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大明，太祖爺朱元璋的地位是神話級別的，誰都不會拿去與他相提並論。
就算是魏忠賢、客巴巴他們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種拍皇帝馬屁的出發點，各種角度，各種詞匯，卻也是沒有辦法，沒有想法從朱元璋這裏作為發起點的。
太祖爺啊，哪裏能隨便亂攀比？
韋寶就敢拿朱由校去對比朱元璋。
“這個話不能隨便說。”朱由校趕忙道：“太祖爺文治武功曆史無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朕不足太祖爺之萬一。”
韋寶點了點頭，他早看出來這個朱由校其實也不是什麽軟柿子，不少糊塗蛋，隻是為人比較沒能力，也比較膽小，遇事得躲在幕後，都由魏忠賢去辦，現在找到了韋寶這把槍，情況不一樣了。
朱由校之所以這麽說，其實是因為朱由校對於搞文字清查，並不是一無所知，在朱元璋手裏，其實就已經有過先例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獄，其牽強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隻要他發現某人的詩文中，有自己忌諱的字詞，或者認為有隱喻諷刺朝政的語句，便會將其治罪斬首。
整個洪武時期，因為文字獄而遭受斬刑的文士不計其數。
朱元璋出生寒微，當過放牛娃、乞丐、和尚，受盡人間磨難，飽嚐世事幸酸。
後投靠紅巾軍領袖郭子興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為了拉隊伍、籌錢糧，幹過一些打砸搶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夠從一個放牛娃一路打拚到皇帝，說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
當了皇帝之後，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過往，與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別人提及他的這些傷疤，更痛恨別人以此對其輕視與譏諷。
所以，朱元璋最忌諱和討厭的是“光”“禿”“僧”“賊”“寇”“盜”等字眼，以及和這些字同音、諧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沒作出明確的規定，全憑他一時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無所適從。
很多文士因此無辜遭罪，稀裏糊塗喪命，其罪名牽強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寫了一個賀表來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語，而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諷刺自己曾經做過和尚，“則”與“賊”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賊，於是下令將徐一夔處死。
同樣因“則”字被朱元璋處斬者還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所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因“則”被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因“則”被斬。
澧州學正孟清所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因“則”被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與“僧”同音被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因“扉”與“非”同音，“帝扉”被視為“帝非”，遭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與“盜”同音遭斬。
台州訓導林雲所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因“法坤”與“發髡”同音，“藻飾”與“早失”同音，遭斬。
僧人來複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因“殊”字被拆分為“歹朱”，有“殺朱”之意，且罵其“無德”，遭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朱元璋刑法嚴苛，遭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因“門”字少了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招賢納士，遭斬。
兗州知府盧熊錯把“兗”寫成“袞”，被朱元璋視為對其不敬，故意鄙視其沒有學問，遭斬。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視作罵朱元璋小狗，遭腰斬。
“韋愛卿，你來，咱們聊一聊。”朱由校拉著韋寶的手，對其他太監和宮女們，以及客巴巴道：“你們都下去吧，朕要與韋愛卿單獨談一談。”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準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並不介意皇帝與韋寶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對韋寶很有好感。
魏忠賢要的是整個大明的權勢，客巴巴其實要的很簡單，她主要要宮裏麵的權勢就可以了。
韋寶不會影響她的地位，更不會影響她的權勢。
若是有某種可能，將現在的合作對象由魏忠賢換成韋寶的話，那麽，客巴巴會很樂意這麽做。
“韋愛卿。”朱由校道：“這裏沒有外人，朕想你放輕鬆一些，就將朕當成一個朋友對待，可以嗎？”
韋寶趕緊道：“這，微臣豈敢與陛下以朋友相稱？”
“不妨事，也沒有外人。”朱由校溫和的笑道。
韋寶暗忖，與皇帝當朋友，這是真的在賭博，皇帝都是心血來潮，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啊。他們高興的時候，怎麽都好說，哪天一句話不對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韋愛卿，你應該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麽叫你？”朱由校想從稱唿上拉近兩個人的距離。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韋寶實話實說道：“迴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寶。”
“嗯，那沒人的時候，朕也叫你小寶吧。”朱由校高興道。
韋寶敢說什麽，點頭稱是。
“小寶，你告訴朕，大明朝現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賦稅年年銳減，內部到處是流民鬧事，外部又有建奴連番挑釁，邊疆不安，每年光是遼東軍費就要四五百萬兩紋銀。大明朝連年入不敷出。”朱由校問道：“小寶，你是探花郎，為人聰明機靈，想法子快，你有什麽法子嗎？”
韋寶暗忖，明朝的爛究竟爛在那裏？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首先，韋寶從來不認為明朝是最爛的朝代。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隨便說說，陛下隨便聽一聽，切不必以微臣的話為準。一、財政危機與軍屯體係的破壞。二、兩線鏖戰的困境。三、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四、宦官專權與黨爭。這些都是現在大明麵臨的問題，而且是積重難返，積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這兒。但陛下也不必過於擔憂，微臣相信，隻要肯勵精圖治，以後會好起來的。”韋寶道。
朱由校聽韋寶這麽說，又是擔憂又是高興，因為，還真沒有人會像韋寶這樣對自己說話呢。
韋寶並不怕朱由校聽了自己的話以後會起什麽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這樣的人，心血來潮聽了一點治國方略，然後就勵精圖治變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麽快的。
“小寶，說的好，你詳細說給朕聽。”朱由校拉韋寶一起坐下，一副禮賢下士模樣。
韋寶也不做作，就真的隨皇帝坐在了禦榻上。
