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禍（一）
---玄都觀的桃花
本來想寫個長篇，但在寫過一萬字後憣然醒悟：好吧，我承認，要在一篇文章內塞完我想塞的全部內容，實在是個太過自大的狂想。
所以，擬想中的長文，變成了一係列中短文，當然，這樣也帶來一大好處，就是我可以拋開原來對主題和篇幅的顧忌，肆無忌憚的東拉西扯，或者說跑題……至於這個係列什麽時候能夠結束，嗯，相信我，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太平記會寫完的，這個係列也一定會寫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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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為了要把標題都湊成兩個字才起名叫“文禍”，在我的概念裏，“文禍”和“文字獄”本來就是兩迴事，其區別，大致可以用“無中生有”和“防微杜漸”這兩個詞來形容。
所以，雖然一直被很多朋友罵，我還是始終堅持說：對“文字獄”，對那些“防微杜漸”的重案，如唐之桃柳，清之呂曾，我固然反感，卻並非不能理解，而對那些為死獄者而發的唿號，我也常常以為無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求仁得仁，又有何辜？隻是在對“文禍”，對那些“無中生有”的事情，如漢之種豆、宋之車蓋，我才一向都抱著最高的憎惡與敵意。
至於“文禍”與“文字獄”的區別……嗯，向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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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梅》
“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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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年間，國辱土喪，文壇乃興慷慨激越之風，個中魁首，當然是“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辛稼軒，其餘代表人物，前期，有“此生誰料，心在天外，身老滄州”的陸放翁，有“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的張於湖，有“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的陳龍川，後期，則有“總不涉閨情春怨”的劉後村，有“東南嫵媚，雌了男兒”的陳龜峰，有“鹹陽送客屢迴顧，斜日未能度。”的劉須溪……等等，皆一時豪傑，雖終天傾難挽，但比諸南陳南唐南明時把靡靡之音亡國之調唱成主旋律的末日狂歡，也足證南宋最後一個大詩人的名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千載成敗萬古爭，苟世異時移，作街談巷議，不過留得此名。
上麵那首詩的作者，就是劉後村，他初名灼，後名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先生長短句》傳世，在後期的辛派文人中，以其成就第一。
說起來，在他的作品中，《訪梅》的知名度實在很小，“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的自況，“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的豪放，以及“總不涉閨情春怨”的創作態度，都更為人熟悉。之所以特意把它選出來，是因為，這首詩短短二十八字，卻包含了三段因文生禍的故事。第一句，是中唐劉夢得之“玄都桃花”，其時代背景為永貞革新，第二句，是盛唐李長源之“東門柳”，其時代背景為楊國忠的得勢，第三第四句，則是在說作者自己，其背景，是南宋史彌遠的專權。
今天，我們隻討論第一句。
---“夢得因桃數左遷”。
夢得，就是劉禹錫(字夢得)，他是中唐時期大活躍的詩人，與白樂天韓退之柳子厚處於同一時代，是“永貞革新”中的重要人物，時人論及革新人物，有所謂“二王劉柳”，“劉”就是劉禹錫，名在王伾王叔文之後，柳宗元之前。
（當然，這個縮寫本身的來曆倒是不大光彩，後麵再細說。）
要說“永貞革新”，得從“安史之亂”說起。
李唐開國，曆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曆經武周成功建立我國曆史上僅有的女性政權和挫敗掉韋後再次建立女性政權的努力，終於迎來了唯一能夠淩駕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等“之治”之上，能夠被各代史學家們共許為“盛世”的金色時代：由唐玄宗李隆基及眾多極為優秀的人才們戮力同心創建的“開元盛世”。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可惜，正如曆史中不止一次上演過的，驚天巨人，建功不世，舉目無敵，於是稍以自娛，於是軀倦厭政……但，在這過程中，巨人，或者說曾經的巨人，卻仍有著最強的信心，有著無敵的自負，那使他的眼蒙蔽，使他看不到萬裏長堤上，已開始出現了隱隱綽綽的沙眼。
於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亂的影響，大致可以比成小鐵在孤峰之戰中被下的毒藥：不能“毒死你”，卻能“毒到你死”。它沒有終結唐王朝，卻為唐王朝種下兩大死疾：藩鎮自專，宦官幹政。從此以後，曆代唐皇帝及政治精英們，無不殫精竭慮，想要控製甚至是治愈這兩項頑症，卻均告失敗。最終，大家隻有無奈的擁抱在一起，沿著那不僅越來越滑，更兼越來越陡的斜坡，翻滾著，跌撞著，摔向中國曆史上兩大黑暗時期之一的“殘唐五代”。
（殘唐五代的內容和本篇主題相去已遠，這裏不再展開，有關內容，在《文禍--人生識字憂患始》中，會有更詳盡的介紹。）
永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團們打擊藩鎮、宦官，力圖複權於上的第一次重要嚐試。
肅宗之後，是代宗，代宗之後，是德宗。德宗身故後，當了二十年太子的順宗起用王伾諸人，力行新政。從理論上來說，這應該是得到全體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遺憾，由於先天存在的諸多重大缺陷（在決策層，順宗繼位時就已中風，口不能言，在執行層，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為有唐一代朋黨之亂的始作俑者），永貞革新並未能團結起所有應該團結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間的內鬥和朝臣間的惡鬥，僅半年便告失敗，順宗被他兒子按照大唐開國以來的傳統，升級作了太上皇，“二王劉柳”中，王伾憂憤而死，王叔文被賜死，劉禹錫外放連州刺史，未兩月，再遷朗州司馬（同期，柳宗元被貶永州司馬，初中課本有選的《小石潭記》，就成文於這一時期。）並且，斥詔中還大書昭然“雖後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說，從理論上來講，除非憲宗早亡，他們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結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圍區域之一，與其接壤的地方甚至還未行王化，即所謂“不毛”（說起來，那個“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
