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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巡撫葉向高時年已近四旬，論起年紀來，比他老師高務實還大了四歲。從魚躍龍門的那一日起，葉向高便以端方溫良著稱，言行舉止四平八穩，絕無出格之處。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甚至有點宅。
不過今日，葉向高一反常態，在京華碼頭搞出了隆重盛大的場麵，用以迎接恩師凱旋述職。鑼鼓喧天之下，映襯著的是一張張笑臉，與日軍撤迴博多與名護屋時的淒涼哀怨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一番歌功頌德之中，高務實下得船來，與來迎接的官員們一一打過招唿。當然，以他的地位之尊、聲譽之隆，所謂打招唿大抵也就是拱手迴禮罷了，值得他開口寒暄一二的，也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更確切一點說，其實隻有四個人值得他稍稍認真對待。這四個人分別是：欽差鎮守天津地方太監趙又吉，巡撫天津地方讚理軍務葉向高，鎮守天津總兵官倪尚忠，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張佐治。
這四個人中，趙又吉因為是“欽差太監”，名義上排第一。不過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天津鎮守太監甭管是誰，這些年來唯一的作用就是替皇上數錢，其他事基本上與其無關。
再加上趙又吉其實論起背景來，算是萬曆朝內廷中的黃孟宇一派，他是黃孟宇當年在位時的幹兒子之一。換句話說，那也就是高務實自己的人了。
黃孟宇雖然人已經退休“榮養”，但因為他和陳矩當年關係好，外甥劉平也是宮中寵宦，所以他的派係依舊存在。對於趙又吉這種人，高務實隻要表麵上客氣兩句就行，一般不會有除了銀子之外的事情需要和他談——就算高務實真要談，趙又吉也無非小雞啄米一般當個點頭木偶。
天津巡撫葉向高不必介紹了，高務實的嫡傳門生還有什麽好說？作為天津事實上的“一把手”，他在這裏就意味著天津牢牢控製在高務實手中。
天津總兵倪尚忠此人之前沒提到過，不過隻要報一下他的籍貫來曆，背景也不必多說：倪尚忠，宣府龍門衛軍籍，原籍南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宣德六年(1431年)，他的先輩、指揮僉事倪凱奉命調至宣府鎮龍門衛守邊，成為龍關倪家的始祖。
很顯然，作為宣府將門的一員，倪尚忠的政治光譜閃爍著大大一個“高”字。
倪尚忠繼承家學，自小習武，像貌堂堂，力大無比，善使重刀，對陣殺敵時的風格突出一個勢大力沉。此人早年官運亨通，隆慶元年時，年僅十七歲的倪尚忠就世襲了指揮僉事，開始駐防後世的赤城縣金家莊、南北柵口、三岔口一帶，居然還立下過一些功勞。
萬曆六年，倪尚忠時年二十八歲，已經由指揮僉事晉升到參將，時任分守宣府下西路柴溝堡參將，正式進入高級將領行列。
萬曆十三年，倪尚忠調宣府西路任左參將，防守左右衛、張家口等地。次年二月因軍功加升宣府副總兵。萬曆十九年正月，因從伐元大軍作戰有功，升協守大同副總兵。當年十月初六，再升鎮守保定總兵官。
萬曆二十年，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因有海河的便利，高務實決定以天津為輸轉中心，促成朝廷發兵援朝抗倭，因此調倪尚忠移駐天津，舉凡調兵遣將、征募船隻、製造器械，都在天津進行，由此倪尚忠也成為第一個駐守天津的總兵官。
簡而言之，這也是個嫡係的高黨將領。
前麵這三位，要麽本就是高黨，要麽也是泛高黨，與高務實的關係都十分密切。唯有最後一位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張佐治與他們不同。
