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書房，趙孟娘向李笠匯報家中“第一季度”的開支情況，以便讓李笠對家裏財務狀況有個大概了解。
薛月嫦作為副手，協助趙孟娘匯報。
正所謂“家大業大開銷大”，李笠雖然有很多產業，如同一株株搖錢樹給他帶來大量收入，但與此同時，開支也很大。
維持彭城公府邸的“運行”，日常開支少不了，但比起養兵的開支，那就是個小數目。
一如這個時代的慣例，李笠養著部曲，數量不少，又養馬，開支更是比養部曲多了許多，所以彭城公府在日進鬥金的同時，也在“日出鬥金”。
為了加強財務管理（即理財），控製開支和成本，彭城公府邸實行“財務預算製”。
其中包括預算管理，以及預算、核算製度。
預算，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譬如年底），對來年可能產生的開支進行預估，定出可能的開支額度。
決算，就是預算時間期滿時（第二年一年），對當年預算的實際情況進行核算，確認收支是盈餘、虧損還是持平。
並作為下一次預算的基礎。
基於成本控製的目的，李笠實行開支“季度跟蹤”製度：
將一年分為四個季度，每個季度結束後，次月月底前，必須對上個季度的開支進行粗略統計。
一旦發現開支大幅超出季度預算，必須盡快找出原因，並采取對策，控製開支（成本）的異常波動。
所以，合理的財務管理製度，可以有效控製成本，
這項工作，由趙孟娘來承擔，算是“財務監督”，因為“內當家”是夫人黃姈，監督者得換個人來。
但趙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產業，事務繁忙，李笠讓薛月嫦也參與“財務監督”。
大概聽了一會，李笠知道“第一季度”家中的開支並無異常，很滿意，打算結束這場“小會”。
但薛月嫦的表現欲望極強，想要匯報一些事情，李笠不想打擊對方的積極性，便繼續聽下去。
聽著聽著，走了神。
財務管理，對於個人/家庭而言是“理財”，對於國家來說，是升級版的理財。
無論是個人、家庭還是國家，理財無非兩個觀點：量入為出，量出為入。
量入為出，即有多少錢就花多少；量出為入，即要花多少錢，就想辦法攢夠這個數目。
在現代，月收入三千的人，為了買售價八千的手機，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攢錢，攢夠錢再買手機，這可以看作是量入為出。
第二種，刷信用卡買手機，然後分期慢慢還款，來個“早買早享受”，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種方式。
把個人換成王朝，同理。
西漢時記錄先秦禮製的《禮記·王製》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的內容。
所以，自先秦以來到現在（南北朝），曆代朝廷的財政管理，大體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
量入為出，關鍵在“入”。
在農業社會，無論朝廷稅收還是家庭收入，都受到農業產出季節性和數量的限製。
收入成為硬約束，量入為出是邏輯的必然，也是生產力不發達的反映。
同時，在封建王朝體製下，“事無巨細皆決於上”，官府的職能邊界難以有效界定，財政支出的數額也就難以合理限定。
隻能通過收入水平來製約。
但實際上，當朝廷的開支過大，必然超過正常收入時，財政就會變成量出為入。
譬如皇帝要大興土木修建宮殿以供享樂，於是開支大漲，但又不想慢慢存錢糧，過個幾年再動工，於是加大征稅、征發勞役的力度，以增加收入、應付開支。
所以，量入為出就變成了量出為入。
梁國的財政管理製度，按說原則是“量入為出”，但因為開支不小，加上幣製敗壞，所以實際上經常是量出為入。
朝廷把各類負擔轉嫁給百姓，百姓苦不堪言，於是大量編戶民出逃，要麽依附豪強大戶變成依附民，要麽變成居無定所的山湖人。
而巨大的開支，其實許多都未用在實處，財政管理製度，本身就是個大漏勺。
即便現在有了樂安大銅礦，若不把大漏勺換了，以確保節流，那麽無論開多少源，都不夠用。