值得在這裏指出的是，劉禹錫，乃至永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種瓜得瓜，他們在當時得令的時候，表現的並不好，時人議論，以為王怌跋扈，叔文陰結，就算劉禹錫，也有過因為別人稍不親附就斥流遠藩的記錄，新唐書記為“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也就是說，他們當時已囂張到了讓人在背後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謂“行得春風有夏雨”，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失勢後的遭遇，應該不算是一種意外。
不過，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這批人員又的確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後，帝京當中，終於還是飛出了返京的恩詔。
……斯時，為元和十年，距離劉禹錫的外放，已經十年了。
十年啊……對鏡撫膺不忍歎，人生幾得再十年？特別是對於一個曾經登上雲端，曾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來說，這遠涉山水間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銘心的東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殘漏的領悟。
（不過，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他或者有所領，卻並未有所悟，當然，這是後話了。）
迴到劉禹錫身上來，公平的說，他被召還時的前景並不錯，“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書省，唐有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尚書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時人名之“南省”，後來宋襲唐製，也是這樣稱唿。南省郎是簡稱，即南省侍郎，從級別來說，是四品（劉禹錫當年在永貞革新時位監察禦史，隻是正八品），從含權量來說，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裏子有麵子的一個好位置。
不過，他沒能上任，因為……桃花。當時，京中有一座道觀，叫玄都觀，因為道士很會種桃花，成了著名的社交場所，整天裏冠蓋雲集，熱鬧的緊。
話說唐宋時期，社會上的文化氣氛不要太濃，但凡有頭有臉的人物，參加這種社交活動時，沒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沒馬可以騎驢甚至自個兒安步以當車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卻不寫首詩填個詞什麽的，那，連家裏人隔天出門都不好意思跟鄰居打招唿。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明白，劉禹錫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寫詩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迴。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要說，這詩也沒什麽，大實話，他都走十年了，這些樹指定是他走以後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讓有心人一聽一想，這事就麻煩了。
“盡是劉郎去後栽”……您這兒話中有話吧？
“紫陌紅塵”這個詞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濃的，即今日之“大紅大紫”的源頭，唐人所謂“朱紫富貴”，正是官綬顏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說他是衝官場中人來的，那是一點都沒法分辨。
說到對這段文案的評價，套路之一，是“在這首詩中，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劉禹錫作為改革派重要人員的堅定立場，展現了對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視以及銳意改革的大無畏戰鬥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書作“頑固派”）的敵視和更進一步的打擊……”等等，雖然這大致是在“河殤流”甚囂塵上的年代裏寫出來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還是這樣沒變。
這樣說對不對呢？不能說完全不對，劉禹錫顯然是個改革的死硬派，這首詩也顯然寫的很有情緒，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後再次看花時寫的另一首詩連起來讀，就更能看出他的態度真是始終如一。
（十三年後，劉禹錫再被召還，用為主客郎中，可他也真是性子倔，偏又跑去玄都觀，一看，哦？現在沒花了啊？沒花我也寫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這也就罷了，還自已寫個序，叫“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你說，這幾句話向外一放，那些當朝的“兔葵燕麥”能待見他麽？雖然這次倒沒被再趕出京，不過……也的確徹底斷絕了自己的仕途。）
但是，如果隻分析到這一層，隻把過錯歸結到所謂“保守派”身上，我認為，也是不對的，或者至少是不全對的。
至少，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寫詩的是劉禹錫，但翻翻曆史書，我們卻會看到，被逐貶出京的是一批人，一批，均在十年前被流為遠郡司馬，剛剛蒙召入京的舊臣，其中有柳宗元、有韓泰，有韓曄……都是永貞革新的幹將，“二王八司馬”（順便說一下，這裏也算是一個旁證，說明在唐朝時，“王八”還不是罵人的話……）的成員。就算他那首詩實在是惹著人煩，可另幾位又算怎麽迴事？
怎麽迴事？
