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5日，我於“意外”中認識了王建剛。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偶然相遇，更像是命中注定，雖然我從不相信命。
盛夏的關中，土地忙於生長綠葉和開花，盡最大努力裝扮這個世界。人們在這個世界裏汗流浹背的幹活，那是為了使生活更加美好。但這個世界的這個季節對於我來說是清閑的，正在軍醫大學讀書的我，如期迴到父母所在的城市西安休暑假。剛進家門那陣子，我和父母親總有說不完的話，可沒過幾天，話匣子就空了。因為父親常外出散步，母親忙於上班，獨自在家的我連當個聽眾的資格都失去了，平時不是看書就是到公園去看風景，這已成為我豐富假期生活的特定方式。
我最愛去又離家最近的公園有個很吉祥的名字，叫興慶公園，它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據史書記載，它原是唐玄宗在潘邸時，與其兄弟五人的住宅。雖說年代久遠，但皇家氣派依舊十足，亭閣長廊，小橋流水，花豔樹綠，可謂風景無處不誘人。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如同往常一樣來到公園，可剛剛走到假山前，突然從身後傳來洪鍾般的吼聲：“你怎麽偷別人東西？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下次不能再偷東西了，你走吧。”我迴頭一看，隻見一個身著軍裝的年輕軍人放走了小偷之後，轉身將錢包送到了我的手中，我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驚呆了，接過錢包不知說什麽好，連聲道謝。“沒什麽，應該的。”對方邊說邊和戰友們匆匆離去。我好半天才迴過神來，突然想起怎麽沒問對方的名字和地址，以後怎麽感謝別人？但後悔已晚，那名見義勇為者已走出了我的視線。
錢包雖然完璧歸趙，但我的心情卻被攪得煩亂，哪還有心情遊園。在迴家的路上，我的雙手像長在口袋裏似的，生怕錢包再遭不測。
剛進門，我本想把今天發生的“不幸”向母親痛訴一番，可沒等我開口，母親就數落起來了：“又到哪兒瘋去了？趕快收拾一下，有客人要來。”
我莫名其妙的問：“什麽客人？”
母親說：“托人給你介紹的對象，是個空軍飛行員，一會就到，你看一看，如果願意就點點頭，不願意就搖搖頭。”
“點頭？搖頭？還哈腰哩！”我一邊嘟囔著一邊和母親開始忙活，收拾房間，把桌子上多餘的東西都收拾起來，擦桌子、掃地、放茶杯，一切準備就緒，隻欠那個讓我“點頭”或“搖頭”的人到來。等到快做晚飯的時候來了一位熟人，他對母親說：“今天來不了了，小夥子今天外出有事，沒法聯係，下周再說吧。”
又是一個星期天，身為軍人的我依然保持著在軍校的作息習慣。按時起床的我與在軍營所不同的是可以隨意支配時間。吃過早飯、收拾好房間，我特意打扮了一番之後便到隔壁鄰居家串門去了，正說得熱鬧，突然聽到母親叫我的名字，將“秀兒”這兩個字叫得滿院子響，我應聲趕緊迴到家中，一進門就看見兩個年輕小夥子表情嚴肅的坐在客廳裏。坐在另一邊的母親立即起身拉住了我的手介紹說：“這就是我的大女兒文秀，剛剛提了幹部，現正在軍醫大學上學。”牽線的人也主動介紹：“這是王建剛同誌，空軍飛行員，是連級幹部。”
我抬頭看了看那名穿軍裝的年輕小夥子，高高的個子，寬厚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兩道濃密的眉毛，高聳的鼻子，寬寬的額頭，英俊的麵孔，微黃的皮膚，麵頰部還有幾顆青春痘。戴著解放帽，紅色的帽徽紅色的領章將他的麵色襯托得神采飛揚，即莊重又大方，氣度不凡。
好像在哪兒見過？我在心裏嘀咕著。
因為是初次見麵，大家都顯得拘謹，還是介紹人有經驗，會把握時機，她在我們不經意對視的當兒，向男方咵起我的好。她說這姑娘長的跟畫似的，個子高挑，身材勻稱，細嫩的皮膚白裏透紅，秀氣的臉龐，端莊的五官，標誌而優雅，賢淑而美麗，既大方又文質彬彬，姿態優美而健康……
“噢！原來是你。”就在介紹人說書般流暢地介紹我的當兒，王建剛冷不丁冒出這麽一句話之後，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了神，唯有我和建剛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介紹人莫名其妙的問：“你們認識？”