所以李笠認為，財政管理製度應該改革了。
最好能換成類似現代政府的財政預算製度，當然，考慮到時代特點，隻能是低配版的財政預算製度。
這種事得一步步來，所以需要分階段試行，第一步，就是從自己家做起。
他在家裏實行預算、決算製度，就是為了控製成本，且這製度已經先在產業經營中試用多年。
然後，在徐州生根發芽，成為州廨試行的有效財政製度。
與此同時，徐州軍府的財務管理，也試行該製度，經過不斷完善，預算、決算製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推廣的條件。
所以，總稅司的財務管理，也實行該製度。
有朝一日，時機成熟，就要在國家層麵實行，目的是確保財政盈餘，控製行政成本。
若一個國家的朝廷，無法有效控製行政成本，那麽遲早會因為入不敷出，養不起軍隊、無法賑濟災民，亡於內憂外患之中。
改朝換代後，要是繼續用若大漏勺的財政管理製度，那麽新朝接手的，依舊是個爛攤子。
然而，想要在國家層麵上大刀闊斧改革財政製度，可沒有這麽簡單。
因為預算、決算這種概念，古來有之，並不稀奇，但財政依舊實行“量入為出”，這是傳統。
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是有原因的。
曆朝曆代掌管財務的官員，都必然明白預算、決算這兩個概念，並有一個名詞“度支”，以及相應的中央官署。
度支，規劃計算開支，梁國有度支尚書，領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四曹，掌管全國財賦的統計和支調。
度支曹為國家財計主管機構，而地方上，郡（以及封國）有上計吏，在郡守（內史）之下專管財政記賬，掌握地方財政收入數字。
並負責收集屬地財政數字，設有專門的“上計簿”，用以向京師呈報。
以便中樞對地方財政收入進行核算。
但是，自古以來，曆代朝廷的財政，實行“量入為出”的製度，更進一步的財政預算製度，卻實行不起來。
這不是理財能手們不想實行，而是現實條件決定了要實行財政預算、決算製，根本就執行不下去。
一，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受天氣影響很大，隨著年景而出現的豐收或歉收，使得財政預算難以做到相對準確預估。
二，財政收入裏，收入有兩種，一是稅（田租、戶調以及商稅、雜稅），二是勞役。
稅好統計、預估，可勞役役卻做不到。
勞役、雜役的實現，需要征發百姓來服役，但無法對服役結果進行準確評估。
因為百姓以親身應役的方式，修建的橋梁、房屋、水利設施，根本就無法納入財政總賬。
若把百姓親身應役服役排除在預算外，不是不行，可百姓繳納代役錢、官府以此雇人代役
而產生的費用，怎麽算，是個問題。
三，皇帝的為所欲為，使得開支無法控製。
皇帝對功臣、近親、佞幸的賞賜，既無常例所循，也無數額限製，全憑皇帝的一時之念。
動輒賞賜若幹頃良田、若幹封戶，或直接賜予金銀珠寶或絹帛，所以會導致開支失控。
四，皇帝私庫和朝廷國庫界限模糊不清，國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
從製度上說，自古以來，曆代朝廷的財政有兩大管理係統，其一是國庫，其二是皇帝私庫。
掌管國家公用的是大司農，掌管皇室費用的是少府，這是漢時製度。
但實際運行中，少府係統經常侵占大司農係統所屬的財物、財政收入，甚至皇帝自己也帶頭“化公為私”。
直接將各官署的財物乃至國庫收入挪用，用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譬如營造宮殿、園林。
或者如梁武帝蕭衍那樣，一言不合就出家，迫使大臣們花公帑來贖，前後四次，直接導致國庫少了億萬錢。
所以，除非君主立憲，有效限製皇帝乃至皇族的行為，財政預算製度才能真正在國家層麵有效實行。
然而在這個時代，不可能有君主立憲製的政體，也不太可能有嚴格自律的皇帝、皇族，必然無法實行有效的財政預算製度。
李笠看著手中的資料，聽著薛月嫦的匯報，隻覺有些無奈。
這個時代，不適用許多他熟悉的製度，硬要上馬，必然“水土不服”。
