢去和市委書記理論，說這種簽法有問題？並且從字麵上講，胥忖朱簽署的意見也非常正確。學校領導接到市委辦公室轉去的胥忖朱的批示後，很是氣憤，感覺地方對學校的工作太不支持。本來學校計劃將土地拿到後，把教職工住房的產權問題解決了，也便於穩定教職工的思想，現在胥忖朱這樣批示，就使學校領導給教職工的承諾徹底落了空，這對於學校領導來講，無論是麵子上還是工作上，都造成了極大的被動。為此，學校方麵又由一個副校長出麵，找到市國土部門的領導，一起給胥忖朱匯報，並把學校與地方前前後後的關係都做了一番陳述，希望胥忖朱能夠理解和支持，並說原任市委書記雲萬裏在任時已經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不說雲萬裏已經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可能還好，當胥忖朱聽說雲萬裏已經有說法時，更覺得自己的簽字正確，也就更是堅持自己的意見。胥忖朱心裏想，我才不管你與寧秀的關係如何，反正寧秀又不是我個人的，並且自己也不可能在寧秀幹一輩子，隻要自己在寧秀任職期間做得有成績就行了。胥忖朱算了一個帳，如果安都大學的上千畝土地能夠收迴一定的土地使用費，哪怕幾十萬元一畝，也是幾個億的收入。這幾個億的收入對於財政收入也隻有不到二十個億的寧秀來說，無異就使財政收入增加了一大筆，短時間內不就是自己的政績了嗎？更何況安大的有些土地是遠遠不了幾十萬元一畝。
在官場上，前後任之間的關係一直非常微妙，新官不理舊事的現象不僅是司空見慣，簡直可以說已經是形成了習慣。無論前任做的事情有用沒用，結沒有結束，都可能被置之不理，任其成為遺留問題。但如果前任做的事對後任不利，那麽肯定會被後任隨便找個理由甚至理由都不找就完全給否定掉。後任否定前任，再後任又否定後任，似乎隻有否定了前任，才能肯定後任；而肯定了前任，就否定了自己。在前麵已經說到，如果前任被提拔了還好，如果前任是因犯錯誤被處理了的，其所作所為就會被後任全盤否定掉。這種人為地把前後任置於相互對立的兩麵的現象，可以說是官場上一種非常普遍的奇怪現象。
目前我們實行的是領導幹部任期製，並且實行異地交流任職。這種做法，既有好的一麵，也有不好的一麵。好的一麵是可以避免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任職時間長了後思想僵化、行為保守，發展裹腳不前，同時也可能避免因為任職時間長而產生難以發現和控製的**。但不好的一麵就是由於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幹的時間不長，思想上、工作上都很容易出現短期行為；同時，由於是異地任職，思想上沒有太多的顧慮，幹好事可以沒有顧忌大膽地幹，但幹壞事同樣也可以沒有顧忌大膽地幹。從某種程度上講，外地幹部幹起壞事來比本地幹部可以更加肆無忌憚。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注重口碑名譽的社會，並且是一個家庭、家族觀念都非常強的社會。如果一個家庭在當地口碑不好，或者是家庭裏有人幹了違法犯罪或傷天害理的事，這個家庭甚至家族的人可能都會因此覺得在別人麵前抬不起頭，或者是低人一等。並且這個影響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人或者是一代人，完全可能因此影響這個家庭幾代人，因為他們祖祖輩輩都會在那個地方生活。而一個外地人，由於隻有一個人，即使幹了什麽違法犯罪或者是傷天害理的事，雖然有“好事不出名，壞事傳千裏”的說法，但其對幹壞事的家庭的影響就比在幹部家庭所在地要小得多。外人因為不完全清楚其違法犯罪或傷天害理的事實，他的家庭還完全可能說是被整或者是冤枉。
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出現不少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問題是客觀的，有的問題則是因為幹部異地任職而主觀造成的。一個外地幹部到任後，對當地的人文地理、社情民意、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發展的前因後果都不清楚，就是熟悉情況，也隻是表麵的、階段性的。而對於一個地區的深層次情況的了解必須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往往我們現在的幹部急功近利的思想都非常突出，上任一兩年時間，就想著得到提拔或者是調整到更重要的崗位上去，如果兩三年得不到提拔，在思想上就開始鬆勁，幹起事來也更想不到為長遠著想。胥忖朱在思想中出現的這種想法，實際上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更何況胥忖朱頭腦裏一心想的是如何實實在在地確立自己在寧秀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地位，實實在在地撈取一些好處。
