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猜測的不是將來的事,而是過去的事。”

    俄羅斯諺語

    “外麵有一頭狼,正嚎叫著要吸我的血。我們一定要消滅這些豺狼。”

    這些警言是約瑟夫“;斯大林於1953年2月17日,也就是他死前的兩個星期說的;當時他在莫斯科同印度大使會晤時講了這番話。這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接見外賓。

    *          *          *

    莫斯科

    我終於得以挖開了歲月的墓穴,重掘出那些往事。所以這過去一切的真真假假不妨就從一個墓地開始講起吧。

    天下著雨,我現在正準備第二次安葬我的父親。

    很少有人死後會被兩次安葬。當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雨點滴落的栗樹下麵時,我看見了那輛黑色的馬賽地轎車馳入公墓大門,慢慢地滑行過來,最後輕輕地刹車停在近旁。有兩個人跨出車門,他們中的一個中等年紀,頭發略顯灰白;另外一個則是留著一大把連腮胡須的東正教神甫。

    在俄羅斯有一個安葬傳統,入土前先開著棺蓋,讓死者的親屬朋友們能有一個機會跟其作最後的吻別。但是在這個下雨的日子裏,對一個已死了四十多年的亡者來說,當然不會再去奉行這個傳統了,隻有一個簡單的儀式來最後悼念他的故世罷了。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放了一個紅花編成的花圈在墓邊上,我對此銘謝不已。此時我看見叉狀的閃電橫空劃過,照亮那呈色灰暗的天際,隨即便聽到那喀嚓的響雷聲。

    這是一場夏季的雷陣雨,莫斯科的上空象放焰火似地不斷爆鳴著閃電,整個天色則是一片灰朦朦,這樣的背景場麵倒頗為貼切地烘托著一場入葬儀式,烘托著我父親的遭逢,烘托著一場戲劇人生的戲劇結尾。

    諾夫德維奇公墓座落在莫斯科城的南部,一座古老的十六世紀的東正教堂被一圈洗刷得發白的石牆所環繞,五個金色的園頂聳立在高空,其下方就是那通向公墓裏迷宮似曲徑的大門。裏麵雜草叢生,密列著大理石的墓碑和年代已久的墓體。

    直到幾年前,這個公墓對外還是禁止開放的。赫魯曉夫的墓就在附近,矗立著一塊厚實的黑白大理石的紀念碑;斯大林妻子則葬在右處,還有契柯夫、肖斯塔克維奇。那些巨大的大理石墓體建築都是獻給蘇聯的英雄、作家和藝術家,這些故世的男男女女都是在蘇聯史上留有青名的人物,而我的父親,一個美國人,就這麽奇特地夾雜在他們中間。

    大雨開始滂沱而下,當我佇立在公墓一角那濕成一片的樹底下麵時,我看見那從馬賽地出來的灰白鬢發的男子打開雨傘,跟那神甫悄語著,神甫點著頭,走到一邊,站在近處的一棵樹底下。

    那灰發男子已是四十朝後了,是個體形健碩的高個子,淋濕的雨衣裏穿著一套筆挺的藍色西服。他朝我走過來,和藹地微笑著。

    “一個為此陪淚的天氣,對嗎?”他伸出手,“布雷德”;泰勒;美國大使館的,你一定是麥西吧?“

    手握得緊而有力。鬆手後,我說道,“我還以為你趕不到呢。”

    “抱歉我來遲了,在使館裏有事一時脫不開身,”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包萬寶路香煙,並朝我遞來一支。“抽煙嗎?我想這樣不會有什麽不敬吧?”

    “不會。再說我也正好想來一支,謝謝。”

    泰勒說道,“這是個壞習慣,不過象這種乏人的天氣,來一支倒可以提一點精神。”

    他點燃了我們倆人的香煙,吸了一口,然後轉過頭去看神甫,神甫正聳著身子,在他黑色的雨衣底下整理著他的白色法袍,並從口袋裏掏出一本聖經,看來差不多準備就緒了。

    泰勒打開話匣,“鮑博告訴我你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以前來過莫斯科嗎,麥西先生?”

