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喜也有悲，
恩恩愛愛幾多迴。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難臨頭各自飛。
一
時間過得很快，三年困難時期一過，轉眼又是糧食整風，整風還未有正式結束，緊接著就是四清運動，當人們還沒有緩過勁兒來，一場暴風驟雨的文化大革命又來了。特別是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的時候，曾慧文做夢都沒有想到，因為自己的言論問題出事了。提起此事，追憶起來那還是與賀奇夫婦為鄰的時候，初時相處，相互無爭，可她忘了交淺不可言深，說話也無遮欄。一天，無意中慧文和靠背輪兒談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事情，慧文把一九六零年迴家探親時的見聞一五一十地給對方說了，而且說得認認真真。說她一路上看到的都是災民，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連稀飯都喝不上了。沒有糧食吃，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啃光了，到處都是水腫病人，人也死了不少，真是慘不忍睹啊。又說彭德懷說的都是實話。天真的曾慧文啊，她那知道自己說話無意，對方聽了卻有心，當運動一來，靠背輪兒咬牙切齒在心裏說，你不是知道我的醜事嗎，我也抓住你的小辮子了。她把這些話都向賀奇學說了。男人都聽枕頭話，加上他又是一個鑽營投機的人，正好表現自己，就把這些寫成了黑材料交給了一打三反運動辦公室。在那禍及九族的年月一場大禍就從天而降了。那年代鬥爭盛行，帽子滿天飛。林彪，“四人幫”集團，拿著帽子找人戴，不是有那麽一句話嗎，撕了張有照片的紙，上上綱就能讓你死，何況她那些言論是反對三麵紅旗的呀。彭德懷那麽大的人物都獲罪了，何況一個小老百姓。一上綱，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戴上了。不久就被專案組召見，接著是批判、鬥爭。那時候，除了無情打擊，還有多少人性的溫存，還有幾分含笑的目光。慧文記得十分清楚，賀奇和華方亮在批判會上無限上綱，賀奇說：“這不是我在上綱，事實本來就在綱上嘛。”
華方亮也發言：“這種言論就是反對三麵紅旗，什麽性質，一是反黨，二是反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反革命。”他們就是要給對方找帽子，帽子越大越好，這樣他們的用意和目的就達到了。就這樣無限上綱，無限擴大，無中生有，在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枷鎖下就把慧文專政了。當時周文通被結合為革委會主任，正受到器重，表現當然積極，也顯出老成持重，頂天立地的氣概。聽了批判發言他表態說：“對於反革命我們就要抓起來，該鎮壓的就鎮壓，要不就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
還是當時擴建工程指揮部書記盧欣大姐，大概她也是一個女人，又是一位母親，出於女人特有的軟心腸，大膽地站出來據理力爭：“小曾還年輕，同時又是解放後咱們自己學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
還未說完軍代表陶團長把話搶過去了：“二十多歲了還年輕，我十八歲就當連長了。”
“那是戰爭年代，時世造英雄嘛，現在是和平時期。”盧大姐繼續說：“她父母都是窮教員，屬於無產階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看是說話不當犯錯誤了，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是個說服教育問題。”
參加會的人員聽了認為盧書記說得在理，雖沒有發言都微微點頭讚同。黨委副書記閻文泊也努力進言。他飽經憂患剛毅凜然，是一個比較寬厚的人。聽其言後，也進行開脫：“我同意盧大姐的意見，再說小曾平時一貫表現不錯，是個教育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女人，加上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出於人道主義，給她留一個改過的機會吧。”爭論去，爭論來，迫於大家的意見，軍管會最後作出決定，不抓捕入獄，而是遣返原藉了。
二
