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劉宣已經決定南下，但是趁著手握兩萬五千大軍之際，還是決定將汾州附近的反對力量清掃幹淨。比如汾州的慶成王與永和王二位藩王，介休縣的巨商範永鬥，他們手中都有無數的良田財物，對急需要擴軍打仗的劉宣來說都是肥嫩可口的小綿羊。
盡管這些嫩羊對百姓來說可能化身成另一種生物，變成貪婪兇猛個猛虎，或者狡猾殘忍的餓狼。但是對於手握幾萬雄兵的劉宣來說，斬殺藩王巨賈，將他們的土地分給麾下的士卒、貧困的鄉民，既能抄掠銀錢，也能拉攏人心。
劉宣做下了這個決定，第一站就來到了汾州，決定拿慶成、永和二王開刀。
明朝對宗室的管理，在洪武時期較為寬鬆，永樂之後漸趨嚴格。建藩初期，王府權利有；第一允許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勳臣擔任，出則為將，入則為相。
第二，王府官可兼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都指揮使，掌地方兵權。
第三，親王擁有相當大司法、人事權，其官屬除長史及鎮守指揮、護衛指揮由進行派遣外，其餘均在封國境內或所部軍職內選用，藩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
第四，境內人民有敢違犯藩王的，由親王區處，朝遷及風憲官不得舉問。
第五，親王遣使可以直達禦前，敢有阻擋者，即以奸臣論處。除了犯謀逆不赦之罪，其餘的罪，均由宗親會議。報請皇帝裁決，有關部門隻許奏聞。不得擅自逮捕。
第六，有終身俸祿。單是米一項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還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等費用，並給予廚役、齋郎、鋪陳等雜役人員。
這些規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為天子耳目、監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當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親王有權訓兵待命，等天子密詔統領鎮兵討伐。
洪武後期，在外諸王府大興土木、擅役工匠，讓朱元璋感到藩王權重對皇權是個威脅。於是，對藩王製度進行了修改逐，漸減少了藩王的權利。
到了洪武後期。藩王雖有藩號，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錫土，食祿不治事。王國文官由朝遷選派，犯法時依律審判。王國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審問明白然後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對封地內官民的控製。經濟方麵則刪除了王府若有興建工程，有司即時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戶差付，不得稽延這條。親王的歲祿亦減為萬石。
不過朱元璋既要諸王藩屏國家。備侮禦邊，夾輔王室，要講親親之誼，就必須給藩王以實力和特權。
所以很多對藩王的限製。並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軍權仍然被維持著，形成尾大不掉不勢。以至於朱棣有實力發動奪位之戰。
永樂帝即位後，鑒於前朝之失。對控製藩王極為重視。或以謀反等罪名，分別削去他們的封爵、屬官、護衛。取消統領駐軍的權力。
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護衛、官屬，齊、穀王先後被廢為庶人。或者將要塞地區的藩王遷入內地，如寧王朱權遷往南昌等等措施。
永樂時，前車之鑒，規定宗親不得為官。文武百官對於親王，隻具官稱名而不稱臣。親王封國後到了一定年齡，必須出到封國，以後非奉詔不得進京。
藩王在封地也有許多限製：如二王不得相見，不得擅離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請，得到允許後才能成行。如無故出城遊玩，地方官要及時上奏，有關官員全部從重杖罪，文官直至罷官，武官降級調邊疆。
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會有司飲酒，王府發放一應事務，地方官要立即奏聞，必待欽準，方許奉行，否則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舉人、落職知縣等擔任，成了位置閑散之地。
此外對宗室的的約束還有：不得預四民之業，仕宦永絕，農商莫通。不得到京師，如有出城越關到京師的，即奏請先革為庶人，然後發往鳳陽高牆圈禁，同行之人，發往極邊的衛所永遠充軍。
宗室不得擅離境外，有居住鄉村者，雖百裏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畫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鎖，下審理所，定罪議罰。
從郡王至儀賓以下，不得與文武官員往來交結及歲時宴會。 請名、請婚也很嚴格，未經請準，隻能唿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遊棍以請名、請婚為由乘機勒索宗室錢財，導致許多宗室壯年以後都未能請到名字、成婚。
正統十四年，韓藩襄陵王欲入京師，後又願率子婿從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沒有得到批準。甚至崇禎二年清兵進逼京師，唐王倡議勤王，竟被廢為庶人。
明末之時，藩王勢力經過多次、多方麵的削奪之後，已絕對不能與皇權對抗，皇族內部武力奪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後已經消失。
那些好飲醇酒、近婦人的藩王，因其對朝廷沒有威脅而被稱為“賢王”，受到獎勵。宗室成了不農不仕、啖民脂膏、被軟禁於封地內的典型寄生階層。
到了明末之時，藩王的名聲早已經臭了大街。曆史上李自成、張獻忠等草莽英豪，對待俘虜的官員或者還留他們一命。而一旦俘虜任何朝廷藩王宗室，都要嚴酷的將他們處斬，由此觀之，明末之時百姓對於藩王的痛恨。
而整個汾州縣城，就有慶成、永和兩家郡王。慶成、永和兩家郡王都是永樂年間朔封，二人都是初代晉王朱棡的兒子，算是嫡親的兄弟。
從明初到明末二百多年時間，兩家藩王的人丁急劇增多。僅僅慶成王一脈，人丁就早已經超過萬人，哪怕是成年的男丁，也超過了兩千人。
