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程（1597－1666），字憲鬥，號輝嶽，遼東沈陽衛（今遼寧沈陽）人。清朝初年大臣，是北宋名相範仲淹第十七世孫。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開始為後金政權效力，此後侍奉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世祖（順治帝）、聖祖（康熙帝）四代皇帝。隸屬滿洲鑲黃旗。
範文程是宋朝大學士範仲淹的第十七世孫；他的六世祖名叫範嶽，明代初年在湖北雲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努爾哈赤
獲罪，於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遼東都司的沈陽衛，範氏自此成為沈陽人。範文程的曾祖名叫範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後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書，因其為人剛直不阿，受到當權大臣嚴嵩的排擠，隻好棄官離去。範文程祖籍江西，出生於遼東沈陽衛（今沈陽市），是清朝聲名卓著的開國宰輔、文臣領袖。萬曆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攻陷撫順，範文程“仗劍謁軍門”，參加後金政權。清太宗時，為主要謀士之一，深受倚賴，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漢族官員、進攻朝鮮、撫定蒙古、國家製度的建設等等，他都參與決策，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起了重要作用。
範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投奔努爾哈赤後，對清廷一片忠心，無論換了哪個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經曆的整個清初的三朝四代曆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進奏章，多關係到重大的決策問題，所以在他監修太宗實錄時，把他草擬的奏章一概焚燒不留，而在實錄中所記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這樣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個人。但從各種史料裏，從我們能見到的記載裏，也足可以看到範文程確是一代名臣。時勢造英雄，有他這樣的人輔佐，清朝受益匪淺。他最後多次因病上疏請求休養，順治帝才“暫令解任”，還想病愈之後再來召用。但是範文程功成引退，離開朝廷“辟東皋為別業，稍構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就這樣平安地度過晚年。康熙五年(1666年)範文程逝世，終年七十歲。玄燁親撰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康熙
績。幾十年後，康熙親筆書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字，做為祠堂橫額。這是清朝統治者對他的最高的評價了。皇太極為招納更多人才，千金買馬骨，重用範文程，委以重任，給以重權，君臣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終成大業。在清初取得的重大勝利，範文程不愧為英才稱號。
範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謫沈陽，居撫順所。曾祖範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祖父範沉為沈陽衛指揮同知。父範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學，聰穎敏捷，十八歲時，與兄同為沈陽縣學生員。萬曆四十六年（1618），八旗軍下撫順，範文程與兄歸順後金。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取沈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寧，範文程皆從征。據清代有關文獻記載，範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天聰三年（1629）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率滿蒙大軍五萬餘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內，入薊門，克遵化。範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他雖係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將，且臨陣不懼，隨軍從征時，奮勇衝殺，又長於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敵甚眾”。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軍往攻北京，留參將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禦，領兵八百名，駐守遵化。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因戰功顯著，範文程被授予遊擊世職。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朝，統軍七八萬圍攻大淩河城。初十日，範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勸降。明兵“據險死守”，他“單騎至台，曉譬詳切”，守兵聽後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養之”。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兵征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極欲用兵於明宣府太同，範文程與文館同事寧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劫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並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六月初五日，範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以前《清實錄》全文載錄範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範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現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誌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迴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範文程在兩個方麵的弱點。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係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注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係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將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什麽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將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至於所謂“頭緊顧頭”，顯係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其二，此時範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辟，對後金與明之形勢，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範文程、寧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匹價九兩，出現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慘景象。1至於周邊形勢，同樣不妙。南麵朝鮮，既懷天聰元年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屈服於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餘年忠於大明的長遠曆史，一心要擺脫後金壓抑與明聯合抗金。東北方麵，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雖星夜逃走，但並未覆滅，隨時都可能卷土重來。西邊的明國，盡管曾數敗於金，但幅員遼闊，臣民眾多，人口超過後金幾百倍，明軍也數十倍於八旗軍，並於天聰四年收複永平、遵化四府州縣，迫使勇猛善戰的二大貝勒阿敏狼狽逃迴沈陽。後金處於四麵被圍的困難境地。