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內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後，梁曉秀開始密切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時她和歐洲的一些經濟學家探討中國的經濟走向。她的中餐館遍布歐洲230多個國家的幾百座城市，她經常走訪重點餐館，在餐館裏漸漸地結識了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家，其中有幾位和她成了好朋友。
她很在意那些一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評價，認為他們以外國人的眼光觀察中國經濟形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於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她開始和幾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貝蘭德是她看好的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在她看來，以對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的了解而論，他在法國無疑是佼佼者。貝蘭德是巴黎律師，擔任法國-中國經濟貿易委員會主席。年齡50開外的貝蘭德德思維敏捷、充滿活力，對中國的了解遠在一般法國人人之上，甚至超過法國的漢學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貝蘭德就撰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貿易法的書，在西歐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與中國接觸，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他不僅熟知中國的經濟、貿易政策，還能從法律層麵解讀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更令梁曉秀感到驚奇的是，他還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的宏觀政策把握準確，解讀清晰，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有時暗自思索：自己雖然是一個中國人，但與貝蘭德相比，她對中國的宏觀經濟的把握自歎不如。
法中經貿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組織，有1500多個會員，專門從事與中國發展經濟貿易合作活動。作為法中經貿委員會主席，貝蘭德把這個組織搞得有聲有色，在法國經貿領域有相當大的影響。有一次他對梁曉秀說，法中經貿委員會的會員涵蓋了法國眾多重要的經貿行業和重要企業的領軍人物。
貝蘭德以專業律師的思維方式和視角打造他領導的這個組織。他每年在巴黎組織30多場活動，梁曉秀在巴黎參加過很多次他組織的有關法中經貿關係的活動。他組織的專題講座活動很有特點：每場活動隻研討一二個熱點問題或重要問題，針對性非常強。每次研討會，都有專家或政府高官作為主講人就某個問題發表演講，然後由聽眾提出問題，主講人再解答。他的這種專題式研討活動，表麵看來似乎內容過窄、研討不夠深入，但是經過日積月累的研討，梁曉秀發現這種研討活動對聽眾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反而能把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深入到問題的本質。
貝蘭德經常邀請法國高校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在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他們高度讚賞中國政府製定的經濟政策，並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進行了分析和預測。他們的分析與預測雖然並不十分到位，但也並非不靠譜。梁曉秀覺得挺受啟發：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從而能發現一些人們忽略的問題。
有一次，參加完貝蘭德的活動，梁曉秀對德維特說，他采取的那種方法，在中國有一種比喻，叫“滴水穿石”。貝蘭德說他隻能采取那種辦法，因為中法兩國的文化背景、曆史傳統、社會體製、價值取向有極大區別，雙方的溝通、理解、交流存在一定障礙；而他就是要想法設法清除這些障礙，為雙方經貿人士提供一個能夠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有效的活動空間。
他說的有道理：他組織的活動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為法國的經貿人士提供了交流信息、探討問題的機會。每次活動開始前，到場人員都喝著咖啡，品著紅酒相互交換名片，交換看法，在無拘無束的氣氛下，交朋友，談生意，無形中收到了或多或少的預期效果。
貝蘭德是一個思想深刻的律師。有一次他和梁曉秀聊天時說了一番話，給梁曉秀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他說：“我不知道你們中國人是否知道這樣一個現實問題：你們這種一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極大的優勢：你們可以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做出偉大的事業。這在法國、在歐洲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梁曉秀接過他的話說，她很想聽一聽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後說：“我根本就沒有資格發表對中國經濟的見解。中國人非常聰明，中國政府領導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胸有成竹，他們很清楚中國的發展方向。此外，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深度肯定超過歐洲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理解的深度。”