……科學中，有個基本原則，若理論不能解釋事實，那這理論就一定是錯的，放在這裏，所謂“保守派”瘋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論既然不能解釋這些事實，那我們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說，這個理論肯定是錯的。
事實上，“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稱唿根本就不合理，若以當年“永貞革新”時的目標來衡量，憲宗年間整頓外藩的成績堪稱斐然，史稱“元和中興”，可以說是王叔文們那時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國家已的確較當年更加強大，若永貞革命者們的理想已在被逐漸踐行，那，仍然站在遠方，憤怒並繼續孤立自我的行為，又該如何評價？
請記住，劉禹錫的被召迴，並非一個單獨的行為，和他一起迴來的，還有十年前一齊摔倒的眾多同誌……這說明了什麽？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黨。隻有這樣解釋，才能說圓各種事實。
當然，從史書上來看，似乎不是這樣：各種記載中，皆說是“宰相欲用”，“相愛其才”等等……不過，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
至於這一決策的原因，兩個字可以解釋……朋黨。
永貞革新最大的負麵影響，就是拉開了朋黨之爭的大幕，先是王、武死鬥，水火不容，後是牛、李揪打，不相爾汝，如是這般，直至唐亡。
在我而言，很少對一樣東西給以完全的負麵評價：甚至包括文字獄本身，我也一向主張全麵來看，要考慮統治者的立場，但對於“朋黨”這東西，我真得是說不出什麽好話。
需要說明的是，“政黨”和“朋黨”是兩個東西，雖然，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政黨的確都有朋黨化的趨勢，但終究還是要搞清楚分別的。
儒門的說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這個，我覺得把“政黨”與“朋黨”的區別說得很清楚了。為支持而支持、為反對而反對的，就是朋黨，為原則而支持、為原則而反對的，就是政黨。
在我心目中，“朋黨”這東西是政治中最可惡的存在之一，尤其是兩黨相擷，不分上下的情況，若說極端一點，我寧可用一個專製的帝王來換取兩個相抵的朋黨，因為，專製者，至少有“可能”作成一兩件事，而朋黨的合力，則可以確保“絕對”不會作成任何正確的事。
（順便的順便，題外話的題外話，今世之所謂“民主國家”，承平數十載之下，政黨多有朋黨化的趨勢出現……甚至，連一些所謂的“新生民主國家”，統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卻在真正體現出民主的強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黨化，觀之，真不知該說是幸或不幸？）
……
當然，憲宗所麵對的朝政，倒還沒有出現這種兩黨相角的情況，事實上，他倒還是有點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那時的朝堂之上，隻有一黨……在十年前因與永貞一黨對抗而集結起來，並最終推動憲宗上位的官僚集團。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憲宗反對永貞革新，不是因為他反對改革，而是為了自個上位，一旦上位之後，永貞革新“權歸於上，抑宦削藩”的思路，可就立刻對了眼，再加上舊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擁立有功，越來越覺得自個真是什麽白玉柱紫金梁之類的重臣了，在這種情況下，換誰在上麵當一把手，也會考慮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劉禹錫當然是個好人選，當年並肩搞革新的“二王劉柳”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賜死，向下數就是他了，何況他和武元衡還有私怨，更不用擔心會被武係收編。從這種角度來看，劉禹錫的引起舊黨反彈，簡直正合憲宗心意，又豈會一怒貶竄？或者說，如果隻是因為頂不住舊黨的壓力，那，他從一開始又憑什麽可以把這些人全部召迴來？
要知道，從有唐一代的曆史上來看，憲宗並非無能之輩，自安史之亂後就告淪喪地方的藩鎮之權，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實質性的迴收，中學課本都有選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寶之後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書讚曰“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複振。”許其以“剛明果斷”四字，比諸前麵德宗的“以強明自任”，比諸後麵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評價真不是高出一點兩點。
所以，劉禹錫的這一次被貶，有著更深的背景，要從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麵說了，唐順宗革新失敗，被人假詔遜位，換了憲宗上來，雖然說，請老爹去當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規則，但終究不是什麽好名聲，何況是唐憲宗這種“剛明果斷”，恨不得功追貞觀，勳比天寶的人物？而同時，要讓這樣的人放棄既有思路，把經已召入京中的永貞群臣再度賜罪，遠放八荒，那又得有什麽樣的動力？
……翻開隨便一本基礎哲學，我們都會看到說“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場，你們之前的錯誤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錯隊，那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迴來重新站隊，繼續支持我搞改革，大家還是好同誌，但……這兒有個前提，你們如果還認識不到錯誤的本質是站隊而非改革的話，那對不起，您那兒來迴那兒去吧，臘月二八打個兔子，缺您還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嚴格說來，劉禹錫的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詩並沒有什麽關係，真正的問題，在於他、以及他們並沒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轉變，沒有迴答好最上位者始終不曾問出口的那個問題：你們，到底是忠於改革事業本身，還是忠於搞改革的那個人？
……這個問題，我們也許可以用另外兩段資料來迴答。
“憲宗初，征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係母在！’”
而在稍後，劉禹錫遊蜀中，吊昭烈舊跡，居然留下了這樣詭異的句子：“得相能開國，生子不象賢。”