就這樣，安都大學幾十年來與寧秀良好的合作關係，就因為胥忖朱在土地問題上的不讓步而被撕裂了。加上寧秀的基礎教學質量從八十年代後期就一直下滑，安都大學的教師們自己都是老師，當然更知道如何培養自己的孩子，因為寧秀的教學質量差，不少教職工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寧秀以外教育質量比寧秀好的地方讀書去了。但現在每個家庭基本上都隻有一個孩子，孩子離開父母後，不光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感情交流少了，非知識性的教育也少了，大家感到這對於孩子今後的成長同樣存在問題。本來已經有不少老師向學校口頭或書麵提出希望學校搬出寧秀，搬到省城或離省城較近的地方去，並且這幾年國家教育部正在進行大學教育布局調整，搬離寧秀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為這件事，使安都大學的領導們堅定了要搬離寧秀的決心。而安都大學一旦離開寧秀，給寧秀帶來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且不要說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一所大學，整個城市品位都會下降很多，單就是每年幾萬學生在當地的消費，就是引進幾個產值上億的企業也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更何況內涵的東西（如因為有安大在寧秀，寧秀的城市品味明顯比沒有大學的地方高）是無法用產值和效益來衡量的。此事寧秀人民不知內幕，安都大學要搬離寧秀的消息傳出去後，寧秀地方也隻是片麵地講是安都大學要搬離寧秀，寧秀地方無法挽留。安都大學也不便說是因為寧秀地方不支持不配合，也隻好背著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罪名。畢竟一所大學的搬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沒有完全搬離之前，很多事還需要地方支持、配合。學校領導也非常清楚，如果在學校沒有完全搬離之前就把地方得罪了，那麽會給學校帶來很多麻煩的。雖然學校在寧秀似乎顯得有些誌矮氣短，但搬遷的進度卻明顯加快了。
由於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寧秀的老百姓都認為安都大學要搬遷是學校的原因，不知道其中還有這樣的故事，因此，罵學校的多，罵地方領導的少，罵胥忖朱的就更少。實際上安都大學搬遷，既有學校的原因，更有地方的原因。而地方的原因既有主觀方麵的，也有客觀方麵的，但更多的是地方領導主觀方麵的原因，特別是胥忖朱當書記後的做派和對於安大的態度，迫使學校領導下決心搬離寧秀到省城附近的一個地方去落腳。如果胥忖朱當書記後，在土地問題上讓點步，在服務方麵多做點工作，安都大學或許就不會那麽快地下定搬離寧秀的決心。<
安都大學是在寧秀的唯一一所大學，解放初整體從省城遷到寧秀，在寧秀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曆史了，學校和寧秀各行各業各方麵都已經完全融為了一體，寧秀人民以有安都大學而驕傲，寧秀的老百姓稱安都大學都親切的稱之為“我們的‘安大’”。安都大學也以能夠為寧秀的發展做出貢獻而自豪。校地雙方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可以說是寧秀地方和安都大學的優良傳統。
