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軫大敗而迴後，令董卓暴怒不已，雖然免除了他的死罪，但卻將職務一擼到底，再不肯信任他。胡軫被呂布陷害，本來就百口莫辯，如今再被主公罷免職務，心中的憤恨可想而知。
就在胡軫戰敗後的次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合謀，利用董卓入朝覲見的機會將其誅殺，隨後聯合執政朝政。此時，賦閑在家的胡軫在估量形勢後，決定加入王允陣營，但讓他失望時，作為董卓舊將，他並沒有得到重用。
王允誅殺董卓後，呂布勸他盡誅董卓黨羽，以防這些人聚眾作亂，但被王允拒絕。但同時，王允卻又遲遲不頒發赦罪詔書，導致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舉兵反叛。
王允聞訊後，才想起應該重用胡軫，於是匆忙派他和徐榮出兵平叛，非涼州出身的徐榮此時也歸降朝廷。
然而令王允想不到的是，胡軫早已“反水”，暗中投靠了李傕、郭汜。所以一到新豐城，胡軫便率部投降，並聯合李傕等人進攻徐榮。
徐榮腹背受敵、獨木難支，最終戰死沙場。《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寫道：“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眾降。”
就這樣，又一位涼州名將被胡軫坑死在沙場。
胡軫聯合李傕等人擊殺徐榮後，又跟隨他們攻入長安，逼走呂布、殺死王允，並挾持獻帝為傀儡。叛軍占據長安後，各首領“沐猴而冠”，都給自己加官進爵：
李傕自封為揚武將軍，郭汜自封為揚烈將軍，至於胡軫、樊稠等人皆自稱中郎將。胡軫自封為中郎將後，又占據司隸校尉的要職，頻頻援引私黨、幹涉朝政，變得更加飛揚跋扈。
胡軫的結局極富戲劇性。按照史書的說法，胡軫在擔任司隸校尉期間，因與僚屬、司隸左馮翊功曹遊殷先前有很深的矛盾，所以上任沒多久，便找借口誣陷遊殷，並將他處死。
遊殷死後，胡軫每晚都夢到他作祟索命，由此患上重病，沒一刻能得到安寧。如此持續月餘時間，胡軫竟然被活活嚇死。
《三國誌·卷十五·魏書十五·劉司馬梁張溫賈傳》裴注引《三輔決錄注》這些描述的：
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遊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
迴說徐榮戰死，胡軫率部投降。李傕沿途收集部隊，到達長安時已有十餘萬人。五月，李傕等人又與董卓的舊部樊稠、李蒙、王方等人會合，一起圍攻長安。
八日後城陷，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敗走，王允等人遇害。李傕等人縱兵劫掠，百姓、官員死傷不計其數。李傕等人占領長安，挾持漢獻帝封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人皆為中郎將。
這一切的源頭，皆因王允一意孤行，沒有及時赦免董卓手下將領所致，如果讓李陵來做，此時赦免他們，當能收服之。
其中兩個謀士最令李陵關注，一是李儒，二是賈詡，至於賈詡的毒計“反攻長安”，李陵也不打算追究了！
《後漢書董卓傳》賈詡自己解釋了他的行為：“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也就是說是因為賈詡想保命。
事實上，確實跟保命有關，但遠不止保命而已。賈詡之所以不把東漢朝廷當迴事，甚至有可能蓄意搞得天下大亂，背後有極深的背景，那就是涼州豪族與東漢政府恩怨情仇。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據後世宗譜記載，本出於洛陽賈氏，至其父賈龔時以武官遷居涼州，成為涼州豪族。就算這個宗譜是後代給祖宗貼金不太可靠，但賈詡年紀輕輕就獲舉孝廉，而且與涼州名流閻忠等多有交流，還是豪族的可能性較大。