在後方不穩、腹背受敵、敵眾己寡的條件下，不做好充分準備，就要遠征千裏以外的大國京都，談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斷後路，想退迴故裏尚且不能，焉能進據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聰明的皇太極並不急於飛襲燕京，稍後一些時候，還斥責漢官之此見為謬論。何況，這次出征，原為攻擊林丹汗，不料彼先期遠逃，八旗軍追逐四十餘日，連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見到，鞍馬勞累，缺水少糧，得不償失，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還要快馬加鞭遠征明國，僅有十日之糧的疲師，怎能獲勝！因此，範文程三人之計，實為下策，與天聰汗皇太極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當然，寧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並非無能之輩，在當時的後金確實也算是才謀出眾的智士，寧、範後皆為大學士，馬任至加兵部尚書銜的管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總督。他們的奏疏不會一無所取，至少有兩點是講得很好的，一是他們環觀軍情後，認識到後金國中上下人員“皆以漢人為奇貨”（乾隆版改為“皆誌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們力主盡速決策，“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迴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極雖不聽從三人深入之議，但仍對其予以讚揚，《實錄》記為“嘉納之”。範文程益自磨礪，盡心國事，才幹日強，識見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極寵信。天聰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來降，範文程奉汗命，偕吳賴、白格、塞古德，齎汗諭往探及勸降。五月，孔有德率眾來歸，範文程遵諭將其部安插於東京，並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陽拜見天聰汗。雖然文館至天聰十年三月才改為內三院正式設立大學士，但在此之前，範文程實際上已被皇太極當作類似此職之親信內臣來使用，經常被召入宮，與汗密議軍國要事。史稱“文程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複奉召入，率以為常”。因此，當初編漢軍旗時，“廷議首推文程”任固山額真，而汗卻不願讓其離開文館，曾下諭：“範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天聰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極因近來漢官及諸生動以立即興師伐明陳奏，認為此議不妥，係“不達時勢之見”，“乃小人之淺見”，下諭給刑部承政高鴻中及文館寧完我、範文程等人，對這種意見予以批評，指出此時“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不能盲目動兵。將來時機到了之後，大軍伐明，那時明帝如棄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擊逃帝，還是圍攻京城，是允和還是拒和，對其人民如何安置，對八旗貝勒等人之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問題，令範文程等“酌議疏奏”。天聰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館改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亦稱內三院。範文程被任命為內秘書院大學士，職掌是：撰寫與外國往來書劄，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範文程之世職亦進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寵信，“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宣諭各國敕書，皆出其手。範文程感恩圖報，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後疏言廢除連坐法，奏準更定部院官製，六部各設滿洲承政一員，下置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章，薦舉鄧長春、張尚、蘇弘祖等人為吏部參政、戶部啟心郎。崇德六年（1641）三月，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知悉，睿親王多爾袞等王公統軍圍攻錦州時，離城遠駐，又私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勃然大怒，遣內大臣昂邦章京圖爾格、固山額真英俄爾岱和內院大學士範文程、希福、剛林等，訊問多爾袞如此辦理的原因，並下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同在軍營的肅親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等人。圖爾格、範文程等傳達帝諭後，多爾袞等引罪。圖爾格、範文程等人向帝奏報其情，皇太極更為惱怒，命他們諭令多爾袞等自議其罪。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言應死，杜度、阿巴泰削爵為民，盡沒戶口奴仆，從征將領三十餘人分別議死、革職、籍沒。三月二十二日，圖爾格、範文程等將此情奏報，皇太極予以寬減，降多爾袞、豪格為郡王，分別罰銀一萬兩、八千兩並奪二牛錄、一牛錄，餘皆罰銀。第二日，多爾袞等俱至議政衙門，皇太極命大學士希福、範文程等將他們逐出議政衙門。皇太極十分生氣，多爾袞等人雖然引咎自責，但並不心悅誠服，君、王、將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多爾袞身為正白旗旗主、和碩睿親王，“統攝”吏部，其親弟為鑲白旗旗主、和碩豫親王多鐸，其同母之兄阿濟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擁有二旗，皆驍勇善戰，軍功卓著。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是禮親王代善所轄正紅、鑲紅二旗係統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將。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將會帶來嚴重惡果。範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於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迴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準，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範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係，立下一功。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詔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內部各派激烈爭鬥的暫時妥協。福臨繼位以後，這一鬥爭仍在進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遊說，謀立多爾袞為君，代善、多爾袞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範文程原是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袞之親弟豫郡王多鐸欺之為滿人之走狗，竟然要搶奪範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鐸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範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多鐸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係親王，因故降爵，不久複封親王），又係攝政王多爾袞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範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淩之雙重危難，範文程仍為了個人前程，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崇德九年（1644）四月初四日，範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此文關係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惟攝政諸王察之。範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其一，明國必亡。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禎帝自盡，但範文程已經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裏、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將迅速滅亡。