……上麵的文字中，“征”、“俄而”皆用的極可玩味，至於“得相、生子”之句，更讓難以相信這隻是在純粹的講古。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劉禹錫的被流放，責任甚至並不在他個人（當然，作為這個集團時存的頭號人物，影響力最大者，他無疑該負最大的一份責任），曆史的真實，應該是這樣的：
為了製衡武元衡一黨，也為了希望借用永貞一黨的能力與執著，憲宗推動係列人事案，將二王八司馬中殘餘的精英召還，更明白無誤的放出“意圖重用”的信號，想要換取他們的忠誠。
然而，也許是劉柳等人對順宗的忠誠太過強大，也許是十年前的傷痛太過深刻，甚至，也許隻是畏懼新黨複用的舊黨適時製造了流言與假象，總之，他們最終未能通過憲宗的考驗，被認定為“不可靠”，而再度貶斥出京。
同進，共退，十年前，他們倉皇南去，十年後，他們以為看見春天，卻發現那實在隻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
但我們又不能不尊重他們的執著，他們不惜放棄掉重享榮華富貴的機會，再一次的迴歸到那些苦水惡地中去，無論他們少年得意時曾如何輕狂，這一刻，他們已將所有的債務還清。
當然，他們也得到了其迴報：失掉“現在”，卻換來“永恆”。
我們這個古老的、曆經滄桑的民族，始終，會給那些願意為堅持原則而放棄物質利益的人給以甚高，甚至是最高的尊重，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乃至，不食美糧的自清先生。
清人嚐作刻薄語，以蘇小小李師師洪承疇錢謙益論名宦名妓之別，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後刻苦，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後享名，雖失莊重，卻……又何嚐不是無理？
對這種模式，我名之“有骨氣的失敗者”，中國人並非愛為失敗者唱挽歌的民族，甚至，可以說是在拋棄失敗者時動作極快的民族，但同時，若失敗者能保有骨氣，卻又能夠贏得極高的尊重，甚至可以在文化結構中取得淩駕於勝利者之上的地位。
這種似乎矛盾的心理，正可以銓釋老子的斷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為了現實目標而迅速轉身的人群，心底卻未必不在指摘著自己的“靈活”，而在出現了敢於“執著”的忠臣孽子時，新時代的順民們，更會一邊發著隱隱的痛楚，一邊情不自禁的發出讚美。
因為，他們知道，那的確不能“支持”，但絕對值得“尊重”。
那都是我們民族的魂，靈活是，執著也是，不懂得“聖之時者也”的民族不會有“未來”，但舉國都是貝當元帥的民族，卻連“現在”也沒法保存。
我們這個民族，這個並非最古老也並非最輝煌，卻是最為氣脈綿長的神奇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滅的邊緣，卻總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這種靈活與執著的奇妙結合，也是，原因之一吧？
說到這裏，我們會明白，劉禹錫的桃花詩，本身或者不應該被稱為“文禍”，嚴格的講，這倒是曆史給他的一份厚禮，作為永貞諸臣中最後的大人物和最執著的人物，曆史，和曆代的文士們，選擇了他，來作為這個充滿悲劇色彩和理想色彩的小集團的代表，讓他們走入曆史，走入不滅的道路。
桃花詩，那實在隻是一則浪漫的故事，一個被典型化的符號，充滿了濃鬱的傳奇色彩，讓我們歎息，讓我們扼腕，讓我們把曆史簡化為“壞人欺負了好人”這樣一望即知的模式化故事。
但實在，曆史，何曾簡單？
玄都觀中桃千樹……你可以說劉禹錫遭到了太重的打擊，但不必說他被迫害，不必說他蒙受了文禍甚至是文字獄……當他本來就不打算伸出手去合作時，我們又何必為了對方的把手抽迴而歎息？
……是之謂，求仁得仁。
有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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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後，劉禹錫再度迴京，是時，憲宗經已過世，他也已是壯年早逝的白發人，當年永貞一會中的同誌們，都已身死異鄉。在那批曾經狂歡著，叫囂著，自以為“將拔下龍的牙齒，將把獅子踩在腳下”的年輕人中，他是最後活著的一個。
恍若隔世……是嗎？
我並不喜歡，不過，我必須承認，以我的閱曆與學識，也僅僅可以描摹到這個地步。
《再遊玄都觀》
“餘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今廣東省連縣），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誌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複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複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一首詩，我一直都以為，實在並非簡單的發泄憤怒，甚至，連那為他召禍的“兔葵、燕麥”，到底指向為何，也都值得深思。
劉禹錫第二次歸來的時候，唐皇帝為文宗，文宗之前是敬宗，敬宗之前是穆宗，穆宗之前才是憲宗，十四年間，換了四個皇帝。
這並不正常，為什麽？
……因為，他們都沒有善終。
憲宗的結局，非常可悲，這個曾令天下藩鎮顫抖，開始重新考慮如何對帝京輸誠的男人，最後卻因意圖將收權的對象擴大至宦官，被刺殺深宮。而不僅是他，僅三年，繼任者穆宗，再為宦官所殺，而到了敬宗年間，殺順了手也殺紅了眼的宦官們，更是索性製造出了“甘露之亂”這樣駭人聽聞的血案，殺朝士兩千餘人，赤裸裸的把敬宗當成了傀儡。
在此背景下，藩鎮們的離心傾向自然會大幅增強，對帝京的尊重乃至臣服則是瘋狂下跌，永貞革命者們曾經夢想過的一切，現在，全部被以鏡像的形式，投射在整個中國上。
……天下板蕩，甚至，已沒法看到自愈的希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曾經把握住曆史走向，曾經意氣風發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個老人，來到這他曾經遊曆的地方……
豈不聞，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那時候，劉禹錫到底想了些什麽，詩下到底要表達些什麽，我們已沒法知道，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我們知道的隻是，當他發出“桃花淨盡”之歎的時候，離大唐王朝的覆滅，離五代十國的開始，還有不到八十年。離劉克莊“落梅”之歎，還有四百四十年。
……風吹過，卷千樹桃花，越萬裏天，越萬古天，由長安、之汴梁，向半壁江湖，經五代、曆十國，終化一樹落梅，入後村筆底，塗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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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最後，幾句閑話：以文學角度來看，唐憲宗的治世是極為重要的階段，韓退之柳子厚白樂天劉夢得李長吉諸人皆大活躍於其時代，但，除了政治上完全不得意的長吉外，前四人皆蒙貶斥，遠流僻壤。
