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質疑
一、舊案重提
在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史籍中，李岩曆來是受到廣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關李岩事跡的史料，也是問題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間就有人提出過疑問。
鄭廉在《豫變紀略》中說：予於諸書紀豫處，頗效忠告焉。……如杞縣李岩則並無其人矣。予家距杞僅百餘裏，知交甚夥，豈無見聞？而不幸而陷賊者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杞縣人。
不知《明季遺聞》何所據而為此也。而《流寇誌》（《平寇誌》）諸書皆載之，不知其為烏有先生也。
盡管鄭廉少年時期參加過同李自成聯合作戰的羅汝才起義軍，在根據親身見聞寫成的書中，是以當事人談當時事，以本地人談本地事，但由於各種原因，他的意見從來不受重視。
其實，使人對李岩事跡產生懷疑並不僅僅是因為鄭廉指出他是“烏有先生”，而是所有關於李岩的記載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無論是現存的明代檔案，還是直接參與鎮壓李自成起義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沒有關於李岩事跡的確切記載。
就連一度接觸過李自成起義軍的人，在自己的著述裏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繪李岩在北京活動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於後來的一些著作，而不見於當時正在北京的楊士聰、徐應芬、陳濟生、劉尚友、徐凝生、趙士錦等人依據親身見聞寫成的迴憶錄。
清初地方誌保存了起義軍同當地有關的大量材料，參加大順政權的大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隻要事情一牽涉到李岩，地方誌裏不僅無跡可尋，而且處處唱反調。
比如，史籍說李岩是河南杞縣人，《杞縣誌》的編者卻申明杞縣沒有這個人；史籍中說李岩是明兵部尚書李精白的兒子，李精白的家鄉安徽阜陽的縣誌編纂人又宣稱李精白同李岩毫無關係。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人懷疑李岩存在的真實性。
那麽，為什麽有關李岩的記載竟是如此之多呢？這些記載既然無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從何而來呢？二、李岩的傳說是怎樣混入史籍的？
（一）有關李岩的早期傳說
早在李自成起義處於高潮的時候，在一部分同起義農民沒有什麽接觸的人當中，就出現了關於“李公子”或李岩的傳說。
這種傳說，在當時還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顧炎武在闖王進京時已經三十一歲，和李自成起義算是同時代，他由於沒有親身接觸過起義軍，在許多問題上隻能是人雲亦雲。
他編的《明季實錄》有這樣的記載：“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嚴又名李牟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又說，“闖賊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這裏，李岩（嚴）同李牟是一個人，而不是兄弟倆；李炎與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別名。
這說明最初關於李岩的傳說是相當模糊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傳說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時亨在《中興製寇策》中有這樣一段話：彼所稱李公子者……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淩晉跨蜀，奄有四國，如建瓴然。雖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則民心使然也。
劉尚友在《定思小記》裏記載李自成起義軍進軍北京時，“愚民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
很明顯，上述記載中的李公子並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稱作李岩，除了《明季實錄》中說“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譜》在記湖北通山縣地主武裝頭目程九伯殺害李自成時寫的是殺“闖賊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應昌在李自成起義軍席卷大河南北時寫的《上高匯旃先生書》裏也說，“且聞其更名李兗，以應孩兒兌上之謠”。這三條材料雖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兗”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說明當時關於李自成又名李岩的傳說是流傳得相當廣的。至於李自成為什麽被稱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無從判斷。
在把李岩從朦朧的傳說演變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義軍顯赫人物的過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動小說起了重要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懶道人編的《剿闖小史》和蓬蒿子編的《定鼎奇聞》。
《剿闖小史》出籠較早，從書中指清兵為“虜”和寄希望於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斷，成書時間，至遲不晚於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領南京，上距李自成起義軍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從書中敘述的情節不難看出，作者對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整個過程是不大清楚的，連起義前期的著名領袖也一無所知，比如小說第一卷（即第一迴）描寫李自成起義時競加上了“闖塌天兵盛稱王”的標題，把叛徒劉國能的綽號安到了李自成頭上。
描寫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動情況，則大量取材於《國變錄》等書，比較符合事實。此外作者還利用當時社會上有關李岩的零碎傳說虛構了不少情節。
可以說，後來史籍中出現的李岩事跡，懶道人基本上都已創作出來：《小史》出籠不久，有關李岩的情節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滲進史學著作.
在這種活動中，蓬蒿子的《定鼎奇聞》和計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別惡劣。
《定鼎奇聞》是清順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極其無知的小說。它在許多地方直接取材於《小史》，隻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為歌頌滿洲貴族。
蓬蒿子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壓縮《小史》中比較合乎事實的敘述，代之以大量荒誕無稽的虛構。
在李岩的問題上，不僅因襲了《小史》的編造，而且有所“創新”。
由於《奇聞》內容極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騙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熱心勝朝遺事的“史學家”計六奇：
他在兼收並蓄編輯《明季北略》基本結束以後，仍覺餘興未盡，看到《定鼎奇聞》如獲至寶，又特別增加補遺一卷（即卷二十三），對這部小說進行了摘錄編排。
於是，李自成出身於富裕的小康之家，父親是財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殺星降凡”，當公子哥兒時還作過一首詠螃蟹的詩等奇談怪論便相繼產生。大量有關李岩的“史料”也跟著被發掘出來，湧進史學著作。
比如李岩的《勸賑歌》，李岩初見李自成時互相恭維的對話，李岩同宋獻策在北京就明朝科舉和佛教問題的長篇議論，以及李岩諫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後來研究這次起義的重要“史料”。
為了使不易接觸《定鼎奇聞》的讀者，對《明季北略》是怎樣對《定鼎奇聞》進行“史學”加工的有所了解，這裏選錄一段供參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義軍進入河南以前，說李自成結九十八寨響馬起事，被推為大元帥、闖王，有李岩、宋獻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員“驍將”來謁，然後有以下一段敘述：
次日，自成升帳，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啟原等，先定各賊將文武官銜，後議分派地方，領兵前去攻殺：宋獻策為開國大軍師，牛金星為天祐閣大學士，唐啟原為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劉崇文為權將軍，戈寶為正監軍，馮嶽為毅將軍，王年為左監軍，容天成為銳將軍，王賈為右監軍，李岩為製將軍，柏止善為果將軍，苗人鳳為左先鋒，王漪清為龍護將軍，祖有光為右先鋒，張澤為豹略將軍，管無昏為前先鋒，顧永龍為飆將軍，朱浦為壓隊大將軍，吳風典為迅將軍，李承元為征西將軍，趙禮為右擊將軍，李年為討北將軍，孫世康為協讚將軍，陳泯為鎮東將軍，田之秀為虎賁將軍，張林為圖南將軍。
且說闖王商定了許多偽職，即差銳將軍容天成、左先鋒苗人鳳、右先鋒祖有光統兵十萬先去攻殺河南。當下製將軍李岩對闖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雖雲朝廷失政，隻是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餉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之中，故此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是假托仁義，佯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經酷虐人民者勘實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征一半。那時百姓自然樂從，還要簞食壺漿，叩迎馬首。”
自成聽說喜得眼花沒縫，無不依計而行。即令李岩前隊。李岩又用一計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傳布說李公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叉編成口號教導小兒們歌：“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
一迴來這些百姓連遭荒欠，又遇官府橫加苛斂，今聽了這幾句童謠，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隻是愚民認李公子就是闖王，卻不曉得是一正一付
計六奇編輯《明季北略》時，把這段情節分成兩條，在題為“賊將官銜”的條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單，隻是把劉崇文改為劉宗敏，容天成改為穀大成，管無昏改為管撫民，李年改為李牟，田之秀改為苗之秀，並把各人名字下麵的為字一律刪掉。
然後加了一段按語：“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荊，複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二，猶未盡核也。當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誌細核之耳。然野史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名單下麵的一段描寫，計六奇經過文字加工，編成“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一條：修飾後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偽官，即命穀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征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
自成悉從之。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日：“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雲：“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複嚴刑厚斂，一聞童謠，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即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舉孝廉，其父精白，尚書也，故人唿岩為李公子。
應當承認，經過計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說氣味確實大大減弱，給人以頗合史裁之感。