梁曉秀認為，以貝蘭德對中國的了解，他完全可以發表長篇大論，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為什麽呢？也許謙卑的特點在他身上起到了製約作用？相比之下，歐洲所謂的中國通，隻要談到中國問題，一般都會誇誇奇談，發表一大堆議論；而那些議論往往帶有一定的偏見，甚至還會犯低級錯誤。例如，奧地利的一位經濟學博士在2010年還在說“10億中國人”，殊不知中國人口是13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員居然說，中國持有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實際準確數字為一萬多億美元。這樣一位歐洲一流學者在撰寫研究報告時也太不嚴肅了吧？所以，梁曉秀對歐洲的學者、經濟學家發表的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或研究報告一般都會打一個問號。
但是對貝蘭德她則高看一眼，因為他從來不會隨便發表議論。
克萊斯特是梁曉秀結交的一位德國企業家，他任中歐管理中心主席，曾到過中國177次，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刻變化，他自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受益人，也是中國曆史性變革的見證人。早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他就開始在中國和歐洲之間穿梭，洽談建立合資企業。經過五年不懈努力，在中國成立了一家著名的高科技合資企業。他牽頭創辦的中德合資企業是最早進入中市場的德資企業之一。據他稱。當時中國僅有10家歐洲合資企業。
克萊斯特與中國合作的成功受到歐洲經濟界的推崇。1990年他出任中歐管理中心主席，培訓了1萬2千多名中國企業管理人員和電信工程師。
他住在法蘭克福，梁曉秀每次去法蘭克福餐館幾乎都能見到他在那裏就餐。有一次他們在餐館聊起了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梁曉秀問他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怎麽看。
他說：首先，他對中國領導人的能力充滿信心，他們將會很好地規劃、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已經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經濟基礎。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後，又不失時機地確立了一係列社會發展的目標。根據這個發展理念，他認為中國也會協調發展其他行業，比如說取消農業稅，投入農村教育經費，並且向醫療衛生行業投入更多的錢。他認為發展經濟仍然是當今中國的重要任務，但不是唯一的任務；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設更和諧社會將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梁曉秀問中國多年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今後是否仍然高速發展十分關心，他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他說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但會避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中國提出一些很好的發展經濟的主張和措施，比如注重節約能源，節約原材料，在保護環境方麵做得更有效。他認為，那種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發展經濟是不可取的，因為從長遠的目光看那種做法會毀掉國家，那樣也談不上發展經濟了。從這一點看，中國政府製定的經濟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克萊斯特是德國重量級的企業界人士。梁曉秀在1999年與他相識時，他已經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70多歲的老人了。老人儀表堂堂，說話很有見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他與中國經濟貿易界人士有著廣泛的來往，對這個領域的熟悉程度，在德國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他以法蘭克福為基地，成立企業管理培訓中心，在長達20年多時間內培訓了來自中國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工程師、企業領導人和經貿管理人員。
他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大為讚歎。他當年訪上海時，聽到上海工商界人士描述上海浦東的發展前景，他當時和所有到場的德國工商界人士都認為，中國人描述的那種輝煌的前景不可能在那麽短的時間內實現，那隻不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或是一種夢想而已。但是，在上海浦東如期建成後，所有的人都為之驚歎之餘，不得不佩服中國人偉大的創造力。