……並且，這四人在政治上立場完全不同，韓柳相攻，一度不能兩立，樂天為言官，不歸屬任何一黨，但，在憲宗的治世下，他們卻最終得到相同的結局，並分別為我們留下了諸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樣的句子。
古來文章憎命達……也許，真得是這樣吧？
《文禍（一）》完，續作近期推出，敬請期待
孔璋字於西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夜
---玄都觀的桃花
本來想寫個長篇，但在寫過一萬字後憣然醒悟：好吧，我承認，要在一篇文章內塞完我想塞的全部內容，實在是個太過自大的狂想。
所以，擬想中的長文，變成了一係列中短文，當然，這樣也帶來一大好處，就是我可以拋開原來對主題和篇幅的顧忌，肆無忌憚的東拉西扯，或者說跑題……至於這個係列什麽時候能夠結束，嗯，相信我，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太平記會寫完的，這個係列也一定會寫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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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為了要把標題都湊成兩個字才起名叫“文禍”，在我的概念裏，“文禍”和“文字獄”本來就是兩迴事，其區別，大致可以用“無中生有”和“防微杜漸”這兩個詞來形容。
所以，雖然一直被很多朋友罵，我還是始終堅持說：對“文字獄”，對那些“防微杜漸”的重案，如唐之桃柳，清之呂曾，我固然反感，卻並非不能理解，而對那些為死獄者而發的唿號，我也常常以為無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求仁得仁，又有何辜？隻是在對“文禍”，對那些“無中生有”的事情，如漢之種豆、宋之車蓋，我才一向都抱著最高的憎惡與敵意。
至於“文禍”與“文字獄”的區別……嗯，向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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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梅》
“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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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年間，國辱土喪，文壇乃興慷慨激越之風，個中魁首，當然是“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辛稼軒，其餘代表人物，前期，有“此生誰料，心在天外，身老滄州”的陸放翁，有“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的張於湖，有“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的陳龍川，後期，則有“總不涉閨情春怨”的劉後村，有“東南嫵媚，雌了男兒”的陳龜峰，有“鹹陽送客屢迴顧，斜日未能度。”的劉須溪……等等，皆一時豪傑，雖終天傾難挽，但比諸南陳南唐南明時把靡靡之音亡國之調唱成主旋律的末日狂歡，也足證南宋最後一個大詩人的名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千載成敗萬古爭，苟世異時移，作街談巷議，不過留得此名。
上麵那首詩的作者，就是劉後村，他初名灼，後名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先生長短句》傳世，在後期的辛派文人中，以其成就第一。
說起來，在他的作品中，《訪梅》的知名度實在很小，“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的自況，“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的豪放，以及“總不涉閨情春怨”的創作態度，都更為人熟悉。之所以特意把它選出來，是因為，這首詩短短二十八字，卻包含了三段因文生禍的故事。第一句，是中唐劉夢得之“玄都桃花”，其時代背景為永貞革新，第二句，是盛唐李長源之“東門柳”，其時代背景為楊國忠的得勢，第三第四句，則是在說作者自己，其背景，是南宋史彌遠的專權。
今天，我們隻討論第一句。
---“夢得因桃數左遷”。
夢得，就是劉禹錫(字夢得)，他是中唐時期大活躍的詩人，與白樂天韓退之柳子厚處於同一時代，是“永貞革新”中的重要人物，時人論及革新人物，有所謂“二王劉柳”，“劉”就是劉禹錫，名在王伾王叔文之後，柳宗元之前。
（當然，這個縮寫本身的來曆倒是不大光彩，後麵再細說。）
要說“永貞革新”，得從“安史之亂”說起。
李唐開國，曆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曆經武周成功建立我國曆史上僅有的女性政權和挫敗掉韋後再次建立女性政權的努力，終於迎來了唯一能夠淩駕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等“之治”之上，能夠被各代史學家們共許為“盛世”的金色時代：由唐玄宗李隆基及眾多極為優秀的人才們戮力同心創建的“開元盛世”。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可惜，正如曆史中不止一次上演過的，驚天巨人，建功不世，舉目無敵，於是稍以自娛，於是軀倦厭政……但，在這過程中，巨人，或者說曾經的巨人，卻仍有著最強的信心，有著無敵的自負，那使他的眼蒙蔽，使他看不到萬裏長堤上，已開始出現了隱隱綽綽的沙眼。
於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亂的影響，大致可以比成小鐵在孤峰之戰中被下的毒藥：不能“毒死你”，卻能“毒到你死”。它沒有終結唐王朝，卻為唐王朝種下兩大死疾：藩鎮自專，宦官幹政。從此以後，曆代唐皇帝及政治精英們，無不殫精竭慮，想要控製甚至是治愈這兩項頑症，卻均告失敗。最終，大家隻有無奈的擁抱在一起，沿著那不僅越來越滑，更兼越來越陡的斜坡，翻滾著，跌撞著，摔向中國曆史上兩大黑暗時期之一的“殘唐五代”。
（殘唐五代的內容和本篇主題相去已遠，這裏不再展開，有關內容，在《文禍--人生識字憂患始》中，會有更詳盡的介紹。）
永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團們打擊藩鎮、宦官，力圖複權於上的第一次重要嚐試。