從他在“賊將官銜”一條後麵加的按語來看，是把《定鼎奇聞》當作野史，並且認為“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定鼎奇聞》能否算野史，內容是否“頗多實者”？
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迴答並不困難。
隻要把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底進入河南以前的情況同它略加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禎十一年李自成義軍在優勢的敵軍追擊下，連續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眾約一千多人。
在這以後的兩年裏，李白成起義軍活動於陝、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軍正麵作戰。
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大義凜然地頂住了農民戰爭中投降受撫的逆流。這同蓬蒿子所描寫的大封官職、派兵十萬攻取河南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至於被計六奇讚為“頗多實者”的將領名單，不過是蓬蒿子主觀想象的產物。
有關李岩的傳說，正是同這些謬誤一道經蓬蒿子、計六奇之流以假亂真的加工進入史籍的。
現在被當作研究李自成、張獻忠起義主要資料的許多大部頭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間問世的。
就是說，是在《剿闖小史》和《定鼎奇聞》中的一些情節。在人們口頭上已經流傳了十幾年以後。再加上計六奇把小說的情節編入《明季北略》，從而以訛傳訛，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來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聞》，卻因毫無藝術價值而逐漸湮滅無聞。
（三）欽定《明史》的惡劣影響
關於李岩，康熙年間曾有人就其真偽問題進行過辯駁。《縣誌》的編者，發現《樵史》和《明史紀事本末》載有杞縣舉人李岩在起義軍中擔任要職一事，寫了《李公子辨》，用確鑿的事實說明全屬虛構。
《阜陽縣誌》收進了康熙年間本縣進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證文章，論證李精白同傳說中的李岩沒有關係。
那麽，為什麽在這些書刊行以後，特別是鄭廉明確地提出李岩是“烏有先生”之後，關於李岩真偽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澄清呢？
這就需要談談欽定《明史》的惡劣作用了。欽定《明史》編纂的時間是相當長的。
從康熙皇帝玄燁起到乾隆皇帝弘曆止，都把編纂明史當作加強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統治集團對全國實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於《明史》是所謂欽定的正史，李岩的傳說同李自成事跡一起被采錄，在清初大興**的政治高壓下，自然沒有人敢出來唱反調。
就連康熙年間提出疑問的某些著述，因為同乾隆四年正式頒行的欽定《明史》相衝突，也銷聲匿跡了。
例如，康熙《杞縣誌·李公子辨》裏有這樣一段話：“獨怪符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舉屬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傳後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錄……～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
編者的本意在於提醒明史館的袞袞諸公注意核實，不要重複《明史紀事本末》的錯誤。
不料後來頒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錄”.而且比《紀事本末》還有過之無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縣誌》時當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難免被加上譏諷欽定正史為魏收“穢史”的罪狀，隻好忍痛割愛。
道光《阜陽縣誌》的編者，明知舊誌中李祖旦關於李精白同李岩毫無關係的考證無可懷疑，也無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兩可的文字，一方麵肯定“明初以來迄精白未有家於河南者。李栩保護鄉裏為袁時中所害，穎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麵又板起麵孔說，“茲考《明史》所載則李信原委本末甚詳備，即謂非栩而其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僅依據一家譜係相辨證，而欽頒信史置之不顧，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編者既想維護事實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欽頒信史”相對抗的矛盾心情。至於鄭廉的《豫變紀略》，自康熙年間刊行後直到清王朝覆滅從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書中的記載同欽定《明史》相抵觸。
三、有關李岩事跡的若幹考證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經曆
人們經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對李岩投身農民起義以前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岩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饑，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
岩進白：“暫休征比，設法賑給。”
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於賑濟饑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
岩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嘩於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悅岩，即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係亂民，嚴拿究罪，”
饑民擊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唿日：“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議，岩日：“速諭暫免征催，並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
眾日：“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
宋聞之而懼，謂岩發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複至，共奈之何？
遂申報按察司雲：“舉人李岩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岩下獄。
百姓共怒曰：“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縣殺宋，劫岩出獄。重犯具釋，倉庫一空.岩謂眾日：“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
眾從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這裏並沒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兒子，原名李信以及與紅娘子有瓜葛。吳偉業從順治九年開始編輯、康熙年間刊行的《綏寇紀略》裏有以下的記載：
杞縣舉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穎州衛）。性傲儻非常，嚐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李公子父閹黨也，士大夫羞與齒，信恆以為憾。
因亂請之督府，用捍衛鄉裏，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原注：傳雲授安義襄鄉備禦）。
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原注：中州時討紅娘子賊。紅娘子，繩伎女也，獲信，強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從，後乘間竊歸，為杞人所執。紅娘子來救，饑民開門納賊）.令亦惡其市名得眾，遂執而錮之獄。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獄也，思自成既為眾所擁，歎日：“今日反決矣！”遂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岩，偽署製將軍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參加李自成起義軍的大致情節就是這樣。康熙年間編成的一些有關明未農民戰爭的著名書籍，如彭孫貽的《平寇誌》，戴笠等的《懷陵流寇始終錄》、談遷的《困榷》，查繼佐的《罪惟錄》以及毛奇齡的《後鑒錄》等也有類似記載。
遂至乾隆年間成書的欽定《明史》亦采納了這些說法，於是便成了不易之鐵案。然而它們是經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縣沒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無關係。《杞縣誌》在記載該縣曆年所中舉人和進士的《選舉誌》裏，根本沒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親”李精白也榜上無名。
康熙《杞縣誌》的編者還專門寫了《李公子辨》，申明杞縣沒有參加起義軍的“李公子”。
李精白雖有其人，但籍貫並非杞縣。《河南通誌》卷四十五載，李精白中萬曆癸醜科進士，下注尉氏縣人。
康熙《開封府誌》也有同樣記載。可是在《尉氏縣誌》卷八《選舉表》中卻找不到李精白。一般來說，縣誌出錯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因為在科舉時代本縣出了一名進士或舉人是被當作一件非常榮耀的事。
《尉氏縣誌》闕而不載，說明府誌和省誌的記載有問題。從《綏寇紀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貫有另一種說法，即“原籍穎州衛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據進士題名碑指出“萬曆癸醜，李精白，河南穎州衛軍籍直隸穎州人”。
此外，《山東通誌》卷四十九也載天啟朝巡撫“李精白，穎州進士。”穎州在明代屬南直隸，清代屬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陽縣。
為什麽安徽阜陽人中了進士被記載到河南開封府的《選舉誌》裏麵去了呢？《穎州府誌》和《阜陽縣誌》對這個問題曾有迴答。
原來，明太祖朱元璋在設立軍衛所時造成軍隊同地方犬牙相製的局麵，故意把穎州衛劃歸河南都指揮使管轄：所以，在《穎州府誌》卷七《選舉表》阜陽一欄裏可以看到所中舉人進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這些人都是屬於穎州衛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關於李精白的家世，《阜陽縣誌》裏有康熙年間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證文章，說：按明季河南杞縣舉人李信從闖賊，後改名岩，稱為李公子，傳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東兗州府曹縣固村人。明初李天從徐達征元有功，授穎州衛右所小旗，升總旗，後為穎州人。
穎州衛籍附河南開封府鄉試，故精白為開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長麟孫，次鶴孫。當崇禎八年流賊破穎，鶴孫已先死。
李信之從闖則在崇禎十三年。麟孫改名栩，自崇禎八年以義勇保護鄉裏著。至十五年死於流賊袁時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闖賊僭號後始為牛金星譖死。
以麟孫、鶴孫存歿年分考證，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孫、鶴孫之外無有名信者。麟孫、鶴孫俱以萬曆庚中年入學，鶴孫早死，麟孫於崇禎元年拔貢，亦非舉人。及閱河南《杞具誌》有《李公子辨》，謂岩並非相人。夫以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韓遜皆不知其世，寇盜烏合之徒，傳聞失實，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據李氏家譜說明了李精白一家的來龍去脈。指出他家祖籍山東曹縣，從洪武年間起就隸籍穎州衛。由於穎州衛屬河南都司管轄，衛籍的人參加鄉試時附於河南開封府。
這就是《開封府誌》和《河南通誌》在《選舉誌》裏記載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則是因衛籍致誤。
文中還指出，李精白隻有兩個兒子，次子鶴孫早死，麟孫後改名李栩，是一個專門從事鎮壓農民起義的土豪劣紳。《阜陽縣誌》卷十二有《李栩傳》，詳細記載了他組織地主武裝同農民軍對抗，得到明政府的賞識，“撫按交薦於朝”，先後賞以都司和參將的職銜，最後在崇禎十五年九月被小袁營的袁時中所殺。
