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八章務虛的問題（四）
“首先，在不參與分級的國企自行清退冗員的時期，我們同時頒布另一個政策：在這個時期之內，任何沒有犯罪記錄的中國公民，都有申報財產的權利。在此期間申報的人，國家不追問財產來源，並且，要公開強調，這是唯一一次機會。在此之後，任何中國公民申報財產，都必須有脈絡完整可靠的合法解釋。並且，今後任何人想要創辦私企，首先要經過財產申報，並且注冊資金由來必須要符合其財產申報情況，如果自稱是個體經營戶的經營所得，那麽在注冊企業時，必須繳納4倍於注冊資本的申報稅。”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對三個等級的企業做幾點區別：第一，一級企業和不參加分級的國企在行政、政治、社會地位等待遇上同等，二級企業的這些待遇同比下降一個檔次，三級企業沒有這些待遇。例如，一級企業的人，可以以優秀管理人員和頂級技術員的身份，被選進人大或者政協；二級企業的人，可以以這樣的身份被選進政協；三級企業的人，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參選，但就企業內的這些身份，沒有參選資格。”
“第二，一、二級企業的規模設置下限，二、三級企業的規模設置上限，原則上，不同的上、下限是數量級的差距，一級企業的下限可以比二級企業的上限低一些，但兩者必須是相同的數量級，二級企業的下限和三級企業的上限同理。一個經營良好的二級企業，當規模擴大到達規定上限之後，全體員工或者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可以自己集體協商進行選擇，要麽，申請企業等級升級，獲得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要麽，超出部分的資本，相應比例的股權自動收歸國有。一個經營不善的一級或者二級企業，當規模縮減低到下限時，則必須降級。三級企業由於沒有什麽政治待遇，具體經營中也會受到許多資質方麵的限製，如果人家隻想過安安穩穩的小日子，不願意申請升級，國家也不能強求。當然，如果三級企業主要申請了，國家也不會刁難就是了。”
“第三，三級企業的性質，可以是國企，可以是集體，也可以是私企；二級企業的性質，可以是國企，也可以是集體；一級企業的性質，必須是國企。性質不符合的企業，在升級時必須進行體製改革。換句話說，在中國，你想小本經營合法改善生活條件，國家是允許並讚同的；但如果你是想在經濟領域施展一番拳腳，那麽，你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那樣不負社會責任了。在私企改製為大集體時，原本的企業主，可以保留最多10%的股份。其餘部分的股份，法理上必須歸企業所有員工均有。不過，國家不可能鼓勵不勞而獲，所以，一方麵，企業員工需要在一定年份內用部分工資購買股份，另一方麵，在改製過程中，企業主擁有一次員工的清退權。而改製完成之後，企業主仍然保留企業經營的獨斷權，但其他的待遇原則，就是集體企業的標準來了。作為集體企業，負有繼續培養提高員工技能的社會義務，如果員工有違法、違例行為，或者在非工傷情況下不能通過企業內部規定的最低技能標準，可以開除員工，除此之外，集體企業不能開除員工。無論是什麽原因開除，或者是員工主動離開，企業都必須按照公開申報的企業財產規模，贖買其相應的股份；新員工進來，從結束實習正式入編開始，獲得相應的企業股份，具體的股份比例，以工齡計算，5年為一個檔次，30年為上限，一共7個檔次，線性遞增。如果是企業主動挖來的人才，那可以以個人注資的形式，代替工齡直接獲得高檔次的股份比例。”
“而如果是二級企業升級為一級企業，也必須進行國企化體製改革。一級企業裏，除了國家天然擁有的50%股權之外，剩下的50%股權在法理上也屬於國家，但其中25%的股份期權，仍然屬於企業員工。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營良好的集體企業，在原本的工資基礎上，一個財年結算下來的利潤分紅獎金總額是1000萬，那麽在改製為國企之後，其中500萬需要上繳給國家。很顯然，集體改國企，員工的直接經濟利益在短期看，是一定程度上受損的。但考慮到一、二級企業的規模限製差距，從長期看，一級企業的經濟待遇其實上限更高。所以，我們一方麵需要在行政待遇上對一級企業進行補償——比如，同樣的業務技能水平，一級企業的工人的行政編製，比二級企業高一級，各種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差額選舉名額，以一級企業的員工優先，哪怕是子女入學的資格，在同等入學考試水平下，一級企業的員工也具有優先權。另一方麵，對於一級企業的員工技能考核，要更加嚴格一些。除此之外，如果是從私企升級為集體企業再升級為一級企業，原本的企業主的保留占股將縮減為1%，並且不再擁有企業經營的獨斷權，與此同時，國家必須給予企業主處級或者更高的行政編製待遇，其中，劃歸中央管理的，至少是副廳；劃歸地方管理的，至少是處級。”