    “來過一次,五年前有過一次簡短的采訪,鮑博還告訴你些什麽?”

    泰勒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齊整的牙齒,“剛好能讓我們相遇時不會把你錯過。他說你是他的老朋友,交情可以追溯到以前你們一起讀寄宿學校的時候,而且你還在越南他的部隊裏當過兵。他吩咐了,要確保你在莫斯科時幫你安排好每一件事,鮑博看起來對此非常重視關切。”

    泰勒還想再說什麽,但又遲疑了一下,迴過頭瞧了神甫一眼,神甫都已準備停當了,點燃了一個小的熏香爐,然後朝我們這邊走來。

    泰勒說道,“看來我們就要開始了。對了,這個神甫是講英語的,我想你一定是希望這樣一個人選。鮑博要求的所有的細節事我想應該是都顧及到了。”

    一塊嶄新的大理石碑被靠放在旁邊的一棵樹底下,我能辨出上麵用西裏爾字體鐫刻的幾行簡單的字。

    傑克伯“;麥西出生日期: 1912。1。3去世日期: 1953。3。1就在近旁有一塊從原墓地連根拔起的舊石碑,上麵沒有任何字跡鑿印,隻有呈綠色的青苔和經年曆月的風雨蝕印。蹊蹺的是,旁邊的地上還插著另一塊同樣年久,同樣無字的石碑,表明在我父親的墓旁還有第二個無名墓。我的眼角掃到有兩個戴著鴨舌帽的墓園工人站在不遠處的樹下,等候著準備豎放我父親的新墓碑。此時此刻,當我站在這個地方,我才意識到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來得那麽的突然,那眾多錯綜複雜的幸運巧遇使你不得不信冥冥之中確有命運之神的妙手安排。一個星期之前,在五千哩以外的華盛頓,我接到了蘭格裏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將安排這場葬禮,還有那個安娜“;克霍列夫,會在莫斯科跟我見麵。我們化了三天時間議定細節。從那個時候起,我就一直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

    那個東正教的神甫邁向前來跟我握手,用一口純正的英語問道,“我可以開始了嗎?”

    “拜托了。”

    他邁向那墓地,那是一副陰鬱,消沉的身影,裹在黑色的帽子、雨衣和白色的法袍裏。他搖著那散發著芬芳香味的熏香爐,開始祈禱,為這個死在俄國的亡靈唱著平調的禱詞,泰勒和我肅立在旁邊,靜聽著那飄散在潮濕,甜膩的空氣裏的悼念聲,到最後,神甫大聲念誦著聖經裏啟示錄的一段:“神要擦去他們眼裏所有的淚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所有的這一切都一去不迴了。”

    葬禮沒化多長時間就結束了,然後神甫退迴身子,走迴到轎車裏去。兩個掘墓人走過來開始動手在我父親的墳墓上填土安插上那塊新墓碑。

    泰勒說道,“好了,我想該做的就是這些了。除了還有你的那位女士朋友,安娜”;克霍列夫。她是早晨剛從特拉維夫飛來的,所以我這才來遲了。“

    泰勒又給我們倆人點燃了第二支香煙,“我想鮑博已經把有關的規矩都解釋清楚了。”

    “當然,不要拍照,不要錄音,任何東西都不得記錄。”

    泰勒笑了,“我猜這是要隱藏所有的談話內容。她逗留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燕子坡裏,那是屬於以色列大使館的,他們騰出一間工作人員的房間專門給你們會麵。”他交給我一張紙條,“這是地址,他們會等著你。會麵是在今天下午三點。”他猶豫了一下,“不介意我問一個問題吧?”

    “盡管問吧。”

    他朝我父親的墓點了點頭,“鮑博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在四十年前死的,你怎麽到今天才跑來這裏辦葬禮?”

    “鮑博沒有告訴你嗎?”