範光陽著《雙雲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傳》，內容與《阜陽縣誌》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話說：“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縣人，中過舉，是大司馬李精白的兒子等錯誤說法。
第二,關於李岩因出粟賑荒被縣令宋某關進監獄‘紅娘子和饑民營救,破城殺令，投入李自成起義軍的說法，完全是莫須有。
最有力的證據是，在崇禎十五年李自成起義軍占領杞縣以前，杞縣並沒有被饑民或“紅娘子”的隊伍攻破過，也沒有什麽姓宋的縣令被起義農民處死的事。
據《杞縣誌》卷九《職官誌》記載，崇禎年間的知縣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蘇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縣被起義軍占領時的知縣是呂翕如。
而且前麵四任知縣沒有一個是在任期內被殺的，也沒有一個在任期內發生過破城之事。四任縣令中確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縣又是在崇禎四年以前，同傳說中崇禎十三年為救李岩而破城殺令的說法在時間上相隔太遠。
何況宋玫在離任後當過吏科給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禎十六年二月在山東萊陽才因清兵破城被殺。
如果說縣令的姓氏搞錯了，那麽崇禎十三年任知縣的是蘇京。在他的任期內雖然發生過白蓮教進攻縣城的事件，但沒有破城殺令，蘇京在離任以後還當了河南巡按禦史。
這裏再談一下所謂“紅娘子之亂”的問題。崇禎年間，河南各地大小農民起義此伏彼盧，隻要在本地稍為著名一點的，縣誌上一般都有記載，首領人物的名字和活動情況也大抵可考。
可是紅娘子究竟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何時何地聚眾起義，卻無明文記載。有的書說紅娘子攻開封時擄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這支起義軍敢於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見實力雄厚，為什麽清初《開封府誌》卻毫無反映呢？
至於說李岩被囚於杞縣，紅娘子來救，清初《縣誌》不僅沒有記載，反而辯駁。
而且，按通常說法，化崇禎十三年底李自成起義軍攻占豫西永寧（今洛寧縣）的時候，李岩就當了李自成的謀主，杞縣到永寧將近千裏，李岩和紅娘子領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長途行軍，為什麽沿途各州縣毫無察覺，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呢？
此外，按諸書的記載，紅娘子同饑民救出李岩後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義軍。這以後正是李白成起義軍大發展的時期，差不多起義軍每一天的活動都有比較可靠的記載，然而就連對紅娘子津津樂道的作者，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這位恆赫一時的女將的後來活動。
當然，崇禎年間的杞縣並不是世外桃源。崇禎八年掃地王所部起義軍八萬人進攻杞縣，由於知縣申佳胤負隅頑抗，沒有破城。
崇楨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縣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在知縣蘇京的血腥鎮壓下，起義遭到了失敗。當時杞縣的鄉紳孟紹虞，根據親身見聞寫了一篇《白檜行》。
有人據此把白蓮教起義同紅娘子攻杞縣扯在一起，以致“紅”“白”混淆，在時間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麵言之鑿鑿，斷定李岩是崇禎十三年下獄的，另一方麵又把崇禎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說成是紅娘子來救李岩。
從以上的考證可以得出結論：關於李岩（或李信）在參加李自成起義軍以前的全部傳說都是違反事實的。
（二）關於李岩參加起義軍後的情況第一，李岩為農民革命大造輿論的問題。按照許多著述的記載，李岩參加李自成起義軍後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開展革命的宣傳活動：
李岩等造為謠言日：“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河南以北遠近傳播，小逞者延頸思亂。
其他一些書籍也有類似記載。這裏的問題是，在李自成起義風起雲湧，席卷大河南北的時候，民間流傳這種革命歌謠，究竟是苦難深重的貧苦農民發自內心的向往呢？還是隻有中過舉的李岩才能編出呢？
連當時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貧苦農民編出來的。請看張岱的記載：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裏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速賦甚急，敲樸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
甲申三月，明漕運巡撫路振飛給總督張國維的信中說：
承問敝鄉（河北曲周縣）事，言之憤悒。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
這些材料說明，“編歌捏謠”的並不是天才的宣傳家李岩，而是廣大貧苦農民。
證明李自成和他領導的隊伍代表著人民的希望，廣大群眾是心向著起義軍的。如果把它們說成是李岩的個人創作，無論是否符合群眾的心願，畢竟隻是一種宣傳。
對於那些把起義農民視作寇仇的統治階級來說，當然寧願把這些歌謠說成是李岩的“虛聲煽動”。
第二，關於李岩建議實行均田免賦的問題。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後確實製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賦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紀略》等材料反映的情況已為人們所熟知
。起義軍在北京和其他地區對明朝官僚進行“追贓助餉”，是為了解決對農民實行免賦以後的財政來源問題，這充分體現李自成起義軍和大順政權是農民革命利益的堅決維護者。
究竟誰是這一政策的倡導者？傳統的說法仍是李岩。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說：“李岩教自成以虛譽來群望，偽為均田免糧之說相煽誘。”…同書《帝紀》卷十七說法略為不同：“自成性極殘，偽黨牛金星教以慈聲惑眾，謂五年不征，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製。”
其他一些書雖然沒有提到均田，但在敘述起義軍實行免糧政策時也歸之於李岩的建議。
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頗值得研究。因為凡是反映大順政權實行均田免糧的第一手材料都沒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準，而直接寫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議的作者，又都是同起義軍沒有接觸的人。
其實，追贓助餉同免賦政策是相輔相成的。但是，過去幾乎所有把免糧歸功於李岩建議的書籍，都把追贓助餉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導人，而李岩和宋獻策等人往往被描繪成對追贓助餉政策持保留態度。
這些書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贓助餉就是否定免糧。既然把追贓助餉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袖人物，那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免賦政策的提出也歸功於他們。
實際上，大順政權均田免糧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經濟根源的。
明代後期土地兼並的加劇和地租賦稅的苛重，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動力.式作戰的起義軍前身，正是在土地兼並和繁重賦役驅使下離鄉背井的流民。
要說身受其害並已覺悟起來的起義軍戰士和他們的領袖，不懂得必需奪迴被地主階級兼並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對地主階級政府迫唿敲樸的無情壓榨（即免賦），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怎能設想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起義軍在均田、免賦問題上還需要別人指點呢？當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設想，根據李自成等農民領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體的法令和告示，承辦人是誰還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關於李岩在起義軍中的職務。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革命大發展的基礎上，著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權，對軍隊也從組織上進行了整頓，起義軍將領分別授予權將軍、製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稱號。
根據《綏寇紀略》的說法，李自成設置了五營二十二將，“李岩為中營製將軍，與其弟牟頗簡束其下，勿縱掠。”
可是，《平寇誌》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談到李自成起義軍各營大將時卻沒有提到李岩，這未必是…種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營主將（即製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差不多都在十萬人左右.作戰時是要獨當一麵的。
如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進兵陝西時.自己同劉宗敏等人率師攻潼關人陝，同時命令右營製將軍袁宗第帶領部隊由河南鄧縣一帶經商南、商州進軍，然後會師西安。又如，在從陝西進軍北京時，李自成同劉宗敏一道率師取道臨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關；同時命令左營製將軍劉芳亮領兵渡過黃河後經河南懷慶、山西長治、河北保定，最後會師北京。
傳說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營製將軍，又有女將“紅娘子”相助，本應在攻城略地中大顯身手，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打過什麽仗。
曾經有人說李岩參加過天津地區的戰鬥和北京防守戰。其實有關這兩次戰役的記載並不可靠，這點下麵還要談到。
第四，關於所謂李岩封侯的問題。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順政權的時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當時的大致規定是權將軍和製將軍封侯爵，果毅將軍和威武將軍封伯爵。
按照這一規定，如果確有製將軍李岩的話，自然也應當封侯。然而在幾種主要著作裏偏偏沒有李岩。大順政權所封的侯、伯各書記載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來印證可以肯定記（用其他材料來印證有關李自成部將的記載，可以看出《平寇誌》比《綏寇紀略》要準確一些。
例如，《綏寇紀略》記起義軍右營大將是劉希堯、白鶴鳴、劉體純；《平寇誌》的記載是袁宗第、白九鶴、劉體純。
證之以《直隸商州誌》等書，右營主將確實是袁宗第而不是劉希堯，白九鶴是白真鶴之誤，《綏寇紀略》寫成白鶴鳴就差得更遠了。）
載比較正確的是《綏寇紀略》，即：“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穀英、毫侯李錦、磁侯劉芳亮、供侯張鼐（原注：一日義侯）、綿侯宗第、嶽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劉國昌”。
這裏除了張鼐封的是義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確的，有後來的各種官方文書作證。
其他著作如《國榷》雖然誤劉宗敏為磁侯，穀英為綿侯，但也沒說李岩封什麽侯。
到毛奇齡撰寫《後鑒錄》時，發現各種記載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亂加竄改。他不知道李雙喜和李過都是李錦的別名，竟在毫侯李過之外又把張鼐的義侯給了李雙喜，而讓張鼐繼續頂著那個錯誤的英侯封號。
他見有的書上記劉宗敏為磁侯又深信不疑，於是把汝侯換給了劉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製將軍的說法，就抓住吳偉業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嶽侯賞給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權將軍有兩名，製將軍是五營各一名，共計封侯的應當是七人，可是吳偉業的記載除嶽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讓李錦用兩個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個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個名額實在不敷分配，於是大筆一揮，把穀英、袁宗第、劉國昌三人的侯爵全給剝奪了。
