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進行這些產業的時候，李慢侯並不在上海，而是製定了計劃表，派人按部就班去做的。他根本走不開，戰爭都還沒結束呢，他離開海州就是擅離職守，自己也不可能放心。
海州的發展瓶頸很快就到了，基本上關稅收到三十萬貫的水平，就停滯不前。哪怕李慢侯訂立的進出口規則十分寬鬆，給了海商最大的自由，但有通州這些後起之秀模仿下的競爭，海州的極限很快到頭。
而且很可能會慢慢下滑，因為登州、膠州也已經開港，已經開始截留海州到高麗的貿易路線。甚至開始截留海州跟遼東的銷贓貿易份額。海州的地理位置真的太不利了。北有山東，南有江東，港口區位都比海州好了太多。
李慢侯推動起來的大航海經濟，惠及不到海州，海州隻能作為一個內貿港口，為其他海港提供貨物，成為大港口的腹地。論區位優勢，甚至不及漣水軍，至少哪裏還有淮河流域作為腹地，隻可惜黃河南流，擾亂了淮河水係，這個優勢也很難發揮出來。
當然海州要窮也窮不到哪裏去，海邊有鹽場，內地大平原，水道縱橫，交通便利，五百萬畝土地，人口不到二十萬，人少地多，而且灌溉係統發達，沃野千裏，可以做到富庶，但很難發達。即便到了工業時代，這裏大概也會發展滯後，因為缺乏煤鐵資源，也很難成為工業中心。
就在李慢侯為自己辛苦經營數年的海州的前途，有些憂傷的時候，市麵上突然湧入了一批白銀，讓李慢侯短暫的動心。
盡管在市場上拋售白銀的勢力做的很隱秘，如同走私一般，但李慢侯還是掌握了情況，因為大量白銀湧入，市麵上其他貨幣都會受到影響，銅錢陡然緊缺，連鹽票、糧票的價格都抬高了。金價也在漲，就是白銀在下跌，不用查就知道有人在拋售白銀。
突然拋售白銀，除非是手裏的銀子多的沒處花，否則這種貴金屬一般都是儲藏起來的。
李慢侯明白，按照自己的消息，福建人在日本找到了銀礦，並開采出來了。特意找到海州這個自由，又偏僻的地方拋售，目的還是走私銅錢。然後帶去日本采購貨物，衝抵跟金沙等日本高值產品的逆差。
李慢侯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專門負責采集從每一艘日本返航的商船上的信息，這讓他了解了大量日本的情報。日本此時的情況，落後到跟李慢侯的常識有些衝突。一方麵大化改新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朝廷機構。李慢侯還以為日本已經進入封建時代，跟高麗差不多。但社會發展這種進程，比想象中要複雜的多。日本人揠苗助長的結果，並沒有讓他們的社會進程直接拔高到唐朝的水平。
可能他們高層的智力水平已經達到了唐朝人的水平，但底層完全跟不上。日本沒有銅錢，還以為是日本不會鑄造，誰知道並不是這樣。一個能從唐朝學會武士刀鍛造工藝的民族，沒道理學不會鑄造銅錢，曆史上他們還真模仿唐朝鑄造過一批銅錢，可完全沒用。因為日本經濟還沒發展到對貨幣有需求的程度，民間習慣以物易物。乃至日本國內的銅錢，完全是作為一種給貴族和官員發賞的工具。老百姓都以為銅錢是宋國產的，將銅錢叫做宋錢。
連印第安人都知道使用貝幣呢，日本人竟然在以物易物，這確實讓李慢侯沒想到。
經濟發展處在這種水平層次，顯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貿易需求，日本人對宋朝的商品，主要是他們的權貴需求。比如書籍，藥材，絲綢，瓷器，都不是給普通民眾準備的，包括日漸形成的武士階層，此時還很落魄，甚至連一雙靴子都穿不起。
民間不適用貨幣，同時也說明民間內部商品交易規模很小，普通農民可能滿足於衣食無憂，不追求其他的享受。男耕女織就足夠了，也不需要別人的商品。最多也就是食鹽和鐵器需要交易，而官府又學會了專賣，官府收稅也不收貨幣，直接實物。
如此粗放的經濟體係，顯然不可能誕生出外貿商品，至少是優秀到足以征服大宋市場的優勢商品。除了日本刀、折扇之外，也就是漆器勉強入眼，而這些的貿易規模都不大，反倒是木材規模不小，福建許多寺廟都是用日本木材建造的。福建人記載說“日本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十四五丈，徑四尺餘，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搬運至吾泉貿易”。
可是木材是一種低值商品，同樣不足以衝抵絲綢、瓷器、藥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於是在貿易關係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貴金屬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銅錢的貴金屬交換現象。