張佐治，字思謨，福建雲霄菜埔村人，後居鄰村西林，是萬曆二年甲戌科進士，比高務實早兩科，在兵備副使這一級別的官員裏，算是科場資曆比較老的了。當然，換句話說就是這位老兄官場混得不是太如意，很可能是個勞碌命。
實情也的確如此，張佐治中試之後，初任高淳縣令，又曆長興、高明二縣，以勤政廉明、斷案精確又能體恤民間隱情著稱。
由於當時高拱當政，全國丈量土地以更新田冊，作為基層官員的張佐治奉文丈量土地，據聞曾長期親自深入田間，使之不失尺寸，減輕了治下農民許多不合理的田賦負擔，受到百姓愛戴。
後來他調任慶陽府丞，又補紹興署府事，兼署上虞、諸暨二縣。在那段時間裏，正值高拱在高務實的建議下大力推進考課法，結果在朝廷對外官的考核中，張佐治以清廉的聲望和卓著的政績，被推薦參加朝廷所賜的十六人“清廉宴”，並榮升為金華知府，又補寧波知府。
這其間有兩件大案正是張佐治查審得破，就是金華孀婦昭雪冤案和定海殺人棄屍案。其中尤以後者全國聞名。
該案其實很簡單，一點也不複雜。說是定海有盜匪殺人棄屍於江中，屍首逆流而上，正好飄到官船邊上，當時官船上的主官就是張佐治。
但問題在於，張佐治當時其實隻是路過，一般而言路過的官員不會管當地的事，哪怕定海縣是他治下，這案子按照程序也應該交給定海縣令負責。
然而張佐治沒管那些，他親自察之屍體，說由屍體判斷，被害者死去並未太久，因此賊人去而未遠。於是張佐治立刻遣人急捕，果然得之。張佐治當即訊問，殺人者經不住盤問，很快從實招來。
案子雖然簡單，但張佐治在其中展現出來的果決和智慧卻為人所稱道，因此被當地人稱為神陞。尤其是他敢於打破常規，發現命案一刻也不耽誤，立查立畢，為朝廷所稱讚。
不過——凡事就怕“不過”二字——他這種打破常規的做法雖然看起來暢快，當地百姓也稱頌多年，可是官場自有官場的規矩，真不是每個人都能當高拱、高務實。
張佐治沒有二高那種能得到皇帝無限信任，天捅破了都有皇帝兜著的聖眷，因此他所在派係的朝中大佬雖然明麵上數次讚揚過他，可偏偏他的官位就再沒怎麽動過。即便要動，基本也是平調任職，而且總被調往一些民情堪憂、局勢棘手的地方。
他在浙江兜兜轉轉幹了這麽多年，終於因為前幾年高務實要求新設天津巡撫而獲得了機會。
張佐治並不是實學派的人物，他其實是心學派出身，隻不過在心學派內部的地位也不咋地，屬於比較邊緣化的那種官員。那為啥高務實要求設立天津巡撫會是他一個機會呢？
道理其實簡單：天津巡撫設立之前，在天津官位最高的文官就是兵備道，因此當時的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顯然是個實權肥缺。
然而，一旦設立了天津巡撫，尤其高務實還推薦了自己的門生葉向高出任首任撫軍，推薦了他宣大嫡係將領出身的倪尚忠出任首任總兵，那麽天津兵備的權力實際上就被架空了——除非此人也是高黨嫡係。
被架空的職務在心學派眼中就沒有了吸引力，其他心學派官員本來能夠輪得上去做兵備道的，顯然也不願意去做個泥胎木偶。
這樣一來，作為心學派邊緣人物的張佐治就平白無故被新晉的心學派大老沈一貫“器重”起來了，當即給他爭取到了“進步”，出任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即刻上任。
本來呢，高務實對此沒當迴事。雖然朝廷上下當時很擔心倭寇水軍襲擊大明沿海，而天津作為京畿海防要害，那更是海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對於高務實來說，他壓根沒把所謂“倭國水軍進犯我朝沿海”當迴事——開玩笑，就你豐臣秀吉那點水軍還tm進犯大明沿海，當我京華北洋艦隊不存在是吧？
所以，高務實當時給葉向高和倪尚忠的指示是，隻要搞好運輸中轉站，那就是大功一件，其他海防什麽的不用你倆瞎操心。於是乎，葉向高與倪尚忠二人嚴格執行了高務實的命令，完完全全撲在轉運工作之上，順帶著也忙些打造、修理前線兵甲、被服之類的工作。
至於最重要的糧食問題，高務實作為“大戶部”製下的戶部尚書，早就把各種任務分配下去了，本來也不需要他倆操心什麽，真就隻需要“轉運”即可。
然而這時發生了一些意外情況，那就是他們都小瞧了張佐治為官的“主觀能動性”。張佐治因為級別有限，同時又分屬不同政治派係，所以他並不是很清楚高務實的這些安排。
