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浙路不是一個小攤子，晏湲算是高升，大有可為。
雖然不沿江，但是沿海，而且南渡以來，經濟水平、技術水平，都在快速提高。這是一種被迫的千萬級的人口大交融，各種不同思想、經驗和技術的交匯，誕生出來的新技術，新思想，新方法無形中大大加快了江南的發展。
晏湲的目光瞄準了運河和大海兩條財路，沿河免除所有過稅。兩浙路不但有蘇湖杭之間的運河溝通，沿著太湖每一座城市都有運河相通，自然河流的同行條件也很不錯，比如富春江。
沿河都是富庶地區，經曆的戰火僅次於四川，兀術一路打來，如同一條長劍刺穿江南，可是造成的創傷隻是線性的，並沒有大麵積糜爛地方，兀術一走，這裏很快就恢複了。哪怕是杭州、蘇州這些被焚毀的城市，也很快就得到重建。
哪怕戰亂期間，江南的絲織業也沒有萎縮，大背景是開封這個最大的絲織中心毀滅，造成整個國家的絲織品缺口很大，硬道理是絲織品不單單是消費品，而且是一種貨幣，南宋缺錢的情況下，絲織品有貨幣功能，因此生產出來根本不愁銷路，都不用去銷，拿出來可以直接換購其他商品。女真人搶劫長江兩岸，絲綢絹帛是他們最重要的劫掠目標，他們搶的越多，市場缺口越大，蘇湖地區的絲綢生產就越發達，僅次於四川，是第二生產中心。
這第二大生產中心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四川無法比擬的，就是他很方便通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麻逸、吳哥、暹羅，都是非常成熟的海道。海貿不但刺激絲織業，龍泉窯瓷器，各種手工業都很發達。
可晏湲看重的並不是海貿，海貿才掙多少錢？宋朝朝廷重視海貿，甚至獎勵那些能帶來外商的綱首，給他們加官進爵，每年外商離開前，還設宴招待他們，生怕他們來年不來了，不是因為海貿真那麽有價值，而是因為海貿之利很容易被朝廷控製，成為朝廷巨大的財源。但海貿的開發空間很小，漫長的海運，在技術沒有革命性發展的前提下，開發空間十分有限，因為規模很難做大，再多的政策鼓勵，都不可能爆炸性的擴大海貿。
晏湲更看重的是內貿，這世界上還有比大宋更富的國家嗎？海貿每年給朝廷帶來二十分之一的歲入，確實是巨利，但內貿可挖掘的潛力要比海貿巨大的多。漫長的海岸線，卻隻看到食鹽和海貿之利，眼界實在是太過狹小。
晏湲知道，李慢侯在山東沿海鼓勵海運，內貿收益遠超海貿。山東沿海哪能跟兩浙沿海比，別說比不了蘇杭，連溫州都比不了。
晏湲南下溫州、台州，北上越州、杭州，跟沿途州縣溝通，在各州縣開港，隻要條件合適的，都可以開設。而且允許各州縣自定稅率，轉運司隻出稅則，原則上按照進出港船隻征稅，即便是糧船亦不免稅。
進港征一次，出港征一次，其餘不管。販運何物，也不監管。違禁品不查驗，其實一旦開港，就根本查驗不過來，因為大大小小百餘處港口，查驗隻會增加走私數量。
銅錢、硫磺、兵刃雖然還在違禁之列，但已經無法控製。
晏湲意在從內貿上收錢嗎？也不是，他知道一旦允許各地自定稅率，稅率就高不了，會有相互競爭的港口競相壓低稅率，甚至有些港口都會免稅，免出港稅吸引商船來這裏進貨，免進港稅歡迎商船把外地的貨物帶來，有大港口會給小船免稅，讓周邊小港將商品帶過來，有小港口會給大船免稅，鼓勵大船把遠地的商品帶來，稅收多少很難控製，但商貿會大大繁盛起來。
晏湲的目的在收商稅，各大城市因此而興起，坐稅征收成本低，隻要地皮在，稅收就不會斷。蘇湖杭這些大城市會帶來巨大的稅收，而一些小城市會發展成蘇湖杭這樣的大城市。百貨會被生產出來，無數的百姓會找到生計。
晏湲的一些動作，讓趙構有些心驚膽戰，最擔心的是全部開海會引來海盜。結果反而相反，大量原本海盜隱匿的沿海漁村被當地官府辟成海港，那些沿海奸猾之民搖身一變，做起了生意。
宋氏南渡，社會動蕩，沿海一帶變得非常混亂，海盜興起。許多沿海村民，居則為民，出則為盜。這些情況趙構都很清楚，而且不敢動他們，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很可能抓了一個，引出一窩。