但是，財政/財務預算製度，還是可以在許多地方實行的。
。。。。。。
淮水南岸，鍾離，陪著皇帝來此巡視的大將軍李笠，站在城頭上，看著城外淮水，想起當年自己攻打鍾離的情景。
一眨眼，十來年過去，當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將軍，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將軍。
旁邊，皇帝蕭詢正聽北道行台尚書王僧辯介紹鍾離的備戰情況。
北道行台，治所設在鍾離，管轄、處理兩淮地區軍政事務，還負責編練府兵，為北伐做準備。
王僧辯自就任以來，一直很忙，鍾離城經過不斷建設，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所以，如今的鍾離城，已不是是李笠當年攻破的那座城，城池規模大了許多，也堅固了許多。
但在李笠看來，也不過如此：在火炮麵前，所謂的固若金湯依舊是個笑話。
李笠收迴發散的思緒，依舊看著城外淮水。
他來之前，因為看過資料，所以沒什麽想問的，此時身處鍾離城，想的是日後河南戰役發動後，在這裏出征的北伐大軍，陣容會有多麽盛大。
按作戰方案，梁軍會分三路北上，進攻河南，皇帝所在的中路軍會以鍾離為起點，沿著渦水北上，抵達亳州州治小黃。
然後，皇帝駐蹕小黃，中路軍前軍會同亳州軍一道，和東邊的徐州軍、右邊的豫州軍同時北上，對河南發動進攻。
先占地盤，扛住齊軍的後續反撲，根據“徐州經驗”，構築河南防線，將河南地區穩穩的吃下。
李笠琢磨著河南戰役，王僧辯也在向皇帝介紹北伐的準備情況。
兩淮地區行府兵製，今年秋天，行台就要組織各地府兵前往淮陰，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練成果。
若表現尚可，穩妥起見，明年，就能發動北伐。
但王僧辯希望今年秋冬就能開打，他趁著皇帝出巡到此，表明態度，當然，話不能說得太直接。
他認為今年兩淮地區就能做好北伐準備，理由有三：
其一，吸納兩淮豪強編成的府兵堪用，隻要開戰後，徐州軍能從側翼穩住戰局，那麽以府兵為中堅的中路軍，就做到穩紮穩打。
其二，兩淮地區準備充分，這準備充分，既指兩淮地區的糧草、物資準備充足，也包括可征發、調動的人員充足。
其三，他判斷周國極大概率在秋後對齊國發動進攻，官軍正好可以趁機進攻。
蕭詢聽了這三點理由，對第二點有些好奇：北道行台才成立一年多，怎麽兩淮就準備充分了？
這也是讓陪同巡視的江夏王蕭大款等大臣好奇的地方。
王僧辯的迴答很簡單：因為和製度變革有關。
朝廷在兩淮行府兵製，又以淮陰為行在，皇帝親臨淮南，一番舉措，讓兩淮的百姓，看到朝廷北伐的決心。
也讓兩淮各地豪族、大戶有了為國效命的機會。
於是，豪族、大戶子弟踴躍投軍，其所帶部曲本就能戰，又自備馬匹，編為府兵後，加強訓練，實力不敢說很強，但也不弱。
且豪強們自己有存糧，平日養兵、養馬不費朝廷一粒米，那麽兩淮各地官府，就能存下更多的糧食。
除此之外，北道行台效法徐州，實行財政預算製度，對於成本的控製做得很好，節省了大筆錢糧開支，存下來，也是不小的數目。
而且，根據作戰規劃，河南戰役開始後，北伐軍的後勤，也將實行財務預算製度、管理製度。
完全可以將開支，控製在兩淮地區能承受的範圍內。
當然，隨著戰事變化，開支必然也會變化。
但根據徐州軍曆年作戰的後勤管理經驗，預算管理製度若嚴格執行，戰時正常的後勤開支，可以較好控製。
做到量入為出。
蕭詢聽了，心中高興，蕭大款聽了，有些懷疑：不過是個預算管理製度，有這麽神奇麽？
打起仗來，各種突發事件層出不窮，開支蹭蹭蹭的漲，哪裏是想管就能管住的？
對此持懷疑態度的人，不止蕭大款一個，李笠看得出這幫人不信，麵上不吭聲，腹誹：光靠製度當然不行，得靠一支高效的執行隊伍。。
至於何時打仗，他認為一切都要等秋後皇帝校閱府兵後再說。
但是，用預算製度來加強後勤的財務管理、加強成本控製，確實不錯，這是實踐出來的結果，不是他做白日夢。
比起在國家層麵，在基層實行預算製度，更切合實際。