（三）關於李岩在北京的傳說
這裏首先分析趙士錦《甲申紀事》中兩處提到李岩的問題。
一處是起義軍將領進入北京後的居住地址：“劉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趙士錦的這種說法很含糊，既可解釋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釋為他對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後來許多書籍卻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裏。例如《平寇誌》卷十載：（可以證明穀英、袁宗第、劉國昌被分別封為蘄侯、綿侯、淮侯的材料並不太少，請參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以下簡稱《順治實錄》）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八o二頁。）
偽將軍李岩據奎第。奎獻長公主並銀十萬助軍，希免禍。岩數其為國至戚，鄙吝不忠，夾足箍腦：奎複輸銀十萬，岩笑日：此賊慳吝，不與殺手不吐也，燒烙鐵熨其膚。一熨承銀一萬，累四十熨，遍身焦爛，承四十萬矣？先後追銀六十萬兩，珍玩幣帛不計其數。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婦皆拶指答死，奎猶未死，岩更令奎擔水執爨以辱之乃死。
這段記載是不真實的，因為，劉尚友在李白成起義軍撤出北京後，還親眼見到周奎：他說：五月初一，“餘見周皇親率人賚金帛充賞賜。身衣喪服步行，人成指而歎焉”
《順治實錄》卷七載：順治元年八月初七，“攝政和碩睿親王賞故明周後父嘉定侯周奎緞百匹、銀百兩”。
可見，在起義軍撤出北京三個多月以後，周奎仍然活著，所謂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記載純屬捏造，就連李岩住在周奎家裏的說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時在北京被起義軍俘獲的楊士聰是趙士錦的座師，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記載：“（劉）宗敏據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稱偽李都督據之者非，叉稱以小房數間與周者亦非。”
趙士錦提到李岩的另一處地方是說李自成親自率領起義軍到山海關討伐吳三桂，“惟留李岩居東城，牛金星居朝中，以為守備。”
這同其他記載是有矛盾的：如陳濟生的《再生紀略》說，牛金星同賀有威、郭之緯兩將留守。
《甲申傳信錄》說，李過和賀錦留守（按：賀錦當時在甘肅，此係誤記）。《甲申核真略》說，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誌》說，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鹿樵紀聞》則說李過留守。
在李自成率師出征後留守北京的大將究竟是誰需要進一步考證。
如果僅據趙士錦的記載就斷定是李岩還不足以成立。其次，關於李岩在天津地區和北京城郊作戰的問題。《甲申紀事》附錄的一個塘報裏，談到明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報告說：
四月二十八日遏闖賊下總兵李公子率賊兵趕天津金總兵，至李村北首，因金總兵官兵往南迴，李公子追趕十餘裏，將官兵殺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營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領兵迴天津，天津城門俱閉了，不容李公子進城，內裏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帶領兵馬星夜往北京。
這個材料從內容來看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如“闖賊下總兵李公子”的說法不僅不符合李自成的軍製（大順軍是不設總兵職務的），而且在當時民間流傳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總兵”的說法也有問題，據乾隆四年《天津府誌》和《天津縣誌》，明代最後一任天津總兵曹友義，並不姓金。
材料中所談到的作戰情況，在天津府誌、縣誌和《天津衛誌》裏都無可查考。按當時情況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戰役失利後，二十六日返迴北京，準備登極和西撤，不可能派出“製將軍”一級的大將再東去追趕什麽金總兵。
據《國榷》和程源的《孤臣紀哭》載，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北京後，明天津兵備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樓上樹起“天應民順”的黃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門前貼上“民順”的紙片。
可是，明天津總兵曹友義卻頑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斬關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義單騎走”。很可能這個遼東生員報告的李公子追趕天津金總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訛傳。
有人還根據《懷陵流寇始終錄》說，李岩曾在北京領兵抵敵跟蹤而來的吳三桂的軍隊。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闖賊奉皇太子複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賊諸臣，許其反正，立功自贖。闖賊怒，囚其父襄，驅都城百姓毀崇文、宣武門民居數萬間並夷牛馬牆待戰。三桂兵至，賊命劉宗敏、李過、李岩連兵十八營拒敵，唐通為前鋒。兵初交，參將馮有威刺通墮馬，得救去。白旗兵射劉宗敏墮馬，亦救去，拔賊八寨，斬首二萬。群賊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賊挾吳襄乘城，唿三桂降。關兵射殺挾襄者。賊怒，殺襄並其家三十八人。
這段文字沒有一句符合事實。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進行駁斥。這裏隻需指出，根據當時在京人的記載和清方紀錄，李自成在山海關戰敗後，殺吳襄於永平（今河北盧龍縣）。四月二十六日迴京，二十九日稱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這時清兵離北京還有一段距離，在得知起義軍西撤的消息後，多爾袞命令阿濟格和吳三桂等追擊，自己在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
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原來的明政府禦史曹溶、柳寅東等人還曾出麵維持了兩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後在慶都（今河北望都縣）和真定追上起義軍，起義軍作戰失利繼續西撤人山西，奉命追擊的清軍在五月十二日返迴北京。
由此可見，戴笠等人說，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迴北京的當天，吳三桂和清兵（即所謂“白旗兵”）已經跟蹤到城下，並且在北京同起義軍作戰，完全是信口開河。
既然這次“北京防守戰”從頭至尾都是虛構的，所謂李岩參與指揮的說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據。
再次，關於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動。據說，李岩在北京還有兩件“義舉”：一是出麵保戶天啟皇後張氏（即懿安後）自盡；二是派兵保護杞縣狀元劉理順。
這種“義舉”，顯然是封建史家為了美化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無關係。據明內侍趙璞的口述，張後是劉宗敏命人送迴娘家之後自縊的。至於劉理順之死，楊士聰曾直截了當地指出：“理順家眷俱在杞縣，止一妾相隨。有幼子托薛所蘊，薛後從賊，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稱妻妾四仆俱死及賊為羅拜者謬！”
（四）關於李岩因讒被殺的問題
李岩的結局，據說是這樣的：
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拓城諸縣令為丁參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岩日：“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故動，即動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勸從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日：“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岩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製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岩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眾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複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岩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並其弟牟執而戮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複戰，而席卷歸秦矣。…
類似記載見於《平寇誌》卷十一、《國榷》卷一百二、《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後鑒錄》以及《明史》等書。在李岩被殺的時間上，毛奇齡的《後鑒錄》是列在李自成放棄北京但還未進入山西的途中，按時間推算當在五月上旬。《國榷》載於崇禎十七年六月丁醜日（六月初一為丁巳，丁醜當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錄》卷四載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並指出李岩被殺的地點是山西平陽（今臨汾）。
就表麵來看，這些記載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經認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時間不對。據丁啟睿給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報告，歸德府的叛亂發生在五月十六日。
《後鑒錄》把殺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進入山西的途中，這時丁啟光的反革命叛亂還沒有發生，因此不值一駁。
《國榷》和《爝火錄》分別載於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雖然在歸德府叛亂之後，然而這時李自成已迴到陝西。
據一些材料記載，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進發，六月初一到山西聞喜並繼續西進。可見，李自成經過平陽在五月下旬，怎麽會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陽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將討論河南局勢和處理李岩呢？
第二，編造和相信李岩因讒被殺的人都有一個嚴重的疏忽，他們於津津樂道李岩請兵之餘，根本沒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義軍當時在河南地區的分布情況。
在他們的主觀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隻派了一批府縣文官，沒有什麽軍隊，一旦某些地方發生反革命叛亂就隻有從身邊派軍隊去才能解決問題。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六年兵員總額已經達到一百萬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從西安出發東征的時候，調集的軍隊不過二十多萬人（其中包括後來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後南征的軍隊），其他大部分軍隊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陝西、寧夏、甘肅、青海駐防。
從現有材料來看，李自成當時在河南的軍隊數量是相當多的。特別是由綿侯袁宗第所統率的擁有十萬以上大軍的大順軍右營，當時正開抵河南中部地區。
沈頤仙《遺事瑣談》和孫之碌《二申野錄》都記載了“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領所部來到汝寧府（今河南汝南縣）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劉洪起的叛亂。