    泰勒微笑道,“我隻是個中間辦事人,他告訴我的隻夠我領會到不會把事情搞砸,能夠安排得周到有序,但是看起來他不願作過多的解釋,而如果你是為us的外交使團工作,你就得學會不要問太多的與你無關的問題,我想他們把這當作必需的常識。”

    “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我父親是為美國政府機構工作。他於1953年死在莫斯科。”

    “他是為我們這裏的大使館工作的嗎?”

    “不是。”

    泰勒疑惑地說道。“這就怪了,我想冷戰時期莫斯科是從不允許美國人踏足的,除了那些在使館工作的人。你父親是怎麽死的?”

    “這正是我來這裏想要搞清楚的。”

    泰勒顯得茫然不解,他還想再開口說什麽,突然間我們頭頂上空響起一記霹靂聲,他抬頭望了一眼。

    “好了,我很想留下來接著談,但是公務在身。”他用鞋後跟踩滅了香煙,“我得送神甫迴去,要我載你一程嗎?”

    我扔掉了香煙,“不用了,我會叫一輛出租車,我還想待一會兒,謝謝你的幫忙。”

    “有什麽需要盡管說,”泰勒撐起了雨傘,“祝你好運,麥西。衷心希望你能如願以償。”

    整個事情說來話長。

    那是1953年3月上旬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當時我才十歲。那晚我正呆在佛吉尼亞州裏奇蒙寄宿學校的宿舍裏,聽見門外樓梯木板響起吱嘎吱嘎的腳步踩壓聲,然後是我們房門打開的聲音。我抬頭望去,隻見校長站在那裏,另外還有一個男人站在他身後,但這個人不是學校裏的教師,也不是教工。他穿著一件長大衣,戴著一副皮手套,兩眼緊盯著我,轉瞬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校長開口發話道,“威廉姆,這位先生是來這裏看你的。”他又頗帶示意地看了看房間裏其他兩個男孩,“你們可以讓威廉姆一個人呆一會兒嗎?”

    男孩們離開了房間,校長也離開了房間。那個人抬腳跨進房,並把門合上。他身材寬闊,一張嚴峻的臉上嵌著一雙深凹的眸子,那平剪的發型和那鋥亮的棕色高統皮靴在在透現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軍人。

    很長的時間裏,他一直沉默著不說話。似乎他覺得將要跟我講的話實在是難以啟齒。

    最後,他終於開口了,“威廉姆,我叫卡爾”;布蘭尼岡。我是你父親生前的同事。“他話語裏的用詞不由得讓我一怔。是他所說的”生前的同事“。我仰頭看著他,問道,”什麽事,布蘭尼岡先生?“

    “威廉姆,恐怕我給你帶來一個壞消息,是關於你父親的……他死了。我很難過……真的很難過。”

    這人就站在那裏,再也不吭一聲。然後我嚶嚶地哭了起來,但這個人卻沒趨上前來,拍拍我或哪怕說上一句安慰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是那麽地孤苦伶仃。過了一會兒,我聽到樓梯木板又響起了那吱嘎吱嘎的腳步聲。窗外,寒風嗚咽狂掃著,一根樹枝刮擦著外麵的牆壁,發出一記又一記咯吱聲和劈啪聲。我無助地哭喚著我的父親,但卻沒有他熟悉的迴應。

    然後一記淒厲的嘶喊聲從我的內心深底處迸發出來,迴蕩在我的腦海裏久久不息。這是一場傷心欲絕的痛哭,我根本無法製止住那不斷湧出的眼淚。

    我記得隨後就是一陣狂奔,一陣漫無目的的狂奔。奔出學校的櫟木大門,穿過潮濕、寒冷的佛吉尼亞田野,悲傷沉重得象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直到最後看見一條冰冷的河流橫阻在前麵大地我才停下步來。我撲倒在濕漉漉的草地上,將臉埋在手裏,巴望著我的父親能迴到我的身邊。