戰時後勤財務管理，同樣可以通過預算製度加強，前提是預算要做好，並且能打勝仗，不然，什麽都是空的。
薛月嫦作為副手，協助趙孟娘匯報。
正所謂“家大業大開銷大”，李笠雖然有很多產業，如同一株株搖錢樹給他帶來大量收入，但與此同時，開支也很大。
維持彭城公府邸的“運行”，日常開支少不了，但比起養兵的開支，那就是個小數目。
一如這個時代的慣例，李笠養著部曲，數量不少，又養馬，開支更是比養部曲多了許多，所以彭城公府在日進鬥金的同時，也在“日出鬥金”。
為了加強財務管理（即理財），控製開支和成本，彭城公府邸實行“財務預算製”。
其中包括預算管理，以及預算、核算製度。
預算，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譬如年底），對來年可能產生的開支進行預估，定出可能的開支額度。
決算，就是預算時間期滿時（第二年一年），對當年預算的實際情況進行核算，確認收支是盈餘、虧損還是持平。
並作為下一次預算的基礎。
基於成本控製的目的，李笠實行開支“季度跟蹤”製度：
將一年分為四個季度，每個季度結束後，次月月底前，必須對上個季度的開支進行粗略統計。
一旦發現開支大幅超出季度預算，必須盡快找出原因，並采取對策，控製開支（成本）的異常波動。
所以，合理的財務管理製度，可以有效控製成本，
這項工作，由趙孟娘來承擔，算是“財務監督”，因為“內當家”是夫人黃姈，監督者得換個人來。
但趙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產業，事務繁忙，李笠讓薛月嫦也參與“財務監督”。
大概聽了一會，李笠知道“第一季度”家中的開支並無異常，很滿意，打算結束這場“小會”。
但薛月嫦的表現欲望極強，想要匯報一些事情，李笠不想打擊對方的積極性，便繼續聽下去。
聽著聽著，走了神。
財務管理，對於個人/家庭而言是“理財”，對於國家來說，是升級版的理財。
無論是個人、家庭還是國家，理財無非兩個觀點：量入為出，量出為入。
量入為出，即有多少錢就花多少；量出為入，即要花多少錢，就想辦法攢夠這個數目。
在現代，月收入三千的人，為了買售價八千的手機，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攢錢，攢夠錢再買手機，這可以看作是量入為出。
第二種，刷信用卡買手機，然後分期慢慢還款，來個“早買早享受”，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種方式。
把個人換成王朝，同理。
西漢時記錄先秦禮製的《禮記·王製》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的內容。
所以，自先秦以來到現在（南北朝），曆代朝廷的財政管理，大體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
量入為出，關鍵在“入”。
在農業社會，無論朝廷稅收還是家庭收入，都受到農業產出季節性和數量的限製。
收入成為硬約束，量入為出是邏輯的必然，也是生產力不發達的反映。
同時，在封建王朝體製下，“事無巨細皆決於上”，官府的職能邊界難以有效界定，財政支出的數額也就難以合理限定。
隻能通過收入水平來製約。
但實際上，當朝廷的開支過大，必然超過正常收入時，財政就會變成量出為入。
譬如皇帝要大興土木修建宮殿以供享樂，於是開支大漲，但又不想慢慢存錢糧，過個幾年再動工，於是加大征稅、征發勞役的力度，以增加收入、應付開支。
所以，量入為出就變成了量出為入。
梁國的財政管理製度，按說原則是“量入為出”，但因為開支不小，加上幣製敗壞，所以實際上經常是量出為入。
朝廷把各類負擔轉嫁給百姓，百姓苦不堪言，於是大量編戶民出逃，要麽依附豪強大戶變成依附民，要麽變成居無定所的山湖人。
而巨大的開支，其實許多都未用在實處，財政管理製度，本身就是個大漏勺。
即便現在有了樂安大銅礦，若不把大漏勺換了，以確保節流，那麽無論開多少源，都不夠用。
所以李笠認為，財政管理製度應該改革了。
最好能換成類似現代政府的財政預算製度，當然，考慮到時代特點，隻能是低配版的財政預算製度。