襄城縣的地主劣紳張永祺也記載袁宗第的部隊在平定汝寧叛亂之後進抵許昌地區的情況，他說：“永祺扶老母於崇禎十七年四月抵許（許昌）、襄（襄城）界盧家澗內潛任）不意闖逆偽都督袁姓者於六月十三日至許，攻破盧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賊縛，行李衣服剝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順軍的右營主將。乾隆《直隸商州誌》和《商南縣誌》等書都記載他曾經統率十萬起義軍進攻陝西商州地區。
這些材料充分說明當時在河南的大順軍數量並不少，大將也不乏其人。既然擁有十萬以上大軍的大順軍右營在六月十三日已經抵達許昌地區，試問李自成等人為什麽在六月二十日左右還要舍近求遠地商量派軍隊去河南呢？
難道李自成和他身邊的大將、文官連自己的部隊大致在什麽地方都不知道嗎？
李岩即便實有其人也不至於自信到這種程度，以為自己帶二萬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幾萬軍隊還頂用。
至於牛金星的進讒言就更加站不住腳，因為編造這種說法的人是以河南當時沒有什麽大順軍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間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許多書籍的說法，李岩的被殺直接導致大順政權內部將相離心，無法抵抗清軍的進攻，終於造成了最後的失敗。
這種說法直到現在還為人們所相信。其實，這根本不符合事實。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後，指定張天琳守大同，陳永福守太原，劉忠守長治，自己帶著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和其他文武官員返迴西安，準備集結力量，東山再起，並不是因為在山西站不住腳而“席卷歸秦”。
至於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人不僅在迴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隨著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間也始終在李自成身邊。這年十二月，清兵進攻潼關時，李自成還同劉宗敏親自率領軍隊增援。
潼關失守後，李自成放棄西安，同劉宗敏、田見秀、牛金星、宋獻策等人率領軍隊由商洛地區轉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義軍撤到湖北時同他的兒子牛銓（時任大順政權襄陽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劉宗敏和宋獻策是在這以後被清軍俘虜的。劉宗敏英勇就義。宋獻策屈膝投降，成了可恥的叛徒。事實說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迴西安時一路上並沒有發生什麽軍心離散的現象。所謂“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的說法，完全是海外奇談。
以上就是我對有關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討。毋庸諱言，在沒有見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曾經有過李岩這個人物的。
由於個人所見資料有限，不妥之處難免，希望關心明末農民戰爭的同誌們能提出意見，通過深入研究，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在與書友辯論中，談到了李岩其人。
從顧城的考證看，曆史上毫無疑問沒有李岩其人，這個考證是極端嚴謹的，哪怕過去了四十年，還是沒有任何關於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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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案重提
在有關明末農民戰爭的史籍中，李岩曆來是受到廣泛注意的人物之一。
然而，有關李岩事跡的史料，也是問題最多的。早在康熙年間就有人提出過疑問。
鄭廉在《豫變紀略》中說：予於諸書紀豫處，頗效忠告焉。……如杞縣李岩則並無其人矣。予家距杞僅百餘裏，知交甚夥，豈無見聞？而不幸而陷賊者亦未聞賊中有李將軍杞縣人。
不知《明季遺聞》何所據而為此也。而《流寇誌》（《平寇誌》）諸書皆載之，不知其為烏有先生也。
盡管鄭廉少年時期參加過同李自成聯合作戰的羅汝才起義軍，在根據親身見聞寫成的書中，是以當事人談當時事，以本地人談本地事，但由於各種原因，他的意見從來不受重視。
其實，使人對李岩事跡產生懷疑並不僅僅是因為鄭廉指出他是“烏有先生”，而是所有關於李岩的記載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無論是現存的明代檔案，還是直接參與鎮壓李自成起義的明代官僚的文集，都沒有關於李岩事跡的確切記載。
就連一度接觸過李自成起義軍的人，在自己的著述裏也大抵是根本不提李岩。
比如，描繪李岩在北京活動栩栩如生的材料，都是出於後來的一些著作，而不見於當時正在北京的楊士聰、徐應芬、陳濟生、劉尚友、徐凝生、趙士錦等人依據親身見聞寫成的迴憶錄。
清初地方誌保存了起義軍同當地有關的大量材料，參加大順政權的大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一般都可以查到。可是，隻要事情一牽涉到李岩，地方誌裏不僅無跡可尋，而且處處唱反調。
比如，史籍說李岩是河南杞縣人，《杞縣誌》的編者卻申明杞縣沒有這個人；史籍中說李岩是明兵部尚書李精白的兒子，李精白的家鄉安徽阜陽的縣誌編纂人又宣稱李精白同李岩毫無關係。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人懷疑李岩存在的真實性。
那麽，為什麽有關李岩的記載竟是如此之多呢？這些記載既然無法找到原始材料，其源又是從何而來呢？二、李岩的傳說是怎樣混入史籍的？
（一）有關李岩的早期傳說
早在李自成起義處於高潮的時候，在一部分同起義農民沒有什麽接觸的人當中，就出現了關於“李公子”或李岩的傳說。
這種傳說，在當時還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顧炎武在闖王進京時已經三十一歲，和李自成起義算是同時代，他由於沒有親身接觸過起義軍，在許多問題上隻能是人雲亦雲。
他編的《明季實錄》有這樣的記載：“聞河南杞縣舉人李嚴又名李牟公子嘯聚一方，互同謀逆。”又說，“闖賊的名自成，一名李炎，米脂人。”
這裏，李岩（嚴）同李牟是一個人，而不是兄弟倆；李炎與李岩同音，又是李自成的別名。
這說明最初關於李岩的傳說是相當模糊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傳說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白成。
如彭時亨在《中興製寇策》中有這樣一段話：彼所稱李公子者……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淩晉跨蜀，奄有四國，如建瓴然。雖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則民心使然也。
劉尚友在《定思小記》裏記載李自成起義軍進軍北京時，“愚民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
很明顯，上述記載中的李公子並不是李岩，而是李自成。李自成被稱作李岩，除了《明季實錄》中說“自成，一名炎”以外，《程氏宗譜》在記湖北通山縣地主武裝頭目程九伯殺害李自成時寫的是殺“闖賊李延”
明末封建官僚曹應昌在李自成起義軍席卷大河南北時寫的《上高匯旃先生書》裏也說，“且聞其更名李兗，以應孩兒兌上之謠”。這三條材料雖然用的字不同，但“李延”、“李炎”、“李兗”都是李岩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說明當時關於李自成又名李岩的傳說是流傳得相當廣的。至於李自成為什麽被稱為李岩，目前因材料不足，尚無從判斷。
在把李岩從朦朧的傳說演變成有血有肉，亦言亦行的起義軍顯赫人物的過程中，清初的一些反動小說起了重要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懶道人編的《剿闖小史》和蓬蒿子編的《定鼎奇聞》。
《剿闖小史》出籠較早，從書中指清兵為“虜”和寄希望於南明弘光小朝廷判斷，成書時間，至遲不晚於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占領南京，上距李自成起義軍撤出北京不到一年。
從書中敘述的情節不難看出，作者對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整個過程是不大清楚的，連起義前期的著名領袖也一無所知，比如小說第一卷（即第一迴）描寫李自成起義時競加上了“闖塌天兵盛稱王”的標題，把叛徒劉國能的綽號安到了李自成頭上。
描寫李自成在北京的活動情況，則大量取材於《國變錄》等書，比較符合事實。此外作者還利用當時社會上有關李岩的零碎傳說虛構了不少情節。
可以說，後來史籍中出現的李岩事跡，懶道人基本上都已創作出來：《小史》出籠不久，有關李岩的情節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滲進史學著作.
在這種活動中，蓬蒿子的《定鼎奇聞》和計六奇的《明季北略》起的作用特別惡劣。
《定鼎奇聞》是清順治八年刊行的一部極其無知的小說。它在許多地方直接取材於《小史》，隻是在政治上由吹捧南明弘光小朝廷為歌頌滿洲貴族。
蓬蒿子為了迎合清朝的政治需要，大大壓縮《小史》中比較合乎事實的敘述，代之以大量荒誕無稽的虛構。
在李岩的問題上，不僅因襲了《小史》的編造，而且有所“創新”。
由於《奇聞》內容極端荒唐，本不足以欺騙世人。可是，到康熙初年出了位熱心勝朝遺事的“史學家”計六奇：
他在兼收並蓄編輯《明季北略》基本結束以後，仍覺餘興未盡，看到《定鼎奇聞》如獲至寶，又特別增加補遺一卷（即卷二十三），對這部小說進行了摘錄編排。
於是，李自成出身於富裕的小康之家，父親是財主李十戈…，李自成是“殺星降凡”，當公子哥兒時還作過一首詠螃蟹的詩等奇談怪論便相繼產生。大量有關李岩的“史料”也跟著被發掘出來，湧進史學著作。
比如李岩的《勸賑歌》，李岩初見李自成時互相恭維的對話，李岩同宋獻策在北京就明朝科舉和佛教問題的長篇議論，以及李岩諫自成四事的上疏等等，都成了後來研究這次起義的重要“史料”。
為了使不易接觸《定鼎奇聞》的讀者，對《明季北略》是怎樣對《定鼎奇聞》進行“史學”加工的有所了解，這裏選錄一段供參考。
蓬蒿子在描述李自成起義軍進入河南以前，說李自成結九十八寨響馬起事，被推為大元帥、闖王，有李岩、宋獻策以及牛金星等二十一員“驍將”來謁，然後有以下一段敘述：
次日，自成升帳，聚集宋矮子、李岩、牛金星、唐啟原等，先定各賊將文武官銜，後議分派地方，領兵前去攻殺：宋獻策為開國大軍師，牛金星為天祐閣大學士，唐啟原為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劉崇文為權將軍，戈寶為正監軍，馮嶽為毅將軍，王年為左監軍，容天成為銳將軍，王賈為右監軍，李岩為製將軍，柏止善為果將軍，苗人鳳為左先鋒，王漪清為龍護將軍，祖有光為右先鋒，張澤為豹略將軍，管無昏為前先鋒，顧永龍為飆將軍，朱浦為壓隊大將軍，吳風典為迅將軍，李承元為征西將軍，趙禮為右擊將軍，李年為討北將軍，孫世康為協讚將軍，陳泯為鎮東將軍，田之秀為虎賁將軍，張林為圖南將軍。
且說闖王商定了許多偽職，即差銳將軍容天成、左先鋒苗人鳳、右先鋒祖有光統兵十萬先去攻殺河南。當下製將軍李岩對闖王李自成道：“吾主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禁暴恤民。”又道：“目今雖雲朝廷失政，隻是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因年荒餉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之中，故此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是假托仁義，佯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曾經酷虐人民者勘實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征一半。那時百姓自然樂從，還要簞食壺漿，叩迎馬首。”
自成聽說喜得眼花沒縫，無不依計而行。即令李岩前隊。李岩又用一計暗差心腹多人，扮作客商，四下傳布說李公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叉編成口號教導小兒們歌：“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
一迴來這些百姓連遭荒欠，又遇官府橫加苛斂，今聽了這幾句童謠，恨不得李公子之早到。隻是愚民認李公子就是闖王，卻不曉得是一正一付
計六奇編輯《明季北略》時，把這段情節分成兩條，在題為“賊將官銜”的條目下，逐名不漏地照抄上述名單，隻是把劉崇文改為劉宗敏，容天成改為穀大成，管無昏改為管撫民，李年改為李牟，田之秀改為苗之秀，並把各人名字下麵的為字一律刪掉。
然後加了一段按語：“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荊，複定九等。至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二，猶未盡核也。當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誌細核之耳。然野史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名單下麵的一段描寫，計六奇經過文字加工，編成“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一條：修飾後的文字如下：
自成既定偽官，即命穀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征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