“在這樣的規劃下，一線產業那些業務水平優秀的工人將進入幹部編製，這就意味著一個問題：隻要我們國家不斷高速發展，工人的技能水平將不斷提高，原本少有人達到的優秀技能等級漸漸變成大多數工人都能達到的常態，是必然出現的結果。而隨著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可能原本的某個技術指標甚至是崗位本身，都失去了意義，被時代所淘汰。經濟發展越快，這種變化將越劇烈。所以，我們應該對一線工人的業務水平和行政等級的掛鉤標準，周期性的調整提高。這可以和每個五年計劃的周期相匹配。也就是說，國家願意給予優秀工人和幹部同等的待遇以調動其主觀能動性，但也不能讓工人在奮鬥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躺在功勞簿上。活到老學到老，不斷進步，即是目標，也是要求，對國家如此，對個人也如此。”
“而且，現在的國企，有很多的規模企業並不夠大，所以，一開始，三個企業級別的規模上下限的劃定，差距不可能拉得很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競爭，經濟規律本身就會進行慘烈的淘汰，將來，三個等級的平均規模水平，將會出現明顯的數量級差距。國家也應該根據實際的情況，適時地進行標準的修訂，不同級別的企業的各種資質的規定，也需要逐步的明晰和嚴格。”
“國企是中國經濟的骨幹力量，大集體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私企是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個體戶是中國經濟的後備軍。在經濟建設中，國企要啃硬骨頭，大集體要培養新鮮血液，私企要搞活政府暫時管不過來的邊邊角角。這些目標和職能，靠宣傳和鼓勵實現不了，必須經曆殘酷的競爭，以而今的國稅稽查能力來說，肯定會在幾年甚至十幾年內出現許多混亂甚至是觸目驚心的盤外招，不過，隻要肉是爛在鍋裏，隻要能夠保證各級企業的性質，保證整個中國是一條魚，而不是一片海，全局上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連內部的競爭都不能脫穎而出，那些下作的手段都應對不了，在將來和外國企業競爭中又怎麽能落得了好？先在國內鍛煉好了根骨，了解和適應了市場經濟的運作機製和殘酷本質，才有底氣走出國門，與狼共舞。”
“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計劃經濟搞不了，因為計劃能力跟不上。但對於計劃經濟的追求，將是我們明確不變的遠期目標。所以，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是，在一個行業內，隻保留幾個能夠良好管理的巨大的國企，甚至隻有一個巨無霸的國企。這個兼並的過程，應該通過市場競爭的淘汰和檢驗來完成，不能用行政命令進行直接的幹涉。相反，不參加分級的國企如果在兼並膨脹之後的不能保持高速發展，我們倒可以用行政命令進行拆分。”
“這一係列措施，簡單地總結就是，把國企的水分擠出去，賦予國企最好的政治、社會待遇，最高的要求標準，給予其他形式的企業晉升為國企的途徑。整個國內非命脈同時長遠規劃的必要性不是那麽強烈的行業，在整個國內以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相互競爭，發展還是衰退，兼並人還是被人兼並，各憑本事。有競爭，就有成敗，競爭失敗的企業會有很多，必然會產生打量失去崗位的人員，這些人，可以在國家的安排下，去東北，也可以去西北，到環境艱苦的地方去，卷土重來，當然，也可以自主擇業。這些水分是從蘇聯撤走專家時中國經濟就落下的病根兒，越晚，病將會越難治，趁現在這個時代背景，人民群眾在大方向上是相信政府的，隻要我們的措施大體上是公正公開，人們具有相對平等的學習機會，晉升機會，那就具有可行性。而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有人搞盤外招並且吃相難看，那就請他去北方為祖國治理沙漠吧！這些，就和經濟規劃本身沒有直接關係了，這裏就不細說了。”
又喝了一大口水，畢文謙放下杯子，把紅木鎮紙拿在手裏，無意識地把玩著。
