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不投機半句多，那天晚上他們談不來，最後不歡而散。宋福祿迴到自己的房間上床躺下後還在想：梁曉秀的變化太大了！她花那麽多錢買鋼筆一點都不心疼，而且居然說還要花50萬歐元買什麽係列名筆。這簡直是胡鬧嘛！
梁曉秀想的很遠，想到了今後10年、20年、30年後的情景。她感覺她們現在就像一架正要起飛的飛機，在這緊要關頭，她不得不思考一些重大發展問題。宋福祿是她丈夫，也是她的生意上的好助手，她必須說服他，讓他跟上她的節奏和思路。
第二天吃早餐時，梁曉秀語重心長地說：“福祿，我們一定要進入主流社會，不能讓老外把我們當成隻會開中餐館的華人。”
“進入主流社會？你說說，那有什麽意義？能多賺錢嗎？”宋福祿一臉茫然，昨天梁曉秀還在討論世界名筆的問題，今天早晨又談起了什麽主流社會的問題。
“我們必須為進入歐洲主流社會而做充分的準備工作。我們現在隻是在人家的邊緣社會活動著。我知道進入法國主流社會並不是一揮而就的事。我們不同於美國和東南亞的華人，後者在當地已經繁衍了幾代人，紮下了根，在政界、商界、學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而有條件有能力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而我們移民歐洲的曆史較短，我還不到7年，你有15年了。我們的文化不高，我們隻能以開中餐館為生，我們的根基還沒有打牢，事業還沒有完全展開。這樣下去不行，我們必須改變現狀。”
宋福祿靜靜地聽著，想找機會反駁梁曉秀。
梁曉秀又提起了他們的後代，雖然孩子們將要接受所在國的教育，但由於父母來法國的時間不長，還沒有條件和能力融入當地社會，這對孩子們是有影響的。她希望他們的孩子將來要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真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曉秀，我早就說過孩子們將來都要開餐館，什麽主流社會，那都是扯淡的事！開餐館掙錢才是正事。”
梁曉秀不迴應宋福祿的話，而隻管講自己的看法。據她分析，進入歐洲主流社會，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他們的後代從小生長在歐洲，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頭腦有思想，懂得歐洲人的思維和處事方式。家庭經濟狀況較好，有能力支付歐洲上流社會的高額開支，有廣泛的社交圈和很強的社交能力。對一般家庭來說，這個過程至少還需要幾代人的艱苦奮鬥。但他們的情況特殊，他們雖然沒有在歐洲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但他們的後代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搞清楚歐洲主流社會是什麽樣的；他們要摸透歐洲主流社會的種種規矩，懂得歐洲人的價值觀，同時還需要在多方麵超越歐洲人，需要比歐洲人付出更多時間、精力、財力和智慧。
第二，歐洲各國的社會非常保守，容不得外來人插手他們的主流社會。即使歐洲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進入主流社會的，更何況外來移民呢。歐洲目前還不具備像美國和東南亞那樣接納、包容外來移民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氣氛，換言之，歐洲人普遍排外，他們這種排外的意識不改變，外國人在歐洲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在可以想象的未來，華人在歐洲都不可能有實質性的突破。
歐洲主流社會是什麽樣呢？主流社會就是地位、榮譽、財富的象征。在歐洲還沒有華人進入政界如擔任部長、省長、市長的先例。華人要想進入歐洲政界，歐洲政界首先得能接納他們；其次，華人必須加入某個歐洲黨派，在政治上做出貢獻，而這個過程目前看來沒有一絲的鬆動和希望。
在商界，歐洲華人中還沒有產生商業巨頭，他們的生意還屬於“小打小鬧”的階段。歐洲商界與歐洲政界同樣保守，外來移民很難在商業上有巨大的發展機遇。華人要進入歐洲主流社會，就必須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華人企業就必須進入歐洲的500強企業，而在這方麵要想有所突破，華人後代需要做出多方麵的、持之以恆的努力，他們需要熟練掌握歐洲的商業規則，熟悉歐洲的法律法規，需要比歐洲人更有商業頭腦，更精明，更富有創新精神。這是一個極其漫長而艱巨的過程，但他們不能灰心失望。在歐洲學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重量級的華人教授和研究員，在美國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等美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歐洲還沒有這個級別的華人學者和教授。根據政、商、學界的情況判斷，歐洲華人隻有突破這些瓶頸，才能真正進入歐洲主流社會。
第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們要從現在起教育子女，給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讓子女融入到歐洲社會，當他們長到成人時，他們社會地位自然會隨之得以提高。他們肩負著重任，必須把孩子教育好，讓他們有遠大的目光和誌向。這樣才有助於他們加快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的步伐。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成為讓孩子們融入歐洲主流社會的推動器。
梁曉秀發表了長篇大論，宋福祿反應不過來，呆呆地看著她。
她最後說：“上述先決條件就是我們的孩子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的先決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他們難以真正進入歐洲主流社會。”
宋福祿說：“我看把中餐館開好了，就等於進入了主流社會。”