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內憂外患，四麵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其二，與“流寇”爭天下。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將亡，範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麵、更深刻的話，那麽，與明末農民軍爭奪明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範文程最先提出來的。此時，清朝將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於西北一隅的“流寇”。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袞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袞還於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係，協同攻明。信中明確講到：“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範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矣。”這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緊要，為清軍入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範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著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將落入農民軍之手。如果處理不當，不爭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迴了。因此他大聲疾唿：“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範文程此論，確係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其四，變方針，創“大業”，禁殺掠，收人心。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並無大誌，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於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範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並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範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製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範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袞帶領郡王多鐸、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多爾袞並明告三軍：“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四月十四日，大軍抵達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自山海關遣使前來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爾袞立即派人往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範文程來商大計。範文程抱病力趨，建議說：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伐厥君後，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
範文程是宋朝大學士範仲淹的第十七世孫；他的六世祖名叫範嶽，明代初年在湖北雲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努爾哈赤
獲罪，於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遼東都司的沈陽衛，範氏自此成為沈陽人。範文程的曾祖名叫範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後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書，因其為人剛直不阿，受到當權大臣嚴嵩的排擠，隻好棄官離去。範文程祖籍江西，出生於遼東沈陽衛（今沈陽市），是清朝聲名卓著的開國宰輔、文臣領袖。萬曆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攻陷撫順，範文程“仗劍謁軍門”，參加後金政權。清太宗時，為主要謀士之一，深受倚賴，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漢族官員、進攻朝鮮、撫定蒙古、國家製度的建設等等，他都參與決策，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起了重要作用。
範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投奔努爾哈赤後，對清廷一片忠心，無論換了哪個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經曆的整個清初的三朝四代曆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進奏章，多關係到重大的決策問題，所以在他監修太宗實錄時，把他草擬的奏章一概焚燒不留，而在實錄中所記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這樣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個人。但從各種史料裏，從我們能見到的記載裏，也足可以看到範文程確是一代名臣。時勢造英雄，有他這樣的人輔佐，清朝受益匪淺。他最後多次因病上疏請求休養，順治帝才“暫令解任”，還想病愈之後再來召用。但是範文程功成引退，離開朝廷“辟東皋為別業，稍構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就這樣平安地度過晚年。康熙五年(1666年)範文程逝世，終年七十歲。玄燁親撰祭文，賜葬於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康熙
績。幾十年後，康熙親筆書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字，做為祠堂橫額。這是清朝統治者對他的最高的評價了。皇太極為招納更多人才，千金買馬骨，重用範文程，委以重任，給以重權，君臣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終成大業。在清初取得的重大勝利，範文程不愧為英才稱號。
範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謫沈陽，居撫順所。曾祖範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祖父範沉為沈陽衛指揮同知。父範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學，聰穎敏捷，十八歲時，與兄同為沈陽縣學生員。萬曆四十六年（1618），八旗軍下撫順，範文程與兄歸順後金。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取沈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寧，範文程皆從征。據清代有關文獻記載，範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天聰三年（1629）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率滿蒙大軍五萬餘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內，入薊門，克遵化。範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他雖係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將，且臨陣不懼，隨軍從征時，奮勇衝殺，又長於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大安口五城”。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敵甚眾”。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軍往攻北京，留參將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禦，領兵八百名，駐守遵化。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援之以出”。因戰功顯著，範文程被授予遊擊世職。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朝，統軍七八萬圍攻大淩河城。初十日，範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勸降。明兵“據險死守”，他“單騎至台，曉譬詳切”，守兵聽後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養之”。