從此，他對中國刮目相看。
他住在法蘭克福郊外的一座大房子，在房子的一側建造了一個很大的圓形玻璃會客廳，陽光從三麵射進會客廳，十分透亮。2000年夏天，在這間玻璃會客廳裏，梁曉秀和他就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進行了一次長談。
她問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多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你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有什麽看法？”
他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力倡導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這是正確的。現在，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麵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這表明中國已經成熟，完全有能力和經驗駕馭中國這艘經濟巨輪在大海上航行。西方，也就是歐美發達國家，今後要對中國的經濟問題發表看法，應該持謹慎態度，因為今日的中國經濟正在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而西方經濟則處於停滯或緩慢發展階段。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怎麽可能以西方的標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做出正確的評價和判斷呢？我認為，我們現在沒有資格當中國的老師。中國人是何等的聰明，他們比誰都清楚中國的事情！至於我個人，更沒有資格評論中國的經濟。”
這位飽經風霜的德國老人，在商海裏拚搏半個多世紀後已經十分老到了，按中國人的說法，已經是一個“老江湖”了。他冷靜非凡、思路開闊、見多識廣，但卻出言謹慎，這是為什麽呢？
她繼續問他：“克萊斯特先生，你是一個對中國國情比較了解的人。你知道，中國經濟還麵臨著許多挑戰，我非常想聽一聽你的建議。”
“如果說建議，”他看了梁曉秀一眼後說，“我隻有一個建議。”
“什麽建議？”梁曉秀追問道。
“自主品牌，”他說，“中國現在要擁有自主品牌。你知道我是做實業出身的。我相信實業，也就是製造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上發達國家的企業幾乎都到中國投資建廠，製造各種產品，其中不少產品還是世界名牌產品。無論是外商獨資企業，還是中外合資企業，產品的知識產權都是外方的。這是中國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他喝了一口咖啡後繼續說：“在當今國際市場上，中國能拿出的具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產品實在太少。這是中國經濟的‘軟肋’。中國現在是製造業大國，為全世界製造產品，但這是一種低層次的經濟活動，原因就是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沒有自主品牌。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中國在給歐美發達國家打工，大的利潤老板拿走了，中國剩下的隻是小利潤。你知道，給人打工是永遠賺不到大錢的。中國經濟規模之所以巨大，主要還是以量取勝。這種局麵不改變，中國經濟就很難躍上更高一個層次。”
梁曉秀靜靜地聽著克萊斯特的話。
他接著說：“所以，中國一定要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產品，也就是說一定要有知識產權。這個利害關係，我不說你也清楚。我知道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正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說，中國過去沒有能力、經驗和財力解決這個問題，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我期待著中國經濟躍上更高一個層次。自主品牌、世界名牌、知識產權，是國際市場上的製勝法寶。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富有，靠的是什麽？靠的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道理中國人很清楚，”梁曉秀說，“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就提出建立自主品牌，擁有知識產權的概念，而且一直在努力做著這方麵的工作。但中國經濟的基礎差、人才有限，最初隻能從模仿開始。至於創建世界名牌產品，那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大量的一流人才，更需要慢慢培育國際市場──而這個市場早已被歐美國家的企業壟斷了。”
他說：“這些情況我知道。我隻是在提醒：這是中國經濟占領國際市場高地的唯一途徑。換句話說，這是中國成為經濟強國的唯一出路。當然，我相信中國，相信中國能夠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盡管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還有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我還是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中國正在處於飛機起飛的狀態下。這架飛機一旦起飛成功，他將直飛目的地。”
