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需要處理,就是即使老、少帥成功被暗殺,奉係內亂,頂多再現一個軍閥重新林立的中國。要想侵吞東北,達到日本人所想的建立“滿蒙共和國”的夢想,有一個人的工作不得不做:那就是溥儀。


    沒有清朝遜帝出麵,日本人在東北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略,政治上會冒著英美幹涉的風險。現在,需要想方設法同步把溥儀帶出北京,然後“574”計劃執行,反奉聯盟的軍隊與沈陽軍區的軍隊起衝突,日本人即可以借“調停或維持鐵路安定”的名義合法介入。


    相信隻要奉係不抱團,人民黨及人民軍內部會有巨大的紛爭而無暇他顧,在沈陽的軍隊是經不起日本人的恫嚇的。


    奉係力量被趕出東北,扶持傀儡的溥儀為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滿清老巢保皇力量的擁護,日本也可以免除直接幹涉中國內政之嫌。這樣,日本就有足夠的說辭來蠶食東北,完成多少代宿臣的夙願。


    曆史上日本人就是這麽幹的。


    土肥先是聯係了在東北讀軍事院校的溥傑,他是溥儀最親近的人,如果說動他,事半而功倍。


    可是溥傑說什麽也不願意做這事。在沈陽陸軍指揮學院學習的日子裏,他充分認識到人民軍的強大。溥儀來東北,沈陽軍區分分鍾就可以滅了跟隨他的勢力;而這個皇帝的作用,無非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就是做廢帝也強似它,何況用出賣祖宗來交換?這個曆史罪人他不敢當。


    不過不做歸不做,對於日本人的陰謀,他也選擇了緘默:畢竟溥儀是他的哥哥,他不敢告知其他人,以免遜帝受到牽連。


    與此同時,紫禁城裏的那位皇帝也陷入了兩難。


    說實話,對去與不去,溥儀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後,大清帝國顛覆,按照《優待條約》,溥儀仍然保留帝號,居住在北京後宮。政|府每月給予一筆不菲的養家費,日子倒也安逸,他也過慣了這種平和的日子。


    但是直奉大戰中馮玉祥入北京後,這位大老粗將軍一心要為民作主,革命之心大作,要徹底廢除封建帝製度,便要強行把末帝驅除出北京城。


    幸好來了個大救星張漢卿,親自攆走了馮家子弟兵,還和他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嚴格地說,是和皇後,這讓溥儀十分尷尬。


    他不是傻子,婉容的點點滴滴變化,他都放在眼裏:衣飾更鮮麗、打扮更入時、出入更頻繁、氣色更紅潤…關鍵是少帥和她密切交往的消息一直見諸報端,讓人又惱又恨。隻是想到張宗昌那兇神惡煞的模樣,他隻能明智地裝作不知。


    本來還想尋找機會重登大寶,但隨著人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越來越穩固,複辟的雄偉大業離他是越來越遠了。無論如何,當懷念過去的美好日子時,廢帝是沒人願意做的。


    這個時候日本人派羅振玉來說服他去東北,並表示將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一個包括蒙古、東三省在內的“滿蒙共和國”。這樣,清朝餘脈得到保存。因此日本人慫恿他去滿洲發祥地當皇帝,他在心裏是十分樂意的。


    因為日本人說,如此他不去,他們將扶持和他同父所生的皇弟溥偉為皇帝。當然,為了給他壯膽,日本人還告訴他:“很快將發生一場大變故,屆時民國政|府的威脅將不複存在。至於那個少帥,他自身都難保!”


    看來,日本人對張漢卿與婉容的事是很了解的,也了解溥儀內心對張漢卿的痛恨程度。


    但是他身邊不乏聰明人,他的老師陳寶琛就是一個。


    陳對日本人立傀儡的用意十分明了。所謂君辱臣死,61歲的陳寶琛在溥儀退下龍廷後一直伴隨著他,仍在後宮擔任“帝師”。


    在授業的同時,陳寶琛經常孜孜不倦的向溥儀灌輸“臥薪嚐膽”、“遵時養晦”、“靜觀其變”的複辟思想,希望溥儀有朝一日能夠恢複“皇清大業”、“重登九五”寶座。期間,陳寶琛為光緒皇帝撰寫了《德宗本紀》,並主纂了《德宗實錄》,被溥儀加封為太傅。