可胥忖朱擔任寧秀市委書記後，卻認為安都大學占據了寧秀一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都是寧秀方麵免費供給的，覺得寧秀方麵吃虧了。在胥忖朱擔任書記不久，安都大學向寧秀提出了兩個希望寧秀方麵解決的問題，一是住房製度改革後，學校教職工的住房產權問題，需要當地政府明確其土地性質，學校方麵的總的意安出的一些要求，隻要不是明顯地與中央的政策相違背，寧秀基本上都是給予了滿足，因此，學校領導就對此問題向學校教職工做了承諾。之前在雲萬裏擔任寧秀市委書記時，安都大學就曾經提出過此問題，當時雲萬裏提出了一個意向性的意見，要求國土部門研究提出具體的操作辦法。但還沒有等到國土部門拿出意見，雲萬裏就被調走了。胥忖朱上任後，學校又提出這個問題。同時，學校方麵還提出希望寧秀地方再為學校提供二千畝土地作為實驗農場。材料送到胥忖朱那裏後，胥忖朱既沒有了解之前的情況，也沒有找國土部門和分管的副市長商量，就在材料上直接簽署了意見：“按照《土地法》的規定，土地出讓都要實行有償使用。因此，學校教職工住房用地和實驗農場用地，都應該實行有償使用。否則就是違法。”市委書記簽了字，誰還敢去和市委書記理論，說這種簽法有問題？並且從字麵上講，胥忖朱簽署的意見也非常正確。學校領導接到市委辦公室轉去的胥忖朱的批示後，很是氣憤，感覺地方對學校的工作太不支持。本來學校計劃將土地拿到後，把教職工住房的產權問題解決了，也便於穩定教職工的思想，現在胥忖朱這樣批示，就使學校領導給教職工的承諾徹底落了空，這對於學校領導來講，無論是麵子上還是工作上，都造成了極大的被動。為此，學校方麵又由一個副校長出麵，找到市國土部門的領導，一起給胥忖朱匯報，並把學校與地方前前後後的關係都做了一番陳述，希望胥忖朱能夠理解和支持，並說原任市委書記雲萬裏在任時已經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不說雲萬裏已經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可能還好，當胥忖朱聽說雲萬裏已經有說法時，更覺得自己的簽字正確，也就更是堅持自己的意見。胥忖朱心裏想，我才不管你與寧秀的關係如何，反正寧秀又不是我個人的，並且自己也不可能在寧秀幹一輩子，隻要自己在寧秀任職期間做得有成績就行了。胥忖朱算了一個帳，如果安都大學的上千畝土地能夠收迴一定的土地使用費，哪怕幾十萬元一畝，也是幾個億的收入。這幾個億的收入對於財政收入也隻有不到二十個億的寧秀來說，無異就使財政收入增加了一大筆，短時間內不就是自己的政績了嗎？更何況安大的有些土地是遠遠不了幾十萬元一畝。
在官場上，前後任之間的關係一直非常微妙，新官不理舊事的現象不僅是司空見慣，簡直可以說已經是形成了習慣。無論前任做的事情有用沒用，結沒有結束，都可能被置之不理，任其成為遺留問題。但如果前任做的事對後任不利，那麽肯定會被後任隨便找個理由甚至理由都不找就完全給否定掉。後任否定前任，再後任又否定後任，似乎隻有否定了前任，才能肯定後任；而肯定了前任，就否定了自己。在前麵已經說到，如果前任被提拔了還好，如果前任是因犯錯誤被處理了的，其所作所為就會被後任全盤否定掉。這種人為地把前後任置於相互對立的兩麵的現象，可以說是官場上一種非常普遍的奇怪現象。
目前我們實行的是領導幹部任期製，並且實行異地交流任職。這種做法，既有好的一麵，也有不好的一麵。好的一麵是可以避免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任職時間長了後思想僵化、行為保守，發展裹腳不前，同時也可能避免因為任職時間長而產生難以發現和控製的**。但不好的一麵就是由於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幹的時間不長，思想上、工作上都很容易出現短期行為；同時，由於是異地任職，思想上沒有太多的顧慮，幹好事可以沒有顧忌大膽地幹，但幹壞事同樣也可以沒有顧忌大膽地幹。從某種程度上講，外地幹部幹起壞事來比本地幹部可以更加肆無忌憚。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注重口碑名譽的社會，並且是一個家庭、家族觀念都非常強的社會。如果一個家庭在當地口碑不好，或者是家庭裏有人幹了違法犯罪或傷天害理的事，這個家庭甚至家族的人可能都會因此覺得在別人麵前抬不起頭，或者是低人一等。並且這個影響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人或者是一代人，完全可能因此影響這個家庭幾代人，因為他們祖祖輩輩都會在那個地方生活。而一個外地人，由於隻有一個人，即使幹了什麽違法犯罪或者是傷天害理的事，雖然有“好事不出名，壞事傳千裏”的說法，但其對幹壞事的家庭的影響就比在幹部家庭所在地要小得多。外人因為不完全清楚其違法犯罪或傷天害理的事實，他的家庭還完全可能說是被整或者是冤枉。
