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是從曆史軌跡做出判斷,朝鮮雖然易主,但依然會對大明恭順。至於有多大力量牽製後金,那另當別論。


    但孫承宗等人卻是根據文化傳承、曆史傳統等方麵得出結論,李倧肯定會表示出親明傾向,以得到大明的冊封,證明他即位的合法性。


    封建社會極為重視正統,不管你得位正不正,總得為自己找到合法的理由。


    而隻有大明承認並冊封,李倧就甩掉了篡位反賊的帽子。


    也就是說,原本合法在位的李琿在朝鮮王譜係上就隻能稱為光海君,李倧則成了正統的朝鮮國王仁祖。


    畢自肅雖然嚴正剛烈,但還不算迂腐。


    甚至於,他所提出的觀望還有點狡滑。說白了,就是待價而沽,看李倧如何表現,大明又能從中獲得多大的利益。


    這與朱由校的想法有些不謀而合,盡管從朝鮮也榨不出太多的油水,朝鮮兵也是戰五渣,但多少也能起到些作用。


    難得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皇帝相當高興,都進行了賞賜,還與眾臣喝茶聊天,表示了親近和信重。


    在古代,這叫“坐而論道”,很高大上,很牛掰,要寫進史書滴。


    當然,這種高大上的茶話會,就不能胡侃瞎白話。都是文化人,都是領導,要談也是國家大事。


    “朕擬三年平遼。”朱由校終於說出了久藏心底的目標,目光殷切地環視臣子,“要實現這個目標,便要眾卿竭心盡力,君臣一心。”


    現在的形勢,三年平遼就不是吹牛逼,而是大有可能了。但這話別人不好說,皇帝講出來,又是在這種場合,就顯得推心置腹,君臣和睦了。


    孫承宗沉吟了一下,拱手道:“萬歲既有此雄心,臣等敢不鞠躬盡瘁,竭忠報效。”


    李起元等人也拱手表忠心,皇帝的倚重,他們的榮光。能聽到皇帝說心裏話的,全大明也就殿內這幾人而已。


    朱由校甚是欣慰,也把自己對軍事、經濟、吏治等方麵的想法和計劃說了一些。都是對口的官員,知道他的思想和計劃,工作也好開展。


    “朕如此急迫,也是不得己。”朱由校最後說到了一件大事,令眾人不由得震驚不已。


    “眾卿想必都知道東漢末年、三國、西晉時的戰亂連綿,還有唐末、五代、宋初的動蕩。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原因,還有不可忽視的問題乃是氣候變化。氣溫劇降、災害頻繁,糧食大量減產,導致了戰亂連綿和社會動蕩。”


    停頓了一下,朱由校繼續說道:“朕讓徐光啟等人研究、搜集過元、明兩朝的災害記錄,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頻繁。隻洪武年間到現在,有記錄的災害便有一千餘次,比元朝增加了一倍有餘。”


    這不是朱由校隨口胡說,而是數據使然。從後世的氣象研究結論中,小冰河期在中國有過數次,殷商末期的不算,明末清初的已是第四次。


    而從嚴格意義上講,從元朝到清末都屬於小冰河期,崇禎年間則是高峰期。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國人口銳減超過五分之四。第四次則銳減了一半,功勞則要算到土豆、玉米和紅薯頭上。


    朱由校擔心的便是災害高峰這十幾二十多年,災荒是戰亂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就算在三年之內消滅了建奴,但北方遊牧民族在災荒的逼迫下,一樣會南下掠奪以求活命。


    而在小冰河期的高峰,大明政府能安撫賑濟上億子民,已是非常吃力,哪還有多餘的物資安撫北方民族?


    況且,光是推廣紅薯種植,並不足以渡過災荒。提前儲糧備荒也在實施,但隻朱由校一人重視,顯然是不夠的。


    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道路、水利、橋梁等等,需要巨大的投入,也需要群策群力;儲糧備荒的力度也要大大加強,各級政府必須重視,當成緊要的任務來完成。


    這些就是朱由校要向眾人講出來的原因所在,一邊平遼剿亂,一邊還要為渡過大災荒加緊準備。


    憑當時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基本上全是人力勞動。要幹成這麽多、這麽大的工程,三四年時間都很倉促,未必能夠完成。


    第一個感到震驚和頭大的便是戶部尚書李起元,這剛剛才夠支應戰爭,皇帝又提出更大的花費,哪來的錢呢?