這種事得一步步來，所以需要分階段試行，第一步，就是從自己家做起。
他在家裏實行預算、決算製度，就是為了控製成本，且這製度已經先在產業經營中試用多年。
然後，在徐州生根發芽，成為州廨試行的有效財政製度。
與此同時，徐州軍府的財務管理，也試行該製度，經過不斷完善，預算、決算製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推廣的條件。
所以，總稅司的財務管理，也實行該製度。
有朝一日，時機成熟，就要在國家層麵實行，目的是確保財政盈餘，控製行政成本。
若一個國家的朝廷，無法有效控製行政成本，那麽遲早會因為入不敷出，養不起軍隊、無法賑濟災民，亡於內憂外患之中。
改朝換代後，要是繼續用若大漏勺的財政管理製度，那麽新朝接手的，依舊是個爛攤子。
然而，想要在國家層麵上大刀闊斧改革財政製度，可沒有這麽簡單。
因為預算、決算這種概念，古來有之，並不稀奇，但財政依舊實行“量入為出”，這是傳統。
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是有原因的。
曆朝曆代掌管財務的官員，都必然明白預算、決算這兩個概念，並有一個名詞“度支”，以及相應的中央官署。
度支，規劃計算開支，梁國有度支尚書，領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四曹，掌管全國財賦的統計和支調。
度支曹為國家財計主管機構，而地方上，郡（以及封國）有上計吏，在郡守（內史）之下專管財政記賬，掌握地方財政收入數字。
並負責收集屬地財政數字，設有專門的“上計簿”，用以向京師呈報。
以便中樞對地方財政收入進行核算。
但是，自古以來，曆代朝廷的財政，實行“量入為出”的製度，更進一步的財政預算製度，卻實行不起來。
這不是理財能手們不想實行，而是現實條件決定了要實行財政預算、決算製，根本就執行不下去。
一，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受天氣影響很大，隨著年景而出現的豐收或歉收，使得財政預算難以做到相對準確預估。
二，財政收入裏，收入有兩種，一是稅（田租、戶調以及商稅、雜稅），二是勞役。
稅好統計、預估，可勞役役卻做不到。
勞役、雜役的實現，需要征發百姓來服役，但無法對服役結果進行準確評估。
因為百姓以親身應役的方式，修建的橋梁、房屋、水利設施，根本就無法納入財政總賬。
若把百姓親身應役服役排除在預算外，不是不行，可百姓繳納代役錢、官府以此雇人代役
而產生的費用，怎麽算，是個問題。
三，皇帝的為所欲為，使得開支無法控製。
皇帝對功臣、近親、佞幸的賞賜，既無常例所循，也無數額限製，全憑皇帝的一時之念。
動輒賞賜若幹頃良田、若幹封戶，或直接賜予金銀珠寶或絹帛，所以會導致開支失控。
四，皇帝私庫和朝廷國庫界限模糊不清，國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
從製度上說，自古以來，曆代朝廷的財政有兩大管理係統，其一是國庫，其二是皇帝私庫。
掌管國家公用的是大司農，掌管皇室費用的是少府，這是漢時製度。
但實際運行中，少府係統經常侵占大司農係統所屬的財物、財政收入，甚至皇帝自己也帶頭“化公為私”。
直接將各官署的財物乃至國庫收入挪用，用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譬如營造宮殿、園林。
或者如梁武帝蕭衍那樣，一言不合就出家，迫使大臣們花公帑來贖，前後四次，直接導致國庫少了億萬錢。
所以，除非君主立憲，有效限製皇帝乃至皇族的行為，財政預算製度才能真正在國家層麵有效實行。
然而在這個時代，不可能有君主立憲製的政體，也不太可能有嚴格自律的皇帝、皇族，必然無法實行有效的財政預算製度。
李笠看著手中的資料，聽著薛月嫦的匯報，隻覺有些無奈。
這個時代，不適用許多他熟悉的製度，硬要上馬，必然“水土不服”。
但是，財政/財務預算製度，還是可以在許多地方實行的。
。。。。。。