肅宗之後，是代宗，代宗之後，是德宗。德宗身故後，當了二十年太子的順宗起用王伾諸人，力行新政。從理論上來說，這應該是得到全體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遺憾，由於先天存在的諸多重大缺陷（在決策層，順宗繼位時就已中風，口不能言，在執行層，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為有唐一代朋黨之亂的始作俑者），永貞革新並未能團結起所有應該團結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間的內鬥和朝臣間的惡鬥，僅半年便告失敗，順宗被他兒子按照大唐開國以來的傳統，升級作了太上皇，“二王劉柳”中，王伾憂憤而死，王叔文被賜死，劉禹錫外放連州刺史，未兩月，再遷朗州司馬（同期，柳宗元被貶永州司馬，初中課本有選的《小石潭記》，就成文於這一時期。）並且，斥詔中還大書昭然“雖後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說，從理論上來講，除非憲宗早亡，他們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結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圍區域之一，與其接壤的地方甚至還未行王化，即所謂“不毛”（說起來，那個“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
值得在這裏指出的是，劉禹錫，乃至永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種瓜得瓜，他們在當時得令的時候，表現的並不好，時人議論，以為王怌跋扈，叔文陰結，就算劉禹錫，也有過因為別人稍不親附就斥流遠藩的記錄，新唐書記為“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也就是說，他們當時已囂張到了讓人在背後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謂“行得春風有夏雨”，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失勢後的遭遇，應該不算是一種意外。
不過，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這批人員又的確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後，帝京當中，終於還是飛出了返京的恩詔。
……斯時，為元和十年，距離劉禹錫的外放，已經十年了。
十年啊……對鏡撫膺不忍歎，人生幾得再十年？特別是對於一個曾經登上雲端，曾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來說，這遠涉山水間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銘心的東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殘漏的領悟。
（不過，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他或者有所領，卻並未有所悟，當然，這是後話了。）
迴到劉禹錫身上來，公平的說，他被召還時的前景並不錯，“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書省，唐有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尚書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時人名之“南省”，後來宋襲唐製，也是這樣稱唿。南省郎是簡稱，即南省侍郎，從級別來說，是四品（劉禹錫當年在永貞革新時位監察禦史，隻是正八品），從含權量來說，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裏子有麵子的一個好位置。
不過，他沒能上任，因為……桃花。當時，京中有一座道觀，叫玄都觀，因為道士很會種桃花，成了著名的社交場所，整天裏冠蓋雲集，熱鬧的緊。
話說唐宋時期，社會上的文化氣氛不要太濃，但凡有頭有臉的人物，參加這種社交活動時，沒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沒馬可以騎驢甚至自個兒安步以當車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卻不寫首詩填個詞什麽的，那，連家裏人隔天出門都不好意思跟鄰居打招唿。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明白，劉禹錫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寫詩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迴。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要說，這詩也沒什麽，大實話，他都走十年了，這些樹指定是他走以後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讓有心人一聽一想，這事就麻煩了。
“盡是劉郎去後栽”……您這兒話中有話吧？
“紫陌紅塵”這個詞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濃的，即今日之“大紅大紫”的源頭，唐人所謂“朱紫富貴”，正是官綬顏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說他是衝官場中人來的，那是一點都沒法分辨。
說到對這段文案的評價，套路之一，是“在這首詩中，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劉禹錫作為改革派重要人員的堅定立場，展現了對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視以及銳意改革的大無畏戰鬥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書作“頑固派”）的敵視和更進一步的打擊……”等等，雖然這大致是在“河殤流”甚囂塵上的年代裏寫出來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還是這樣沒變。
這樣說對不對呢？不能說完全不對，劉禹錫顯然是個改革的死硬派，這首詩也顯然寫的很有情緒，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後再次看花時寫的另一首詩連起來讀，就更能看出他的態度真是始終如一。
（十三年後，劉禹錫再被召還，用為主客郎中，可他也真是性子倔，偏又跑去玄都觀，一看，哦？現在沒花了啊？沒花我也寫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這也就罷了，還自已寫個序，叫“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你說，這幾句話向外一放，那些當朝的“兔葵燕麥”能待見他麽？雖然這次倒沒被再趕出京，不過……也的確徹底斷絕了自己的仕途。）