自成悉從之。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日：“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雲：“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複嚴刑厚斂，一聞童謠，成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即闖王，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舉孝廉，其父精白，尚書也，故人唿岩為李公子。
應當承認，經過計六奇加工的文字，小說氣味確實大大減弱，給人以頗合史裁之感。
從他在“賊將官銜”一條後麵加的按語來看，是把《定鼎奇聞》當作野史，並且認為“所紀瑣事，頗多實者”。
《定鼎奇聞》能否算野史，內容是否“頗多實者”？
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迴答並不困難。
隻要把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底進入河南以前的情況同它略加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崇禎十一年李自成義軍在優勢的敵軍追擊下，連續遭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眾約一千多人。
在這以後的兩年裏，李白成起義軍活動於陝、川、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避免同明軍正麵作戰。
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大義凜然地頂住了農民戰爭中投降受撫的逆流。這同蓬蒿子所描寫的大封官職、派兵十萬攻取河南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至於被計六奇讚為“頗多實者”的將領名單，不過是蓬蒿子主觀想象的產物。
有關李岩的傳說，正是同這些謬誤一道經蓬蒿子、計六奇之流以假亂真的加工進入史籍的。
現在被當作研究李自成、張獻忠起義主要資料的許多大部頭著作都是在康熙年間問世的。
就是說，是在《剿闖小史》和《定鼎奇聞》中的一些情節。在人們口頭上已經流傳了十幾年以後。再加上計六奇把小說的情節編入《明季北略》，從而以訛傳訛，引用《明季北略》的人越來越多，而《北略》卷二十三取材的《定鼎奇聞》，卻因毫無藝術價值而逐漸湮滅無聞。
（三）欽定《明史》的惡劣影響
關於李岩，康熙年間曾有人就其真偽問題進行過辯駁。《縣誌》的編者，發現《樵史》和《明史紀事本末》載有杞縣舉人李岩在起義軍中擔任要職一事，寫了《李公子辨》，用確鑿的事實說明全屬虛構。
《阜陽縣誌》收進了康熙年間本縣進士李祖旦的一篇考證文章，論證李精白同傳說中的李岩沒有關係。
那麽，為什麽在這些書刊行以後，特別是鄭廉明確地提出李岩是“烏有先生”之後，關於李岩真偽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澄清呢？
這就需要談談欽定《明史》的惡劣作用了。欽定《明史》編纂的時間是相當長的。
從康熙皇帝玄燁起到乾隆皇帝弘曆止，都把編纂明史當作加強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統治集團對全國實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
由於《明史》是所謂欽定的正史，李岩的傳說同李自成事跡一起被采錄，在清初大興**的政治高壓下，自然沒有人敢出來唱反調。
就連康熙年間提出疑問的某些著述，因為同乾隆四年正式頒行的欽定《明史》相衝突，也銷聲匿跡了。
例如，康熙《杞縣誌·李公子辨》裏有這樣一段話：“獨怪符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采人。一事失真，舉屬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傳後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錄……～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
編者的本意在於提醒明史館的袞袞諸公注意核實，不要重複《明史紀事本末》的錯誤。
不料後來頒行的《明史》果真“公然采錄”.而且比《紀事本末》還有過之無不及。
到乾隆五十三年重修《杞縣誌》時當事者知道如果再收入《李公子辨》，就難免被加上譏諷欽定正史為魏收“穢史”的罪狀，隻好忍痛割愛。
道光《阜陽縣誌》的編者，明知舊誌中李祖旦關於李精白同李岩毫無關係的考證無可懷疑，也無可奈何地加上了一段模棱兩可的文字，一方麵肯定“明初以來迄精白未有家於河南者。李栩保護鄉裏為袁時中所害，穎人至今能言之。”另一方麵又板起麵孔說，“茲考《明史》所載則李信原委本末甚詳備，即謂非栩而其為精白子固昭昭也。若僅依據一家譜係相辨證，而欽頒信史置之不顧，非理之可安者。”
反映了編者既想維護事實真相又要竭力避免同“欽頒信史”相對抗的矛盾心情。至於鄭廉的《豫變紀略》，自康熙年間刊行後直到清王朝覆滅從未出版，原因之一可能也是書中的記載同欽定《明史》相抵觸。
三、有關李岩事跡的若幹考證
（一）李岩的出身和早期經曆
人們經常引用的《明季北略》，對李岩投身農民起義以前的情況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原文如下：
李岩，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材。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岩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饑，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
岩進白：“暫休征比，設法賑給。”
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征比，將何以應？至於賑濟饑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
岩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嘩於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悅岩，即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係亂民，嚴拿究罪，”
饑民擊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唿日：“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議，岩日：“速諭暫免征催，並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
眾日：“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耳。”
宋聞之而懼，謂岩發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複至，共奈之何？
遂申報按察司雲：“舉人李岩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岩下獄。
百姓共怒曰：“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縣殺宋，劫岩出獄。重犯具釋，倉庫一空.岩謂眾日：“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
眾從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這裏並沒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兒子，原名李信以及與紅娘子有瓜葛。吳偉業從順治九年開始編輯、康熙年間刊行的《綏寇紀略》裏有以下的記載：
杞縣舉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穎州衛）。性傲儻非常，嚐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李公子父閹黨也，士大夫羞與齒，信恆以為憾。
因亂請之督府，用捍衛鄉裏，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原注：傳雲授安義襄鄉備禦）。
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原注：中州時討紅娘子賊。紅娘子，繩伎女也，獲信，強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從，後乘間竊歸，為杞人所執。紅娘子來救，饑民開門納賊）.令亦惡其市名得眾，遂執而錮之獄。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獄也，思自成既為眾所擁，歎日：“今日反決矣！”遂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岩，偽署製將軍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參加李自成起義軍的大致情節就是這樣。康熙年間編成的一些有關明未農民戰爭的著名書籍，如彭孫貽的《平寇誌》，戴笠等的《懷陵流寇始終錄》、談遷的《困榷》，查繼佐的《罪惟錄》以及毛奇齡的《後鑒錄》等也有類似記載。
遂至乾隆年間成書的欽定《明史》亦采納了這些說法，於是便成了不易之鐵案。然而它們是經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縣沒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無關係。《杞縣誌》在記載該縣曆年所中舉人和進士的《選舉誌》裏，根本沒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親”李精白也榜上無名。
康熙《杞縣誌》的編者還專門寫了《李公子辨》，申明杞縣沒有參加起義軍的“李公子”。
李精白雖有其人，但籍貫並非杞縣。《河南通誌》卷四十五載，李精白中萬曆癸醜科進士，下注尉氏縣人。
康熙《開封府誌》也有同樣記載。可是在《尉氏縣誌》卷八《選舉表》中卻找不到李精白。一般來說，縣誌出錯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因為在科舉時代本縣出了一名進士或舉人是被當作一件非常榮耀的事。
《尉氏縣誌》闕而不載，說明府誌和省誌的記載有問題。從《綏寇紀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貫有另一種說法，即“原籍穎州衛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據進士題名碑指出“萬曆癸醜，李精白，河南穎州衛軍籍直隸穎州人”。
此外，《山東通誌》卷四十九也載天啟朝巡撫“李精白，穎州進士。”穎州在明代屬南直隸，清代屬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陽縣。
為什麽安徽阜陽人中了進士被記載到河南開封府的《選舉誌》裏麵去了呢？《穎州府誌》和《阜陽縣誌》對這個問題曾有迴答。
原來，明太祖朱元璋在設立軍衛所時造成軍隊同地方犬牙相製的局麵，故意把穎州衛劃歸河南都指揮使管轄：所以，在《穎州府誌》卷七《選舉表》阜陽一欄裏可以看到所中舉人進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這些人都是屬於穎州衛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關於李精白的家世，《阜陽縣誌》裏有康熙年間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證文章，說：按明季河南杞縣舉人李信從闖賊，後改名岩，稱為李公子，傳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東兗州府曹縣固村人。明初李天從徐達征元有功，授穎州衛右所小旗，升總旗，後為穎州人。
穎州衛籍附河南開封府鄉試，故精白為開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長麟孫，次鶴孫。當崇禎八年流賊破穎，鶴孫已先死。
李信之從闖則在崇禎十三年。麟孫改名栩，自崇禎八年以義勇保護鄉裏著。至十五年死於流賊袁時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闖賊僭號後始為牛金星譖死。
以麟孫、鶴孫存歿年分考證，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孫、鶴孫之外無有名信者。麟孫、鶴孫俱以萬曆庚中年入學，鶴孫早死，麟孫於崇禎元年拔貢，亦非舉人。及閱河南《杞具誌》有《李公子辨》，謂岩並非相人。夫以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韓遜皆不知其世，寇盜烏合之徒，傳聞失實，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據李氏家譜說明了李精白一家的來龍去脈。指出他家祖籍山東曹縣，從洪武年間起就隸籍穎州衛。由於穎州衛屬河南都司管轄，衛籍的人參加鄉試時附於河南開封府。
這就是《開封府誌》和《河南通誌》在《選舉誌》裏記載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則是因衛籍致誤。
文中還指出，李精白隻有兩個兒子，次子鶴孫早死，麟孫後改名李栩，是一個專門從事鎮壓農民起義的土豪劣紳。《阜陽縣誌》卷十二有《李栩傳》，詳細記載了他組織地主武裝同農民軍對抗，得到明政府的賞識，“撫按交薦於朝”，先後賞以都司和參將的職銜，最後在崇禎十五年九月被小袁營的袁時中所殺。
範光陽著《雙雲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傳》，內容與《阜陽縣誌》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話說：“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誰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縣人，中過舉，是大司馬李精白的兒子等錯誤說法。