但他覺得自己身為天津兵備，這個工作按照以往的慣例，他是負有責任的啊。於是為解決軍需糧餉，他主動組織天津軍民，在天津附近開墾屯田數萬畝，許多早已荒廢的軍屯田都被他一一查明，然後安排人妥善種上了莊稼。
這個操作，別說葉向高和倪尚忠看懵了，連高務實都歎為觀止——臥槽，大明還有跟我一樣積極主動的官兒？
本來，按照高務實的作風，這個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雖然可以被自己的人架空，但最好還是也換上自己人。而且，對於高務實而言這也不難辦，他甚至都已經開始琢磨什麽時候換人了。
結果張佐治搞出這一番操作來，高務實一看之下眼前大亮，決定就讓他繼續幹下去，派係不派係的都不打緊——反正他在心學派裏也是個不受待見的邊緣人。
然而大家都沒料到的是，此時又有意外發生。這一意外起源於“蘆葦稅”，俗稱“葦課”。
葦課是個什麽意思呢？大抵就是因為大明沿海地區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鹹鹽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適合種蘆葦和曬鹽。曬鹽且不去說，本書前文已經說了不少了，這裏說蘆葦問題。
因為海邊的這些地不便種糧，因此當地盛行在灘塗種青、收割蘆葦、編蘆席出售，經濟效益居然還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樁稅種，就是所謂的“蘆課”。
這看起來和張佐治好像沒啥關係，其實不然。他開荒開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蘆葦地。這些地其實並沒有鹽堿化，隻是軍屯荒廢多年，既沒人去種，又恰好離海邊不遠，所以才“變成”了蘆葦地。
張佐治按照軍屯黃冊把這些地收迴來繼續種糧食，按說完全是遵照規章製度辦事，根本沒有什麽不對，可是事情顯然沒那麽簡單——蘆課這玩意不是戶部收走的，而是內帑收走的，換句話說就是由太監來收。
時有宦官到天津征收葦課，結果發現當年蘆課一下子少了將近四成。這還得了？太監心說，咱爺們拿這個成績單迴去，指定是個不及格啊，那可不行，至少得湊足往年的數目。
然而交稅的百姓表示沒辦法，因為不是他們不配合，而是蘆葦地少了，產量大跌自然收入銳減，這是沒法子的事。
太監當場就怒了，立刻拉著天津鎮守太監趙又吉，兩人一道去找張佐治。課稅太監的要求很簡單：蘆葦地你怎麽處理了咱家不管，咱家隻要蘆課與往年相比沒有減少就行，說其他的都不好使。
然而張佐治不肯，挺身抗爭，簡稱自己此舉不僅是堅持祖製，而且還是撥亂反正，你那蘆課該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因為以前錯了很多年，現在就也要一直錯下去。
這一來二去，兩邊互不肯讓，趙又吉無法不站在“內廷”一邊，隻好拉下臉去找葉向高。誰知道葉向高一聽，嘴上說自己會找張兵備談談，轉頭立刻把消息告知了高務實——這時候高務實還沒出征，人在京師。
高務實是最恨苛捐雜稅的，他希望搞的是製度化、正規化，主要征稅的對象也應該是富商大賈而不是升鬥小民，因此一聽這事就來了精神。
次日一早，高務實直接上疏，就蘆課問題向皇帝提出質疑，認為天津這蘆課的原本額度就有問題，現在好容易來了個真敢做事的官員“撥亂反正”了，朝廷怎麽能不分是非黑白，繼續錯下去呢？
本來像這種事，朱翊鈞一貫是和文官們對著幹的，但凡事總有例外——對於高務實提出來的問題，朱翊鈞就不裝死了。高務實上午上疏，朱翊鈞的朱批下午就出了司禮監：“該員(張佐治)所為合情合理，蘆課當秉實情而征”。
然後同時下令給課稅太監，讓他該收多少是多少，不合法的部分此後都不要收了，趕緊辦完迴宮交差。
這一來因為高務實的插手，張佐治避免了老大的麻煩，還把事情擺平了，自然免不得心生感激。親自修書一封向高務實道謝，信中還隱約對心學派新晉的二位大老於此事不聞不問頗有微詞。