但是，如果隻分析到這一層，隻把過錯歸結到所謂“保守派”身上，我認為，也是不對的，或者至少是不全對的。
至少，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寫詩的是劉禹錫，但翻翻曆史書，我們卻會看到，被逐貶出京的是一批人，一批，均在十年前被流為遠郡司馬，剛剛蒙召入京的舊臣，其中有柳宗元、有韓泰，有韓曄……都是永貞革新的幹將，“二王八司馬”（順便說一下，這裏也算是一個旁證，說明在唐朝時，“王八”還不是罵人的話……）的成員。就算他那首詩實在是惹著人煩，可另幾位又算怎麽迴事？
怎麽迴事？
……科學中，有個基本原則，若理論不能解釋事實，那這理論就一定是錯的，放在這裏，所謂“保守派”瘋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論既然不能解釋這些事實，那我們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說，這個理論肯定是錯的。
事實上，“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稱唿根本就不合理，若以當年“永貞革新”時的目標來衡量，憲宗年間整頓外藩的成績堪稱斐然，史稱“元和中興”，可以說是王叔文們那時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國家已的確較當年更加強大，若永貞革命者們的理想已在被逐漸踐行，那，仍然站在遠方，憤怒並繼續孤立自我的行為，又該如何評價？
請記住，劉禹錫的被召迴，並非一個單獨的行為，和他一起迴來的，還有十年前一齊摔倒的眾多同誌……這說明了什麽？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黨。隻有這樣解釋，才能說圓各種事實。
當然，從史書上來看，似乎不是這樣：各種記載中，皆說是“宰相欲用”，“相愛其才”等等……不過，我仍然堅持我的觀點。
至於這一決策的原因，兩個字可以解釋……朋黨。
永貞革新最大的負麵影響，就是拉開了朋黨之爭的大幕，先是王、武死鬥，水火不容，後是牛、李揪打，不相爾汝，如是這般，直至唐亡。
在我而言，很少對一樣東西給以完全的負麵評價：甚至包括文字獄本身，我也一向主張全麵來看，要考慮統治者的立場，但對於“朋黨”這東西，我真得是說不出什麽好話。
需要說明的是，“政黨”和“朋黨”是兩個東西，雖然，現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政黨的確都有朋黨化的趨勢，但終究還是要搞清楚分別的。
儒門的說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這個，我覺得把“政黨”與“朋黨”的區別說得很清楚了。為支持而支持、為反對而反對的，就是朋黨，為原則而支持、為原則而反對的，就是政黨。
在我心目中，“朋黨”這東西是政治中最可惡的存在之一，尤其是兩黨相擷，不分上下的情況，若說極端一點，我寧可用一個專製的帝王來換取兩個相抵的朋黨，因為，專製者，至少有“可能”作成一兩件事，而朋黨的合力，則可以確保“絕對”不會作成任何正確的事。
（順便的順便，題外話的題外話，今世之所謂“民主國家”，承平數十載之下，政黨多有朋黨化的趨勢出現……甚至，連一些所謂的“新生民主國家”，統共十年八年的民主史，卻在真正體現出民主的強大之前，已先急不可奈的滑向朋黨化，觀之，真不知該說是幸或不幸？）
……
當然，憲宗所麵對的朝政，倒還沒有出現這種兩黨相角的情況，事實上，他倒還是有點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那時的朝堂之上，隻有一黨……在十年前因與永貞一黨對抗而集結起來，並最終推動憲宗上位的官僚集團。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憲宗反對永貞革新，不是因為他反對改革，而是為了自個上位，一旦上位之後，永貞革新“權歸於上，抑宦削藩”的思路，可就立刻對了眼，再加上舊臣如武元衡等人自恃擁立有功，越來越覺得自個真是什麽白玉柱紫金梁之類的重臣了，在這種情況下，換誰在上麵當一把手，也會考慮搞搞平衡的。
要搞平衡，劉禹錫當然是個好人選，當年並肩搞革新的“二王劉柳”中，王伾病亡，王叔文賜死，向下數就是他了，何況他和武元衡還有私怨，更不用擔心會被武係收編。從這種角度來看，劉禹錫的引起舊黨反彈，簡直正合憲宗心意，又豈會一怒貶竄？或者說，如果隻是因為頂不住舊黨的壓力，那，他從一開始又憑什麽可以把這些人全部召迴來？
要知道，從有唐一代的曆史上來看，憲宗並非無能之輩，自安史之亂後就告淪喪地方的藩鎮之權，正是在他手中有了實質性的迴收，中學課本都有選的《雪夜平蔡州》，乃是天寶之後唐皇帝少有的得意之作，新唐書讚曰“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複振。”許其以“剛明果斷”四字，比諸前麵德宗的“以強明自任”，比諸後麵穆宗敬宗的“昏童失德”，那評價真不是高出一點兩點。
所以，劉禹錫的這一次被貶，有著更深的背景，要從更大的地方去看去分析。
上麵說了，唐順宗革新失敗，被人假詔遜位，換了憲宗上來，雖然說，請老爹去當太上皇是唐朝的明規則，但終究不是什麽好名聲，何況是唐憲宗這種“剛明果斷”，恨不得功追貞觀，勳比天寶的人物？而同時，要讓這樣的人放棄既有思路，把經已召入京中的永貞群臣再度賜罪，遠放八荒，那又得有什麽樣的動力？
……翻開隨便一本基礎哲學，我們都會看到說“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在皇帝的立場，你們之前的錯誤不是搞改革，而是站錯隊，那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迴來重新站隊，繼續支持我搞改革，大家還是好同誌，但……這兒有個前提，你們如果還認識不到錯誤的本質是站隊而非改革的話，那對不起，您那兒來迴那兒去吧，臘月二八打個兔子，缺您還搞不了改革不成？
所以，嚴格說來，劉禹錫的這一次流放，和他的桃花詩並沒有什麽關係，真正的問題，在於他、以及他們並沒有完成自己心理定位的轉變，沒有迴答好最上位者始終不曾問出口的那個問題：你們，到底是忠於改革事業本身，還是忠於搞改革的那個人？
……這個問題，我們也許可以用另外兩段資料來迴答。
“憲宗初，征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係母在！’”
而在稍後，劉禹錫遊蜀中，吊昭烈舊跡，居然留下了這樣詭異的句子：“得相能開國，生子不象賢。”
……上麵的文字中，“征”、“俄而”皆用的極可玩味，至於“得相、生子”之句，更讓難以相信這隻是在純粹的講古。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劉禹錫的被流放，責任甚至並不在他個人（當然，作為這個集團時存的頭號人物，影響力最大者，他無疑該負最大的一份責任），曆史的真實，應該是這樣的：
為了製衡武元衡一黨，也為了希望借用永貞一黨的能力與執著，憲宗推動係列人事案，將二王八司馬中殘餘的精英召還，更明白無誤的放出“意圖重用”的信號，想要換取他們的忠誠。
然而，也許是劉柳等人對順宗的忠誠太過強大，也許是十年前的傷痛太過深刻，甚至，也許隻是畏懼新黨複用的舊黨適時製造了流言與假象，總之，他們最終未能通過憲宗的考驗，被認定為“不可靠”，而再度貶斥出京。
