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刑滿釋放迴到家的時候，祖國大地上的春天已經到來了。階級鬥爭已不再是人們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張哲不像原來想象的那樣，迴家後仍被看做前科犯遭人白眼。不久，誌傑老漢平了反，恢複公職因為年過六十按退休處理，僅一次性補發的二十多年工資，就有將近兩萬元。張哲迴到家後，似乎對張樹仁和春梅的事兒不聞不問。農村土地已經劃分到戶，黨和政府號召千方百計發展商品生產，張哲好像把整個兒的心思都放在了發家致富上。這不免讓一些等待著要看禮崩樂壞故事戲劇性結局的人大失所望。
張哲服刑期間的勞改場是一個農場，農場管教幹部看到這個小夥子並非那種圖財害命奸淫擄掠的殺人犯，而是“文化革命”中上了大當跟著瞎跑的中學生，便不把張哲按那種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對待。農場派張哲跟一位服刑的農學院教授去養蜂，兩個人侍弄著二百多箱的蜂群，行動上相對自由，活兒也輕鬆。張哲在勞改場整整養了七年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跟那位教授學得了一手高超的養蜂技術，沒想到一迴到家就派上了用場。惠芳英拿出誌傑老漢補發的工資支持兒子，買了二百箱蜂群。張哲一個人侍弄，一年下來就淨收入八千多元。接著又買了兩百箱，連同原有蜂群繁殖的新蜂，總數達到五百箱。張哲忙不過來，雇請了十個工人。當時雇工尚不被允許，鄉上和縣裏都有人批評說這是剝削。張哲光身子不怕雨淋，反正監獄都蹲過了，大不了再去勞改一迴。隻要沒有人公開阻擋，他就繼續沒黑沒明地幹著。這一年淨收入了三萬元，成為那時候令人羨慕的 “萬元戶 ”。有位新華社記者采訪了張哲，發了一篇內參。內參分析張哲養蜂一是提供了在當時還屬緊缺物資的蜂產品，有利於國家；二是蜜蜂采蜜增加了農作物授粉，有利於農業生產；三是被雇傭的工人發給比當時農民收入高出十多倍的工資，有利於群眾增加收入；四是張哲個人獲得較高利潤，成為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中的一員。記者稱讚張哲發展規模化專業化養蜂，是代表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一項有益事業。這篇內參得到時任黨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批示，張哲驟然間名噪一時，成了受人尊敬的“養蜂大王”。更讓張哲沒有想到的是，縣委書記帶著一大幫子人到家裏看望了他，年終在全縣勞動致富表彰大會上還披了紅戴了花。
張哲的事業如日上中天，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層樓，紅紅火火地發展起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張哲已是一家集蜂產品產、供、銷及加工為一條龍的大公司老板，總公司設在省城繁華地帶的十八層大樓裏。年過八旬的誌傑老漢和惠芳英都被張哲接到城裏，住進豪華別墅，有專門的保姆和傭人伺候著。令人不解的是，張哲一直獨身不娶。至於養沒養情人，有沒有小蜜，逛不逛發廊，玩不玩小姐，人們早己對個人的私生活不感興趣。尤其對腰纏萬貫的農民企業家，有則情理之中，沒有反覺奇怪。好在有或沒有都跟我們這篇小說敘述的情節無關，反正張哲沒有把哪位女人正兒八經地娶進門，獨身一人人所共知。惠芳英無數次勸說兒子，要他好好地娶個媳婦，她還急著抱孫子呢！張哲總是說：“媽，這事你不要管。我還沒有碰到合適的，有了我就立馬給你娶迴來！”惠芳英拗不過大老板兒子，隻好作罷。
