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藝沒有學成,不僅耽誤了時間,而且我的心身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父親再也不提要我去學手藝的事了。加上我也是18歲了,年齡大也沒有師傅帶我。父母身體也不好,在家種地也很吃力的,我便留在家裏不在出去了。我想把家裏的幾畝地種好、然後搞點養殖業,農閑時再找點活幹,隻要肯動腦子和勤勞,擺脫貧困還是有希望的。但是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一個農民種地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農村,農民的負擔到了極限,在鄉鎮一級,不說幹部編製超編,光是在政府一級的臨時工就多達幾十人,生活招待費高達幾百萬,一個小鄉政府的食堂天天是車水馬龍,食客暴滿,比任何一家大酒店生意都要興旺。村幹部更是多如蝗蟲,一個不足千人的小村,竟有村幹部15人,(每個組一個村民小組長不算)還不包括有事臨時聘用的。這些人國家財政是不給他們發工資的,但是他們要、吃、喝、玩、用,錢從哪裏來?隻有加到農民頭上。為了保證鄉鎮的正常運轉,就隻有采取各種手段從農民身上榨,“高利貸”就是那個時候很流行的,高利貸是富了幹部、富了少數人,對農民來說是雪上加霜,滾雪球的高利貸提留好像是越交越多,辛苦一年所獲的收益全交上去也隻能抵個利息。

    村幹部所做的事,就是每天騎著摩托車,提著黑提包上門催提留,那時考核一個幹部的能力是以收提留的好壞為標準的。因此,對收提留,他們是絞盡腦汁想出各種辦法和手段,在糧食收割的時候,就開著手扶拖拉機等在旁邊,等你一脫完粒他們就把糧食拉走了,你辛苦了大半年,隻留下一堆稻草。不僅把目光盯在糧棉收割的時候,誰家欄裏喂了幾頭豬,誰家母豬要下崽,他們摸得清清楚楚,總是在你賣豬的時出現幫你把錢接走。

    我家裏那是種了三畝水田,三畝旱地,春季的小麥、油菜、夏季收的水稻、秋天收的棉花,地裏產的除了口糧全交上去了,還交了兩頭豬的錢,但是到年底,村幹部上門說還差1700元,那時,村裏80%的農民交不清這滾雪球的“高利貸”提留。

    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時發表了南巡講話,從而掀起了改革開放的高潮,市場經濟也方興未艾,外麵的信息也傳到村子裏,那時,幹部們會上會下說得最多的詞就是:“不管白貓黑貓,能逮老鼠的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想盡了一切辦法也把提留收不起來的幹部們似乎從中悟出了道理,看到了希望,他們從中找到了靈感,於是村裏新一輪的土地承包“改革”開始了。就是把全村的土地收迴重新發包,這次不是人人都有田種,除了每個人5分田的口糧地處,把收迴的田按10畝一個單位發包,承包人必須一次性要交清三年的承包款,但是隻有交清以往的提留才有資格承包。欠提留的必須在3天之內交清才可以參加發包。我家還差1千多元的提留,在三天之內是絕對交不清的。這就是說,我們連承包的資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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