第二,關於李岩因出粟賑荒被縣令宋某關進監獄‘紅娘子和饑民營救,破城殺令，投入李自成起義軍的說法，完全是莫須有。
最有力的證據是，在崇禎十五年李自成起義軍占領杞縣以前，杞縣並沒有被饑民或“紅娘子”的隊伍攻破過，也沒有什麽姓宋的縣令被起義農民處死的事。
據《杞縣誌》卷九《職官誌》記載，崇禎年間的知縣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蘇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縣被起義軍占領時的知縣是呂翕如。
而且前麵四任知縣沒有一個是在任期內被殺的，也沒有一個在任期內發生過破城之事。四任縣令中確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縣又是在崇禎四年以前，同傳說中崇禎十三年為救李岩而破城殺令的說法在時間上相隔太遠。
何況宋玫在離任後當過吏科給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禎十六年二月在山東萊陽才因清兵破城被殺。
如果說縣令的姓氏搞錯了，那麽崇禎十三年任知縣的是蘇京。在他的任期內雖然發生過白蓮教進攻縣城的事件，但沒有破城殺令，蘇京在離任以後還當了河南巡按禦史。
這裏再談一下所謂“紅娘子之亂”的問題。崇禎年間，河南各地大小農民起義此伏彼盧，隻要在本地稍為著名一點的，縣誌上一般都有記載，首領人物的名字和活動情況也大抵可考。
可是紅娘子究竟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何時何地聚眾起義，卻無明文記載。有的書說紅娘子攻開封時擄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這支起義軍敢於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見實力雄厚，為什麽清初《開封府誌》卻毫無反映呢？
至於說李岩被囚於杞縣，紅娘子來救，清初《縣誌》不僅沒有記載，反而辯駁。
而且，按通常說法，化崇禎十三年底李自成起義軍攻占豫西永寧（今洛寧縣）的時候，李岩就當了李自成的謀主，杞縣到永寧將近千裏，李岩和紅娘子領著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長途行軍，為什麽沿途各州縣毫無察覺，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呢？
此外，按諸書的記載，紅娘子同饑民救出李岩後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義軍。這以後正是李白成起義軍大發展的時期，差不多起義軍每一天的活動都有比較可靠的記載，然而就連對紅娘子津津樂道的作者，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這位恆赫一時的女將的後來活動。
當然，崇禎年間的杞縣並不是世外桃源。崇禎八年掃地王所部起義軍八萬人進攻杞縣，由於知縣申佳胤負隅頑抗，沒有破城。
崇楨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縣爆發了白蓮教起義。在知縣蘇京的血腥鎮壓下，起義遭到了失敗。當時杞縣的鄉紳孟紹虞，根據親身見聞寫了一篇《白檜行》。
有人據此把白蓮教起義同紅娘子攻杞縣扯在一起，以致“紅”“白”混淆，在時間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麵言之鑿鑿，斷定李岩是崇禎十三年下獄的，另一方麵又把崇禎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說成是紅娘子來救李岩。
從以上的考證可以得出結論：關於李岩（或李信）在參加李自成起義軍以前的全部傳說都是違反事實的。
（二）關於李岩參加起義軍後的情況第一，李岩為農民革命大造輿論的問題。按照許多著述的記載，李岩參加李自成起義軍後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開展革命的宣傳活動：
李岩等造為謠言日：“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河南以北遠近傳播，小逞者延頸思亂。
其他一些書籍也有類似記載。這裏的問題是，在李自成起義風起雲湧，席卷大河南北的時候，民間流傳這種革命歌謠，究竟是苦難深重的貧苦農民發自內心的向往呢？還是隻有中過舉的李岩才能編出呢？
連當時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貧苦農民編出來的。請看張岱的記載：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裏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速賦甚急，敲樸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
甲申三月，明漕運巡撫路振飛給總督張國維的信中說：
承問敝鄉（河北曲周縣）事，言之憤悒。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
這些材料說明，“編歌捏謠”的並不是天才的宣傳家李岩，而是廣大貧苦農民。
證明李自成和他領導的隊伍代表著人民的希望，廣大群眾是心向著起義軍的。如果把它們說成是李岩的個人創作，無論是否符合群眾的心願，畢竟隻是一種宣傳。
對於那些把起義農民視作寇仇的統治階級來說，當然寧願把這些歌謠說成是李岩的“虛聲煽動”。
第二，關於李岩建議實行均田免賦的問題。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後確實製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賦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紀略》等材料反映的情況已為人們所熟知
。起義軍在北京和其他地區對明朝官僚進行“追贓助餉”，是為了解決對農民實行免賦以後的財政來源問題，這充分體現李自成起義軍和大順政權是農民革命利益的堅決維護者。
究竟誰是這一政策的倡導者？傳統的說法仍是李岩。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說：“李岩教自成以虛譽來群望，偽為均田免糧之說相煽誘。”…同書《帝紀》卷十七說法略為不同：“自成性極殘，偽黨牛金星教以慈聲惑眾，謂五年不征，一民不殺，且有貴賤均田之製。”
其他一些書雖然沒有提到均田，但在敘述起義軍實行免糧政策時也歸之於李岩的建議。
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頗值得研究。因為凡是反映大順政權實行均田免糧的第一手材料都沒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準，而直接寫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議的作者，又都是同起義軍沒有接觸的人。
其實，追贓助餉同免賦政策是相輔相成的。但是，過去幾乎所有把免糧歸功於李岩建議的書籍，都把追贓助餉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導人，而李岩和宋獻策等人往往被描繪成對追贓助餉政策持保留態度。
這些書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贓助餉就是否定免糧。既然把追贓助餉政策的提出和推行歸之於李自成、劉宗敏等起義軍領袖人物，那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免賦政策的提出也歸功於他們。
實際上，大順政權均田免糧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經濟根源的。
明代後期土地兼並的加劇和地租賦稅的苛重，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動力.式作戰的起義軍前身，正是在土地兼並和繁重賦役驅使下離鄉背井的流民。
要說身受其害並已覺悟起來的起義軍戰士和他們的領袖，不懂得必需奪迴被地主階級兼並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對地主階級政府迫唿敲樸的無情壓榨（即免賦），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怎能設想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起義軍在均田、免賦問題上還需要別人指點呢？當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設想，根據李自成等農民領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體的法令和告示，承辦人是誰還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關於李岩在起義軍中的職務。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革命大發展的基礎上，著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權，對軍隊也從組織上進行了整頓，起義軍將領分別授予權將軍、製將軍、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稱號。
根據《綏寇紀略》的說法，李自成設置了五營二十二將，“李岩為中營製將軍，與其弟牟頗簡束其下，勿縱掠。”
可是，《平寇誌》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談到李自成起義軍各營大將時卻沒有提到李岩，這未必是…種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營主將（即製將軍）所統率的軍隊差不多都在十萬人左右.作戰時是要獨當一麵的。
如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進兵陝西時.自己同劉宗敏等人率師攻潼關人陝，同時命令右營製將軍袁宗第帶領部隊由河南鄧縣一帶經商南、商州進軍，然後會師西安。又如，在從陝西進軍北京時，李自成同劉宗敏一道率師取道臨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關；同時命令左營製將軍劉芳亮領兵渡過黃河後經河南懷慶、山西長治、河北保定，最後會師北京。
傳說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營製將軍，又有女將“紅娘子”相助，本應在攻城略地中大顯身手，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打過什麽仗。
曾經有人說李岩參加過天津地區的戰鬥和北京防守戰。其實有關這兩次戰役的記載並不可靠，這點下麵還要談到。
第四，關於所謂李岩封侯的問題。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順政權的時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當時的大致規定是權將軍和製將軍封侯爵，果毅將軍和威武將軍封伯爵。
按照這一規定，如果確有製將軍李岩的話，自然也應當封侯。然而在幾種主要著作裏偏偏沒有李岩。大順政權所封的侯、伯各書記載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來印證可以肯定記（用其他材料來印證有關李自成部將的記載，可以看出《平寇誌》比《綏寇紀略》要準確一些。
例如，《綏寇紀略》記起義軍右營大將是劉希堯、白鶴鳴、劉體純；《平寇誌》的記載是袁宗第、白九鶴、劉體純。
證之以《直隸商州誌》等書，右營主將確實是袁宗第而不是劉希堯，白九鶴是白真鶴之誤，《綏寇紀略》寫成白鶴鳴就差得更遠了。）
載比較正確的是《綏寇紀略》，即：“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穀英、毫侯李錦、磁侯劉芳亮、供侯張鼐（原注：一日義侯）、綿侯宗第、嶽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劉國昌”。
這裏除了張鼐封的是義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確的，有後來的各種官方文書作證。
其他著作如《國榷》雖然誤劉宗敏為磁侯，穀英為綿侯，但也沒說李岩封什麽侯。
到毛奇齡撰寫《後鑒錄》時，發現各種記載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亂加竄改。他不知道李雙喜和李過都是李錦的別名，竟在毫侯李過之外又把張鼐的義侯給了李雙喜，而讓張鼐繼續頂著那個錯誤的英侯封號。
他見有的書上記劉宗敏為磁侯又深信不疑，於是把汝侯換給了劉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製將軍的說法，就抓住吳偉業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嶽侯賞給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權將軍有兩名，製將軍是五營各一名，共計封侯的應當是七人，可是吳偉業的記載除嶽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讓李錦用兩個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個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個名額實在不敷分配，於是大筆一揮，把穀英、袁宗第、劉國昌三人的侯爵全給剝奪了。
（三）關於李岩在北京的傳說
這裏首先分析趙士錦《甲申紀事》中兩處提到李岩的問題。