涼州，大體上跟今天的甘肅省重合，又分為隴右、河西兩個區塊，隴右是今天甘肅省地圖下麵那一坨，河西則是上麵的長條部分。隴右開發較早，春秋時代以前就是秦人的農牧據點，是華夏與西戎交戰的前線，河西情況則比較特殊。
在漢代以前，河西是印歐人部族月氏、烏孫的角力場，月氏人曾經陣斬烏孫王難兜靡，獨霸河西，但好景不長，很快就被匈奴冒頓單於、老上單於趕走，月氏王的頭蓋骨也成了匈奴單於的酒器，河西走廊成為匈奴轄地。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大漢名將霍去病收複河西。為了割斷祁連山南北的羌族與匈奴的聯係，漢武帝將隴右、河西設置為涼州，大遷關東貧民、罪犯充實河西四郡，意圖將涼州打造成漢朝堅實的橋頭堡，進而經營西域。
涼州地域廣大，境內自然條件差別較大，農耕、畜牧等多種經濟並存。不論是隴右還是河西，涼州的漢人並不僅在狹小的綠洲和山間盆地裏農耕，還在廣大的草場上放牧。
加上祁連山以南的羌族和大漠以北的匈奴的影響，以及當地本有眾多胡族如小月氏與漢人雜居，使漢代的涼州人形成了勇武善戰的傳統。
而涼州豪族也發揮所長，主要以軍功作為進身之階，西漢名將趙充國、辛慶忌等都是涼州人，飛將軍李廣的活躍時間雖然在設置涼州之前，但其家鄉隴西成紀也在涼州區域內。
兩漢之際，河西五郡豪族推舉在涼州根基深厚的關中豪族竇融為首，歸順漢光武帝劉秀，率涼州兵及羌、小月氏等數萬人，配合漢軍，在平定隴右隗囂的戰鬥中立下大功，地位進一步上升，在東漢政權中形成了西北功臣集團。
然而涼州豪族在地位上升的同時，也伴隨著危機的加劇，因為青海一帶的羌人趁新莽末年的混亂，已經侵入河西、隴右，與漢族的矛盾加劇，最終爆發了影響東漢國運的漢羌戰爭。
而東漢王朝定都洛陽，實行關東本位政策，西都長安地位下降，長安的屏障涼州更加顯得無足輕重。
就在胡軫戰敗後的次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合謀，利用董卓入朝覲見的機會將其誅殺，隨後聯合執政朝政。此時，賦閑在家的胡軫在估量形勢後，決定加入王允陣營，但讓他失望時，作為董卓舊將，他並沒有得到重用。
王允誅殺董卓後，呂布勸他盡誅董卓黨羽，以防這些人聚眾作亂，但被王允拒絕。但同時，王允卻又遲遲不頒發赦罪詔書，導致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舉兵反叛。
王允聞訊後，才想起應該重用胡軫，於是匆忙派他和徐榮出兵平叛，非涼州出身的徐榮此時也歸降朝廷。
然而令王允想不到的是，胡軫早已“反水”，暗中投靠了李傕、郭汜。所以一到新豐城，胡軫便率部投降，並聯合李傕等人進攻徐榮。
徐榮腹背受敵、獨木難支，最終戰死沙場。《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寫道：“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眾降。”
就這樣，又一位涼州名將被胡軫坑死在沙場。
胡軫聯合李傕等人擊殺徐榮後，又跟隨他們攻入長安，逼走呂布、殺死王允，並挾持獻帝為傀儡。叛軍占據長安後，各首領“沐猴而冠”，都給自己加官進爵：
李傕自封為揚武將軍，郭汜自封為揚烈將軍，至於胡軫、樊稠等人皆自稱中郎將。胡軫自封為中郎將後，又占據司隸校尉的要職，頻頻援引私黨、幹涉朝政，變得更加飛揚跋扈。
胡軫的結局極富戲劇性。按照史書的說法，胡軫在擔任司隸校尉期間，因與僚屬、司隸左馮翊功曹遊殷先前有很深的矛盾，所以上任沒多久，便找借口誣陷遊殷，並將他處死。
遊殷死後，胡軫每晚都夢到他作祟索命，由此患上重病，沒一刻能得到安寧。如此持續月餘時間，胡軫竟然被活活嚇死。
