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征，特定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的命運。我們現在不妨循著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宋福祿和梁曉秀的人生軌跡，追尋一下他們所處的時代和他們經曆的苦難。
宋福祿是一個苦命的孩子，他出生於1940年，那時日寇的鐵蹄正在中國國土上任意踐踏，蹂躪。他的家鄉被日寇占領，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許許多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戰火。
宋福祿的父親就是被日本鬼子兵開槍打死的。1943年鬼子到他們村掃蕩，無緣無故就槍殺了一批村民，其中就有宋福祿的父親。那一年宋福祿才三歲，對父親的記憶模糊，他朦朦朧朧記得母親和他說過，他父親是被日本鬼子槍殺的。後來他長大後，無論在哪裏見到日本人，他都咬牙切齒，痛恨日本人；他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殺了他爹，他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三歲喪父，宋福祿從此和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流落他鄉，以討飯為生。在宋福祿的記憶中，那時就一個字：餓！在他的記憶中，他每天都感覺餓，總是吃不飽飯；吃飽飯是那時最大的願望。他那時年幼不懂事，母親討到一口飯就全部給了兒子吃，兒子卻不知道母親也處於饑餓狀態。
母親一直沒改家，帶著兒子四處流浪。日被鬼子投降後，內戰又爆發了。他們母子倆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母親由於長期處於饑餓狀態，身體垮了下來，在1946年離開了人生。在宋福祿的記憶中，母親是被活活餓死的。那一年他才六歲。
六歲喪母，宋福祿成了孤兒。他被一個好心的老太婆領養，度過了艱難的歲月，一直到全國解放。解放後，那個老太婆也去世了，宋福祿被孤兒院收留。
1949年，宋福祿在9歲時上了小學，念了6念書，小學畢業時他已經15歲了。那時他被堂叔認領，到堂叔家生活，每天幫堂叔做農活。堂叔腦子靈，整天琢磨著怎樣賺錢。後來堂叔聽說有老鄉在香港掙到了錢，便通過朋友找到一個在香港做事的老鄉，在那個老鄉的幫助下，堂叔帶著宋福祿來到了香港。那是1956年，那一年宋福祿16歲。
堂叔剛來香港時沒有帶堂嬸，他想等他賺到錢，生活有了保障後再把堂嬸接出來。可是在香港6年，堂叔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他隻是勉強糊口而已。這期間，堂嬸在國內去世了。
堂叔沒有兒女，他把宋福祿當成了兒子，長年累月給他灌輸一種人生哲理：人必須自立自強，人活著必須有誌氣。
宋福祿感到香港時，香港還沒有如今那麽多高樓大廈；那時的香港百廢待興，還處於建設階段。香港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過的大城市，他很開心，很好奇，覺得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隻要能吃飽飯就行，別的什麽都不想了。他做過建築工人，做過搬運工，做過幫廚，做過清潔工，總之，他做的都是社會最低層的工作。那時雖然很辛苦，但他總覺得生活在一個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高樓，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和五光十色的街景，感覺挺開心，居然忘記了辛苦和勞累。
一晃過了6年，堂叔又帶著他來到了法國。那是1962年，宋福祿已經22歲了。堂叔在一家中餐館做大廚，宋福祿給堂叔打下手。堂叔那時和他說，他打下手管吃管住，但沒有工錢。宋福祿說，隻要跟著堂叔幹就行，他不計較有沒有工錢。堂叔又說，他們先打工，等掙夠了錢，堂叔就開一家中餐館，宋福祿當大廚。宋福祿第一次有了人生目標，從此便埋頭在餐館打工，一晃又過了8年。8年時間，他一分錢沒拿到，所有的工錢都被堂叔拿走了。