王建剛說：“上星期在公園裏遇見過。”
我馬上接著說：“多虧他在公園裏把偷我錢包的小偷給抓住，把錢包奪迴來還給了我。”
大家聽了都喜形於色，介紹人趁熱打鐵地說：“那就不用多說了，既然你們已經見過麵，那就自己談吧，互相再進一步了解了解。”
母親看我沒有給她發出早已約定的“點頭”或“搖頭”的暗號，就借故把我叫出門問：“怎麽樣？談還是不談？”
我說：“看人還不錯，那就先談吧。”
迴到屋內，母親適時問了問王建剛的家庭情況，王建剛說他的父母是山東農村的，家裏有四個姊妹，家庭條件不好，比較貧窮。當時，我並沒有在意王建剛的家庭，我對王建剛存在著一種感激之情，崇敬之意，我認為王建剛是一個能保護自己的人。因為我的母親知道我對王建剛的第一印象不錯，她便將這個消息耳語給了介紹人，介紹人不失時機的說：“文秀，你和小王出去轉轉，我和你媽媽想談談別的事。”就這樣，介紹人十分巧妙的為我和王建剛“製造”了一個相互了解的條件。
我和王建剛並肩走在曾是自己無數次走過的馬路上，所不同的是，身邊走著的是一個與我的人生開始相關的人。我倆一邊走著，一邊談著各自的經曆。王建剛說他的父母都是農民，省吃儉用的供他上學。上初中時離家較遠，住在學校裏，一個星期迴家拿一次幹糧。那時，家裏糧食短缺，每個星期隻能帶三天的口糧，前三天吃菜窩頭喝點開水，後三天就得自己挖野菜充饑。有時同學給他帶上點吃的。班裏有位女同學對他最同情，經常給他帶吃的，到了夏季，帶的饅頭放不住，第三天就發黴了，發了黴也不舍得丟，求校灶上的師傅幫忙給蒸一下再吃。有時家裏沒有玉米麵，就帶紅薯幹充饑……
“那時候的肚子真餓啊，總是吃不飽。現在吃空勤灶，頓頓大米飯，有魚有肉還配水果，做夢都沒想到能吃的這麽好！”王建剛感慨的說。
王建剛的成長經曆深深打動了我的心，然而，王建剛的心卻是忐忑不安的，從他言談的語氣中我能明顯感受到。因為，我們倆人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曆落差太大了。對於王建剛來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出身名門，父親是老紅軍、高幹，母親也是國家幹部，在縣政府上班，還是個女局長呢。我是他們的掌上明珠，且自身條件也相當優越。入伍當年就被評為“五好”戰士，第二年入了黨，並被推薦參加軍級單位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接著又被推薦上大學，現在第七軍醫大學讀醫療專業。
從言談中我還能感覺到，此時的王建剛顯得底氣不足，心中充滿疑慮，因為有好長時間他竟然連一個字也沒說。
打破僵局的是我。我說自從那天在公園裏遇見後，我的第一感覺是你這個人正直、可靠。在迴家的路上，我一直後悔沒問你的姓名和單位，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連感謝的機會都沒有了。
王建剛連忙接過話頭：“什麽叫緣分？這就是緣分。”就這樣我們越說越近，越講越有說不完的話，是相同的事業和相同的戎裝使我們的心貼在了一起。
我們互相留了通信地址，戀戀不舍的分手。分手後，王建剛立即向組織匯報了我的基本情況，經政治審查，組織上批準他與我建立戀愛關係，從此，我們開始了漫長的戀愛生活。那時，我們各處一地，天南海北。王建剛在西北航空兵某師，我在南方第七軍醫學校讀書，郵遞員成為我們表達愛意和思念的使者。三年中我們隻見過一次麵，直到1973年我軍校畢業，我們這才談婚論嫁。70年代的軍人婚禮可以說是簡樸的、革命化的婚禮。
婚禮是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舉行的，地點是在王建剛所在部隊的一間會議室。按照主持人口令，新娘和新郎向首長、來賓敬禮，然後，夫妻相互敬禮，充滿了軍營色彩。
完成了“閱兵式”的婚禮議程後，我開始給戰友們發糖點煙，有幾個好熱鬧的戰友故意將煙弄濕，我連續點了三次他們才肯放過。之後，所有參加婚禮的戰友們陪同我們一起迴新房。
說是新房，其實就是一間臨時客房，布置十分簡單，一張雙人木床，床上兩條黃軍被整齊的放在一起，一張桌子，桌子上麵放著印有喜字的暖水瓶和兩個茶杯。當年提倡艱苦樸素，因此，我從上海帶迴來的一束塑料花也沒敢擺放，怕別人說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桌子上放的是毛主席語錄，戰友鬧洞房時唱的是毛主席詩詞歌《蝶戀花》，一切都是在“紅色”的氣氛中展開和結束的。