《三國誌·卷十五·魏書十五·劉司馬梁張溫賈傳》裴注引《三輔決錄注》這些描述的：
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遊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
迴說徐榮戰死，胡軫率部投降。李傕沿途收集部隊，到達長安時已有十餘萬人。五月，李傕等人又與董卓的舊部樊稠、李蒙、王方等人會合，一起圍攻長安。
八日後城陷，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敗走，王允等人遇害。李傕等人縱兵劫掠，百姓、官員死傷不計其數。李傕等人占領長安，挾持漢獻帝封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人皆為中郎將。
這一切的源頭，皆因王允一意孤行，沒有及時赦免董卓手下將領所致，如果讓李陵來做，此時赦免他們，當能收服之。
其中兩個謀士最令李陵關注，一是李儒，二是賈詡，至於賈詡的毒計“反攻長安”，李陵也不打算追究了！
《後漢書董卓傳》賈詡自己解釋了他的行為：“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也就是說是因為賈詡想保命。
事實上，確實跟保命有關，但遠不止保命而已。賈詡之所以不把東漢朝廷當迴事，甚至有可能蓄意搞得天下大亂，背後有極深的背景，那就是涼州豪族與東漢政府恩怨情仇。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據後世宗譜記載，本出於洛陽賈氏，至其父賈龔時以武官遷居涼州，成為涼州豪族。就算這個宗譜是後代給祖宗貼金不太可靠，但賈詡年紀輕輕就獲舉孝廉，而且與涼州名流閻忠等多有交流，還是豪族的可能性較大。
涼州，大體上跟今天的甘肅省重合，又分為隴右、河西兩個區塊，隴右是今天甘肅省地圖下麵那一坨，河西則是上麵的長條部分。隴右開發較早，春秋時代以前就是秦人的農牧據點，是華夏與西戎交戰的前線，河西情況則比較特殊。
在漢代以前，河西是印歐人部族月氏、烏孫的角力場，月氏人曾經陣斬烏孫王難兜靡，獨霸河西，但好景不長，很快就被匈奴冒頓單於、老上單於趕走，月氏王的頭蓋骨也成了匈奴單於的酒器，河西走廊成為匈奴轄地。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大漢名將霍去病收複河西。為了割斷祁連山南北的羌族與匈奴的聯係，漢武帝將隴右、河西設置為涼州，大遷關東貧民、罪犯充實河西四郡，意圖將涼州打造成漢朝堅實的橋頭堡，進而經營西域。
涼州地域廣大，境內自然條件差別較大，農耕、畜牧等多種經濟並存。不論是隴右還是河西，涼州的漢人並不僅在狹小的綠洲和山間盆地裏農耕，還在廣大的草場上放牧。
加上祁連山以南的羌族和大漠以北的匈奴的影響，以及當地本有眾多胡族如小月氏與漢人雜居，使漢代的涼州人形成了勇武善戰的傳統。
而涼州豪族也發揮所長，主要以軍功作為進身之階，西漢名將趙充國、辛慶忌等都是涼州人，飛將軍李廣的活躍時間雖然在設置涼州之前，但其家鄉隴西成紀也在涼州區域內。
兩漢之際，河西五郡豪族推舉在涼州根基深厚的關中豪族竇融為首，歸順漢光武帝劉秀，率涼州兵及羌、小月氏等數萬人，配合漢軍，在平定隴右隗囂的戰鬥中立下大功，地位進一步上升，在東漢政權中形成了西北功臣集團。
然而涼州豪族在地位上升的同時，也伴隨著危機的加劇，因為青海一帶的羌人趁新莽末年的混亂，已經侵入河西、隴右，與漢族的矛盾加劇，最終爆發了影響東漢國運的漢羌戰爭。
而東漢王朝定都洛陽，實行關東本位政策，西都長安地位下降，長安的屏障涼州更加顯得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