高務實則也親自迴信，對張佐治大加褒賞，雙方的關係一下子密切起來。幾年下去，現在張佐治到底還是心學派，亦或者已經算是實學派了，誰都說不清楚。
接風宴後，葉向高與倪尚忠本來要與高務實商議一些事情，結果高務實卻臨時邀請了張佐治，似乎意味著天津變得更加“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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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今日，葉向高一反常態，在京華碼頭搞出了隆重盛大的場麵，用以迎接恩師凱旋述職。鑼鼓喧天之下，映襯著的是一張張笑臉，與日軍撤迴博多與名護屋時的淒涼哀怨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一番歌功頌德之中，高務實下得船來，與來迎接的官員們一一打過招唿。當然，以他的地位之尊、聲譽之隆，所謂打招唿大抵也就是拱手迴禮罷了，值得他開口寒暄一二的，也不過寥寥數人而已。
更確切一點說，其實隻有四個人值得他稍稍認真對待。這四個人分別是：欽差鎮守天津地方太監趙又吉，巡撫天津地方讚理軍務葉向高，鎮守天津總兵官倪尚忠，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張佐治。
這四個人中，趙又吉因為是“欽差太監”，名義上排第一。不過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天津鎮守太監甭管是誰，這些年來唯一的作用就是替皇上數錢，其他事基本上與其無關。
再加上趙又吉其實論起背景來，算是萬曆朝內廷中的黃孟宇一派，他是黃孟宇當年在位時的幹兒子之一。換句話說，那也就是高務實自己的人了。
黃孟宇雖然人已經退休“榮養”，但因為他和陳矩當年關係好，外甥劉平也是宮中寵宦，所以他的派係依舊存在。對於趙又吉這種人，高務實隻要表麵上客氣兩句就行，一般不會有除了銀子之外的事情需要和他談——就算高務實真要談，趙又吉也無非小雞啄米一般當個點頭木偶。
天津巡撫葉向高不必介紹了，高務實的嫡傳門生還有什麽好說？作為天津事實上的“一把手”，他在這裏就意味著天津牢牢控製在高務實手中。
天津總兵倪尚忠此人之前沒提到過，不過隻要報一下他的籍貫來曆，背景也不必多說：倪尚忠，宣府龍門衛軍籍，原籍南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宣德六年(1431年)，他的先輩、指揮僉事倪凱奉命調至宣府鎮龍門衛守邊，成為龍關倪家的始祖。
很顯然，作為宣府將門的一員，倪尚忠的政治光譜閃爍著大大一個“高”字。
倪尚忠繼承家學，自小習武，像貌堂堂，力大無比，善使重刀，對陣殺敵時的風格突出一個勢大力沉。此人早年官運亨通，隆慶元年時，年僅十七歲的倪尚忠就世襲了指揮僉事，開始駐防後世的赤城縣金家莊、南北柵口、三岔口一帶，居然還立下過一些功勞。
萬曆六年，倪尚忠時年二十八歲，已經由指揮僉事晉升到參將，時任分守宣府下西路柴溝堡參將，正式進入高級將領行列。
萬曆十三年，倪尚忠調宣府西路任左參將，防守左右衛、張家口等地。次年二月因軍功加升宣府副總兵。萬曆十九年正月，因從伐元大軍作戰有功，升協守大同副總兵。當年十月初六，再升鎮守保定總兵官。
萬曆二十年，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因有海河的便利，高務實決定以天津為輸轉中心，促成朝廷發兵援朝抗倭，因此調倪尚忠移駐天津，舉凡調兵遣將、征募船隻、製造器械，都在天津進行，由此倪尚忠也成為第一個駐守天津的總兵官。
簡而言之，這也是個嫡係的高黨將領。
前麵這三位，要麽本就是高黨，要麽也是泛高黨，與高務實的關係都十分密切。唯有最後一位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張佐治與他們不同。
張佐治，字思謨，福建雲霄菜埔村人，後居鄰村西林，是萬曆二年甲戌科進士，比高務實早兩科，在兵備副使這一級別的官員裏，算是科場資曆比較老的了。當然，換句話說就是這位老兄官場混得不是太如意，很可能是個勞碌命。