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兵征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極欲用兵於明宣府太同，範文程與文館同事寧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劫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並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六月初五日，範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以前《清實錄》全文載錄範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範文程之見識、才幹、文采的極好材料。現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環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誌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於天下。若計所入之關，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於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於正大光明，一計近於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並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迴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範文程在兩個方麵的弱點。其一，此時範的文學修養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係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後於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注明由誰執筆撰寫，但既係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思想”兩字，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兩相比較，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將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為“竭所知”，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什麽叫“查發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乾隆版改為“查發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將從後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至於所謂“頭緊顧頭”，顯係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其二，此時範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辟，對後金與明之形勢，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範文程、寧完我與大多數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後果難以設想。先就後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殺、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經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匹價九兩，出現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慘景象。1至於周邊形勢，同樣不妙。南麵朝鮮，既懷天聰元年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屈服於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餘年忠於大明的長遠曆史，一心要擺脫後金壓抑與明聯合抗金。東北方麵，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雖星夜逃走，但並未覆滅，隨時都可能卷土重來。西邊的明國，盡管曾數敗於金，但幅員遼闊，臣民眾多，人口超過後金幾百倍，明軍也數十倍於八旗軍，並於天聰四年收複永平、遵化四府州縣，迫使勇猛善戰的二大貝勒阿敏狼狽逃迴沈陽。後金處於四麵被圍的困難境地。在後方不穩、腹背受敵、敵眾己寡的條件下，不做好充分準備，就要遠征千裏以外的大國京都，談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斷後路，想退迴故裏尚且不能，焉能進據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聰明的皇太極並不急於飛襲燕京，稍後一些時候，還斥責漢官之此見為謬論。何況，這次出征，原為攻擊林丹汗，不料彼先期遠逃，八旗軍追逐四十餘日，連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見到，鞍馬勞累，缺水少糧，得不償失，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還要快馬加鞭遠征明國，僅有十日之糧的疲師，怎能獲勝！因此，範文程三人之計，實為下策，與天聰汗皇太極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當然，寧完我、範文程、馬國柱三人並非無能之輩，在當時的後金確實也算是才謀出眾的智士，寧、範後皆為大學士，馬任至加兵部尚書銜的管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總督。他們的奏疏不會一無所取，至少有兩點是講得很好的，一是他們環觀軍情後，認識到後金國中上下人員“皆以漢人為奇貨”（乾隆版改為“皆誌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們力主盡速決策，“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迴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極雖不聽從三人深入之議，但仍對其予以讚揚，《實錄》記為“嘉納之”。範文程益自磨礪，盡心國事，才幹日強，識見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極寵信。天聰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來降，範文程奉汗命，偕吳賴、白格、塞古德，齎汗諭往探及勸降。五月，孔有德率眾來歸，範文程遵諭將其部安插於東京，並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陽拜見天聰汗。雖然文館至天聰十年三月才改為內三院正式設立大學士，但在此之前，範文程實際上已被皇太極當作類似此職之親信內臣來使用，經常被召入宮，與汗密議軍國要事。史稱“文程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複奉召入，率以為常”。因此，當初編漢軍旗時，“廷議首推文程”任固山額真，而汗卻不願讓其離開文館，曾下諭：“範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天聰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極因近來漢官及諸生動以立即興師伐明陳奏，認為此議不妥，係“不達時勢之見”，“乃小人之淺見”，下諭給刑部承政高鴻中及文館寧完我、範文程等人，對這種意見予以批評，指出此時“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不能盲目動兵。將來時機到了之後，大軍伐明，那時明帝如棄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擊逃帝，還是圍攻京城，是允和還是拒和，對其人民如何安置，對八旗貝勒等人之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問題，令範文程等“酌議疏奏”。天聰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館改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亦稱內三院。範文程被任命為內秘書院大學士，職掌是：撰寫與外國往來書劄，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範文程之世職亦進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寵信，“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宣諭各國敕書，皆出其手。範文程感恩圖報，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後疏言廢除連坐法，奏準更定部院官製，六部各設滿洲承政一員，下置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章，薦舉鄧長春、張尚、蘇弘祖等人為吏部參政、戶部啟心郎。