終成眷屬之後不久，我倆便迴到了各自的部隊，過起了相隔千裏的單身生活。
盛夏的關中，土地忙於生長綠葉和開花，盡最大努力裝扮這個世界。人們在這個世界裏汗流浹背的幹活，那是為了使生活更加美好。但這個世界的這個季節對於我來說是清閑的，正在軍醫大學讀書的我，如期迴到父母所在的城市西安休暑假。剛進家門那陣子，我和父母親總有說不完的話，可沒過幾天，話匣子就空了。因為父親常外出散步，母親忙於上班，獨自在家的我連當個聽眾的資格都失去了，平時不是看書就是到公園去看風景，這已成為我豐富假期生活的特定方式。
我最愛去又離家最近的公園有個很吉祥的名字，叫興慶公園，它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據史書記載，它原是唐玄宗在潘邸時，與其兄弟五人的住宅。雖說年代久遠，但皇家氣派依舊十足，亭閣長廊，小橋流水，花豔樹綠，可謂風景無處不誘人。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如同往常一樣來到公園，可剛剛走到假山前，突然從身後傳來洪鍾般的吼聲：“你怎麽偷別人東西？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下次不能再偷東西了，你走吧。”我迴頭一看，隻見一個身著軍裝的年輕軍人放走了小偷之後，轉身將錢包送到了我的手中，我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驚呆了，接過錢包不知說什麽好，連聲道謝。“沒什麽，應該的。”對方邊說邊和戰友們匆匆離去。我好半天才迴過神來，突然想起怎麽沒問對方的名字和地址，以後怎麽感謝別人？但後悔已晚，那名見義勇為者已走出了我的視線。
錢包雖然完璧歸趙，但我的心情卻被攪得煩亂，哪還有心情遊園。在迴家的路上，我的雙手像長在口袋裏似的，生怕錢包再遭不測。
剛進門，我本想把今天發生的“不幸”向母親痛訴一番，可沒等我開口，母親就數落起來了：“又到哪兒瘋去了？趕快收拾一下，有客人要來。”
我莫名其妙的問：“什麽客人？”
母親說：“托人給你介紹的對象，是個空軍飛行員，一會就到，你看一看，如果願意就點點頭，不願意就搖搖頭。”
“點頭？搖頭？還哈腰哩！”我一邊嘟囔著一邊和母親開始忙活，收拾房間，把桌子上多餘的東西都收拾起來，擦桌子、掃地、放茶杯，一切準備就緒，隻欠那個讓我“點頭”或“搖頭”的人到來。等到快做晚飯的時候來了一位熟人，他對母親說：“今天來不了了，小夥子今天外出有事，沒法聯係，下周再說吧。”
又是一個星期天，身為軍人的我依然保持著在軍校的作息習慣。按時起床的我與在軍營所不同的是可以隨意支配時間。吃過早飯、收拾好房間，我特意打扮了一番之後便到隔壁鄰居家串門去了，正說得熱鬧，突然聽到母親叫我的名字，將“秀兒”這兩個字叫得滿院子響，我應聲趕緊迴到家中，一進門就看見兩個年輕小夥子表情嚴肅的坐在客廳裏。坐在另一邊的母親立即起身拉住了我的手介紹說：“這就是我的大女兒文秀，剛剛提了幹部，現正在軍醫大學上學。”牽線的人也主動介紹：“這是王建剛同誌，空軍飛行員，是連級幹部。”
我抬頭看了看那名穿軍裝的年輕小夥子，高高的個子，寬厚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兩道濃密的眉毛，高聳的鼻子，寬寬的額頭，英俊的麵孔，微黃的皮膚，麵頰部還有幾顆青春痘。戴著解放帽，紅色的帽徽紅色的領章將他的麵色襯托得神采飛揚，即莊重又大方，氣度不凡。
好像在哪兒見過？我在心裏嘀咕著。
因為是初次見麵，大家都顯得拘謹，還是介紹人有經驗，會把握時機，她在我們不經意對視的當兒，向男方咵起我的好。她說這姑娘長的跟畫似的，個子高挑，身材勻稱，細嫩的皮膚白裏透紅，秀氣的臉龐，端莊的五官，標誌而優雅，賢淑而美麗，既大方又文質彬彬，姿態優美而健康……
“噢！原來是你。”就在介紹人說書般流暢地介紹我的當兒，王建剛冷不丁冒出這麽一句話之後，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了神，唯有我和建剛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介紹人莫名其妙的問：“你們認識？”
王建剛說：“上星期在公園裏遇見過。”
我馬上接著說：“多虧他在公園裏把偷我錢包的小偷給抓住，把錢包奪迴來還給了我。”