    過後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親去世的一些情況。他們從來不告訴我他究竟是在什麽地方死的,隻說是在歐洲的某一個地方,而且是自殺。屍體已經在水裏浸泡了幾個星期了,所以實在不適宜讓一個小男孩去觀瞻。葬禮倒是有一個,但是對我的提問卻沒有更多的解釋和迴答,因為沒有人會費神去跟一個小孩子細講這種事情。許多年過去了,但是這些未被迴答的問題仍會時不時地在我的腦海裏浮起。究竟是什麽緣故?到底是在哪裏?很長的歲月過去後,我才發覺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當我的母親去世後,我迴到她住過的房子裏,收拾整理她的遺物。沒有掉淚,沒有傷感,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跟她相依為伴過。我們有很長的時間沒有互相見麵了。隻是偶爾有一兩張問候卡,或一封簡短的信。我們之間從來就不象我跟我父親那樣來得親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後不久就離婚了。我的母親把我扔給我父親一個人去照料而徑自闖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個百老匯的表演團裏當一名舞蹈演員,而對我父親的了解甚至少過孩提時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們從來就沒有融洽過。

    她在紐約上東城租了一個小小的公寓單元。給我的印象那個地方很是邋遢。一張淩亂不堪的床,一把單椅,一些空的杜鬆子酒瓶,還有一瓶金黃色的染發劑,再有就是一些來自往日男友們和我父親的信,全部用橡皮筋紮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個舊罐筒裏。

    我看見了當中一封我父親的信。信紙因年代長久都已經色澤褪淡了,四周修成花邊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親愛的露絲:來信隻是讓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學校裏表現不錯。我將離開一段時間,而如果我有什麽事情發生的話,我想要你知道(猶如往常一樣)在我的帳戶裏有足夠的錢,再加上我的職業撫恤金足以供你們倆人度日。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險的年代,不是嗎?我聽說他們在百老匯也修建防空掩體為了防備俄國人的威脅。

    我現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還有一件事,要是我有任何不測發生的話,如果你能檢查一遍我那屋子,我將不勝感激;而如果你在書房裏或地窖裏那個老地方發現有任何存放的文件,就請幫忙把它們交給華盛頓的政府辦事機構。你會為我做這一切嗎?

    傑克我又好奇地讀了其他的信,但裏麵都沒有什麽內容,無非是寫自於一些男人:某某人送到後台的紙條,說看見她在伴舞群裏,非常欣賞她的秀腿,而想邀請她共進晚餐。有幾封是我父親的,但裏麵毫無他們曾相愛過的跡象。我猜想要有的話也早已讓她燒掉了。

    但我卻思索著那封講到文件的信裏的幾句話。信中提到的那所屋子過去是我父親的,而現在則是我的住所。這是幢老式的木板屋,是我父親和母親第一次搬來華盛頓時買下來的。他死了後,這屋子搖搖欲墜了好幾年,直到我長大成人,才得以將它整修一新。我花了好幾年功夫才將它恢複成原貌。在我父親的書房裏,曾經有一個深藏在地板下的代保牌金屬保險箱。我父親經常在書房裏存放一些文件和資料。但是我記得他有一次說過他從來不相信保險箱,因為一個聰明、專注的人最終總能將它們打開。當然了,那個保險箱早已被扔掉了,這間屋子也被重新裝修過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還利用其他地方存放文件。

    於是,我整理完母親的東西後便趕迴住所,徑直鑽到那個地窖裏。這個地方我很少光顧,裏麵堆滿了久已遺棄的、曾屬於我父母的擺設品和雜物的箱子,這些東西我放了有好幾年了,一直準備等哪天有空就處理掉。聯想到書房裏那個保險箱的藏身處,我搬移著周圍的紙板箱和木箱子,首先檢查那硬梆梆的地麵。

    什麽也沒發現。

    然後我開始檢查四周牆壁。

    費了很長時間,我才發現進者背對的牆壁,地窖門的上方,高高地有兩塊鬆出的紅磚。

    我記得當時我的心一下子別別地狂跳起來,揣摩著我會不會發現點什麽。或許我的母親早已照我父親的關照來此檢查過了,也或許她猶如往常一樣對我父親的事漫不經心。我探上身,抽掉了那兩塊磚,後麵竟是一個很深的壁龕。我看見一個已經破舊變色的老式的黃皮麵文件夾, 裏麵放著一本黃色的拍紙薄。