崇德六年（1641）三月，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知悉，睿親王多爾袞等王公統軍圍攻錦州時，離城遠駐，又私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勃然大怒，遣內大臣昂邦章京圖爾格、固山額真英俄爾岱和內院大學士範文程、希福、剛林等，訊問多爾袞如此辦理的原因，並下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同在軍營的肅親王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等人。圖爾格、範文程等傳達帝諭後，多爾袞等引罪。圖爾格、範文程等人向帝奏報其情，皇太極更為惱怒，命他們諭令多爾袞等自議其罪。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言應死，杜度、阿巴泰削爵為民，盡沒戶口奴仆，從征將領三十餘人分別議死、革職、籍沒。三月二十二日，圖爾格、範文程等將此情奏報，皇太極予以寬減，降多爾袞、豪格為郡王，分別罰銀一萬兩、八千兩並奪二牛錄、一牛錄，餘皆罰銀。第二日，多爾袞等俱至議政衙門，皇太極命大學士希福、範文程等將他們逐出議政衙門。皇太極十分生氣，多爾袞等人雖然引咎自責，但並不心悅誠服，君、王、將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多爾袞身為正白旗旗主、和碩睿親王，“統攝”吏部，其親弟為鑲白旗旗主、和碩豫親王多鐸，其同母之兄阿濟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擁有二旗，皆驍勇善戰，軍功卓著。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是禮親王代善所轄正紅、鑲紅二旗係統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餘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將。統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將會帶來嚴重惡果。範文程此時已是久經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於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迴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準，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範文程為協調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係，立下一功。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詔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內部各派激烈爭鬥的暫時妥協。福臨繼位以後，這一鬥爭仍在進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遊說，謀立多爾袞為君，代善、多爾袞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範文程原是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袞之親弟豫郡王多鐸欺之為滿人之走狗，竟然要搶奪範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鐸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範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多鐸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係親王，因故降爵，不久複封親王），又係攝政王多爾袞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範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淩之雙重危難，範文程仍為了個人前程，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崇德九年（1644）四月初四日，範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此文關係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複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複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惟攝政諸王察之。範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其一，明國必亡。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禎帝自盡，但範文程已經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裏、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將迅速滅亡。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內憂外患，四麵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其二，與“流寇”爭天下。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將亡，範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麵、更深刻的話，那麽，與明末農民軍爭奪明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範文程最先提出來的。此時，清朝將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於西北一隅的“流寇”。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袞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袞還於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係，協同攻明。信中明確講到：“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範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矣。”這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緊要，為清軍入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範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著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將落入農民軍之手。如果處理不當，不爭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迴了。因此他大聲疾唿：“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範文程此論，確係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其四，變方針，創“大業”，禁殺掠，收人心。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並無大誌，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於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範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並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範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製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範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袞帶領郡王多鐸、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多爾袞並明告三軍：“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四月十四日，大軍抵達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自山海關遣使前來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爾袞立即派人往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範文程來商大計。範文程抱病力趨，建議說：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伐厥君後，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