兩年前，福建抓了一個賊探，名叫鄭九。這種賊探，專為海盜團夥提供消息，收集賊資，傾銷贓物。但抓了鄭九之後，鄭九的族親，鄭廣、鄭慶等頭目立刻謀反，鄭廣外號滾海蛟，是有名的亡命徒，頃刻間嘯聚數萬海盜，朝廷不能剿滅，於是詔安。
鄭廣當了官後，幾年間剿平七十多夥海盜。雖然屢立戰功，但在官場依然是一個另類，很難融入官場圈子。有一些笑話甚至都傳到了趙構耳朵裏。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要去覲見安撫大使，這兩日也是各地官員一次聚會。鄭廣當然也得去，聚會上，當別的文官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互相點評自己新作的詩詞，根本沒人搭理鄭廣。
鄭廣鬱悶之下，高喊，我也有詩，請大家品評一下，大聲念道：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
一首海盜出身的官員，遭受排擠下的憤憤打油詩，隱藏的信息卻讓人不安。做官可以做賊，做賊可以做官，這思想太危險了。趙構相信有海防官員勾結海盜，不然不可能有那麽多通海大船被搶，沒有市舶司的官員通風報信，海盜不可能掌握準確信息。甚至有水師軍官玩寇自重，隻有海盜猖獗，他們才能官運亨通。連嶽飛都被批評玩寇自重，那些更不檢點的武將，肯定有這些情況。
做賊可以做官，就更危險了。鄭廣之後，大量海盜嘯聚，似乎都是衝著殺人放火受詔安這條路子來的，幸好鄭廣手段狠辣，狠狠殺了一批，才刹住了這股歪風邪氣。
趙構不知道沿海漁村藏匿了多少鄭廣這樣的人物，因此他早就下令，不準地方官擅自進漁村抓人，以免激起海盜叛亂。
哪怕這些人做著買賣私鹽，走私銅錢這樣的勾當，朝廷也睜隻眼閉隻眼。
現在好了，都挑到明麵上來了。他們駕著小船，不需要避人耳目，正當光明的進出一些小港，收集銅錢，出口謀利。
如果放到以前，趙構肯定要打擊，銅錢多緊張啊。以前每年朝廷鑄造兩三百萬貫銅錢，市麵上依然錢緊，這幾年因為鑄錢虧的太大，趙構先後罷免大量錢監，銅錢鑄造壓縮到了三十萬貫，雖然不比唐朝少，但市麵上的錢荒更嚴重了，這時候還有人走私銅錢，怎麽可能不打擊。
但現在做這種買賣的，可不止這些奸民，江北那些手握重兵的大藩鎮，哪個不做？
做的最歡的，就是那個可惡的東藩，你怎麽禁？
其實東藩也很納悶啊，曆代鑄錢，還能鑄虧的，也就宋朝獨一份！
可是這個不符合經濟學常識的現象他就發生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慢侯起先以為主要是朝廷錢監機構臃腫，效率低下，才會虧損。後來發現，沒這麽簡單。
如果說鑄造一貫錢虧個兩三百文，那可能是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導致的，可鑄一貫錢，現在是虧一貫錢的概念，得用兩貫甚至更多的成本去鑄錢，這已經無法用效率低下來解釋。
第一是銅產量下降，導致銅價高漲，因此用銅鑄錢不劃算，朝廷可沒少鑄鐵錢，就不存在虧損問題。可李慢侯的了解，南宋銅產量並沒有下降太多，因為產銅的地方主要在南方，比如江西的幾個銅銀礦。隻能說南宋經濟比北宋更加活躍，大量北方豪強湧入江南，導致銅消費大漲，造成銅價飆升。
可是銅錢是以銅為本位的，沒道理銅價漲了好幾倍，銅錢不跟著漲價的道理。
因此李慢侯思索了很久，才覺得鑄錢虧損，可能跟第二個原因有關。那就是朝廷濫發錢引，錢引雖然不能兌換銅錢，朝廷也不負責保證錢引跟銅錢的比例，按說錢引跟銅錢並沒有直接聯係，隻有上麵印刷的數字跟銅錢有關，用的是“緡”“貫”這樣的單位，可這根本不可能起到什麽聯係。
唯有換界的時候，舊引換新引，需要用銅錢繳納貫頭錢，一貫錢引交八十文銅錢，這間接的讓錢引跟銅錢建立起了聯係。
濫發錢引，通過這種聯係，將錢引的貶值注入了銅錢中，導致銅錢始終無法隨著銅價上漲而上漲。