由於日本白銀流入，讓李慢侯刹那間想到將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銀輸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海州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沒有優勢。用政策輔助，沒有什麽意義。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優勢的地方進行最有優勢的活動，海州的優勢就是為其他港口提供糧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為一個進出口基地，那樣是限製貿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傾銷白銀，隻不過是他們需要走私銅錢，用白銀換銅錢，而海州開了這個口子。但不止海州開了，通州也開了。很快通州就會接過白銀生意，海州還是發展不起來。
跟打仗一樣，在海州跟通州進行貿易戰，注定要輸。但在上海就不一樣了，通州有鹽，有揚州等江北手工業中心；上海有絲綢，有蘇湖這樣的江南手工業中心；上海與通州的競爭才是對等的，兩強相爭，才能容易開發長江黃金航道的潛力。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之後，李慢侯立刻讓侯東關注，告訴侯東，可以邀請這些福建人去上海傾銷一下白銀，上海哪裏也可以大膽收集銅錢，哪裏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員管轄，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業發展起來，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團保持互信的話，李慢侯是不介意將揚州的糧票市場搬到上海的，畢竟蘇湖熟天下足，糧票在上海更有發展潛力，揚州在鹽業的優勢地位更加突出。
這樣，江南糧票，江北鹽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獨霸兩岸，財源自然滾滾而來。
放棄繼續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資源之後，李慢侯將下一個目標也沒有放到上海，而是繼續向北，轉到了登州。上海的優勢，不需要他可以投入，隻需要將在揚州、海州試驗過的商業管理模式逐步複製過去，上海就能發展起來。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這裏本就是宋朝通高麗的貿易港，現在不僅僅有貿易地位，更有軍事和戰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這個後方，用來作為遙控遼東的基地。
作為基地的話，就需要李慢侯更強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雖然是他任命的薑滑，朝廷也承認了這個任命，補足了程序。但是畢竟沒有藩鎮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將登州藩鎮化。
於是向朝廷請奏，希望撤銷徐豪藩鎮，將徐豪鎮撫使移鎮到登州、萊州、濰州、密州四周，這四周密州是山區，麵積廣大，山地也廣大，濰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萊比較有價值。用徐州、亳州兩個目前對朝廷來說極為重要，位於江北到兩京的通道上的州來換，很劃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備邊，登萊濰齊青等州都是直麵女真人統治區的邊境州郡，又很殘破，用藩鎮抵禦，朝廷不需要往這裏投入。