如今的惠芳英，過著令人羨慕的闊老太太生活。誌傑老漢雖然年事已高，卻不用她再服伺照管。她身上穿綢戴金，手裏有花不完的錢，出門小車接送，在家保姆伺候，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也許是冥冥之中老天爺的安排，有著一顆善良之心的惠芳英終歸得到善報。
一天，家裏來了位四十多歲的婦女，說是要見老太太。身板兒還硬朗的惠芳英被保姆攙扶著從二樓臥室來到客廳，大老遠就一眼認出坐在沙發上的來訪者是春梅。惠芳英隻是稍稍地停住腳步猶豫了一下，隨即急忙忙地走了過去，顫聲叫著：“春……梅……”
春梅站起身，頭卻低著不敢看惠芳英 ，嘴裏艱難地迸出一個字：“媽……”
惠芳英緊緊抓住春梅，怔怔地看了大半天，說：“想著你該比我過得舒暢，咋比我還老得快？年紀輕輕的，白頭發都有了這麽多。快別站著，有話坐下來慢慢說。”迴過頭吩咐保姆端出水果飲料，像接待貴客似地擺滿茶幾。
春梅始終沒有抬起頭，更沒有接過水果拿起飲料。惠芳英問這問那，春梅隻是哼哼唧唧沒有迴答出個所以然。惠芳英又吩咐保姆去弄幾個菜，要留春梅吃飯。並說張哲忙得很，如果要見張哲，得等到晚上看能不能迴來。
春梅這才說：“我哪還有臉見人家？我是來跟你說說，他爸患了胃癌，在省醫院住院。手術費要五萬元，人退休了學校不好好管，我們也拿不出來。雖說動了手術不一定能把人救下，但也不能就這麽等死？我想……我想……”
“你說啥？他爸得癌症了？在哪兒住著呢？哎呀……這老天爺咋這麽不長眼嘛！” 沒等春梅把話說完，惠芳英已是淚水漣漣。
春梅繼續抽抽答答地哭著說：“我想……你們要是……願意幫……這個忙……他爸不要我來，我是偷著來的。我們實在是沒法可想了呀……”
惠芳英說：“手術要做，即就是有一線希望，也要做這個手術。得多少錢，讓張哲掏，說啥也是他親老子。”
春梅一下子又哭了，哽哽咽咽地說：“媽，是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張哲。這一輩子我是還不清你們的債了，隻有等到下輩子給你們當牛做馬……”
惠芳英打電話給張哲，告訴兒子春梅來家說張樹仁患了癌症，動手術需要錢的事。張哲當即迴話讓公司財務部派人送錢迴來，交給春梅帶走。惠芳英問張哲迴來見不見春梅，張哲停頓了一下說，先讓看病，過後再說。
張樹仁手術後沒有救活，一個月後在省森工技術學校家屬院去世了。春梅把電話打到張哲家裏，告訴了惠芳英噩耗。
惠芳英傷心落淚哭哭啼啼了大半天，末了對兒子張哲說：“我想去送送你爸，你派個車把我送去。”
張哲稍稍思索了一下，說：“媽，我跟你一塊兒去！順便看看春梅過的日子。”
那天，張哲親自開著他的奔馳車，跟母親一起到了省森工技術學校。在張樹仁的葬禮上，張哲以兒子的身份履行了全部儀式程序，惠芳英和春梅相互攙扶著站在遺孀位置，到場者無不為之稱奇。
埋葬過張樹仁之後，張哲和母親去了張樹仁家。張樹仁住的是學校分配的單元房，麵積隻有五六十個平方米。屋子裏擺設十分簡單，家具破破爛爛，顯現出生活的艱難。張樹仁和春梅十五六歲的女兒，胳膊上戴著黑袖圈兒站在春梅身邊，臉上籠罩著悲傷與淒涼。
張哲沒有走進裏間去，隻站在狹窄的過道兼客廳裏對春梅說：“家裏這些破東西都不要了，把娃帶上，到省城去。”
春梅直瞪瞪望著張哲，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張哲又說：“車在樓下，現在就走。”
春梅盡力壓抑著心中的波瀾，讓自己平靜下來，然後才說：“我跟你去到底算咋迴事？讓人笑話我不要緊，讓人再笑話你，我不是罪孽更重了？”
張哲說：“讓人笑話的事情多的是，我們這算什麽？再說，這也不都是你的錯，我從來都沒有怪罪過你。”
惠芳英說：“春梅，張哲叫你去你就去。咱婆媳一場，媽不想讓你再過這種恓惶日子。”