一年前，堂叔認為宋福祿可以自立門戶了，便借給他10萬歐元，讓他到裏爾市開中餐館。他以為從此他將告別苦日子了。一個月前他滿懷喜悅的心情到巴黎戴高樂機場接未婚妻，本想在餐館走上正軌後，和梁曉秀結婚生兒育女，過上小康生活，哪料到變化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他的中餐館開起來後竟然一個顧客都沒有，還惹了一身麻煩。
梁曉秀的情況並不比宋福祿好多少。
她生於1952年，是家裏最大的孩子。父母一共生了6個孩子，在她下麵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她出國時，最小的妹妹才5歲。她1960年6歲上學，念到初中時，國內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學業中斷，於是她在15歲時便迴家務農，幫助父母維持生活。家裏人口多，生活特別困難，她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沒日沒夜地幹活，一年下來雖然沒掙到多少錢，但在她辛勤勞作下，全家人也沒有挨餓。
她出國時父親已經60歲了，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再幹繁重的農活了。那時她的兩個弟弟，一個16歲，一個14歲，都在家裏做農活，他們頂替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這樣她才得以離開家，來到了法國。
她離走前和父母說，法國是富裕國家，她到那裏掙到錢後，家裏的經濟情況就會得到改善；她會把全家人的生活都承擔起來，讓他們家過上別人羨慕的好生活。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梁曉秀身上，把她看成了家裏的頂梁柱。弟弟和妹妹們更是把她這個大姐看作為家裏的大救星，一再和她說，他們將來也要到法國，掙法國人的錢，過上好日子。
可是眼前的法國並不是她心目中想象的法國：法國並不是遍地黃金，在法國獨立生活比在國內還難。宋福祿在法國幹了8年，到現在還沒有過上好日子。
人說苦盡甘來，可是她怎麽就沒盼來那個幸福的時刻呢？難道她的苦難還沒有結束？她還需要苦苦掙紮、奮鬥？她覺得她的命真苦，來到法國沒有看到任何希望，那些美好的願望都成了泡影。
她答應父母到法國後就給家裏寫信，可是現在寫什麽呢？她眼下的這種情況絕不能讓父母知道，她想。
宋福祿和梁曉秀不約而同都想到：他們就是一對苦命人。他們已經經曆了人生的種種苦難和磨練，可是他們的的命運卻並沒有改變：他們如今依然一貧如洗，苦苦掙紮著，還沒有看到任何希望。
宋福祿那天問梁曉秀：“我們什麽時候能有出頭之日呢？”
梁曉秀堅定地說：“我想總會有出頭之日的。”
她不相信她永遠會過苦日子。
宋福祿是一個苦命的孩子，他出生於1940年，那時日寇的鐵蹄正在中國國土上任意踐踏，蹂躪。他的家鄉被日寇占領，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許許多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戰火。
宋福祿的父親就是被日本鬼子兵開槍打死的。1943年鬼子到他們村掃蕩，無緣無故就槍殺了一批村民，其中就有宋福祿的父親。那一年宋福祿才三歲，對父親的記憶模糊，他朦朦朧朧記得母親和他說過，他父親是被日本鬼子槍殺的。後來他長大後，無論在哪裏見到日本人，他都咬牙切齒，痛恨日本人；他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殺了他爹，他和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三歲喪父，宋福祿從此和母親相依為命，孤兒寡母流落他鄉，以討飯為生。在宋福祿的記憶中，那時就一個字：餓！在他的記憶中，他每天都感覺餓，總是吃不飽飯；吃飽飯是那時最大的願望。他那時年幼不懂事，母親討到一口飯就全部給了兒子吃，兒子卻不知道母親也處於饑餓狀態。
母親一直沒改家，帶著兒子四處流浪。日被鬼子投降後，內戰又爆發了。他們母子倆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母親由於長期處於饑餓狀態，身體垮了下來，在1946年離開了人生。在宋福祿的記憶中，母親是被活活餓死的。那一年他才六歲。
六歲喪母，宋福祿成了孤兒。他被一個好心的老太婆領養，度過了艱難的歲月，一直到全國解放。解放後，那個老太婆也去世了，宋福祿被孤兒院收留。