大家聽了都喜形於色，介紹人趁熱打鐵地說：“那就不用多說了，既然你們已經見過麵，那就自己談吧，互相再進一步了解了解。”
母親看我沒有給她發出早已約定的“點頭”或“搖頭”的暗號，就借故把我叫出門問：“怎麽樣？談還是不談？”
我說：“看人還不錯，那就先談吧。”
迴到屋內，母親適時問了問王建剛的家庭情況，王建剛說他的父母是山東農村的，家裏有四個姊妹，家庭條件不好，比較貧窮。當時，我並沒有在意王建剛的家庭，我對王建剛存在著一種感激之情，崇敬之意，我認為王建剛是一個能保護自己的人。因為我的母親知道我對王建剛的第一印象不錯，她便將這個消息耳語給了介紹人，介紹人不失時機的說：“文秀，你和小王出去轉轉，我和你媽媽想談談別的事。”就這樣，介紹人十分巧妙的為我和王建剛“製造”了一個相互了解的條件。
我和王建剛並肩走在曾是自己無數次走過的馬路上，所不同的是，身邊走著的是一個與我的人生開始相關的人。我倆一邊走著，一邊談著各自的經曆。王建剛說他的父母都是農民，省吃儉用的供他上學。上初中時離家較遠，住在學校裏，一個星期迴家拿一次幹糧。那時，家裏糧食短缺，每個星期隻能帶三天的口糧，前三天吃菜窩頭喝點開水，後三天就得自己挖野菜充饑。有時同學給他帶上點吃的。班裏有位女同學對他最同情，經常給他帶吃的，到了夏季，帶的饅頭放不住，第三天就發黴了，發了黴也不舍得丟，求校灶上的師傅幫忙給蒸一下再吃。有時家裏沒有玉米麵，就帶紅薯幹充饑……
“那時候的肚子真餓啊，總是吃不飽。現在吃空勤灶，頓頓大米飯，有魚有肉還配水果，做夢都沒想到能吃的這麽好！”王建剛感慨的說。
王建剛的成長經曆深深打動了我的心，然而，王建剛的心卻是忐忑不安的，從他言談的語氣中我能明顯感受到。因為，我們倆人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曆落差太大了。對於王建剛來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出身名門，父親是老紅軍、高幹，母親也是國家幹部，在縣政府上班，還是個女局長呢。我是他們的掌上明珠，且自身條件也相當優越。入伍當年就被評為“五好”戰士，第二年入了黨，並被推薦參加軍級單位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接著又被推薦上大學，現在第七軍醫大學讀醫療專業。
從言談中我還能感覺到，此時的王建剛顯得底氣不足，心中充滿疑慮，因為有好長時間他竟然連一個字也沒說。
打破僵局的是我。我說自從那天在公園裏遇見後，我的第一感覺是你這個人正直、可靠。在迴家的路上，我一直後悔沒問你的姓名和單位，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連感謝的機會都沒有了。
王建剛連忙接過話頭：“什麽叫緣分？這就是緣分。”就這樣我們越說越近，越講越有說不完的話，是相同的事業和相同的戎裝使我們的心貼在了一起。
我們互相留了通信地址，戀戀不舍的分手。分手後，王建剛立即向組織匯報了我的基本情況，經政治審查，組織上批準他與我建立戀愛關係，從此，我們開始了漫長的戀愛生活。那時，我們各處一地，天南海北。王建剛在西北航空兵某師，我在南方第七軍醫學校讀書，郵遞員成為我們表達愛意和思念的使者。三年中我們隻見過一次麵，直到1973年我軍校畢業，我們這才談婚論嫁。70年代的軍人婚禮可以說是簡樸的、革命化的婚禮。
婚禮是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舉行的，地點是在王建剛所在部隊的一間會議室。按照主持人口令，新娘和新郎向首長、來賓敬禮，然後，夫妻相互敬禮，充滿了軍營色彩。
完成了“閱兵式”的婚禮議程後，我開始給戰友們發糖點煙，有幾個好熱鬧的戰友故意將煙弄濕，我連續點了三次他們才肯放過。之後，所有參加婚禮的戰友們陪同我們一起迴新房。
說是新房，其實就是一間臨時客房，布置十分簡單，一張雙人木床，床上兩條黃軍被整齊的放在一起，一張桌子，桌子上麵放著印有喜字的暖水瓶和兩個茶杯。當年提倡艱苦樸素，因此，我從上海帶迴來的一束塑料花也沒敢擺放，怕別人說有小資產階級情調。桌子上放的是毛主席語錄，戰友鬧洞房時唱的是毛主席詩詞歌《蝶戀花》，一切都是在“紅色”的氣氛中展開和結束的。
終成眷屬之後不久，我倆便迴到了各自的部隊，過起了相隔千裏的單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