梁曉秀問他：“再經過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奮鬥，中國在創新領域有了大麵積的突破，也就是培育了大量擁有知識產權的世界名牌產品後，世界經濟格局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呢？”
克萊斯特十分肯定地迴答說：“世界經濟格局將重新劃分。人類曆史上的天平將傾向於東方，也就是傾向於中國。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中心。”
漢克是英國商人，梁曉秀在她的倫敦餐館結識了他。
漢克的名片上印著三個頭銜：英國政府貿易顧問、英中經貿委員會副主席和英國索比公司董事長。1998年梁曉秀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但精力充沛，頭腦清晰。據他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就開始和中國做生意，對中國和中國人已經很了解了。每次見麵，他都用中文對梁曉秀說：“老朋友！”那樣子完全是一種“中國通”的做派。
在歐洲，梁曉秀不時能遇見像漢克那樣的“中國通”，他們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知道不少，特別善於和中國人溝通。
她的感覺是：凡是和中國人接觸較多的歐洲人，他們的處世哲學都帶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這些人和那些從未與中國人接觸過的歐洲人有很大區別。他們對中國有某種程度上的親身體會，辦事比較靈活，知道怎樣和中國人打交道。而那些從未與中國打過交道的歐洲人則顯得“幼稚”，呆板，在與中國人第一次接觸時完全按照歐洲人的行事方式談話或發表見解。
在梁曉秀接觸的英國工商界人士中，漢克是一個另類：典型的商人。在他身上能發現中國商人的許多特點。他為人看起來和善、隨和，但骨子裏暗含著商人的精明，圓滑，計謀、算計。他們這一類商人善於察言觀色，看風使舵，把握時機，幾乎從不上當受騙。據說，他在中國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大，從沒有吃過大虧。顯然，他屬於那些精於和中國人做生意的歐洲生意人。
和漢克聊天，梁曉秀感覺他比中國人還中國人：他不但知道中國商界的遊戲規則，而且對中國人的性格、脾氣、嗜好了如指掌。看著他，梁曉秀有時想，他哪是英國的商人呀，他簡直就是一個中國商人。梁曉秀自己就是商人，她對商人有親身體驗，她猜想歐洲的“漢克們”在與中國商人做生意時，中國商人能占到多少便宜呢？
中歐關係有時會出現一些波動，在那時歐洲的政治家、評論家、記者都會發表一些不利於中國的言論。有一次梁曉秀問漢克怎麽看待中歐之間的關係。
他的迴答也透著商人的氣息：“我以為，做生意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為意識形態的一些事情爭吵不休，大家都來發展經濟──這對哪一方都是有利的。”
梁曉秀又問他：“那麽以後呢？如果中歐之間再出現不愉快的事情，雙方之間的經貿關係還會受到影響。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避免分歧，找到一種穩妥的互利共贏的合作方式？”
他的迴答很簡單：“經濟是根本，商業才能立國。爭執既帶不來商業利潤，也提供不了就業，隻能把事情搞得越來越糟糕。什麽都不要想，發展經濟，埋頭做生意──這是解決當今世界一切矛盾的上策。”
梁曉秀私下想：漢克的話倒是一針見血。
她很在意那些一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評價，認為他們以外國人的眼光觀察中國經濟形勢，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於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她開始和幾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貝蘭德是她看好的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在她看來，以對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的了解而論，他在法國無疑是佼佼者。貝蘭德是巴黎律師，擔任法國-中國經濟貿易委員會主席。年齡50開外的貝蘭德德思維敏捷、充滿活力，對中國的了解遠在一般法國人人之上，甚至超過法國的漢學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貝蘭德就撰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貿易法的書，在西歐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與中國接觸，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他不僅熟知中國的經濟、貿易政策，還能從法律層麵解讀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更令梁曉秀感到驚奇的是，他還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的宏觀政策把握準確，解讀清晰，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有時暗自思索：自己雖然是一個中國人，但與貝蘭德相比，她對中國的宏觀經濟的把握自歎不如。
法中經貿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組織，有1500多個會員，專門從事與中國發展經濟貿易合作活動。作為法中經貿委員會主席，貝蘭德把這個組織搞得有聲有色，在法國經貿領域有相當大的影響。有一次他對梁曉秀說，法中經貿委員會的會員涵蓋了法國眾多重要的經貿行業和重要企業的領軍人物。