韋寶將他自己對於大明現在的一些問題，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說給皇帝聽。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係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崩潰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隻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隻得降而複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後世有人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這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係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係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軍屯體係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係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獲。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嘩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若軍屯體係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當然，韋寶對朱由校分析的時候，肯定不會說崇禎朝的事情，隻是說假設建奴現在揮師入關會怎麽樣。
兩線作戰的困境，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麵，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持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係。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複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鬆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
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鑒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小寶，你說的太好了，國庫沒有銀子，內憂外患。與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處處為難，這爛攤子，朕隻要一日多想，那日就頭疼腦漲，什麽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寶，知道朕為什麽這麽器重你嗎？因為你是頭一個主動向內帑交銀子的官員，隻有你小寶的心裏有大明，有朕啊！”
韋寶一汗，敢情，皇帝是因為自己這段時間往內帑連連交銀子而欣賞自己的啊？
看樣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銀子，皇帝更需要銀子。
“陛下，微臣隻能根據淺薄的見識，做一點淺薄的分析，實在是沒有什麽好主意。”韋寶很謙虛的道。一來，他是真的沒有啥好辦法能讓大明快速起死迴生。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當了皇帝，可能還好一點，自己暗中培養一支貼心人馬，至少近衛護衛力量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可以大刀闊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隻是一個五品小吏，搞個毛改革，才提出一個文字獄的建議，已經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韋寶更知道，現在魏忠賢已經對自己起了殺心，再要是惹魏忠賢，搞不好等下皇宮都出不了了。
“小寶，你不要有顧慮，朕很信任你，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朕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說是你對朕說的！你不相信朕嗎？這裏並沒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著韋寶，“軍屯荒廢已久，一天兩天怕是不能恢複了。而且各地駐軍向朝廷伸手伸慣了，如何還肯自己種田？大明兩麵禦敵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建奴起來，肯定要抵禦，農民起來鬧事，也必須打壓，都是沒辦法的。”
韋寶看著皇帝炙熱的目光，心中卻毫無波瀾。
從頭至尾，韋寶不過是一個偽明粉，韋寶關心的是華夏的未來。
一，韋寶知道，改變曆史有多難，他自己現在就處於曆史中，改變曆史，是不是會讓他憑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貿然亂試驗。
韋寶所指的改變曆史，是重大曆史事件，比如大明滅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滅了大明這樣。
這都是直接改變了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韋寶也不關心誰滅誰，韋寶更關心的是底層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層老百姓過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實在是沒有什麽想法，至少現在沒有，要是微臣以後想出來了，一定與陛下商量。”韋寶隻能推脫道。
朱由校聞言，很是失落，歎口氣，然後點頭道：“那好吧，小寶，你剛才不是說大明還有許多問題嗎？你接著說吧。”
韋寶嗯了一聲，以他自己的見解繼續分析。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是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征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製。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製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征稅，這一方麵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也間接的動了“國本”，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征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征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製上給予適應的體係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置相應行業的稅使征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
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製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
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
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製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製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製的深厚烙印。
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製，也是極為不合適的。隻能說這是曆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製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衝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製。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曆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並，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並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製。