“不過，在這一切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利用經濟利益驅使和倒逼，為更高級的改革做準備。具體地說，如果一個從私營開始的企業家，漸漸發展到了可以成成國企的規模，但他又不願意放棄過多的自己的股份——實事求是的說，這在當下的社會背景裏，是多數的常情。所以，我們可以規定試行消費公開原則。具體地說，如果一個企業家，願意主動申請消費公開，那他不僅可以保留企業經營的獨斷權，更可以最多保留企業40%的股份，並且是始終保留，這一部分股權，從國家天然占據的50%裏劃歸。而所謂消費公開，就是指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吃穿用度，除了相應於一個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的機動開支之外，任何一筆消費，都必須公開，按月公示。消費公開，采取個人主動申請的原則，並且至少要處級以及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格申請。我們國家現在沒有能力去查一個人收入來源的巨細，在很長時間裏也不具備可行性。就我看到的資料來說，幾年前就國內就有醞釀過高級幹部財產公開的計劃，但永遠隻是計劃，書麵材料遞上去了，也從來沒有人明言反對，但就是沒有下文，永遠打入冷宮。既然這樣，我們索性發動群眾監督一個人用了什麽。老一輩既對國家有巨大功勞，不少人在個人觀念上也具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作為後人，我們就不去要求了。但對於新成長起來的幹部，我們要對幹部的個人操守和作風進行認真的規範。”
“規範，紙麵上的規劃很好做，怎麽執行？一刀切是亂世用重典的行為，在現在是行不通也不值得的。所以，在出台規範之後，我們不能用來要求所有幹部，隻能用來要求主動申請被要求的幹部。對於那些有資格並且主動申請了消費公開的幹部，在今後的晉升選拔中，將有優先資格。”
“我以上說的，都隻是策略。具體的數據、標準、細則，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相應標準的製定，我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得是黎華他們這些務實的人來調研權衡。事實上，我們要做好照顧不好所有人的心理準備，我們能夠給予的，隻是多數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公平公正公開的晉升製度，不，考慮到落實過程中的人們的平均操守，就不要公平的程度不要抱以過於美好的期望了。就像新中國建國以來的輾轉，隻要我們始終在正確的戰略方向上奮鬥，那麽，我們將經曆一個又一個戰術性的失敗，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現，我們已經把原本需要仰望，仿佛望塵莫及的對手，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終於，畢文謙說完了，那自信的模樣，像一個說書先生一樣，在話音落下的時候，把手裏的紅木鎮紙，仿佛驚堂木一般“啪”地一聲拍在了辦公桌上。
“首先，在不參與分級的國企自行清退冗員的時期，我們同時頒布另一個政策：在這個時期之內，任何沒有犯罪記錄的中國公民，都有申報財產的權利。在此期間申報的人，國家不追問財產來源，並且，要公開強調，這是唯一一次機會。在此之後，任何中國公民申報財產，都必須有脈絡完整可靠的合法解釋。並且，今後任何人想要創辦私企，首先要經過財產申報，並且注冊資金由來必須要符合其財產申報情況，如果自稱是個體經營戶的經營所得，那麽在注冊企業時，必須繳納4倍於注冊資本的申報稅。”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對三個等級的企業做幾點區別：第一，一級企業和不參加分級的國企在行政、政治、社會地位等待遇上同等，二級企業的這些待遇同比下降一個檔次，三級企業沒有這些待遇。例如，一級企業的人，可以以優秀管理人員和頂級技術員的身份，被選進人大或者政協；二級企業的人，可以以這樣的身份被選進政協；三級企業的人，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參選，但就企業內的這些身份，沒有參選資格。”
“第二，一、二級企業的規模設置下限，二、三級企業的規模設置上限，原則上，不同的上、下限是數量級的差距，一級企業的下限可以比二級企業的上限低一些，但兩者必須是相同的數量級，二級企業的下限和三級企業的上限同理。一個經營良好的二級企業，當規模擴大到達規定上限之後，全體員工或者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可以自己集體協商進行選擇，要麽，申請企業等級升級，獲得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要麽，超出部分的資本，相應比例的股權自動收歸國有。一個經營不善的一級或者二級企業，當規模縮減低到下限時，則必須降級。三級企業由於沒有什麽政治待遇，具體經營中也會受到許多資質方麵的限製，如果人家隻想過安安穩穩的小日子，不願意申請升級，國家也不能強求。當然，如果三級企業主要申請了，國家也不會刁難就是了。”