1949年，宋福祿在9歲時上了小學，念了6念書，小學畢業時他已經15歲了。那時他被堂叔認領，到堂叔家生活，每天幫堂叔做農活。堂叔腦子靈，整天琢磨著怎樣賺錢。後來堂叔聽說有老鄉在香港掙到了錢，便通過朋友找到一個在香港做事的老鄉，在那個老鄉的幫助下，堂叔帶著宋福祿來到了香港。那是1956年，那一年宋福祿16歲。
堂叔剛來香港時沒有帶堂嬸，他想等他賺到錢，生活有了保障後再把堂嬸接出來。可是在香港6年，堂叔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他隻是勉強糊口而已。這期間，堂嬸在國內去世了。
堂叔沒有兒女，他把宋福祿當成了兒子，長年累月給他灌輸一種人生哲理：人必須自立自強，人活著必須有誌氣。
宋福祿感到香港時，香港還沒有如今那麽多高樓大廈；那時的香港百廢待興，還處於建設階段。香港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過的大城市，他很開心，很好奇，覺得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隻要能吃飽飯就行，別的什麽都不想了。他做過建築工人，做過搬運工，做過幫廚，做過清潔工，總之，他做的都是社會最低層的工作。那時雖然很辛苦，但他總覺得生活在一個大城市，每天都能看到高樓，看到川流不息的人流和五光十色的街景，感覺挺開心，居然忘記了辛苦和勞累。
一晃過了6年，堂叔又帶著他來到了法國。那是1962年，宋福祿已經22歲了。堂叔在一家中餐館做大廚，宋福祿給堂叔打下手。堂叔那時和他說，他打下手管吃管住，但沒有工錢。宋福祿說，隻要跟著堂叔幹就行，他不計較有沒有工錢。堂叔又說，他們先打工，等掙夠了錢，堂叔就開一家中餐館，宋福祿當大廚。宋福祿第一次有了人生目標，從此便埋頭在餐館打工，一晃又過了8年。8年時間，他一分錢沒拿到，所有的工錢都被堂叔拿走了。
一年前，堂叔認為宋福祿可以自立門戶了，便借給他10萬歐元，讓他到裏爾市開中餐館。他以為從此他將告別苦日子了。一個月前他滿懷喜悅的心情到巴黎戴高樂機場接未婚妻，本想在餐館走上正軌後，和梁曉秀結婚生兒育女，過上小康生活，哪料到變化比想象的要快得多，他的中餐館開起來後竟然一個顧客都沒有，還惹了一身麻煩。
梁曉秀的情況並不比宋福祿好多少。
她生於1952年，是家裏最大的孩子。父母一共生了6個孩子，在她下麵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她出國時，最小的妹妹才5歲。她1960年6歲上學，念到初中時，國內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學業中斷，於是她在15歲時便迴家務農，幫助父母維持生活。家裏人口多，生活特別困難，她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沒日沒夜地幹活，一年下來雖然沒掙到多少錢，但在她辛勤勞作下，全家人也沒有挨餓。
她出國時父親已經60歲了，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再幹繁重的農活了。那時她的兩個弟弟，一個16歲，一個14歲，都在家裏做農活，他們頂替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這樣她才得以離開家，來到了法國。
她離走前和父母說，法國是富裕國家，她到那裏掙到錢後，家裏的經濟情況就會得到改善；她會把全家人的生活都承擔起來，讓他們家過上別人羨慕的好生活。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梁曉秀身上，把她看成了家裏的頂梁柱。弟弟和妹妹們更是把她這個大姐看作為家裏的大救星，一再和她說，他們將來也要到法國，掙法國人的錢，過上好日子。
可是眼前的法國並不是她心目中想象的法國：法國並不是遍地黃金，在法國獨立生活比在國內還難。宋福祿在法國幹了8年，到現在還沒有過上好日子。
人說苦盡甘來，可是她怎麽就沒盼來那個幸福的時刻呢？難道她的苦難還沒有結束？她還需要苦苦掙紮、奮鬥？她覺得她的命真苦，來到法國沒有看到任何希望，那些美好的願望都成了泡影。
她答應父母到法國後就給家裏寫信，可是現在寫什麽呢？她眼下的這種情況絕不能讓父母知道，她想。
宋福祿和梁曉秀不約而同都想到：他們就是一對苦命人。他們已經經曆了人生的種種苦難和磨練，可是他們的的命運卻並沒有改變：他們如今依然一貧如洗，苦苦掙紮著，還沒有看到任何希望。
宋福祿那天問梁曉秀：“我們什麽時候能有出頭之日呢？”
梁曉秀堅定地說：“我想總會有出頭之日的。”
她不相信她永遠會過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