韋寶覺得，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並——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
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
土地兼並，朱由校能聽懂，但是資本主義是什麽，朱由校就聽不懂了。
韋寶一句話就解釋了，“人口增長，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兼並，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陛下，漢唐元，都是這麽滅亡的。就是一個家裏，幹活的人吃不飽，不幹活的不但吃的飽，吃飽了沒事幹，把錢藏匿起來，還欺負幹活的人，家裏幹活的人不答應，肯定要跟不幹活的人打起來，外麵看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機來偷東西搶東西，麵對這些狀況，一家之主毫無辦法。”
韋寶解釋的很清楚，本來以為朱由校聽了以後會很生氣來著，卻沒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興。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寶，你說的實在太好了！那些個帝師，說一兩個月，一兩年，朕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麽，你才說一句話，朕就全聽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韋寶一汗，這有那麽難嗎？
韋寶估計，這些事情不是帝師們說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這麽對皇帝說話吧？
“小寶，你再說！你再說，你不是說還有宦官幹政與黨爭嗎？這一條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韋寶隻得接著說。
明代中後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幹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
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於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
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其實曆朝曆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嚴重，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很難根治，畢竟人都有私心。
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
進士文官多出身於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並非貧戶。
要不然韋寶賣官怎麽能賣出那麽多銀子？
別說進士，舉人們也九成以上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
韋寶光是賣官給舉人階層就發達了。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的。
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
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明代宦官也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內部互相製約，且各部均嚴重依附於皇權，明代的皇權已經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專權本質上是皇權的變態，是皇權一種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權的延伸與異化。
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後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
明後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
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後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鬥爭惡果的直接體現。
明朝後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後世對大明詬病最多的黨爭和宦官專權，其實在韋寶看來，這一點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前麵三點才最重要。
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明王朝後期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
而在正統史書中，往往到了亡國之時，往往“奸臣當道”，擾亂朝政，而“忠臣”則與“奸臣”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最後結局往往是代表正義與忠誠，忠君愛民的“忠臣”最後被強大而邪惡的奸臣勢力所壓倒、消滅。
這非常符合悲劇藝術的創作手法。但隻可惜未必符合史實。
“說穿了就兩點，趕緊給國庫弄銀子，給朕的內帑弄銀子，大明需要像小寶你這樣的人！要弄銀子就要多把銀子多，又不幹活，還老惹事，老是欺負吃不飽又幹活的那些人殺掉一批！把他的土地還一部分給幹活的人，是不是？”朱由校道。
韋寶點頭，“是，陛下。”
“弄到了銀子，把土地還給幹活的人之後，則需要重用忠良，減少太監在朝廷活躍，嚴厲查處搞朋黨的大臣，是不是？”朱由校又問道。
韋寶笑了笑：“是，陛下。”
“找出問題就好辦了，小寶，朕要你今日就想出解決的辦法來。”朱由校大手一揮，很是高興。
韋寶幾乎沒有昏過去，你要是今天下午讓老子給你做個木工活出來，我使一使勁，興許不難做到。
你讓我解決讓大明王朝爛到家的這些問題，還讓老子今天想出辦法來、
你當老子是誰啊？
韋寶忽然很是後悔，為什麽要分析給皇帝聽這些啊？
就算是魏忠賢、客巴巴他們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種拍皇帝馬屁的出發點，各種角度，各種詞匯，卻也是沒有辦法，沒有想法從朱元璋這裏作為發起點的。
太祖爺啊，哪裏能隨便亂攀比？
韋寶就敢拿朱由校去對比朱元璋。
“這個話不能隨便說。”朱由校趕忙道：“太祖爺文治武功曆史無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朕不足太祖爺之萬一。”
韋寶點了點頭，他早看出來這個朱由校其實也不是什麽軟柿子，不少糊塗蛋，隻是為人比較沒能力，也比較膽小，遇事得躲在幕後，都由魏忠賢去辦，現在找到了韋寶這把槍，情況不一樣了。
朱由校之所以這麽說，其實是因為朱由校對於搞文字清查，並不是一無所知，在朱元璋手裏，其實就已經有過先例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獄，其牽強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隻要他發現某人的詩文中，有自己忌諱的字詞，或者認為有隱喻諷刺朝政的語句，便會將其治罪斬首。
整個洪武時期，因為文字獄而遭受斬刑的文士不計其數。
朱元璋出生寒微，當過放牛娃、乞丐、和尚，受盡人間磨難，飽嚐世事幸酸。
後投靠紅巾軍領袖郭子興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為了拉隊伍、籌錢糧，幹過一些打砸搶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夠從一個放牛娃一路打拚到皇帝，說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要強的人。