春梅最終帶著女兒跟張哲去了。在省城那座豪華的別墅裏，誌傑老漢和惠芳英，張哲和春梅繼續或重新著什麽關係，一家三代之間相互怎樣稱唿？別墅外邊的人們一概不知，也沒有必要知道。世界上的秘密太多了，人們知道的能有多少呢？如果還要敘述他們的故事，那將又是一部不會太短的小說。不過在祖國的春天裏，小說裏的人物已經沒有了被製約的外部壓力，有的隻是人性的迴歸和釋放。這樣的作品不免又落入已有的窠穴，筆者不願意重複這樣的低效率勞動，讓願意為之者去為吧。
2006年12月2日再改於古城西安蝸居
張哲服刑期間的勞改場是一個農場，農場管教幹部看到這個小夥子並非那種圖財害命奸淫擄掠的殺人犯，而是“文化革命”中上了大當跟著瞎跑的中學生，便不把張哲按那種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對待。農場派張哲跟一位服刑的農學院教授去養蜂，兩個人侍弄著二百多箱的蜂群，行動上相對自由，活兒也輕鬆。張哲在勞改場整整養了七年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跟那位教授學得了一手高超的養蜂技術，沒想到一迴到家就派上了用場。惠芳英拿出誌傑老漢補發的工資支持兒子，買了二百箱蜂群。張哲一個人侍弄，一年下來就淨收入八千多元。接著又買了兩百箱，連同原有蜂群繁殖的新蜂，總數達到五百箱。張哲忙不過來，雇請了十個工人。當時雇工尚不被允許，鄉上和縣裏都有人批評說這是剝削。張哲光身子不怕雨淋，反正監獄都蹲過了，大不了再去勞改一迴。隻要沒有人公開阻擋，他就繼續沒黑沒明地幹著。這一年淨收入了三萬元，成為那時候令人羨慕的 “萬元戶 ”。有位新華社記者采訪了張哲，發了一篇內參。內參分析張哲養蜂一是提供了在當時還屬緊缺物資的蜂產品，有利於國家；二是蜜蜂采蜜增加了農作物授粉，有利於農業生產；三是被雇傭的工人發給比當時農民收入高出十多倍的工資，有利於群眾增加收入；四是張哲個人獲得較高利潤，成為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中的一員。記者稱讚張哲發展規模化專業化養蜂，是代表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一項有益事業。這篇內參得到時任黨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批示，張哲驟然間名噪一時，成了受人尊敬的“養蜂大王”。更讓張哲沒有想到的是，縣委書記帶著一大幫子人到家裏看望了他，年終在全縣勞動致富表彰大會上還披了紅戴了花。
張哲的事業如日上中天，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層樓，紅紅火火地發展起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張哲已是一家集蜂產品產、供、銷及加工為一條龍的大公司老板，總公司設在省城繁華地帶的十八層大樓裏。年過八旬的誌傑老漢和惠芳英都被張哲接到城裏，住進豪華別墅，有專門的保姆和傭人伺候著。令人不解的是，張哲一直獨身不娶。至於養沒養情人，有沒有小蜜，逛不逛發廊，玩不玩小姐，人們早己對個人的私生活不感興趣。尤其對腰纏萬貫的農民企業家，有則情理之中，沒有反覺奇怪。好在有或沒有都跟我們這篇小說敘述的情節無關，反正張哲沒有把哪位女人正兒八經地娶進門，獨身一人人所共知。惠芳英無數次勸說兒子，要他好好地娶個媳婦，她還急著抱孫子呢！張哲總是說：“媽，這事你不要管。我還沒有碰到合適的，有了我就立馬給你娶迴來！”惠芳英拗不過大老板兒子，隻好作罷。
如今的惠芳英，過著令人羨慕的闊老太太生活。誌傑老漢雖然年事已高，卻不用她再服伺照管。她身上穿綢戴金，手裏有花不完的錢，出門小車接送，在家保姆伺候，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也許是冥冥之中老天爺的安排，有著一顆善良之心的惠芳英終歸得到善報。