    “萬歲。”李起元拱手說道:“這些措施和花費十分巨大,且是數年投入,財政肯定支撐不住。”


    “萬一——”李起元猶豫了一下,還是對大災害之說表示了委婉的懷疑,“若是將投入分為十數年,財政壓力或許有所減輕。”


    十數年可來不及了!


    朱由校苦笑一下,說道:“朕知戶部的為難,李卿也不必憂慮,今年財政計劃照舊,不會有大的變動。資金問題,朕來想辦法解決。”


    “今日與眾卿商量此事,一是共同謀劃,二是提起重視。”朱由校沉聲說道:“縱是能在三年內滅了建奴,可西虜呢,災害一起,戰亂或不可避免,一定要提前準備,方保無虞。”


    孫承宗麵有憂色,但卻對其他人偷偷使了眼色,仗著他年歲大、資格老,又是帝師的身份,壓下了眾人的疑慮發言。


    “萬歲英明,未雨綢繆正是解決大災害的良策。”孫承宗拱手說道:“微臣等迴去便進行商議,擬定章程上呈禦覽。”


    朱由校麵露笑意,輕輕頜首,覺得甚是滿意。


    待眾臣起身告退,朱由校坐在殿內,心情還是不錯。覺得今天和親信臣子交交底,真是很有效果呢!


    該去看看小奶貓了,真是很好的心理治愈劑,萌得可愛,萌得心情更輕鬆。


    朱由校剛伸著懶腰從禦座上起來,便有宮人來稟告,兵部尚書孫承宗在外候見。


    咦?不是剛覲見完嗎,難道又想起什麽重要的事情了?


    朱由校有些疑惑,重新坐迴去,召孫承宗入殿。


    孫承宗進來後施禮如儀,還得到了賜座的待遇。


    這個就不是繡墩了,而是朱由校設計打造的靠背椅,隻有兩位老師和徐光啟有資格坐。


    孫承宗再次謝恩,才恭謹地坐下。


    “孫師有何要事稟奏?”朱由校揮手命宮人奉茶,微笑著開口問道。


    孫承宗猶豫了一下,拱手委婉地說道:“萬歲自登基以來,勵精圖治,勇於革新。外挫東虜,內壓夷亂,又恤民減賦,加俸安官。論英明,足以與唐太宗比肩。”


    是嘛,我原來這麽厲害,都趕上李二啦?


    朱由校眨巴眨巴眼睛,不免有些得意,可轉而一想,又覺得不對,這不太象孫師的風格呀?


    見皇帝臉上一喜,很快又斂容注目,孫承宗心中欣慰。皇帝已是青年,成熟穩重多了。


    看著皇帝的臉色,孫承宗試探著問道:“萬歲可知貞觀二年,山東河南一帶大旱,遭致旱、蝗並至,百姓民不聊生……”


    朱由校一拍大腿,說道:“知道,朕知道。李二生吃蝗蟲嘛!”


    頓了一下,皇帝笑道:“孫師高見。等鬧蝗災的時候,就來個全民吃蝗。其實,蝗蟲還是很有營養的,用油炸了,吃起來才香呢!”


    孫承宗本來捋著胡須挺高興,這學生教的挺好,記得挺清楚。可吃到後麵,手一抖,差點揪下幾根胡須來。


    有些哭笑不得地撫了下額頭,孫老師說道:“萬歲,唐太宗除了吃蝗,還下了罪己詔,把這些災害歸結為自己施政不當。”


    自然災害?施政不當?不是因為有人議論是李二殺兄屠弟逼父退位,才惹得天災示警,被逼無奈才吃的蝗蟲嘛?


    天災示警,罪己詔?!