同進，共退，十年前，他們倉皇南去，十年後，他們以為看見春天，卻發現那實在隻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
但我們又不能不尊重他們的執著，他們不惜放棄掉重享榮華富貴的機會，再一次的迴歸到那些苦水惡地中去，無論他們少年得意時曾如何輕狂，這一刻，他們已將所有的債務還清。
當然，他們也得到了其迴報：失掉“現在”，卻換來“永恆”。
我們這個古老的、曆經滄桑的民族，始終，會給那些願意為堅持原則而放棄物質利益的人給以甚高，甚至是最高的尊重，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乃至，不食美糧的自清先生。
清人嚐作刻薄語，以蘇小小李師師洪承疇錢謙益論名宦名妓之別，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後刻苦，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後享名，雖失莊重，卻……又何嚐不是無理？
對這種模式，我名之“有骨氣的失敗者”，中國人並非愛為失敗者唱挽歌的民族，甚至，可以說是在拋棄失敗者時動作極快的民族，但同時，若失敗者能保有骨氣，卻又能夠贏得極高的尊重，甚至可以在文化結構中取得淩駕於勝利者之上的地位。
這種似乎矛盾的心理，正可以銓釋老子的斷言：“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為了現實目標而迅速轉身的人群，心底卻未必不在指摘著自己的“靈活”，而在出現了敢於“執著”的忠臣孽子時，新時代的順民們，更會一邊發著隱隱的痛楚，一邊情不自禁的發出讚美。
因為，他們知道，那的確不能“支持”，但絕對值得“尊重”。
那都是我們民族的魂，靈活是，執著也是，不懂得“聖之時者也”的民族不會有“未來”，但舉國都是貝當元帥的民族，卻連“現在”也沒法保存。
我們這個民族，這個並非最古老也並非最輝煌，卻是最為氣脈綿長的神奇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滅的邊緣，卻總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這種靈活與執著的奇妙結合，也是，原因之一吧？
說到這裏，我們會明白，劉禹錫的桃花詩，本身或者不應該被稱為“文禍”，嚴格的講，這倒是曆史給他的一份厚禮，作為永貞諸臣中最後的大人物和最執著的人物，曆史，和曆代的文士們，選擇了他，來作為這個充滿悲劇色彩和理想色彩的小集團的代表，讓他們走入曆史，走入不滅的道路。
桃花詩，那實在隻是一則浪漫的故事，一個被典型化的符號，充滿了濃鬱的傳奇色彩，讓我們歎息，讓我們扼腕，讓我們把曆史簡化為“壞人欺負了好人”這樣一望即知的模式化故事。
但實在，曆史，何曾簡單？
玄都觀中桃千樹……你可以說劉禹錫遭到了太重的打擊，但不必說他被迫害，不必說他蒙受了文禍甚至是文字獄……當他本來就不打算伸出手去合作時，我們又何必為了對方的把手抽迴而歎息？
……是之謂，求仁得仁。
有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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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後，劉禹錫再度迴京，是時，憲宗經已過世，他也已是壯年早逝的白發人，當年永貞一會中的同誌們，都已身死異鄉。在那批曾經狂歡著，叫囂著，自以為“將拔下龍的牙齒，將把獅子踩在腳下”的年輕人中，他是最後活著的一個。
恍若隔世……是嗎？
我並不喜歡，不過，我必須承認，以我的閱曆與學識，也僅僅可以描摹到這個地步。
《再遊玄都觀》
“餘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今廣東省連縣），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誌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複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複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一首詩，我一直都以為，實在並非簡單的發泄憤怒，甚至，連那為他召禍的“兔葵、燕麥”，到底指向為何，也都值得深思。
劉禹錫第二次歸來的時候，唐皇帝為文宗，文宗之前是敬宗，敬宗之前是穆宗，穆宗之前才是憲宗，十四年間，換了四個皇帝。
這並不正常，為什麽？
……因為，他們都沒有善終。
憲宗的結局，非常可悲，這個曾令天下藩鎮顫抖，開始重新考慮如何對帝京輸誠的男人，最後卻因意圖將收權的對象擴大至宦官，被刺殺深宮。而不僅是他，僅三年，繼任者穆宗，再為宦官所殺，而到了敬宗年間，殺順了手也殺紅了眼的宦官們，更是索性製造出了“甘露之亂”這樣駭人聽聞的血案，殺朝士兩千餘人，赤裸裸的把敬宗當成了傀儡。
在此背景下，藩鎮們的離心傾向自然會大幅增強，對帝京的尊重乃至臣服則是瘋狂下跌，永貞革命者們曾經夢想過的一切，現在，全部被以鏡像的形式，投射在整個中國上。
……天下板蕩，甚至，已沒法看到自愈的希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曾經把握住曆史走向，曾經意氣風發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一個老人，來到這他曾經遊曆的地方……
豈不聞，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那時候，劉禹錫到底想了些什麽，詩下到底要表達些什麽，我們已沒法知道，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我們知道的隻是，當他發出“桃花淨盡”之歎的時候，離大唐王朝的覆滅，離五代十國的開始，還有不到八十年。離劉克莊“落梅”之歎，還有四百四十年。
……風吹過，卷千樹桃花，越萬裏天，越萬古天，由長安、之汴梁，向半壁江湖，經五代、曆十國，終化一樹落梅，入後村筆底，塗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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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最後，幾句閑話：以文學角度來看，唐憲宗的治世是極為重要的階段，韓退之柳子厚白樂天劉夢得李長吉諸人皆大活躍於其時代，但，除了政治上完全不得意的長吉外，前四人皆蒙貶斥，遠流僻壤。
……並且，這四人在政治上立場完全不同，韓柳相攻，一度不能兩立，樂天為言官，不歸屬任何一黨，但，在憲宗的治世下，他們卻最終得到相同的結局，並分別為我們留下了諸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樣的句子。
古來文章憎命達……也許，真得是這樣吧？
《文禍（一）》完，續作近期推出，敬請期待
孔璋字於西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