一天，家裏來了位四十多歲的婦女，說是要見老太太。身板兒還硬朗的惠芳英被保姆攙扶著從二樓臥室來到客廳，大老遠就一眼認出坐在沙發上的來訪者是春梅。惠芳英隻是稍稍地停住腳步猶豫了一下，隨即急忙忙地走了過去，顫聲叫著：“春……梅……”
春梅站起身，頭卻低著不敢看惠芳英 ，嘴裏艱難地迸出一個字：“媽……”
惠芳英緊緊抓住春梅，怔怔地看了大半天，說：“想著你該比我過得舒暢，咋比我還老得快？年紀輕輕的，白頭發都有了這麽多。快別站著，有話坐下來慢慢說。”迴過頭吩咐保姆端出水果飲料，像接待貴客似地擺滿茶幾。
春梅始終沒有抬起頭，更沒有接過水果拿起飲料。惠芳英問這問那，春梅隻是哼哼唧唧沒有迴答出個所以然。惠芳英又吩咐保姆去弄幾個菜，要留春梅吃飯。並說張哲忙得很，如果要見張哲，得等到晚上看能不能迴來。
春梅這才說：“我哪還有臉見人家？我是來跟你說說，他爸患了胃癌，在省醫院住院。手術費要五萬元，人退休了學校不好好管，我們也拿不出來。雖說動了手術不一定能把人救下，但也不能就這麽等死？我想……我想……”
“你說啥？他爸得癌症了？在哪兒住著呢？哎呀……這老天爺咋這麽不長眼嘛！” 沒等春梅把話說完，惠芳英已是淚水漣漣。
春梅繼續抽抽答答地哭著說：“我想……你們要是……願意幫……這個忙……他爸不要我來，我是偷著來的。我們實在是沒法可想了呀……”
惠芳英說：“手術要做，即就是有一線希望，也要做這個手術。得多少錢，讓張哲掏，說啥也是他親老子。”
春梅一下子又哭了，哽哽咽咽地說：“媽，是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張哲。這一輩子我是還不清你們的債了，隻有等到下輩子給你們當牛做馬……”
惠芳英打電話給張哲，告訴兒子春梅來家說張樹仁患了癌症，動手術需要錢的事。張哲當即迴話讓公司財務部派人送錢迴來，交給春梅帶走。惠芳英問張哲迴來見不見春梅，張哲停頓了一下說，先讓看病，過後再說。
張樹仁手術後沒有救活，一個月後在省森工技術學校家屬院去世了。春梅把電話打到張哲家裏，告訴了惠芳英噩耗。
惠芳英傷心落淚哭哭啼啼了大半天，末了對兒子張哲說：“我想去送送你爸，你派個車把我送去。”
張哲稍稍思索了一下，說：“媽，我跟你一塊兒去！順便看看春梅過的日子。”
那天，張哲親自開著他的奔馳車，跟母親一起到了省森工技術學校。在張樹仁的葬禮上，張哲以兒子的身份履行了全部儀式程序，惠芳英和春梅相互攙扶著站在遺孀位置，到場者無不為之稱奇。
埋葬過張樹仁之後，張哲和母親去了張樹仁家。張樹仁住的是學校分配的單元房，麵積隻有五六十個平方米。屋子裏擺設十分簡單，家具破破爛爛，顯現出生活的艱難。張樹仁和春梅十五六歲的女兒，胳膊上戴著黑袖圈兒站在春梅身邊，臉上籠罩著悲傷與淒涼。
張哲沒有走進裏間去，隻站在狹窄的過道兼客廳裏對春梅說：“家裏這些破東西都不要了，把娃帶上，到省城去。”
春梅直瞪瞪望著張哲，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張哲又說：“車在樓下，現在就走。”
春梅盡力壓抑著心中的波瀾，讓自己平靜下來，然後才說：“我跟你去到底算咋迴事？讓人笑話我不要緊，讓人再笑話你，我不是罪孽更重了？”
張哲說：“讓人笑話的事情多的是，我們這算什麽？再說，這也不都是你的錯，我從來都沒有怪罪過你。”
惠芳英說：“春梅，張哲叫你去你就去。咱婆媳一場，媽不想讓你再過這種恓惶日子。”
春梅最終帶著女兒跟張哲去了。在省城那座豪華的別墅裏，誌傑老漢和惠芳英，張哲和春梅繼續或重新著什麽關係，一家三代之間相互怎樣稱唿？別墅外邊的人們一概不知，也沒有必要知道。世界上的秘密太多了，人們知道的能有多少呢？如果還要敘述他們的故事，那將又是一部不會太短的小說。不過在祖國的春天裏，小說裏的人物已經沒有了被製約的外部壓力，有的隻是人性的迴歸和釋放。這樣的作品不免又落入已有的窠穴，筆者不願意重複這樣的低效率勞動，讓願意為之者去為吧。
2006年12月2日再改於古城西安蝸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