於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應了，這樣牛仲就移鎮山東。對朝廷來說，這還是一個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慣例，將難纏的江北藩鎮逐步北移，讓他們一直處在對抗女真人的第一線。李慢侯的請奏，開了個好頭。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對一些藩鎮影響很大，包括林永在內的大多數藩鎮，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現在朝廷裏已經沒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這叛軍頭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強勢，而且強勢到可以統領林永、徐明這樣桀驁不馴的西軍叛將。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鎮，看到李慢侯意圖的趙鼎，還將沂州並入了李慢侯的藩鎮中，並給李慢侯寫信商討是否可以讓薛慶移鎮。說是商討，其實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見。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紙調令，薛慶肯定就從了。不從朝廷就可以征討，朝廷已經發現，薛慶是江北藩鎮中最弱勢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趙鼎還表示，山東的兗州、齊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設藩鎮，但朝廷已經不在開設新藩，如果薛慶可以移鎮，可以用高郵、天長軍兩地，易山東四州之地。
海州的發展瓶頸很快就到了，基本上關稅收到三十萬貫的水平，就停滯不前。哪怕李慢侯訂立的進出口規則十分寬鬆，給了海商最大的自由，但有通州這些後起之秀模仿下的競爭，海州的極限很快到頭。
而且很可能會慢慢下滑，因為登州、膠州也已經開港，已經開始截留海州到高麗的貿易路線。甚至開始截留海州跟遼東的銷贓貿易份額。海州的地理位置真的太不利了。北有山東，南有江東，港口區位都比海州好了太多。
李慢侯推動起來的大航海經濟，惠及不到海州，海州隻能作為一個內貿港口，為其他海港提供貨物，成為大港口的腹地。論區位優勢，甚至不及漣水軍，至少哪裏還有淮河流域作為腹地，隻可惜黃河南流，擾亂了淮河水係，這個優勢也很難發揮出來。
當然海州要窮也窮不到哪裏去，海邊有鹽場，內地大平原，水道縱橫，交通便利，五百萬畝土地，人口不到二十萬，人少地多，而且灌溉係統發達，沃野千裏，可以做到富庶，但很難發達。即便到了工業時代，這裏大概也會發展滯後，因為缺乏煤鐵資源，也很難成為工業中心。
就在李慢侯為自己辛苦經營數年的海州的前途，有些憂傷的時候，市麵上突然湧入了一批白銀，讓李慢侯短暫的動心。
盡管在市場上拋售白銀的勢力做的很隱秘，如同走私一般，但李慢侯還是掌握了情況，因為大量白銀湧入，市麵上其他貨幣都會受到影響，銅錢陡然緊缺，連鹽票、糧票的價格都抬高了。金價也在漲，就是白銀在下跌，不用查就知道有人在拋售白銀。
突然拋售白銀，除非是手裏的銀子多的沒處花，否則這種貴金屬一般都是儲藏起來的。
李慢侯明白，按照自己的消息，福建人在日本找到了銀礦，並開采出來了。特意找到海州這個自由，又偏僻的地方拋售，目的還是走私銅錢。然後帶去日本采購貨物，衝抵跟金沙等日本高值產品的逆差。
李慢侯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專門負責采集從每一艘日本返航的商船上的信息，這讓他了解了大量日本的情報。日本此時的情況，落後到跟李慢侯的常識有些衝突。一方麵大化改新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朝廷機構。李慢侯還以為日本已經進入封建時代，跟高麗差不多。但社會發展這種進程，比想象中要複雜的多。日本人揠苗助長的結果，並沒有讓他們的社會進程直接拔高到唐朝的水平。
可能他們高層的智力水平已經達到了唐朝人的水平，但底層完全跟不上。日本沒有銅錢，還以為是日本不會鑄造，誰知道並不是這樣。一個能從唐朝學會武士刀鍛造工藝的民族，沒道理學不會鑄造銅錢，曆史上他們還真模仿唐朝鑄造過一批銅錢，可完全沒用。因為日本經濟還沒發展到對貨幣有需求的程度，民間習慣以物易物。乃至日本國內的銅錢，完全是作為一種給貴族和官員發賞的工具。老百姓都以為銅錢是宋國產的，將銅錢叫做宋錢。
連印第安人都知道使用貝幣呢，日本人竟然在以物易物，這確實讓李慢侯沒想到。
經濟發展處在這種水平層次，顯然不可能有太大的貿易需求，日本人對宋朝的商品，主要是他們的權貴需求。比如書籍，藥材，絲綢，瓷器，都不是給普通民眾準備的，包括日漸形成的武士階層，此時還很落魄，甚至連一雙靴子都穿不起。