    作為第一親信,溥儀向他諮詢。陳寶琛說:“這是詭計,萬萬使不得!貿然從事,隻怕去時容易迴時難也。”


    國難有忠臣,可是國難曆來奸臣居多。對於能夠讓溥儀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竄下跳,爭相想做從龍之臣,這裏麵鄭孝胥是傑出的代表。這位正史上偽滿洲國的首輔大臣,不遺作力地勸說溥儀。


    鄭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他曾在最初提出虛君立憲的動機,是要挽救中國的危亡。作為清朝遺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國,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續。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鄭最關心的仍然是中國的法製問題。


    然而,清朝遺老開明的態度和改變的熱情,因為辛亥革命而熄滅。盡管在現代化觀念的慣性之下,鄭孝胥曾承認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從相反方向帶來的壓力。最終,他決定聽從“忠”的引導,做清朝的遺老。


    孟森曾寫信勸他“無庸再蹈謝皋羽、汪水雲之成跡”,卻不能動搖他的決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鄭孝胥以《哀沈瀛》一詩,再次表明他的心情。兩天後,他深夜起床,抄寫《伯夷列傳》。


    在革命之後,鄭孝胥痛定思痛,下結論說:“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則未之聞也,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為覆滅宗祀之時代。彼倡亂者,反流毒全國,以利他族,非仁義之事也”。


    並以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認為:“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於共和,實無所解。鄙語有所謂“失心瘋”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豈時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擾亂天下,能發而不能收,其禍能勝言乎!”


    鄭孝胥對共和,在理論上作了最基本的讓步,所以他能批評的,隻有黨人的瘋狂和中國的民智不開兩點。從中不難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後,對於之前所宣揚的立憲法製的懺悔之情。這種“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儀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當信任的。


    但是帝師陳寶琛極力反對溥儀到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他力排眾議諫曰:“不可輕信鄭孝胥欺罔之言”,言語之間不禁聲淚俱下。溥儀召開“禦前會議”商討此事,陳寶琛主張慎重,反對貿然行事;而鄭孝胥等人卻主張“趁時而動”。


    一場激烈的爭辯在二人之間展開。


    陳寶琛:“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嚐不是躁進!”


    鄭孝胥:“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


    陳寶琛:“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皇上三思而定。”


    鄭孝胥反駁說:“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陳寶琛大怒說:“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鄭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陳寶琛:“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隻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鄭孝胥:“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複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麽對不起祖宗的?”


    陳寶琛氣極:“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陳寶琛和鄭孝胥爭論的實質是:恢複大清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但去東北圖謀複辟,受日本人控製,是投敵賣國問題。陳寶琛作為滿清遺老,勸溥儀企圖據複辟的思想是陳舊封建的,但主張不去東北受日本人擺布,還是愛國的。


    溥儀認為陳寶琛“忠心可嘉”,但是鄭孝胥的才名與忠誠更為自己欣賞,否則也不會在正史上以他為偽滿洲國的首輔大臣。加上對人民黨政權的畏懼,所以沒有表態。


    懷著鬱結之情,他來到後宮。自從張漢卿成功地釣到婉容,一直懷疑戴著綠帽子而忿忿的溥儀很久沒有與皇後講話了。在事關大局上,他還是忍不住想找個人敘敘話。


    他來到婉容的住處,東宮裏靜悄悄的。


    難道皇後又出去了?這幾個月裏,那個少帥隔三差五地安排人請皇後出去,盡管每天都迴來,但很多時候都到很晚。皇後也從來不和自己講述發生了什麽,但是她越來越滋潤的臉蛋和偶爾可見的風情讓他若有所思。


    聽老人講,這是女人懷春的表現。


    這個賤女人!毫無羞恥、毫無節操!她身為一國之母,朕的皇後,竟然如此甘於被那個關外土匪崽子侮辱,為什麽不去死!


    這是他的本性流露,也是兩千年來封建思想的餘毒。至於他自己身為大清遜帝、枉有丈夫之名,為妻子該做些什麽,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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