雖然不沿江，但是沿海，而且南渡以來，經濟水平、技術水平，都在快速提高。這是一種被迫的千萬級的人口大交融，各種不同思想、經驗和技術的交匯，誕生出來的新技術，新思想，新方法無形中大大加快了江南的發展。
晏湲的目光瞄準了運河和大海兩條財路，沿河免除所有過稅。兩浙路不但有蘇湖杭之間的運河溝通，沿著太湖每一座城市都有運河相通，自然河流的同行條件也很不錯，比如富春江。
沿河都是富庶地區，經曆的戰火僅次於四川，兀術一路打來，如同一條長劍刺穿江南，可是造成的創傷隻是線性的，並沒有大麵積糜爛地方，兀術一走，這裏很快就恢複了。哪怕是杭州、蘇州這些被焚毀的城市，也很快就得到重建。
哪怕戰亂期間，江南的絲織業也沒有萎縮，大背景是開封這個最大的絲織中心毀滅，造成整個國家的絲織品缺口很大，硬道理是絲織品不單單是消費品，而且是一種貨幣，南宋缺錢的情況下，絲織品有貨幣功能，因此生產出來根本不愁銷路，都不用去銷，拿出來可以直接換購其他商品。女真人搶劫長江兩岸，絲綢絹帛是他們最重要的劫掠目標，他們搶的越多，市場缺口越大，蘇湖地區的絲綢生產就越發達，僅次於四川，是第二生產中心。
這第二大生產中心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四川無法比擬的，就是他很方便通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麻逸、吳哥、暹羅，都是非常成熟的海道。海貿不但刺激絲織業，龍泉窯瓷器，各種手工業都很發達。
可晏湲看重的並不是海貿，海貿才掙多少錢？宋朝朝廷重視海貿，甚至獎勵那些能帶來外商的綱首，給他們加官進爵，每年外商離開前，還設宴招待他們，生怕他們來年不來了，不是因為海貿真那麽有價值，而是因為海貿之利很容易被朝廷控製，成為朝廷巨大的財源。但海貿的開發空間很小，漫長的海運，在技術沒有革命性發展的前提下，開發空間十分有限，因為規模很難做大，再多的政策鼓勵，都不可能爆炸性的擴大海貿。
晏湲更看重的是內貿，這世界上還有比大宋更富的國家嗎？海貿每年給朝廷帶來二十分之一的歲入，確實是巨利，但內貿可挖掘的潛力要比海貿巨大的多。漫長的海岸線，卻隻看到食鹽和海貿之利，眼界實在是太過狹小。
晏湲知道，李慢侯在山東沿海鼓勵海運，內貿收益遠超海貿。山東沿海哪能跟兩浙沿海比，別說比不了蘇杭，連溫州都比不了。
晏湲南下溫州、台州，北上越州、杭州，跟沿途州縣溝通，在各州縣開港，隻要條件合適的，都可以開設。而且允許各州縣自定稅率，轉運司隻出稅則，原則上按照進出港船隻征稅，即便是糧船亦不免稅。
進港征一次，出港征一次，其餘不管。販運何物，也不監管。違禁品不查驗，其實一旦開港，就根本查驗不過來，因為大大小小百餘處港口，查驗隻會增加走私數量。
銅錢、硫磺、兵刃雖然還在違禁之列，但已經無法控製。
晏湲意在從內貿上收錢嗎？也不是，他知道一旦允許各地自定稅率，稅率就高不了，會有相互競爭的港口競相壓低稅率，甚至有些港口都會免稅，免出港稅吸引商船來這裏進貨，免進港稅歡迎商船把外地的貨物帶來，有大港口會給小船免稅，讓周邊小港將商品帶過來，有小港口會給大船免稅，鼓勵大船把遠地的商品帶來，稅收多少很難控製，但商貿會大大繁盛起來。
晏湲的目的在收商稅，各大城市因此而興起，坐稅征收成本低，隻要地皮在，稅收就不會斷。蘇湖杭這些大城市會帶來巨大的稅收，而一些小城市會發展成蘇湖杭這樣的大城市。百貨會被生產出來，無數的百姓會找到生計。
晏湲的一些動作，讓趙構有些心驚膽戰，最擔心的是全部開海會引來海盜。結果反而相反，大量原本海盜隱匿的沿海漁村被當地官府辟成海港，那些沿海奸猾之民搖身一變，做起了生意。
宋氏南渡，社會動蕩，沿海一帶變得非常混亂，海盜興起。許多沿海村民，居則為民，出則為盜。這些情況趙構都很清楚，而且不敢動他們，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很可能抓了一個，引出一窩。