    人生裏總難免有一些插曲會給你的生活帶來突變的感覺。就象訂婚或離婚,或者在電話的另一端有人告訴你你的家裏某一個親人去世 了。

    但是我對地窖裏那兩塊紅磚後麵的東西所帶來的突變感覺卻毫無思想準備。

    我把那本舊拍紙薄帶到地上麵開始閱讀。有兩頁紙是用藍墨水寫的字,都是我父親的筆跡。

    有四個人的名字,一些日期,一些細節和粗略的提要,好象他要構劃什麽東西,從中看不出很多名堂。還有一個代號:雪狼行動。

    我父親是為中央情報局(cia)工作的。他的一生都是一個軍事情報人員。在二戰的時候,他在戰略情報局(oss)工作,活動在德國人的後方。在我發現這本破舊的黃色的拍紙薄前,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了,其他的則一無所知。

    我久久地坐在那裏,絞盡腦汁試圖能從中理出點有趣的頭緒。最後,當我無意中睹見那紙頁上的落筆日期時,我的腦袋不禁轟然一響。

    我驅車直奔阿靈頓公墓。跑到那裏,我看著我父親的墓碑,久久地凝視著上麵的碑文。

    傑克伯“;麥西出生日期: 1912。 1。 3去世日期: 1953。 2。 20我癡癡地盯著這些字,直到我的兩眼都快要看出火花來了。然後我轉身離去,馬上將我發現的那些寫過字的紙頁複印下來,然後將原件封入一個信袋交給我的律師。

    一個小時以後,我打電話給鮑博“;維他利,他是為坐落在蘭格裏的中央情報局工作的。

    “比爾,好久不見。”維他利興高采烈地嚷道,“可別告訴我又有什麽校友聚會了,是不是?為什麽他們總是要紀念那段我們巴不得快點過去的時光?扔在裏奇蒙的錢已經使我的帳戶大大縮水了。”

    我告訴他我發現的東西以及我是怎麽發現的,但沒講裏麵具體內容。

    “那又怎麽樣?你發現的隻不過是被老人家遺忘的文件罷了。當然,他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過,可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看你的方便,把它們燒了。”

    “我想應該有人過來看看。”

    “你在開玩笑?你打電話來就是為了這個?”

    “鮑博,我真的認為應該有人過來看看這些文件。”

    維他利歎了口氣。我能想象得出他一定在電話的另一端抬腕看他的手表。

    “好吧,裏麵有些什麽內容?給我一點大概,我去查查看,看你發現的東西是否重要。你要清楚,這都已經過了四十年了。我敢肯定你發現的東西早已銷密了。我想你很可能是空激動一場。”

    “鮑博,還是過來看看這些文件。”

    維他利有點不耐煩了,“比爾,我沒有時間再開車到你那裏去。給我點內容讓我先去查。行啦,看在基督的份上。”

    “雪狼行動。”

    “這是什麽?”“這是本子上第一頁頂端上所寫的。”

    “從來沒有聽說過。其他還有什麽?”

    “還有很多。”

    “很多什麽?”

    “過來看就知道了。”

    維他利歎了口氣。“比爾,跟你講我會怎麽做,我會去問問這裏的一些老前輩,或者檔案室裏的小夥子們,看能打聽到些什麽,看看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雪狼行動。”我聽得出他已經沒有心思了,“聽著,我有電話進來。我會過後再跟你聯絡。保重,夥計。”

    線路“咯嗒”一聲斷了。

    我站起身,走進廚房裏衝了杯咖啡。我坐在那裏好象很久很久,心情依舊不能平靜下來,腦子裏隻是在思索著那幾張紙和其中所可能包含的意思。我不想告訴維他利全部的內容,我要知道蘭格裏掌握的內情。我的大腦裏思緒萬千,卻又不知道接下來到底該做什麽。