淮水南岸，鍾離，陪著皇帝來此巡視的大將軍李笠，站在城頭上，看著城外淮水，想起當年自己攻打鍾離的情景。
一眨眼，十來年過去，當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將軍，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將軍。
旁邊，皇帝蕭詢正聽北道行台尚書王僧辯介紹鍾離的備戰情況。
北道行台，治所設在鍾離，管轄、處理兩淮地區軍政事務，還負責編練府兵，為北伐做準備。
王僧辯自就任以來，一直很忙，鍾離城經過不斷建設，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所以，如今的鍾離城，已不是是李笠當年攻破的那座城，城池規模大了許多，也堅固了許多。
但在李笠看來，也不過如此：在火炮麵前，所謂的固若金湯依舊是個笑話。
李笠收迴發散的思緒，依舊看著城外淮水。
他來之前，因為看過資料，所以沒什麽想問的，此時身處鍾離城，想的是日後河南戰役發動後，在這裏出征的北伐大軍，陣容會有多麽盛大。
按作戰方案，梁軍會分三路北上，進攻河南，皇帝所在的中路軍會以鍾離為起點，沿著渦水北上，抵達亳州州治小黃。
然後，皇帝駐蹕小黃，中路軍前軍會同亳州軍一道，和東邊的徐州軍、右邊的豫州軍同時北上，對河南發動進攻。
先占地盤，扛住齊軍的後續反撲，根據“徐州經驗”，構築河南防線，將河南地區穩穩的吃下。
李笠琢磨著河南戰役，王僧辯也在向皇帝介紹北伐的準備情況。
兩淮地區行府兵製，今年秋天，行台就要組織各地府兵前往淮陰，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練成果。
若表現尚可，穩妥起見，明年，就能發動北伐。
但王僧辯希望今年秋冬就能開打，他趁著皇帝出巡到此，表明態度，當然，話不能說得太直接。
他認為今年兩淮地區就能做好北伐準備，理由有三：
其一，吸納兩淮豪強編成的府兵堪用，隻要開戰後，徐州軍能從側翼穩住戰局，那麽以府兵為中堅的中路軍，就做到穩紮穩打。
其二，兩淮地區準備充分，這準備充分，既指兩淮地區的糧草、物資準備充足，也包括可征發、調動的人員充足。
其三，他判斷周國極大概率在秋後對齊國發動進攻，官軍正好可以趁機進攻。
蕭詢聽了這三點理由，對第二點有些好奇：北道行台才成立一年多，怎麽兩淮就準備充分了？
這也是讓陪同巡視的江夏王蕭大款等大臣好奇的地方。
王僧辯的迴答很簡單：因為和製度變革有關。
朝廷在兩淮行府兵製，又以淮陰為行在，皇帝親臨淮南，一番舉措，讓兩淮的百姓，看到朝廷北伐的決心。
也讓兩淮各地豪族、大戶有了為國效命的機會。
於是，豪族、大戶子弟踴躍投軍，其所帶部曲本就能戰，又自備馬匹，編為府兵後，加強訓練，實力不敢說很強，但也不弱。
且豪強們自己有存糧，平日養兵、養馬不費朝廷一粒米，那麽兩淮各地官府，就能存下更多的糧食。
除此之外，北道行台效法徐州，實行財政預算製度，對於成本的控製做得很好，節省了大筆錢糧開支，存下來，也是不小的數目。
而且，根據作戰規劃，河南戰役開始後，北伐軍的後勤，也將實行財務預算製度、管理製度。
完全可以將開支，控製在兩淮地區能承受的範圍內。
當然，隨著戰事變化，開支必然也會變化。
但根據徐州軍曆年作戰的後勤管理經驗，預算管理製度若嚴格執行，戰時正常的後勤開支，可以較好控製。
做到量入為出。
蕭詢聽了，心中高興，蕭大款聽了，有些懷疑：不過是個預算管理製度，有這麽神奇麽？
打起仗來，各種突發事件層出不窮，開支蹭蹭蹭的漲，哪裏是想管就能管住的？
對此持懷疑態度的人，不止蕭大款一個，李笠看得出這幫人不信，麵上不吭聲，腹誹：光靠製度當然不行，得靠一支高效的執行隊伍。。
至於何時打仗，他認為一切都要等秋後皇帝校閱府兵後再說。
但是，用預算製度來加強後勤的財務管理、加強成本控製，確實不錯，這是實踐出來的結果，不是他做白日夢。
比起在國家層麵，在基層實行預算製度，更切合實際。
戰時後勤財務管理，同樣可以通過預算製度加強，前提是預算要做好，並且能打勝仗，不然，什麽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