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出現不少這樣那樣的問題，有的問題是客觀的，有的問題則是因為幹部異地任職而主觀造成的。一個外地幹部到任後，對當地的人文地理、社情民意、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發展的前因後果都不清楚，就是熟悉情況，也隻是表麵的、階段性的。而對於一個地區的深層次情況的了解必須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往往我們現在的幹部急功近利的思想都非常突出，上任一兩年時間，就想著得到提拔或者是調整到更重要的崗位上去，如果兩三年得不到提拔，在思想上就開始鬆勁，幹起事來也更想不到為長遠著想。胥忖朱在思想中出現的這種想法，實際上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更何況胥忖朱頭腦裏一心想的是如何實實在在地確立自己在寧秀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地位，實實在在地撈取一些好處。
就這樣，安都大學幾十年來與寧秀良好的合作關係，就因為胥忖朱在土地問題上的不讓步而被撕裂了。加上寧秀的基礎教學質量從八十年代後期就一直下滑，安都大學的教師們自己都是老師，當然更知道如何培養自己的孩子，因為寧秀的教學質量差，不少教職工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寧秀以外教育質量比寧秀好的地方讀書去了。但現在每個家庭基本上都隻有一個孩子，孩子離開父母後，不光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感情交流少了，非知識性的教育也少了，大家感到這對於孩子今後的成長同樣存在問題。本來已經有不少老師向學校口頭或書麵提出希望學校搬出寧秀，搬到省城或離省城較近的地方去，並且這幾年國家教育部正在進行大學教育布局調整，搬離寧秀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為這件事，使安都大學的領導們堅定了要搬離寧秀的決心。而安都大學一旦離開寧秀，給寧秀帶來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且不要說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一所大學，整個城市品位都會下降很多，單就是每年幾萬學生在當地的消費，就是引進幾個產值上億的企業也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更何況內涵的東西（如因為有安大在寧秀，寧秀的城市品味明顯比沒有大學的地方高）是無法用產值和效益來衡量的。此事寧秀人民不知內幕，安都大學要搬離寧秀的消息傳出去後，寧秀地方也隻是片麵地講是安都大學要搬離寧秀，寧秀地方無法挽留。安都大學也不便說是因為寧秀地方不支持不配合，也隻好背著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罪名。畢竟一所大學的搬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沒有完全搬離之前，很多事還需要地方支持、配合。學校領導也非常清楚，如果在學校沒有完全搬離之前就把地方得罪了，那麽會給學校帶來很多麻煩的。雖然學校在寧秀似乎顯得有些誌矮氣短，但搬遷的進度卻明顯加快了。
由於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寧秀的老百姓都認為安都大學要搬遷是學校的原因，不知道其中還有這樣的故事，因此，罵學校的多，罵地方領導的少，罵胥忖朱的就更少。實際上安都大學搬遷，既有學校的原因，更有地方的原因。而地方的原因既有主觀方麵的，也有客觀方麵的，但更多的是地方領導主觀方麵的原因，特別是胥忖朱當書記後的做派和對於安大的態度，迫使學校領導下決心搬離寧秀到省城附近的一個地方去落腳。如果胥忖朱當書記後，在土地問題上讓點步，在服務方麵多做點工作，安都大學或許就不會那麽快地下定搬離寧秀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