“第三，三級企業的性質，可以是國企，可以是集體，也可以是私企；二級企業的性質，可以是國企，也可以是集體；一級企業的性質，必須是國企。性質不符合的企業，在升級時必須進行體製改革。換句話說，在中國，你想小本經營合法改善生活條件，國家是允許並讚同的；但如果你是想在經濟領域施展一番拳腳，那麽，你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那樣不負社會責任了。在私企改製為大集體時，原本的企業主，可以保留最多10%的股份。其餘部分的股份，法理上必須歸企業所有員工均有。不過，國家不可能鼓勵不勞而獲，所以，一方麵，企業員工需要在一定年份內用部分工資購買股份，另一方麵，在改製過程中，企業主擁有一次員工的清退權。而改製完成之後，企業主仍然保留企業經營的獨斷權，但其他的待遇原則，就是集體企業的標準來了。作為集體企業，負有繼續培養提高員工技能的社會義務，如果員工有違法、違例行為，或者在非工傷情況下不能通過企業內部規定的最低技能標準，可以開除員工，除此之外，集體企業不能開除員工。無論是什麽原因開除，或者是員工主動離開，企業都必須按照公開申報的企業財產規模，贖買其相應的股份；新員工進來，從結束實習正式入編開始，獲得相應的企業股份，具體的股份比例，以工齡計算，5年為一個檔次，30年為上限，一共7個檔次，線性遞增。如果是企業主動挖來的人才，那可以以個人注資的形式，代替工齡直接獲得高檔次的股份比例。”
“而如果是二級企業升級為一級企業，也必須進行國企化體製改革。一級企業裏，除了國家天然擁有的50%股權之外，剩下的50%股權在法理上也屬於國家，但其中25%的股份期權，仍然屬於企業員工。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營良好的集體企業，在原本的工資基礎上，一個財年結算下來的利潤分紅獎金總額是1000萬，那麽在改製為國企之後，其中500萬需要上繳給國家。很顯然，集體改國企，員工的直接經濟利益在短期看，是一定程度上受損的。但考慮到一、二級企業的規模限製差距，從長期看，一級企業的經濟待遇其實上限更高。所以，我們一方麵需要在行政待遇上對一級企業進行補償——比如，同樣的業務技能水平，一級企業的工人的行政編製，比二級企業高一級，各種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差額選舉名額，以一級企業的員工優先，哪怕是子女入學的資格，在同等入學考試水平下，一級企業的員工也具有優先權。另一方麵，對於一級企業的員工技能考核，要更加嚴格一些。除此之外，如果是從私企升級為集體企業再升級為一級企業，原本的企業主的保留占股將縮減為1%，並且不再擁有企業經營的獨斷權，與此同時，國家必須給予企業主處級或者更高的行政編製待遇，其中，劃歸中央管理的，至少是副廳；劃歸地方管理的，至少是處級。”
“在這樣的規劃下，一線產業那些業務水平優秀的工人將進入幹部編製，這就意味著一個問題：隻要我們國家不斷高速發展，工人的技能水平將不斷提高，原本少有人達到的優秀技能等級漸漸變成大多數工人都能達到的常態，是必然出現的結果。而隨著產業技術的不斷升級，可能原本的某個技術指標甚至是崗位本身，都失去了意義，被時代所淘汰。經濟發展越快，這種變化將越劇烈。所以，我們應該對一線工人的業務水平和行政等級的掛鉤標準，周期性的調整提高。這可以和每個五年計劃的周期相匹配。也就是說，國家願意給予優秀工人和幹部同等的待遇以調動其主觀能動性，但也不能讓工人在奮鬥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躺在功勞簿上。活到老學到老，不斷進步，即是目標，也是要求，對國家如此，對個人也如此。”
“而且，現在的國企，有很多的規模企業並不夠大，所以，一開始，三個企業級別的規模上下限的劃定，差距不可能拉得很開，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競爭，經濟規律本身就會進行慘烈的淘汰，將來，三個等級的平均規模水平，將會出現明顯的數量級差距。國家也應該根據實際的情況，適時地進行標準的修訂，不同級別的企業的各種資質的規定，也需要逐步的明晰和嚴格。”
“國企是中國經濟的骨幹力量，大集體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私企是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個體戶是中國經濟的後備軍。在經濟建設中，國企要啃硬骨頭，大集體要培養新鮮血液，私企要搞活政府暫時管不過來的邊邊角角。這些目標和職能，靠宣傳和鼓勵實現不了，必須經曆殘酷的競爭，以而今的國稅稽查能力來說，肯定會在幾年甚至十幾年內出現許多混亂甚至是觸目驚心的盤外招，不過，隻要肉是爛在鍋裏，隻要能夠保證各級企業的性質，保證整個中國是一條魚，而不是一片海，全局上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連內部的競爭都不能脫穎而出，那些下作的手段都應對不了，在將來和外國企業競爭中又怎麽能落得了好？先在國內鍛煉好了根骨，了解和適應了市場經濟的運作機製和殘酷本質，才有底氣走出國門，與狼共舞。”