貝蘭德以專業律師的思維方式和視角打造他領導的這個組織。他每年在巴黎組織30多場活動，梁曉秀在巴黎參加過很多次他組織的有關法中經貿關係的活動。他組織的專題講座活動很有特點：每場活動隻研討一二個熱點問題或重要問題，針對性非常強。每次研討會，都有專家或政府高官作為主講人就某個問題發表演講，然後由聽眾提出問題，主講人再解答。他的這種專題式研討活動，表麵看來似乎內容過窄、研討不夠深入，但是經過日積月累的研討，梁曉秀發現這種研討活動對聽眾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反而能把問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深入到問題的本質。
貝蘭德經常邀請法國高校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在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他們高度讚賞中國政府製定的經濟政策，並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進行了分析和預測。他們的分析與預測雖然並不十分到位，但也並非不靠譜。梁曉秀覺得挺受啟發：他們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從而能發現一些人們忽略的問題。
有一次，參加完貝蘭德的活動，梁曉秀對德維特說，他采取的那種方法，在中國有一種比喻，叫“滴水穿石”。貝蘭德說他隻能采取那種辦法，因為中法兩國的文化背景、曆史傳統、社會體製、價值取向有極大區別，雙方的溝通、理解、交流存在一定障礙；而他就是要想法設法清除這些障礙，為雙方經貿人士提供一個能夠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有效的活動空間。
他說的有道理：他組織的活動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為法國的經貿人士提供了交流信息、探討問題的機會。每次活動開始前，到場人員都喝著咖啡，品著紅酒相互交換名片，交換看法，在無拘無束的氣氛下，交朋友，談生意，無形中收到了或多或少的預期效果。
貝蘭德是一個思想深刻的律師。有一次他和梁曉秀聊天時說了一番話，給梁曉秀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他說：“我不知道你們中國人是否知道這樣一個現實問題：你們這種一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極大的優勢：你們可以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做出偉大的事業。這在法國、在歐洲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
梁曉秀接過他的話說，她很想聽一聽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後說：“我根本就沒有資格發表對中國經濟的見解。中國人非常聰明，中國政府領導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胸有成竹，他們很清楚中國的發展方向。此外，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深度肯定超過歐洲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理解的深度。”
梁曉秀認為，以貝蘭德對中國的了解，他完全可以發表長篇大論，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為什麽呢？也許謙卑的特點在他身上起到了製約作用？相比之下，歐洲所謂的中國通，隻要談到中國問題，一般都會誇誇奇談，發表一大堆議論；而那些議論往往帶有一定的偏見，甚至還會犯低級錯誤。例如，奧地利的一位經濟學博士在2010年還在說“10億中國人”，殊不知中國人口是13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員居然說，中國持有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實際準確數字為一萬多億美元。這樣一位歐洲一流學者在撰寫研究報告時也太不嚴肅了吧？所以，梁曉秀對歐洲的學者、經濟學家發表的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或研究報告一般都會打一個問號。
但是對貝蘭德她則高看一眼，因為他從來不會隨便發表議論。
克萊斯特是梁曉秀結交的一位德國企業家，他任中歐管理中心主席，曾到過中國177次，目睹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刻變化，他自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受益人，也是中國曆史性變革的見證人。早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他就開始在中國和歐洲之間穿梭，洽談建立合資企業。經過五年不懈努力，在中國成立了一家著名的高科技合資企業。他牽頭創辦的中德合資企業是最早進入中市場的德資企業之一。據他稱。當時中國僅有10家歐洲合資企業。
克萊斯特與中國合作的成功受到歐洲經濟界的推崇。1990年他出任中歐管理中心主席，培訓了1萬2千多名中國企業管理人員和電信工程師。
他住在法蘭克福，梁曉秀每次去法蘭克福餐館幾乎都能見到他在那裏就餐。有一次他們在餐館聊起了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梁曉秀問他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怎麽看。