走的那天是一個深秋的下午，愁眉苦臉的天空顯得十分陰沉，不遠的樹上傳來知雨斑九鳥“掏溝等水，掏溝等水”的叫聲，看樣子怕是要下雨了。秋風也不那麽溫和，直刮得牆壁上的大字報，大標語飄飄落落，也吹得人心冰涼。曾慧文把大兒子葉慶哄睡了，抱著不滿周歲的二兒子葉明走出了平房大院兒的家門，剛走幾步，好像想起了什麽，忙從衣兜裏掏出幾塊水果糖來，跑迴屋放到慶慶的枕頭邊兒，然後看了一眼，流著淚又走出來。押送的民兵讓司機按喇叭催了，就在離別的那一時刻，她和世興兩人摟著小兒子明明都哭成淚人兒了。當民兵押著慧文走出生活區大門口要上汽車時，世興象瘋了似的把孩子奪了過來，在那小小的左手腕上咬了一口。隻聽得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起來，慧文一看，孩子的手腕兒上留下了一排牙印兒，殷紅的血冒了出來。世興抽抽噎噎地說：“你一個女人，又帶著這麽小的孩子，這一別離不知何日才能相見，說不定那一天你們有個三長兩短，我……”他說不下去了，淚水濕透了衣衫。
馬路上一隊隊穿綠軍裝，戴紅袖標的人去去來來，有的押著牛鬼蛇神，有的揮著語錄本兒喊著口號、還唱著語錄歌，兇神惡煞，威風極了。慧文凝目，一陣風來使她打了一個寒戰，隻聽得一陣嘎嘎的聲音從上空傳下來。她抬頭望天，原來是一支晚走的大雁在唿喊它的同伴奮力追尋。觸景生情，看到孤雁南飛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行程，也仿佛聽到了一首悲涼的歌聲。一支孤雁往南飛，
十裏八村一徘徊。
不知歸途是何日，
傷心淚水灑胸懷。
她又低下頭來看著孩子的手腕兒，淚流滿麵地對世興說：“這又何必呢。”
世興清淚長流哽咽著，傷心地說：“留個印記日後好相認囉。”
慧文接過孩子已經泣不成聲了：“你，你怎麽忘了，他小右耳朵根兒不是有三顆小痣嗎。”說著把小衣領撩開，世興看著那三顆園形的紫紅色印記時，狠狠搧了自己一巴掌“忘了，忘了，你看我有多混啊。”
雨，終於下起來了，風也在雨中刮著，肆虐地卷起牆上的標語、大字報和落葉漫天飛舞，把樹枝也吹得發出陣陣的哀鳴。無情的風雨吹打和煎熬著離人的身心，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世興隻有看著妻子抱著孩子被押上汽車走了。世上萬般愁苦事，無如生離死別情，他睜大了惶恐的雙眼望著妻兒的身影，一下子都變傻了。人生就怕生離死別，他第一次嚐到了離別的滋味兒，這是人之不幸啊。可事到臨頭也隻有硬著頭皮去忍受。經過了這場苦難，使他更懂得了生活，領著大兒子慶慶在這潮濕的平房裏相依為命地過著，走著一條漫長的等待之路，默默地承受著世態炎涼和滄桑，一過就是十多年了。
三
世興和妻子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學生，帶著美好的願望由學校分配到北京電力設計院工作。那時候國家建設剛剛起步，電力也十分奇缺，所以電力設計任務也十分繁重。但對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卻是一種光榮，好像他們這一代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心甘情願地去承擔祖國的重任，隻講付出，不圖迴報，什麽工作都走在前頭，看到電廠像雨後春筍聳立在祖國的大地上，把光和熱送到四麵八方時，他們的心才滿足了。幾年以後世興和慧文都成了主要設計人員，六十年代初，在剛剛完成北京第二熱電廠的施工圖設計，接著又到了某大平原上一座現代化的高溫高壓電廠進行現場設計了，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迴到北京。因為他們正趕上六十年代初國家的困難時期，為了備戰備荒，北京要精簡機構，同時也要精簡人員，大批單位也往外遷。參加現場設計的大部人員隻有重新組合新院。有的到了基建搞建設，有的就留電廠參加電力生產了。一留就是那麽多年，世興和慧文結婚就是在這一間平房裏。新婚時他們沒有衣櫃，沒有桌椅，就連新的衣服被褥都沒有製，各自把被褥放到一起就算結婚了。兩人呆呆地望著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間，對於今後的生活如何過，他們想都沒去想，因為大家都一樣，他們也就知命樂天滿足了。當時他們最能吃苦，也最能忍耐，隻要足以安身，一身布衣禦寒，三頓粗飯充饑，對於其他就沒有別的奢望而且想得很少。那時候的人們，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想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民族自尊心使他們不計一切而忘我的工作。
一年以後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葉慶，生活有些緊巴了，工作又很繁忙，常常是加班加點，加上運動和政治學習，就忙得暈頭轉向，看到孩子哭著上托兒所的可憐樣兒，慧文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喲。主要是工作太忙了。每日下班慧文總是首先係上圍裙，然後拳打腳踢捅爐子做飯，一切都要在半小時以內完成。世興呢，把自行車一撂就到托兒所接慶慶，吃完飯又送迴托兒所，真是分秒必爭啊。當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葉明出世時，可想而知，就忙得一塌糊塗了。隻有看到從他們手上設計施工的電廠聳立起來，把強大的電流送到四麵八方，才是他們最大的安慰。