    朱由校眸光一閃,有些明白孫承宗去而複返,說話又委婉的原因了。


    在中國古代,把氣候異常和自然災害常歸咎於君主失德,並不稀奇。曆朝曆代的皇帝因此下罪己詔,也不鮮見。


    當然,有些皇帝純粹是做做樣子,或者借機作秀。


    比如李二陛下,就曾經下過這樣的罪己詔“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


    隻要風調雨順讓百姓有飯吃,上天就是把所有災難都降在朕身上,也無怨無悔。


    聽起來是不是很感動,這樣體恤百姓、愛護百姓的皇帝,難道不是明君,難道不是無私而偉大?


    嗯,扯遠了。


    令朱由校警醒的可不是這些,而是把天災和施政聯係起來,可能對他造成的影響。


    施政不當?朱由校肯定不承認,他正帶著大明重新振作呢!


    改統更張?那更不可能。朱由校推動的改革剛剛開始,還沒有向縱深推進發展呢!


    所以,他怎麽會下罪己詔,會給自己的改革振興之路增加阻礙?


    特麽的,天災跟皇帝有個屁的關係?自然現象啊,還能賴到朕的頭上?這,這應該算是碰瓷兒吧?


    朱由校挺鬱悶,沉著臉陷入思索,半晌無言。


    孫承宗苦笑了一下,也不好出言安慰,隻能靜等著皇帝想出結果。


    在他看來,皇帝對一些文官是不夠客氣,有些手段也搬不上台麵兒。但從結果看,朝政向好,戰局穩定,很多老百姓也得到了實惠。


    要說皇帝施政不當,應該是那些利益被損害者的抱怨和攻擊;生員、士紳、官商、勳貴,這些人難保不借天災生事,通過煽惑百姓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朱由校沉思良久,想到了辦法。雖然還不成熟完善,但他已不是太過擔心。


    “孫師,朕明白了。”朱由校坐直了身子,笑了笑,說道:“若無他事,孫師可先行退下。朕,已有主張。”


    孫承宗心下稍安,起身告退。


    若皇帝真有辦法,自然是好;沒有辦法呢,他和幾位親信大臣也會冥思苦想,為萬歲分憂。


    待到孫承宗告退而出,朱由校又思索了半晌,才命宮人去召倪文煥來見。


    起身向殿外走去,朱由校還做著擴胸運動,剛剛的鬱悶已經散去大半,要去看可愛又萌萌的小貓咪了。


    …………………


    朱由校是想等毛文龍、苟真懷傳來朝鮮的進一步消息,再在朝堂上進行討論,以便最後決定。


    但他沒想到在登州的袁老師呈上的奏疏,直接把這件事捅到了朝堂上,掀起了一場大爭論。


    說起來也不意外,在一個根深蒂固的綱常倫理國家,袁可立自然也稟持著這樣的普世價值。


    在他看來,朝鮮擅自發動政變廢除一個合法且與明有交的君主,絕對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不能接受的。


    “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係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


    袁老師的觀點鮮明,政變是非法的,是違背綱常倫理的,“即琿果不道”也應該“待中國更置”,他甚至主張派兵“聲罪致討”。


    所謂的“聲罪致討”,就是派明軍入朝,再把李琿扶持起來當國王。


    因為不是占領朝鮮,袁可立也不認為朝鮮人會臣服李倧,並與天朝上國的官兵作戰。所以,把李琿再送上王位,或許並不需要興師動眾。


    即便如此,朱由校也不同意袁老師的判斷,更不同意貿然采取行動,打亂針對建奴的軍事計劃。


    李琿是個騎牆派,雖不敢仇明親金,但對東江軍的幫助也很有限;如果李倧能夠接受他想出的條件,便能對後金形成更大的威脅。


    隻從利益上講,承認李倧的合法性,也是朱由校的選擇。至於什麽程序合法,什麽篡逆,睜一眼閉一眼又有何妨?


    拿著袁老師的奏疏,朱由校思之再三,沒有留中不發,或是用密奏形式先做通袁老師的思想工作,而是選擇了在朝堂上進行廷議。


    必須讓朝鮮方麵知道明廷對於承認和冊封是有不同意見的,讓他們進行爭取辯解,做出承諾,並接受明廷的條件。


    如果輕而易舉地得到承認冊封,李倧不會珍惜,也不會賣力,怎能成為四方布置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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