他說：首先，他對中國領導人的能力充滿信心，他們將會很好地規劃、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中國已經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經濟基礎。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後，又不失時機地確立了一係列社會發展的目標。根據這個發展理念，他認為中國也會協調發展其他行業，比如說取消農業稅，投入農村教育經費，並且向醫療衛生行業投入更多的錢。他認為發展經濟仍然是當今中國的重要任務，但不是唯一的任務；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設更和諧社會將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梁曉秀問中國多年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今後是否仍然高速發展十分關心，他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他說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但會避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中國提出一些很好的發展經濟的主張和措施，比如注重節約能源，節約原材料，在保護環境方麵做得更有效。他認為，那種以犧牲環境的代價來發展經濟是不可取的，因為從長遠的目光看那種做法會毀掉國家，那樣也談不上發展經濟了。從這一點看，中國政府製定的經濟政策是非常正確的。
克萊斯特是德國重量級的企業界人士。梁曉秀在1999年與他相識時，他已經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70多歲的老人了。老人儀表堂堂，說話很有見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他與中國經濟貿易界人士有著廣泛的來往，對這個領域的熟悉程度，在德國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他以法蘭克福為基地，成立企業管理培訓中心，在長達20年多時間內培訓了來自中國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工程師、企業領導人和經貿管理人員。
他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大為讚歎。他當年訪上海時，聽到上海工商界人士描述上海浦東的發展前景，他當時和所有到場的德國工商界人士都認為，中國人描述的那種輝煌的前景不可能在那麽短的時間內實現，那隻不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或是一種夢想而已。但是，在上海浦東如期建成後，所有的人都為之驚歎之餘，不得不佩服中國人偉大的創造力。
從此，他對中國刮目相看。
他住在法蘭克福郊外的一座大房子，在房子的一側建造了一個很大的圓形玻璃會客廳，陽光從三麵射進會客廳，十分透亮。2000年夏天，在這間玻璃會客廳裏，梁曉秀和他就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進行了一次長談。
她問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多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你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有什麽看法？”
他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力倡導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這是正確的。現在，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麵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這表明中國已經成熟，完全有能力和經驗駕馭中國這艘經濟巨輪在大海上航行。西方，也就是歐美發達國家，今後要對中國的經濟問題發表看法，應該持謹慎態度，因為今日的中國經濟正在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而西方經濟則處於停滯或緩慢發展階段。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經濟學家或政治家怎麽可能以西方的標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做出正確的評價和判斷呢？我認為，我們現在沒有資格當中國的老師。中國人是何等的聰明，他們比誰都清楚中國的事情！至於我個人，更沒有資格評論中國的經濟。”
這位飽經風霜的德國老人，在商海裏拚搏半個多世紀後已經十分老到了，按中國人的說法，已經是一個“老江湖”了。他冷靜非凡、思路開闊、見多識廣，但卻出言謹慎，這是為什麽呢？
她繼續問他：“克萊斯特先生，你是一個對中國國情比較了解的人。你知道，中國經濟還麵臨著許多挑戰，我非常想聽一聽你的建議。”
“如果說建議，”他看了梁曉秀一眼後說，“我隻有一個建議。”
“什麽建議？”梁曉秀追問道。
“自主品牌，”他說，“中國現在要擁有自主品牌。你知道我是做實業出身的。我相信實業，也就是製造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上發達國家的企業幾乎都到中國投資建廠，製造各種產品，其中不少產品還是世界名牌產品。無論是外商獨資企業，還是中外合資企業，產品的知識產權都是外方的。這是中國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他喝了一口咖啡後繼續說：“在當今國際市場上，中國能拿出的具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產品實在太少。這是中國經濟的‘軟肋’。中國現在是製造業大國，為全世界製造產品，但這是一種低層次的經濟活動，原因就是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沒有自主品牌。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中國在給歐美發達國家打工，大的利潤老板拿走了，中國剩下的隻是小利潤。你知道，給人打工是永遠賺不到大錢的。中國經濟規模之所以巨大，主要還是以量取勝。這種局麵不改變，中國經濟就很難躍上更高一個層次。”