當了皇帝之後，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過往，與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諱的就是別人提及他的這些傷疤，更痛恨別人以此對其輕視與譏諷。
所以，朱元璋最忌諱和討厭的是“光”“禿”“僧”“賊”“寇”“盜”等字眼，以及和這些字同音、諧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沒作出明確的規定，全憑他一時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無所適從。
很多文士因此無辜遭罪，稀裏糊塗喪命，其罪名牽強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寫了一個賀表來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語，而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諷刺自己曾經做過和尚，“則”與“賊”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賊，於是下令將徐一夔處死。
同樣因“則”字被朱元璋處斬者還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因“則”被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所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因“則”被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因“則”被斬。
澧州學正孟清所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因“則”被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與“僧”同音被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所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因“扉”與“非”同音，“帝扉”被視為“帝非”，遭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所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與“盜”同音遭斬。
台州訓導林雲所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因“法坤”與“發髡”同音，“藻飾”與“早失”同音，遭斬。
僧人來複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因“殊”字被拆分為“歹朱”，有“殺朱”之意，且罵其“無德”，遭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朱元璋刑法嚴苛，遭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因“門”字少了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招賢納士，遭斬。
兗州知府盧熊錯把“兗”寫成“袞”，被朱元璋視為對其不敬，故意鄙視其沒有學問，遭斬。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視作罵朱元璋小狗，遭腰斬。
“韋愛卿，你來，咱們聊一聊。”朱由校拉著韋寶的手，對其他太監和宮女們，以及客巴巴道：“你們都下去吧，朕要與韋愛卿單獨談一談。”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準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並不介意皇帝與韋寶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對韋寶很有好感。
魏忠賢要的是整個大明的權勢，客巴巴其實要的很簡單，她主要要宮裏麵的權勢就可以了。
韋寶不會影響她的地位，更不會影響她的權勢。
若是有某種可能，將現在的合作對象由魏忠賢換成韋寶的話，那麽，客巴巴會很樂意這麽做。
“韋愛卿。”朱由校道：“這裏沒有外人，朕想你放輕鬆一些，就將朕當成一個朋友對待，可以嗎？”
韋寶趕緊道：“這，微臣豈敢與陛下以朋友相稱？”
“不妨事，也沒有外人。”朱由校溫和的笑道。
韋寶暗忖，與皇帝當朋友，這是真的在賭博，皇帝都是心血來潮，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啊。他們高興的時候，怎麽都好說，哪天一句話不對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韋愛卿，你應該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麽叫你？”朱由校想從稱唿上拉近兩個人的距離。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韋寶實話實說道：“迴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寶。”
“嗯，那沒人的時候，朕也叫你小寶吧。”朱由校高興道。
韋寶敢說什麽，點頭稱是。
“小寶，你告訴朕，大明朝現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賦稅年年銳減，內部到處是流民鬧事，外部又有建奴連番挑釁，邊疆不安，每年光是遼東軍費就要四五百萬兩紋銀。大明朝連年入不敷出。”朱由校問道：“小寶，你是探花郎，為人聰明機靈，想法子快，你有什麽法子嗎？”
韋寶暗忖，明朝的爛究竟爛在那裏？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首先，韋寶從來不認為明朝是最爛的朝代。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隨便說說，陛下隨便聽一聽，切不必以微臣的話為準。一、財政危機與軍屯體係的破壞。二、兩線鏖戰的困境。三、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四、宦官專權與黨爭。這些都是現在大明麵臨的問題，而且是積重難返，積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這兒。但陛下也不必過於擔憂，微臣相信，隻要肯勵精圖治，以後會好起來的。”韋寶道。
朱由校聽韋寶這麽說，又是擔憂又是高興，因為，還真沒有人會像韋寶這樣對自己說話呢。
韋寶並不怕朱由校聽了自己的話以後會起什麽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這樣的人，心血來潮聽了一點治國方略，然後就勵精圖治變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麽快的。
“小寶，說的好，你詳細說給朕聽。”朱由校拉韋寶一起坐下，一副禮賢下士模樣。
韋寶也不做作，就真的隨皇帝坐在了禦榻上。
韋寶將他自己對於大明現在的一些問題，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說給皇帝聽。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係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崩潰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隻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隻得降而複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於後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後世有人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這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係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係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軍屯體係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係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獲。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曆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嘩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若軍屯體係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