實情也的確如此，張佐治中試之後，初任高淳縣令，又曆長興、高明二縣，以勤政廉明、斷案精確又能體恤民間隱情著稱。
由於當時高拱當政，全國丈量土地以更新田冊，作為基層官員的張佐治奉文丈量土地，據聞曾長期親自深入田間，使之不失尺寸，減輕了治下農民許多不合理的田賦負擔，受到百姓愛戴。
後來他調任慶陽府丞，又補紹興署府事，兼署上虞、諸暨二縣。在那段時間裏，正值高拱在高務實的建議下大力推進考課法，結果在朝廷對外官的考核中，張佐治以清廉的聲望和卓著的政績，被推薦參加朝廷所賜的十六人“清廉宴”，並榮升為金華知府，又補寧波知府。
這其間有兩件大案正是張佐治查審得破，就是金華孀婦昭雪冤案和定海殺人棄屍案。其中尤以後者全國聞名。
該案其實很簡單，一點也不複雜。說是定海有盜匪殺人棄屍於江中，屍首逆流而上，正好飄到官船邊上，當時官船上的主官就是張佐治。
但問題在於，張佐治當時其實隻是路過，一般而言路過的官員不會管當地的事，哪怕定海縣是他治下，這案子按照程序也應該交給定海縣令負責。
然而張佐治沒管那些，他親自察之屍體，說由屍體判斷，被害者死去並未太久，因此賊人去而未遠。於是張佐治立刻遣人急捕，果然得之。張佐治當即訊問，殺人者經不住盤問，很快從實招來。
案子雖然簡單，但張佐治在其中展現出來的果決和智慧卻為人所稱道，因此被當地人稱為神陞。尤其是他敢於打破常規，發現命案一刻也不耽誤，立查立畢，為朝廷所稱讚。
不過——凡事就怕“不過”二字——他這種打破常規的做法雖然看起來暢快，當地百姓也稱頌多年，可是官場自有官場的規矩，真不是每個人都能當高拱、高務實。
張佐治沒有二高那種能得到皇帝無限信任，天捅破了都有皇帝兜著的聖眷，因此他所在派係的朝中大佬雖然明麵上數次讚揚過他，可偏偏他的官位就再沒怎麽動過。即便要動，基本也是平調任職，而且總被調往一些民情堪憂、局勢棘手的地方。
他在浙江兜兜轉轉幹了這麽多年，終於因為前幾年高務實要求新設天津巡撫而獲得了機會。
張佐治並不是實學派的人物，他其實是心學派出身，隻不過在心學派內部的地位也不咋地，屬於比較邊緣化的那種官員。那為啥高務實要求設立天津巡撫會是他一個機會呢？
道理其實簡單：天津巡撫設立之前，在天津官位最高的文官就是兵備道，因此當時的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顯然是個實權肥缺。
然而，一旦設立了天津巡撫，尤其高務實還推薦了自己的門生葉向高出任首任撫軍，推薦了他宣大嫡係將領出身的倪尚忠出任首任總兵，那麽天津兵備的權力實際上就被架空了——除非此人也是高黨嫡係。
被架空的職務在心學派眼中就沒有了吸引力，其他心學派官員本來能夠輪得上去做兵備道的，顯然也不願意去做個泥胎木偶。
這樣一來，作為心學派邊緣人物的張佐治就平白無故被新晉的心學派大老沈一貫“器重”起來了，當即給他爭取到了“進步”，出任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即刻上任。
本來呢，高務實對此沒當迴事。雖然朝廷上下當時很擔心倭寇水軍襲擊大明沿海，而天津作為京畿海防要害，那更是海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對於高務實來說，他壓根沒把所謂“倭國水軍進犯我朝沿海”當迴事——開玩笑，就你豐臣秀吉那點水軍還tm進犯大明沿海，當我京華北洋艦隊不存在是吧？
所以，高務實當時給葉向高和倪尚忠的指示是，隻要搞好運輸中轉站，那就是大功一件，其他海防什麽的不用你倆瞎操心。於是乎，葉向高與倪尚忠二人嚴格執行了高務實的命令，完完全全撲在轉運工作之上，順帶著也忙些打造、修理前線兵甲、被服之類的工作。
至於最重要的糧食問題，高務實作為“大戶部”製下的戶部尚書，早就把各種任務分配下去了，本來也不需要他倆操心什麽，真就隻需要“轉運”即可。
然而這時發生了一些意外情況，那就是他們都小瞧了張佐治為官的“主觀能動性”。張佐治因為級別有限，同時又分屬不同政治派係，所以他並不是很清楚高務實的這些安排。