梁曉秀靜靜地聽著克萊斯特的話。
他接著說：“所以，中國一定要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產品，也就是說一定要有知識產權。這個利害關係，我不說你也清楚。我知道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正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說，中國過去沒有能力、經驗和財力解決這個問題，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具備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我期待著中國經濟躍上更高一個層次。自主品牌、世界名牌、知識產權，是國際市場上的製勝法寶。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富有，靠的是什麽？靠的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道理中國人很清楚，”梁曉秀說，“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就提出建立自主品牌，擁有知識產權的概念，而且一直在努力做著這方麵的工作。但中國經濟的基礎差、人才有限，最初隻能從模仿開始。至於創建世界名牌產品，那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大量的一流人才，更需要慢慢培育國際市場──而這個市場早已被歐美國家的企業壟斷了。”
他說：“這些情況我知道。我隻是在提醒：這是中國經濟占領國際市場高地的唯一途徑。換句話說，這是中國成為經濟強國的唯一出路。當然，我相信中國，相信中國能夠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盡管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還有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我還是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中國正在處於飛機起飛的狀態下。這架飛機一旦起飛成功，他將直飛目的地。”
梁曉秀問他：“再經過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奮鬥，中國在創新領域有了大麵積的突破，也就是培育了大量擁有知識產權的世界名牌產品後，世界經濟格局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呢？”
克萊斯特十分肯定地迴答說：“世界經濟格局將重新劃分。人類曆史上的天平將傾向於東方，也就是傾向於中國。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中心。”
漢克是英國商人，梁曉秀在她的倫敦餐館結識了他。
漢克的名片上印著三個頭銜：英國政府貿易顧問、英中經貿委員會副主席和英國索比公司董事長。1998年梁曉秀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但精力充沛，頭腦清晰。據他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就開始和中國做生意，對中國和中國人已經很了解了。每次見麵，他都用中文對梁曉秀說：“老朋友！”那樣子完全是一種“中國通”的做派。
在歐洲，梁曉秀不時能遇見像漢克那樣的“中國通”，他們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知道不少，特別善於和中國人溝通。
她的感覺是：凡是和中國人接觸較多的歐洲人，他們的處世哲學都帶有一點中國人的味道。這些人和那些從未與中國人接觸過的歐洲人有很大區別。他們對中國有某種程度上的親身體會，辦事比較靈活，知道怎樣和中國人打交道。而那些從未與中國打過交道的歐洲人則顯得“幼稚”，呆板，在與中國人第一次接觸時完全按照歐洲人的行事方式談話或發表見解。
在梁曉秀接觸的英國工商界人士中，漢克是一個另類：典型的商人。在他身上能發現中國商人的許多特點。他為人看起來和善、隨和，但骨子裏暗含著商人的精明，圓滑，計謀、算計。他們這一類商人善於察言觀色，看風使舵，把握時機，幾乎從不上當受騙。據說，他在中國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大，從沒有吃過大虧。顯然，他屬於那些精於和中國人做生意的歐洲生意人。
和漢克聊天，梁曉秀感覺他比中國人還中國人：他不但知道中國商界的遊戲規則，而且對中國人的性格、脾氣、嗜好了如指掌。看著他，梁曉秀有時想，他哪是英國的商人呀，他簡直就是一個中國商人。梁曉秀自己就是商人，她對商人有親身體驗，她猜想歐洲的“漢克們”在與中國商人做生意時，中國商人能占到多少便宜呢？
中歐關係有時會出現一些波動，在那時歐洲的政治家、評論家、記者都會發表一些不利於中國的言論。有一次梁曉秀問漢克怎麽看待中歐之間的關係。
他的迴答也透著商人的氣息：“我以為，做生意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為意識形態的一些事情爭吵不休，大家都來發展經濟──這對哪一方都是有利的。”
梁曉秀又問他：“那麽以後呢？如果中歐之間再出現不愉快的事情，雙方之間的經貿關係還會受到影響。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避免分歧，找到一種穩妥的互利共贏的合作方式？”
他的迴答很簡單：“經濟是根本，商業才能立國。爭執既帶不來商業利潤，也提供不了就業，隻能把事情搞得越來越糟糕。什麽都不要想，發展經濟，埋頭做生意──這是解決當今世界一切矛盾的上策。”
梁曉秀私下想：漢克的話倒是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