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當然，韋寶對朱由校分析的時候，肯定不會說崇禎朝的事情，隻是說假設建奴現在揮師入關會怎麽樣。
兩線作戰的困境，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
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崇禎帝夙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個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麵，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
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
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
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發展，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
同時，為支持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
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係。
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
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複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
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鬆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
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
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
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
宋亡殷鑒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小寶，你說的太好了，國庫沒有銀子，內憂外患。與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處處為難，這爛攤子，朕隻要一日多想，那日就頭疼腦漲，什麽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寶，知道朕為什麽這麽器重你嗎？因為你是頭一個主動向內帑交銀子的官員，隻有你小寶的心裏有大明，有朕啊！”
韋寶一汗，敢情，皇帝是因為自己這段時間往內帑連連交銀子而欣賞自己的啊？
看樣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銀子，皇帝更需要銀子。
“陛下，微臣隻能根據淺薄的見識，做一點淺薄的分析，實在是沒有什麽好主意。”韋寶很謙虛的道。一來，他是真的沒有啥好辦法能讓大明快速起死迴生。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當了皇帝，可能還好一點，自己暗中培養一支貼心人馬，至少近衛護衛力量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可以大刀闊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隻是一個五品小吏，搞個毛改革，才提出一個文字獄的建議，已經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韋寶更知道，現在魏忠賢已經對自己起了殺心，再要是惹魏忠賢，搞不好等下皇宮都出不了了。
“小寶，你不要有顧慮，朕很信任你，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朕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說是你對朕說的！你不相信朕嗎？這裏並沒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著韋寶，“軍屯荒廢已久，一天兩天怕是不能恢複了。而且各地駐軍向朝廷伸手伸慣了，如何還肯自己種田？大明兩麵禦敵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建奴起來，肯定要抵禦，農民起來鬧事，也必須打壓，都是沒辦法的。”
韋寶看著皇帝炙熱的目光，心中卻毫無波瀾。
從頭至尾，韋寶不過是一個偽明粉，韋寶關心的是華夏的未來。
一，韋寶知道，改變曆史有多難，他自己現在就處於曆史中，改變曆史，是不是會讓他憑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貿然亂試驗。
韋寶所指的改變曆史，是重大曆史事件，比如大明滅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滅了大明這樣。
這都是直接改變了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韋寶也不關心誰滅誰，韋寶更關心的是底層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層老百姓過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實在是沒有什麽想法，至少現在沒有，要是微臣以後想出來了，一定與陛下商量。”韋寶隻能推脫道。
朱由校聞言，很是失落，歎口氣，然後點頭道：“那好吧，小寶，你剛才不是說大明還有許多問題嗎？你接著說吧。”
韋寶嗯了一聲，以他自己的見解繼續分析。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是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發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
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
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征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製。
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製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
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持新經濟的發展。
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征商稅。
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
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征稅，這一方麵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也間接的動了“國本”，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
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征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征稅的增加。
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稅不征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率問題。