    這一定是過了一個小時,我聽到外麵突然響起輪胎尖銳的刹車擦地聲。透過窗子,隻見兩輛黑色的大型房車停在外麵,有六、七個人動作迅速地跨出車門。鮑博也在他們中間。他看上去臉色發白。當我走到門口時,他急促地說道,“我可以進來嗎?我們需要談談。”

    其他人守在外麵的門道口,維他利和另外一個人走進屋子。那個人個子修長,可能有六十多歲了,一頭銀發顯得氣度非凡。但是他看上去卻是驕矜無比,麵孔鐵板。然後維他利開口說道, “比爾,我想你也猜到了我們此來是為了你發現的那些文件…… ;”

    旁邊那個人專橫地打斷了他的話,“麥西先生,我叫德納霍,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部門頭腦。鮑博說了你告訴他的內容。我可以看看你的那些文件嗎?嗯?”

    我把那些紙交給了他。

    他的臉色陡然一變,“怎麽是複印件?”

    德納霍詰問的語氣裏不容置疑地要求一個解釋。我看著他的臉。

    “原件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德納霍麵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臉一下子沉了下來,他看了一眼維他利,然後慢慢地閱讀那些複印件。最後他滿麵憂色地坐了下來。

    “麥西先生,這些文件是屬於中央情報局的。”

    “它們是屬於我父親的。他隻是在過去為中央情報局幹過。”

    德納霍語氣強硬地說道。“麥西先生,我們可以為此爭上整個晚上。但是你所擁有的這些文件現在仍然被列於絕密。所以,它們仍然屬於政府所有。”

    “可這是四十年前的東西。”

    “這沒有什麽區別——機密仍然有效,這些特殊文件裏的全部內容永遠都不得公諸於世。文件裏所提到的那個行動是高度機密和高度敏感的,甚至我這樣講都不足以強調它的性質。那些原件呢?請拿出來。”

    “我們得做筆交易。”

    “沒有什麽交易可做,麥西。那些文件呢?請交出來。”

    我打定了主意決不妥協,“我想你最好先聽我說,德納霍。我的父親在四十年前死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死的,我要答案,而且我要確切地知道他牽涉進去的那個雪狼行動到底是什麽。”

    “根本不可能。我恐怕這想都不要想。”

    “我是一名記者。我可以把這些文件發表出去,寫成文章,進行調查,看看當時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人能否記起點什麽。到時,等內情被抖落出來了,你或許會大驚失色。”

    德納霍的臉色又是大變,“我敢擔保,你要敢寫下我們討論的這件事的任何東西,你今後在這個國家連一個字都別想發表。中央情報局決不允許這事發生的。你的調查隻會走進死胡同。”

    德納霍是如此的驕橫跋扈。

    我迴敬地盯著他,“這就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或許我不能在這裏發表。”我冷冷地說道,“但是國外總有你控製不了的報紙。”

    德納霍沉默了。他的眉頭緊鎖。我看得出他的內心躊躇不定。

    “你想要什麽,麥西?”

    “這些問題的答案。我想知道真相,而且我還要見見跟我父親一起執行那次任務的那些人,不管是誰,隻要還在人世。”

    “這根本不可能,他們都已經死了。”

    “不可能全都死了,一定還有人在。那記事本上四個名字中的任何一個:埃曆克斯”;史朗斯基、安娜“;克霍列夫、亨利”;利貝爾、依麗娜“;德佐夫,隨便他們當中的哪一個。我不想要轉手的材料,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你高興講的東西,而我要的是當事人,有血有肉的當事人。我要交談的是那個認識我父親,了解這個行動,知曉他真正死因的人。還有,”我加重了語氣,“我還想要知道我父親的屍體究竟怎麽了。”

    這一迴德納霍的臉已是白得嚇人。“你父親的屍體被埋在華盛頓了。”

    “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你自己也清楚。看看這些複印件,德納霍,後麵一頁上麵有一個落筆日期,1953年2月20日。這是我父親的筆跡。你們的人告訴我我的父親是在那天死在歐洲的,那個日期現在還刻在他的墓碑上——2月20日。或許我現在是有點頭腦激動過頭,但是死人是不會作筆記的,除非他們是神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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