梁曉秀感覺一時無法和宋福祿交流，便說：“你上班去吧。”
宋福祿上班去了，梁曉秀取出意大利奧多拉鋼筆寫她的經濟發展計劃書。
梁曉秀想的很遠，想到了今後10年、20年、30年後的情景。她感覺她們現在就像一架正要起飛的飛機，在這緊要關頭，她不得不思考一些重大發展問題。宋福祿是她丈夫，也是她的生意上的好助手，她必須說服他，讓他跟上她的節奏和思路。
第二天吃早餐時，梁曉秀語重心長地說：“福祿，我們一定要進入主流社會，不能讓老外把我們當成隻會開中餐館的華人。”
“進入主流社會？你說說，那有什麽意義？能多賺錢嗎？”宋福祿一臉茫然，昨天梁曉秀還在討論世界名筆的問題，今天早晨又談起了什麽主流社會的問題。
“我們必須為進入歐洲主流社會而做充分的準備工作。我們現在隻是在人家的邊緣社會活動著。我知道進入法國主流社會並不是一揮而就的事。我們不同於美國和東南亞的華人，後者在當地已經繁衍了幾代人，紮下了根，在政界、商界、學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而有條件有能力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而我們移民歐洲的曆史較短，我還不到7年，你有15年了。我們的文化不高，我們隻能以開中餐館為生，我們的根基還沒有打牢，事業還沒有完全展開。這樣下去不行，我們必須改變現狀。”
宋福祿靜靜地聽著，想找機會反駁梁曉秀。
梁曉秀又提起了他們的後代，雖然孩子們將要接受所在國的教育，但由於父母來法國的時間不長，還沒有條件和能力融入當地社會，這對孩子們是有影響的。她希望他們的孩子將來要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真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曉秀，我早就說過孩子們將來都要開餐館，什麽主流社會，那都是扯淡的事！開餐館掙錢才是正事。”
梁曉秀不迴應宋福祿的話，而隻管講自己的看法。據她分析，進入歐洲主流社會，至少需要具備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他們的後代從小生長在歐洲，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頭腦有思想，懂得歐洲人的思維和處事方式。家庭經濟狀況較好，有能力支付歐洲上流社會的高額開支，有廣泛的社交圈和很強的社交能力。對一般家庭來說，這個過程至少還需要幾代人的艱苦奮鬥。但他們的情況特殊，他們雖然沒有在歐洲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但他們的後代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搞清楚歐洲主流社會是什麽樣的；他們要摸透歐洲主流社會的種種規矩，懂得歐洲人的價值觀，同時還需要在多方麵超越歐洲人，需要比歐洲人付出更多時間、精力、財力和智慧。
第二，歐洲各國的社會非常保守，容不得外來人插手他們的主流社會。即使歐洲人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進入主流社會的，更何況外來移民呢。歐洲目前還不具備像美國和東南亞那樣接納、包容外來移民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氣氛，換言之，歐洲人普遍排外，他們這種排外的意識不改變，外國人在歐洲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在可以想象的未來，華人在歐洲都不可能有實質性的突破。
歐洲主流社會是什麽樣呢？主流社會就是地位、榮譽、財富的象征。在歐洲還沒有華人進入政界如擔任部長、省長、市長的先例。華人要想進入歐洲政界，歐洲政界首先得能接納他們；其次，華人必須加入某個歐洲黨派，在政治上做出貢獻，而這個過程目前看來沒有一絲的鬆動和希望。
在商界，歐洲華人中還沒有產生商業巨頭，他們的生意還屬於“小打小鬧”的階段。歐洲商界與歐洲政界同樣保守，外來移民很難在商業上有巨大的發展機遇。華人要進入歐洲主流社會，就必須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華人企業就必須進入歐洲的500強企業，而在這方麵要想有所突破，華人後代需要做出多方麵的、持之以恆的努力，他們需要熟練掌握歐洲的商業規則，熟悉歐洲的法律法規，需要比歐洲人更有商業頭腦，更精明，更富有創新精神。這是一個極其漫長而艱巨的過程，但他們不能灰心失望。在歐洲學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重量級的華人教授和研究員，在美國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等美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歐洲還沒有這個級別的華人學者和教授。根據政、商、學界的情況判斷，歐洲華人隻有突破這些瓶頸，才能真正進入歐洲主流社會。
第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們要從現在起教育子女，給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讓子女融入到歐洲社會，當他們長到成人時，他們社會地位自然會隨之得以提高。他們肩負著重任，必須把孩子教育好，讓他們有遠大的目光和誌向。這樣才有助於他們加快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的步伐。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成為讓孩子們融入歐洲主流社會的推動器。
梁曉秀發表了長篇大論，宋福祿反應不過來，呆呆地看著她。
她最後說：“上述先決條件就是我們的孩子進入歐洲主流社會的先決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他們難以真正進入歐洲主流社會。”
宋福祿說：“我看把中餐館開好了，就等於進入了主流社會。”
梁曉秀感覺一時無法和宋福祿交流，便說：“你上班去吧。”
宋福祿上班去了，梁曉秀取出意大利奧多拉鋼筆寫她的經濟發展計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