民間不適用貨幣，同時也說明民間內部商品交易規模很小，普通農民可能滿足於衣食無憂，不追求其他的享受。男耕女織就足夠了，也不需要別人的商品。最多也就是食鹽和鐵器需要交易，而官府又學會了專賣，官府收稅也不收貨幣，直接實物。
如此粗放的經濟體係，顯然不可能誕生出外貿商品，至少是優秀到足以征服大宋市場的優勢商品。除了日本刀、折扇之外，也就是漆器勉強入眼，而這些的貿易規模都不大，反倒是木材規模不小，福建許多寺廟都是用日本木材建造的。福建人記載說“日本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十四五丈，徑四尺餘，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搬運至吾泉貿易”。
可是木材是一種低值商品，同樣不足以衝抵絲綢、瓷器、藥品的逆差，日本人就需要出口金沙。於是在貿易關係中就形成了日本向宋朝出口貴金屬金沙，宋朝商人向日本走私宋朝銅錢的貴金屬交換現象。
由於日本白銀流入，讓李慢侯刹那間想到將海州打造成日本白銀輸入港的想法，可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海州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沒有優勢。用政策輔助，沒有什麽意義。更高效的做法，是在最有優勢的地方進行最有優勢的活動，海州的優勢就是為其他港口提供糧食、原料，而不是自己作為一個進出口基地，那樣是限製貿易的。
如今福建人在海州傾銷白銀，隻不過是他們需要走私銅錢，用白銀換銅錢，而海州開了這個口子。但不止海州開了，通州也開了。很快通州就會接過白銀生意，海州還是發展不起來。
跟打仗一樣，在海州跟通州進行貿易戰，注定要輸。但在上海就不一樣了，通州有鹽，有揚州等江北手工業中心；上海有絲綢，有蘇湖這樣的江南手工業中心；上海與通州的競爭才是對等的，兩強相爭，才能容易開發長江黃金航道的潛力。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之後，李慢侯立刻讓侯東關注，告訴侯東，可以邀請這些福建人去上海傾銷一下白銀，上海哪裏也可以大膽收集銅錢，哪裏是公主的食邑，哪怕是朝廷的官員管轄，但公主罩得住。
一旦上海金融業發展起來，而朝廷又能跟李慢侯集團保持互信的話，李慢侯是不介意將揚州的糧票市場搬到上海的，畢竟蘇湖熟天下足，糧票在上海更有發展潛力，揚州在鹽業的優勢地位更加突出。
這樣，江南糧票，江北鹽票，李慢侯的金融工具獨霸兩岸，財源自然滾滾而來。
放棄繼續在海州低效的投入資源之後，李慢侯將下一個目標也沒有放到上海，而是繼續向北，轉到了登州。上海的優勢，不需要他可以投入，隻需要將在揚州、海州試驗過的商業管理模式逐步複製過去，上海就能發展起來。需要李慢侯投入精力的，正是登州。
這裏本就是宋朝通高麗的貿易港，現在不僅僅有貿易地位，更有軍事和戰略地位。李慢侯需要登州這個後方，用來作為遙控遼東的基地。
作為基地的話，就需要李慢侯更強有力的掌控，目前登州知州雖然是他任命的薑滑，朝廷也承認了這個任命，補足了程序。但是畢竟沒有藩鎮更加自由，所以李慢侯希望至少將登州藩鎮化。
於是向朝廷請奏，希望撤銷徐豪藩鎮，將徐豪鎮撫使移鎮到登州、萊州、濰州、密州四周，這四周密州是山區，麵積廣大，山地也廣大，濰州很小，主要就是登萊比較有價值。用徐州、亳州兩個目前對朝廷來說極為重要，位於江北到兩京的通道上的州來換，很劃算，加上李慢侯的理由很硬，那就是備邊，登萊濰齊青等州都是直麵女真人統治區的邊境州郡，又很殘破，用藩鎮抵禦，朝廷不需要往這裏投入。
於是朝廷很痛快的就答應了，這樣牛仲就移鎮山東。對朝廷來說，這還是一個良好的模式，那就是可以逐步形成慣例，將難纏的江北藩鎮逐步北移，讓他們一直處在對抗女真人的第一線。李慢侯的請奏，開了個好頭。
朝廷也知道，李慢侯對一些藩鎮影響很大，包括林永在內的大多數藩鎮，都曾是李慢侯的部署。現在朝廷裏已經沒人相信李慢侯是被林永這叛軍頭子架空的小受了，知道李慢侯一直就很強勢，而且強勢到可以統領林永、徐明這樣桀驁不馴的西軍叛將。
所以朝廷不但同意了牛仲移鎮，看到李慢侯意圖的趙鼎，還將沂州並入了李慢侯的藩鎮中，並給李慢侯寫信商討是否可以讓薛慶移鎮。說是商討，其實就是在征求李慢侯的意見。李慢侯如果同意，朝廷一紙調令，薛慶肯定就從了。不從朝廷就可以征討，朝廷已經發現，薛慶是江北藩鎮中最弱勢的，而且十分依附李慢侯。趙鼎還表示，山東的兗州、齊州、淄州和青州也需要設藩鎮，但朝廷已經不在開設新藩，如果薛慶可以移鎮，可以用高郵、天長軍兩地，易山東四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