恩恩愛愛幾多迴。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難臨頭各自飛。
一
時間過得很快，三年困難時期一過，轉眼又是糧食整風，整風還未有正式結束，緊接著就是四清運動，當人們還沒有緩過勁兒來，一場暴風驟雨的文化大革命又來了。特別是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的時候，曾慧文做夢都沒有想到，因為自己的言論問題出事了。提起此事，追憶起來那還是與賀奇夫婦為鄰的時候，初時相處，相互無爭，可她忘了交淺不可言深，說話也無遮欄。一天，無意中慧文和靠背輪兒談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事情，慧文把一九六零年迴家探親時的見聞一五一十地給對方說了，而且說得認認真真。說她一路上看到的都是災民，特別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連稀飯都喝不上了。沒有糧食吃，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啃光了，到處都是水腫病人，人也死了不少，真是慘不忍睹啊。又說彭德懷說的都是實話。天真的曾慧文啊，她那知道自己說話無意，對方聽了卻有心，當運動一來，靠背輪兒咬牙切齒在心裏說，你不是知道我的醜事嗎，我也抓住你的小辮子了。她把這些話都向賀奇學說了。男人都聽枕頭話，加上他又是一個鑽營投機的人，正好表現自己，就把這些寫成了黑材料交給了一打三反運動辦公室。在那禍及九族的年月一場大禍就從天而降了。那年代鬥爭盛行，帽子滿天飛。林彪，“四人幫”集團，拿著帽子找人戴，不是有那麽一句話嗎，撕了張有照片的紙，上上綱就能讓你死，何況她那些言論是反對三麵紅旗的呀。彭德懷那麽大的人物都獲罪了，何況一個小老百姓。一上綱，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戴上了。不久就被專案組召見，接著是批判、鬥爭。那時候，除了無情打擊，還有多少人性的溫存，還有幾分含笑的目光。慧文記得十分清楚，賀奇和華方亮在批判會上無限上綱，賀奇說：“這不是我在上綱，事實本來就在綱上嘛。”
華方亮也發言：“這種言論就是反對三麵紅旗，什麽性質，一是反黨，二是反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反革命。”他們就是要給對方找帽子，帽子越大越好，這樣他們的用意和目的就達到了。就這樣無限上綱，無限擴大，無中生有，在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枷鎖下就把慧文專政了。當時周文通被結合為革委會主任，正受到器重，表現當然積極，也顯出老成持重，頂天立地的氣概。聽了批判發言他表態說：“對於反革命我們就要抓起來，該鎮壓的就鎮壓，要不就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
還是當時擴建工程指揮部書記盧欣大姐，大概她也是一個女人，又是一位母親，出於女人特有的軟心腸，大膽地站出來據理力爭：“小曾還年輕，同時又是解放後咱們自己學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
還未說完軍代表陶團長把話搶過去了：“二十多歲了還年輕，我十八歲就當連長了。”
“那是戰爭年代，時世造英雄嘛，現在是和平時期。”盧大姐繼續說：“她父母都是窮教員，屬於無產階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看是說話不當犯錯誤了，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是個說服教育問題。”
參加會的人員聽了認為盧書記說得在理，雖沒有發言都微微點頭讚同。黨委副書記閻文泊也努力進言。他飽經憂患剛毅凜然，是一個比較寬厚的人。聽其言後，也進行開脫：“我同意盧大姐的意見，再說小曾平時一貫表現不錯，是個教育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女人，加上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出於人道主義，給她留一個改過的機會吧。”爭論去，爭論來，迫於大家的意見，軍管會最後作出決定，不抓捕入獄，而是遣返原藉了。
二
走的那天是一個深秋的下午，愁眉苦臉的天空顯得十分陰沉，不遠的樹上傳來知雨斑九鳥“掏溝等水，掏溝等水”的叫聲，看樣子怕是要下雨了。秋風也不那麽溫和，直刮得牆壁上的大字報，大標語飄飄落落，也吹得人心冰涼。曾慧文把大兒子葉慶哄睡了，抱著不滿周歲的二兒子葉明走出了平房大院兒的家門，剛走幾步，好像想起了什麽，忙從衣兜裏掏出幾塊水果糖來，跑迴屋放到慶慶的枕頭邊兒，然後看了一眼，流著淚又走出來。押送的民兵讓司機按喇叭催了，就在離別的那一時刻，她和世興兩人摟著小兒子明明都哭成淚人兒了。當民兵押著慧文走出生活區大門口要上汽車時，世興象瘋了似的把孩子奪了過來，在那小小的左手腕上咬了一口。隻聽得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起來，慧文一看，孩子的手腕兒上留下了一排牙印兒，殷紅的血冒了出來。世興抽抽噎噎地說：“你一個女人，又帶著這麽小的孩子，這一別離不知何日才能相見，說不定那一天你們有個三長兩短，我……”他說不下去了，淚水濕透了衣衫。