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的曆史上，出現過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製上給予適應的體係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置相應行業的稅使征稅而已。
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
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製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
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
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製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製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製的深厚烙印。
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製，也是極為不合適的。隻能說這是曆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製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衝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製。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曆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並，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並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製。
韋寶覺得，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並——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
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
土地兼並，朱由校能聽懂，但是資本主義是什麽，朱由校就聽不懂了。
韋寶一句話就解釋了，“人口增長，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兼並，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陛下，漢唐元，都是這麽滅亡的。就是一個家裏，幹活的人吃不飽，不幹活的不但吃的飽，吃飽了沒事幹，把錢藏匿起來，還欺負幹活的人，家裏幹活的人不答應，肯定要跟不幹活的人打起來，外麵看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機來偷東西搶東西，麵對這些狀況，一家之主毫無辦法。”
韋寶解釋的很清楚，本來以為朱由校聽了以後會很生氣來著，卻沒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興。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寶，你說的實在太好了！那些個帝師，說一兩個月，一兩年，朕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麽，你才說一句話，朕就全聽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韋寶一汗，這有那麽難嗎？
韋寶估計，這些事情不是帝師們說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這麽對皇帝說話吧？
“小寶，你再說！你再說，你不是說還有宦官幹政與黨爭嗎？這一條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韋寶隻得接著說。
明代中後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幹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
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於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
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其實曆朝曆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嚴重，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很難根治，畢竟人都有私心。
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
進士文官多出身於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並非貧戶。
要不然韋寶賣官怎麽能賣出那麽多銀子？
別說進士，舉人們也九成以上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
韋寶光是賣官給舉人階層就發達了。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的。
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
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明代宦官也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內部互相製約，且各部均嚴重依附於皇權，明代的皇權已經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專權本質上是皇權的變態，是皇權一種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權的延伸與異化。
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後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
明後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
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後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鬥爭惡果的直接體現。
明朝後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後世對大明詬病最多的黨爭和宦官專權，其實在韋寶看來，這一點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前麵三點才最重要。
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明王朝後期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
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
而在正統史書中，往往到了亡國之時，往往“奸臣當道”，擾亂朝政，而“忠臣”則與“奸臣”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最後結局往往是代表正義與忠誠，忠君愛民的“忠臣”最後被強大而邪惡的奸臣勢力所壓倒、消滅。
這非常符合悲劇藝術的創作手法。但隻可惜未必符合史實。
“說穿了就兩點，趕緊給國庫弄銀子，給朕的內帑弄銀子，大明需要像小寶你這樣的人！要弄銀子就要多把銀子多，又不幹活，還老惹事，老是欺負吃不飽又幹活的那些人殺掉一批！把他的土地還一部分給幹活的人，是不是？”朱由校道。
韋寶點頭，“是，陛下。”
“弄到了銀子，把土地還給幹活的人之後，則需要重用忠良，減少太監在朝廷活躍，嚴厲查處搞朋黨的大臣，是不是？”朱由校又問道。
韋寶笑了笑：“是，陛下。”
“找出問題就好辦了，小寶，朕要你今日就想出解決的辦法來。”朱由校大手一揮，很是高興。
韋寶幾乎沒有昏過去，你要是今天下午讓老子給你做個木工活出來，我使一使勁，興許不難做到。
你讓我解決讓大明王朝爛到家的這些問題，還讓老子今天想出辦法來、
你當老子是誰啊？
韋寶忽然很是後悔，為什麽要分析給皇帝聽這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