但他覺得自己身為天津兵備，這個工作按照以往的慣例，他是負有責任的啊。於是為解決軍需糧餉，他主動組織天津軍民，在天津附近開墾屯田數萬畝，許多早已荒廢的軍屯田都被他一一查明，然後安排人妥善種上了莊稼。
這個操作，別說葉向高和倪尚忠看懵了，連高務實都歎為觀止——臥槽，大明還有跟我一樣積極主動的官兒？
本來，按照高務實的作風，這個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雖然可以被自己的人架空，但最好還是也換上自己人。而且，對於高務實而言這也不難辦，他甚至都已經開始琢磨什麽時候換人了。
結果張佐治搞出這一番操作來，高務實一看之下眼前大亮，決定就讓他繼續幹下去，派係不派係的都不打緊——反正他在心學派裏也是個不受待見的邊緣人。
然而大家都沒料到的是，此時又有意外發生。這一意外起源於“蘆葦稅”，俗稱“葦課”。
葦課是個什麽意思呢？大抵就是因為大明沿海地區很多地方都在海潮中，土鹹鹽重，不宜耕植，但是很適合種蘆葦和曬鹽。曬鹽且不去說，本書前文已經說了不少了，這裏說蘆葦問題。
因為海邊的這些地不便種糧，因此當地盛行在灘塗種青、收割蘆葦、編蘆席出售，經濟效益居然還挺好，由此便有了一樁稅種，就是所謂的“蘆課”。
這看起來和張佐治好像沒啥關係，其實不然。他開荒開了很多地，其中就有不少是原本的蘆葦地。這些地其實並沒有鹽堿化，隻是軍屯荒廢多年，既沒人去種，又恰好離海邊不遠，所以才“變成”了蘆葦地。
張佐治按照軍屯黃冊把這些地收迴來繼續種糧食，按說完全是遵照規章製度辦事，根本沒有什麽不對，可是事情顯然沒那麽簡單——蘆課這玩意不是戶部收走的，而是內帑收走的，換句話說就是由太監來收。
時有宦官到天津征收葦課，結果發現當年蘆課一下子少了將近四成。這還得了？太監心說，咱爺們拿這個成績單迴去，指定是個不及格啊，那可不行，至少得湊足往年的數目。
然而交稅的百姓表示沒辦法，因為不是他們不配合，而是蘆葦地少了，產量大跌自然收入銳減，這是沒法子的事。
太監當場就怒了，立刻拉著天津鎮守太監趙又吉，兩人一道去找張佐治。課稅太監的要求很簡單：蘆葦地你怎麽處理了咱家不管，咱家隻要蘆課與往年相比沒有減少就行，說其他的都不好使。
然而張佐治不肯，挺身抗爭，簡稱自己此舉不僅是堅持祖製，而且還是撥亂反正，你那蘆課該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因為以前錯了很多年，現在就也要一直錯下去。
這一來二去，兩邊互不肯讓，趙又吉無法不站在“內廷”一邊，隻好拉下臉去找葉向高。誰知道葉向高一聽，嘴上說自己會找張兵備談談，轉頭立刻把消息告知了高務實——這時候高務實還沒出征，人在京師。
高務實是最恨苛捐雜稅的，他希望搞的是製度化、正規化，主要征稅的對象也應該是富商大賈而不是升鬥小民，因此一聽這事就來了精神。
次日一早，高務實直接上疏，就蘆課問題向皇帝提出質疑，認為天津這蘆課的原本額度就有問題，現在好容易來了個真敢做事的官員“撥亂反正”了，朝廷怎麽能不分是非黑白，繼續錯下去呢？
本來像這種事，朱翊鈞一貫是和文官們對著幹的，但凡事總有例外——對於高務實提出來的問題，朱翊鈞就不裝死了。高務實上午上疏，朱翊鈞的朱批下午就出了司禮監：“該員(張佐治)所為合情合理，蘆課當秉實情而征”。
然後同時下令給課稅太監，讓他該收多少是多少，不合法的部分此後都不要收了，趕緊辦完迴宮交差。
這一來因為高務實的插手，張佐治避免了老大的麻煩，還把事情擺平了，自然免不得心生感激。親自修書一封向高務實道謝，信中還隱約對心學派新晉的二位大老於此事不聞不問頗有微詞。
高務實則也親自迴信，對張佐治大加褒賞，雙方的關係一下子密切起來。幾年下去，現在張佐治到底還是心學派，亦或者已經算是實學派了，誰都說不清楚。
接風宴後，葉向高與倪尚忠本來要與高務實商議一些事情，結果高務實卻臨時邀請了張佐治，似乎意味著天津變得更加“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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