馬路上一隊隊穿綠軍裝，戴紅袖標的人去去來來，有的押著牛鬼蛇神，有的揮著語錄本兒喊著口號、還唱著語錄歌，兇神惡煞，威風極了。慧文凝目，一陣風來使她打了一個寒戰，隻聽得一陣嘎嘎的聲音從上空傳下來。她抬頭望天，原來是一支晚走的大雁在唿喊它的同伴奮力追尋。觸景生情，看到孤雁南飛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行程，也仿佛聽到了一首悲涼的歌聲。一支孤雁往南飛，
十裏八村一徘徊。
不知歸途是何日，
傷心淚水灑胸懷。
她又低下頭來看著孩子的手腕兒，淚流滿麵地對世興說：“這又何必呢。”
世興清淚長流哽咽著，傷心地說：“留個印記日後好相認囉。”
慧文接過孩子已經泣不成聲了：“你，你怎麽忘了，他小右耳朵根兒不是有三顆小痣嗎。”說著把小衣領撩開，世興看著那三顆園形的紫紅色印記時，狠狠搧了自己一巴掌“忘了，忘了，你看我有多混啊。”
雨，終於下起來了，風也在雨中刮著，肆虐地卷起牆上的標語、大字報和落葉漫天飛舞，把樹枝也吹得發出陣陣的哀鳴。無情的風雨吹打和煎熬著離人的身心，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世興隻有看著妻子抱著孩子被押上汽車走了。世上萬般愁苦事，無如生離死別情，他睜大了惶恐的雙眼望著妻兒的身影，一下子都變傻了。人生就怕生離死別，他第一次嚐到了離別的滋味兒，這是人之不幸啊。可事到臨頭也隻有硬著頭皮去忍受。經過了這場苦難，使他更懂得了生活，領著大兒子慶慶在這潮濕的平房裏相依為命地過著，走著一條漫長的等待之路，默默地承受著世態炎涼和滄桑，一過就是十多年了。
三
世興和妻子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學生，帶著美好的願望由學校分配到北京電力設計院工作。那時候國家建設剛剛起步，電力也十分奇缺，所以電力設計任務也十分繁重。但對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卻是一種光榮，好像他們這一代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心甘情願地去承擔祖國的重任，隻講付出，不圖迴報，什麽工作都走在前頭，看到電廠像雨後春筍聳立在祖國的大地上，把光和熱送到四麵八方時，他們的心才滿足了。幾年以後世興和慧文都成了主要設計人員，六十年代初，在剛剛完成北京第二熱電廠的施工圖設計，接著又到了某大平原上一座現代化的高溫高壓電廠進行現場設計了，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迴到北京。因為他們正趕上六十年代初國家的困難時期，為了備戰備荒，北京要精簡機構，同時也要精簡人員，大批單位也往外遷。參加現場設計的大部人員隻有重新組合新院。有的到了基建搞建設，有的就留電廠參加電力生產了。一留就是那麽多年，世興和慧文結婚就是在這一間平房裏。新婚時他們沒有衣櫃，沒有桌椅，就連新的衣服被褥都沒有製，各自把被褥放到一起就算結婚了。兩人呆呆地望著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間，對於今後的生活如何過，他們想都沒去想，因為大家都一樣，他們也就知命樂天滿足了。當時他們最能吃苦，也最能忍耐，隻要足以安身，一身布衣禦寒，三頓粗飯充饑，對於其他就沒有別的奢望而且想得很少。那時候的人們，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想得最多的就是工作，民族自尊心使他們不計一切而忘我的工作。
一年以後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葉慶，生活有些緊巴了，工作又很繁忙，常常是加班加點，加上運動和政治學習，就忙得暈頭轉向，看到孩子哭著上托兒所的可憐樣兒，慧文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喲。主要是工作太忙了。每日下班慧文總是首先係上圍裙，然後拳打腳踢捅爐子做飯，一切都要在半小時以內完成。世興呢，把自行車一撂就到托兒所接慶慶，吃完飯又送迴托兒所，真是分秒必爭啊。當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葉明出世時，可想而知，就忙得一塌糊塗了。隻有看到從他們手上設計施工的電廠聳立起來，把強大的電流送到四麵八方，才是他們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