“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計劃經濟搞不了，因為計劃能力跟不上。但對於計劃經濟的追求，將是我們明確不變的遠期目標。所以，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是，在一個行業內，隻保留幾個能夠良好管理的巨大的國企，甚至隻有一個巨無霸的國企。這個兼並的過程，應該通過市場競爭的淘汰和檢驗來完成，不能用行政命令進行直接的幹涉。相反，不參加分級的國企如果在兼並膨脹之後的不能保持高速發展，我們倒可以用行政命令進行拆分。”
“這一係列措施，簡單地總結就是，把國企的水分擠出去，賦予國企最好的政治、社會待遇，最高的要求標準，給予其他形式的企業晉升為國企的途徑。整個國內非命脈同時長遠規劃的必要性不是那麽強烈的行業，在整個國內以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相互競爭，發展還是衰退，兼並人還是被人兼並，各憑本事。有競爭，就有成敗，競爭失敗的企業會有很多，必然會產生打量失去崗位的人員，這些人，可以在國家的安排下，去東北，也可以去西北，到環境艱苦的地方去，卷土重來，當然，也可以自主擇業。這些水分是從蘇聯撤走專家時中國經濟就落下的病根兒，越晚，病將會越難治，趁現在這個時代背景，人民群眾在大方向上是相信政府的，隻要我們的措施大體上是公正公開，人們具有相對平等的學習機會，晉升機會，那就具有可行性。而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有人搞盤外招並且吃相難看，那就請他去北方為祖國治理沙漠吧！這些，就和經濟規劃本身沒有直接關係了，這裏就不細說了。”
又喝了一大口水，畢文謙放下杯子，把紅木鎮紙拿在手裏，無意識地把玩著。
“不過，在這一切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利用經濟利益驅使和倒逼，為更高級的改革做準備。具體地說，如果一個從私營開始的企業家，漸漸發展到了可以成成國企的規模，但他又不願意放棄過多的自己的股份——實事求是的說，這在當下的社會背景裏，是多數的常情。所以，我們可以規定試行消費公開原則。具體地說，如果一個企業家，願意主動申請消費公開，那他不僅可以保留企業經營的獨斷權，更可以最多保留企業40%的股份，並且是始終保留，這一部分股權，從國家天然占據的50%裏劃歸。而所謂消費公開，就是指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吃穿用度，除了相應於一個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的機動開支之外，任何一筆消費，都必須公開，按月公示。消費公開，采取個人主動申請的原則，並且至少要處級以及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格申請。我們國家現在沒有能力去查一個人收入來源的巨細，在很長時間裏也不具備可行性。就我看到的資料來說，幾年前就國內就有醞釀過高級幹部財產公開的計劃，但永遠隻是計劃，書麵材料遞上去了，也從來沒有人明言反對，但就是沒有下文，永遠打入冷宮。既然這樣，我們索性發動群眾監督一個人用了什麽。老一輩既對國家有巨大功勞，不少人在個人觀念上也具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作為後人，我們就不去要求了。但對於新成長起來的幹部，我們要對幹部的個人操守和作風進行認真的規範。”
“規範，紙麵上的規劃很好做，怎麽執行？一刀切是亂世用重典的行為，在現在是行不通也不值得的。所以，在出台規範之後，我們不能用來要求所有幹部，隻能用來要求主動申請被要求的幹部。對於那些有資格並且主動申請了消費公開的幹部，在今後的晉升選拔中，將有優先資格。”
“我以上說的，都隻是策略。具體的數據、標準、細則，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相應標準的製定，我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得是黎華他們這些務實的人來調研權衡。事實上，我們要做好照顧不好所有人的心理準備，我們能夠給予的，隻是多數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公平公正公開的晉升製度，不，考慮到落實過程中的人們的平均操守，就不要公平的程度不要抱以過於美好的期望了。就像新中國建國以來的輾轉，隻要我們始終在正確的戰略方向上奮鬥，那麽，我們將經曆一個又一個戰術性的失敗，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現，我們已經把原本需要仰望，仿佛望塵莫及的對手，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終於，畢文謙說完了，那自信的模樣，像一個說書先生一樣，在話音落下的時候，把手裏的紅木鎮紙，仿佛驚堂木一般“啪”地一聲拍在了辦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