兩年前，福建抓了一個賊探，名叫鄭九。這種賊探，專為海盜團夥提供消息，收集賊資，傾銷贓物。但抓了鄭九之後，鄭九的族親，鄭廣、鄭慶等頭目立刻謀反，鄭廣外號滾海蛟，是有名的亡命徒，頃刻間嘯聚數萬海盜，朝廷不能剿滅，於是詔安。
鄭廣當了官後，幾年間剿平七十多夥海盜。雖然屢立戰功，但在官場依然是一個另類，很難融入官場圈子。有一些笑話甚至都傳到了趙構耳朵裏。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要去覲見安撫大使，這兩日也是各地官員一次聚會。鄭廣當然也得去，聚會上，當別的文官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互相點評自己新作的詩詞，根本沒人搭理鄭廣。
鄭廣鬱悶之下，高喊，我也有詩，請大家品評一下，大聲念道：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
一首海盜出身的官員，遭受排擠下的憤憤打油詩，隱藏的信息卻讓人不安。做官可以做賊，做賊可以做官，這思想太危險了。趙構相信有海防官員勾結海盜，不然不可能有那麽多通海大船被搶，沒有市舶司的官員通風報信，海盜不可能掌握準確信息。甚至有水師軍官玩寇自重，隻有海盜猖獗，他們才能官運亨通。連嶽飛都被批評玩寇自重，那些更不檢點的武將，肯定有這些情況。
做賊可以做官，就更危險了。鄭廣之後，大量海盜嘯聚，似乎都是衝著殺人放火受詔安這條路子來的，幸好鄭廣手段狠辣，狠狠殺了一批，才刹住了這股歪風邪氣。
趙構不知道沿海漁村藏匿了多少鄭廣這樣的人物，因此他早就下令，不準地方官擅自進漁村抓人，以免激起海盜叛亂。
哪怕這些人做著買賣私鹽，走私銅錢這樣的勾當，朝廷也睜隻眼閉隻眼。
現在好了，都挑到明麵上來了。他們駕著小船，不需要避人耳目，正當光明的進出一些小港，收集銅錢，出口謀利。
如果放到以前，趙構肯定要打擊，銅錢多緊張啊。以前每年朝廷鑄造兩三百萬貫銅錢，市麵上依然錢緊，這幾年因為鑄錢虧的太大，趙構先後罷免大量錢監，銅錢鑄造壓縮到了三十萬貫，雖然不比唐朝少，但市麵上的錢荒更嚴重了，這時候還有人走私銅錢，怎麽可能不打擊。
但現在做這種買賣的，可不止這些奸民，江北那些手握重兵的大藩鎮，哪個不做？
做的最歡的，就是那個可惡的東藩，你怎麽禁？
其實東藩也很納悶啊，曆代鑄錢，還能鑄虧的，也就宋朝獨一份！
可是這個不符合經濟學常識的現象他就發生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李慢侯起先以為主要是朝廷錢監機構臃腫，效率低下，才會虧損。後來發現，沒這麽簡單。
如果說鑄造一貫錢虧個兩三百文，那可能是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導致的，可鑄一貫錢，現在是虧一貫錢的概念，得用兩貫甚至更多的成本去鑄錢，這已經無法用效率低下來解釋。
第一是銅產量下降，導致銅價高漲，因此用銅鑄錢不劃算，朝廷可沒少鑄鐵錢，就不存在虧損問題。可李慢侯的了解，南宋銅產量並沒有下降太多，因為產銅的地方主要在南方，比如江西的幾個銅銀礦。隻能說南宋經濟比北宋更加活躍，大量北方豪強湧入江南，導致銅消費大漲，造成銅價飆升。
可是銅錢是以銅為本位的，沒道理銅價漲了好幾倍，銅錢不跟著漲價的道理。
因此李慢侯思索了很久，才覺得鑄錢虧損，可能跟第二個原因有關。那就是朝廷濫發錢引，錢引雖然不能兌換銅錢，朝廷也不負責保證錢引跟銅錢的比例，按說錢引跟銅錢並沒有直接聯係，隻有上麵印刷的數字跟銅錢有關，用的是“緡”“貫”這樣的單位，可這根本不可能起到什麽聯係。
唯有換界的時候，舊引換新引，需要用銅錢繳納貫頭錢，一貫錢引交八十文銅錢，這間接的讓錢引跟銅錢建立起了聯係。
濫發錢引，通過這種聯係，將錢引的貶值注入了銅錢中，導致銅錢始終無法隨著銅價上漲而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