這兩家藩王，雖然不是最尊貴的親王，但是幾百年土地兼並下來，名下的良田加起來也超過五十萬畝。像這種惡名昭彰的藩王，對於劉宣這種割據一方的豪雄來說，無疑是最大的肥羊。(未完待續。。)
盡管這些嫩羊對百姓來說可能化身成另一種生物，變成貪婪兇猛個猛虎，或者狡猾殘忍的餓狼。但是對於手握幾萬雄兵的劉宣來說，斬殺藩王巨賈，將他們的土地分給麾下的士卒、貧困的鄉民，既能抄掠銀錢，也能拉攏人心。
劉宣做下了這個決定，第一站就來到了汾州，決定拿慶成、永和二王開刀。
明朝對宗室的管理，在洪武時期較為寬鬆，永樂之後漸趨嚴格。建藩初期，王府權利有；第一允許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勳臣擔任，出則為將，入則為相。
第二，王府官可兼行省參政，為地方行政首長，也可兼都指揮使，掌地方兵權。
第三，親王擁有相當大司法、人事權，其官屬除長史及鎮守指揮、護衛指揮由進行派遣外，其餘均在封國境內或所部軍職內選用，藩王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
第四，境內人民有敢違犯藩王的，由親王區處，朝遷及風憲官不得舉問。
第五，親王遣使可以直達禦前，敢有阻擋者，即以奸臣論處。除了犯謀逆不赦之罪，其餘的罪，均由宗親會議。報請皇帝裁決，有關部門隻許奏聞。不得擅自逮捕。
第六，有終身俸祿。單是米一項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還有冊封、宮室、婚姻、喪葬等費用，並給予廚役、齋郎、鋪陳等雜役人員。
這些規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為天子耳目、監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當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親王有權訓兵待命，等天子密詔統領鎮兵討伐。
洪武後期，在外諸王府大興土木、擅役工匠，讓朱元璋感到藩王權重對皇權是個威脅。於是，對藩王製度進行了修改逐，漸減少了藩王的權利。
到了洪武後期。藩王雖有藩號，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錫土，食祿不治事。王國文官由朝遷選派，犯法時依律審判。王國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審問明白然後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對封地內官民的控製。經濟方麵則刪除了王府若有興建工程，有司即時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戶差付，不得稽延這條。親王的歲祿亦減為萬石。
不過朱元璋既要諸王藩屏國家。備侮禦邊，夾輔王室，要講親親之誼，就必須給藩王以實力和特權。
所以很多對藩王的限製。並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軍權仍然被維持著，形成尾大不掉不勢。以至於朱棣有實力發動奪位之戰。
永樂帝即位後，鑒於前朝之失。對控製藩王極為重視。或以謀反等罪名，分別削去他們的封爵、屬官、護衛。取消統領駐軍的權力。
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護衛、官屬，齊、穀王先後被廢為庶人。或者將要塞地區的藩王遷入內地，如寧王朱權遷往南昌等等措施。
永樂時，前車之鑒，規定宗親不得為官。文武百官對於親王，隻具官稱名而不稱臣。親王封國後到了一定年齡，必須出到封國，以後非奉詔不得進京。
藩王在封地也有許多限製：如二王不得相見，不得擅離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請，得到允許後才能成行。如無故出城遊玩，地方官要及時上奏，有關官員全部從重杖罪，文官直至罷官，武官降級調邊疆。
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會有司飲酒，王府發放一應事務，地方官要立即奏聞，必待欽準，方許奉行，否則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舉人、落職知縣等擔任，成了位置閑散之地。
此外對宗室的的約束還有：不得預四民之業，仕宦永絕，農商莫通。不得到京師，如有出城越關到京師的，即奏請先革為庶人，然後發往鳳陽高牆圈禁，同行之人，發往極邊的衛所永遠充軍。
宗室不得擅離境外，有居住鄉村者，雖百裏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畫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鎖，下審理所，定罪議罰。
從郡王至儀賓以下，不得與文武官員往來交結及歲時宴會。 請名、請婚也很嚴格，未經請準，隻能唿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遊棍以請名、請婚為由乘機勒索宗室錢財，導致許多宗室壯年以後都未能請到名字、成婚。
正統十四年，韓藩襄陵王欲入京師，後又願率子婿從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沒有得到批準。甚至崇禎二年清兵進逼京師，唐王倡議勤王，竟被廢為庶人。
明末之時，藩王勢力經過多次、多方麵的削奪之後，已絕對不能與皇權對抗，皇族內部武力奪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後已經消失。
那些好飲醇酒、近婦人的藩王，因其對朝廷沒有威脅而被稱為“賢王”，受到獎勵。宗室成了不農不仕、啖民脂膏、被軟禁於封地內的典型寄生階層。
到了明末之時，藩王的名聲早已經臭了大街。曆史上李自成、張獻忠等草莽英豪，對待俘虜的官員或者還留他們一命。而一旦俘虜任何朝廷藩王宗室，都要嚴酷的將他們處斬，由此觀之，明末之時百姓對於藩王的痛恨。
而整個汾州縣城，就有慶成、永和兩家郡王。慶成、永和兩家郡王都是永樂年間朔封，二人都是初代晉王朱棡的兒子，算是嫡親的兄弟。
從明初到明末二百多年時間，兩家藩王的人丁急劇增多。僅僅慶成王一脈，人丁就早已經超過萬人，哪怕是成年的男丁，也超過了兩千人。
這兩家藩王，雖然不是最尊貴的親王，但是幾百年土地兼並下來，名下的良田加起來也超過五十萬畝。像這種惡名昭彰的藩王，對於劉宣這種割據一方的豪雄來說，無疑是最大的肥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