一處是起義軍將領進入北京後的居住地址：“劉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趙士錦的這種說法很含糊，既可解釋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釋為他對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後來許多書籍卻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裏。例如《平寇誌》卷十載：（可以證明穀英、袁宗第、劉國昌被分別封為蘄侯、綿侯、淮侯的材料並不太少，請參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以下簡稱《順治實錄》）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八o二頁。）
偽將軍李岩據奎第。奎獻長公主並銀十萬助軍，希免禍。岩數其為國至戚，鄙吝不忠，夾足箍腦：奎複輸銀十萬，岩笑日：此賊慳吝，不與殺手不吐也，燒烙鐵熨其膚。一熨承銀一萬，累四十熨，遍身焦爛，承四十萬矣？先後追銀六十萬兩，珍玩幣帛不計其數。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婦皆拶指答死，奎猶未死，岩更令奎擔水執爨以辱之乃死。
這段記載是不真實的，因為，劉尚友在李白成起義軍撤出北京後，還親眼見到周奎：他說：五月初一，“餘見周皇親率人賚金帛充賞賜。身衣喪服步行，人成指而歎焉”
《順治實錄》卷七載：順治元年八月初七，“攝政和碩睿親王賞故明周後父嘉定侯周奎緞百匹、銀百兩”。
可見，在起義軍撤出北京三個多月以後，周奎仍然活著，所謂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記載純屬捏造，就連李岩住在周奎家裏的說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時在北京被起義軍俘獲的楊士聰是趙士錦的座師，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記載：“（劉）宗敏據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稱偽李都督據之者非，叉稱以小房數間與周者亦非。”
趙士錦提到李岩的另一處地方是說李自成親自率領起義軍到山海關討伐吳三桂，“惟留李岩居東城，牛金星居朝中，以為守備。”
這同其他記載是有矛盾的：如陳濟生的《再生紀略》說，牛金星同賀有威、郭之緯兩將留守。
《甲申傳信錄》說，李過和賀錦留守（按：賀錦當時在甘肅，此係誤記）。《甲申核真略》說，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誌》說，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鹿樵紀聞》則說李過留守。
在李自成率師出征後留守北京的大將究竟是誰需要進一步考證。
如果僅據趙士錦的記載就斷定是李岩還不足以成立。其次，關於李岩在天津地區和北京城郊作戰的問題。《甲申紀事》附錄的一個塘報裏，談到明遼東海州衛生員張世珩報告說：
四月二十八日遏闖賊下總兵李公子率賊兵趕天津金總兵，至李村北首，因金總兵官兵往南迴，李公子追趕十餘裏，將官兵殺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營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領兵迴天津，天津城門俱閉了，不容李公子進城，內裏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帶領兵馬星夜往北京。
這個材料從內容來看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如“闖賊下總兵李公子”的說法不僅不符合李自成的軍製（大順軍是不設總兵職務的），而且在當時民間流傳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總兵”的說法也有問題，據乾隆四年《天津府誌》和《天津縣誌》，明代最後一任天津總兵曹友義，並不姓金。
材料中所談到的作戰情況，在天津府誌、縣誌和《天津衛誌》裏都無可查考。按當時情況分析，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戰役失利後，二十六日返迴北京，準備登極和西撤，不可能派出“製將軍”一級的大將再東去追趕什麽金總兵。
據《國榷》和程源的《孤臣紀哭》載，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北京後，明天津兵備道原毓宗立即投降，在城樓上樹起“天應民順”的黃旗，天津的老百姓也在門前貼上“民順”的紙片。
可是，明天津總兵曹友義卻頑固不化，“以牙兵五百斬關而出，毓宗以津兵邀之，友義單騎走”。很可能這個遼東生員報告的李公子追趕天津金總兵一事就是“毓宗以津兵邀之”的訛傳。
有人還根據《懷陵流寇始終錄》說，李岩曾在北京領兵抵敵跟蹤而來的吳三桂的軍隊。
（甲中年四月）癸未（二十六日）闖賊奉皇太子複入京城。三桂移檄降賊諸臣，許其反正，立功自贖。闖賊怒，囚其父襄，驅都城百姓毀崇文、宣武門民居數萬間並夷牛馬牆待戰。三桂兵至，賊命劉宗敏、李過、李岩連兵十八營拒敵，唐通為前鋒。兵初交，參將馮有威刺通墮馬，得救去。白旗兵射劉宗敏墮馬，亦救去，拔賊八寨，斬首二萬。群賊奔入城。三桂兵至城下，賊挾吳襄乘城，唿三桂降。關兵射殺挾襄者。賊怒，殺襄並其家三十八人。
這段文字沒有一句符合事實。因篇幅有限，不能逐句進行駁斥。這裏隻需指出，根據當時在京人的記載和清方紀錄，李自成在山海關戰敗後，殺吳襄於永平（今河北盧龍縣）。四月二十六日迴京，二十九日稱帝，三十日晨撤出北京。
這時清兵離北京還有一段距離，在得知起義軍西撤的消息後，多爾袞命令阿濟格和吳三桂等追擊，自己在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
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原來的明政府禦史曹溶、柳寅東等人還曾出麵維持了兩天“秩序”。五月上旬，清兵先後在慶都（今河北望都縣）和真定追上起義軍，起義軍作戰失利繼續西撤人山西，奉命追擊的清軍在五月十二日返迴北京。
由此可見，戴笠等人說，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迴北京的當天，吳三桂和清兵（即所謂“白旗兵”）已經跟蹤到城下，並且在北京同起義軍作戰，完全是信口開河。
既然這次“北京防守戰”從頭至尾都是虛構的，所謂李岩參與指揮的說法也就失去了任何依據。
再次，關於李岩在北京的其他活動。據說，李岩在北京還有兩件“義舉”：一是出麵保戶天啟皇後張氏（即懿安後）自盡；二是派兵保護杞縣狀元劉理順。
這種“義舉”，顯然是封建史家為了美化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杜撰的，同李岩毫無關係。據明內侍趙璞的口述，張後是劉宗敏命人送迴娘家之後自縊的。至於劉理順之死，楊士聰曾直截了當地指出：“理順家眷俱在杞縣，止一妾相隨。有幼子托薛所蘊，薛後從賊，不知其子存否？坊刻稱妻妾四仆俱死及賊為羅拜者謬！”
（四）關於李岩因讒被殺的問題
李岩的結局，據說是這樣的：
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拓城諸縣令為丁參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一言河南全境皆反正。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岩日：“誠予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故動，即動亦可得而收也。”
金星勸從其請。既而自成以為疑，金星見其疑也，進日：“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岩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製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即主上且奈之何？”
自成曰：“如是若何以勸我從之？”
金星日：“岩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岩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在眾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自王，是豈複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
自成日：“善”。
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為具，與岩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並其弟牟執而戮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即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複戰，而席卷歸秦矣。…
類似記載見於《平寇誌》卷十一、《國榷》卷一百二、《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後鑒錄》以及《明史》等書。在李岩被殺的時間上，毛奇齡的《後鑒錄》是列在李自成放棄北京但還未進入山西的途中，按時間推算當在五月上旬。《國榷》載於崇禎十七年六月丁醜日（六月初一為丁巳，丁醜當為六月二十一日）；《爝火錄》卷四載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並指出李岩被殺的地點是山西平陽（今臨汾）。
就表麵來看，這些記載是言之成理的。可是，一經認真考查，漏洞又很多。
第一，時間不對。據丁啟睿給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報告，歸德府的叛亂發生在五月十六日。
《後鑒錄》把殺李岩一事排在李自成尚未進入山西的途中，這時丁啟光的反革命叛亂還沒有發生，因此不值一駁。
《國榷》和《爝火錄》分別載於六月二十一和二十二，雖然在歸德府叛亂之後，然而這時李自成已迴到陝西。
據一些材料記載，李自成在五月初十向太原進發，六月初一到山西聞喜並繼續西進。可見，李自成經過平陽在五月下旬，怎麽會在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突然在平陽同他手下的文官武將討論河南局勢和處理李岩呢？
第二，編造和相信李岩因讒被殺的人都有一個嚴重的疏忽，他們於津津樂道李岩請兵之餘，根本沒有想到需要下工夫去查考李自成起義軍當時在河南地區的分布情況。
在他們的主觀想象中似乎李自成在河南隻派了一批府縣文官，沒有什麽軍隊，一旦某些地方發生反革命叛亂就隻有從身邊派軍隊去才能解決問題。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六年兵員總額已經達到一百萬人。第二年年初，李自成從西安出發東征的時候，調集的軍隊不過二十多萬人（其中包括後來留守山西、河北以及攻克北京後南征的軍隊），其他大部分軍隊都分散在湖北、河南、陝西、寧夏、甘肅、青海駐防。
從現有材料來看，李自成當時在河南的軍隊數量是相當多的。特別是由綿侯袁宗第所統率的擁有十萬以上大軍的大順軍右營，當時正開抵河南中部地區。
沈頤仙《遺事瑣談》和孫之碌《二申野錄》都記載了“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在六月初一日率領所部來到汝寧府（今河南汝南縣）平定河南西平大土匪劉洪起的叛亂。
襄城縣的地主劣紳張永祺也記載袁宗第的部隊在平定汝寧叛亂之後進抵許昌地區的情況，他說：“永祺扶老母於崇禎十七年四月抵許（許昌）、襄（襄城）界盧家澗內潛任）不意闖逆偽都督袁姓者於六月十三日至許，攻破盧家洞，永祺同老母妻孥俱被賊縛，行李衣服剝劫一空。”
袁宗第是大順軍的右營主將。乾隆《直隸商州誌》和《商南縣誌》等書都記載他曾經統率十萬起義軍進攻陝西商州地區。
這些材料充分說明當時在河南的大順軍數量並不少，大將也不乏其人。既然擁有十萬以上大軍的大順軍右營在六月十三日已經抵達許昌地區，試問李自成等人為什麽在六月二十日左右還要舍近求遠地商量派軍隊去河南呢？
難道李自成和他身邊的大將、文官連自己的部隊大致在什麽地方都不知道嗎？
李岩即便實有其人也不至於自信到這種程度，以為自己帶二萬人人豫就比袁宗第等人的十幾萬軍隊還頂用。
至於牛金星的進讒言就更加站不住腳，因為編造這種說法的人是以河南當時沒有什麽大順軍為前提的。即便牛金星愚不可及地在中間播弄是非，李自成也不可能相信。
第三，按照許多書籍的說法，李岩的被殺直接導致大順政權內部將相離心，無法抵抗清軍的進攻，終於造成了最後的失敗。
這種說法直到現在還為人們所相信。其實，這根本不符合事實。李自成撤到山西以後，指定張天琳守大同，陳永福守太原，劉忠守長治，自己帶著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和其他文武官員返迴西安，準備集結力量，東山再起，並不是因為在山西站不住腳而“席卷歸秦”。
至於劉宗敏、牛金星、宋獻策等人不僅在迴西安的途中一直跟隨著李自成，而且在西安期間也始終在李自成身邊。這年十二月，清兵進攻潼關時，李自成還同劉宗敏親自率領軍隊增援。
潼關失守後，李自成放棄西安，同劉宗敏、田見秀、牛金星、宋獻策等人率領軍隊由商洛地區轉入河南，再退到湖北。
牛金星在起義軍撤到湖北時同他的兒子牛銓（時任大順政權襄陽府尹）一起投降了清朝。
劉宗敏和宋獻策是在這以後被清軍俘虜的。劉宗敏英勇就義。宋獻策屈膝投降，成了可恥的叛徒。事實說明，李自成在由北京撤迴西安時一路上並沒有發生什麽軍心離散的現象。所謂“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的說法，完全是海外奇談。
以上就是我對有關李岩的材料所作的初步分析和探討。毋庸諱言，在沒有見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我是不相信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曾經有過李岩這個人物的。
由於個人所見資料有限，不妥之處難免，希望關心明末農民戰爭的同誌們能提出意見，通過深入研究，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在與書友辯論中，談到了李岩其人。
從顧城的考證看，曆史上毫無疑問沒有李岩其人，這個考證是極端嚴謹的，哪怕過去了四十年，還是沒有任何關於李岩的任何第一手材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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