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太祖朱元璋親自為新上任的官員編寫的《到任須知》中，規定新官上任第一項任務是弄清“祀神若幹？”並祭拜天地，為當地百姓祈求風調雨順。
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春祈秋報二次祭祀向來被視作頭等大事，把這項任務放在到任的首位可以理解。
新官的第二項任務是：視察慰問養濟院孤老。曆朝多以孝治國，因此祭拜完天地，就要慰問老者，這也是符合曆代的治國理念的。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規定新官到任後的第三項任務，是要視察獄囚。
換而言之，司法刑獄之事，被放到了所有政務的前麵。
在朱元璋看來，刑獄者死生所係，實為重事，故報祀神之次即須報知。本衙門見禁罪囚議擬已完若幹？見問若幹？其議擬已完者，雖係前官之事亦宜詳審決放，見問者到任尤宜究心。中間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重輕。何者事證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
生命是無價的，一但錯判人生死，再多的物質補償也難以彌補。
朱元璋這個農民出身的皇帝，非常清楚刑獄的重要性，以民為本的思想深植於朱玩璋的心目中。
不可否認，朱元璋非常狠，在位期間，把朝堂上的高官顯貴幾乎屠戮一空，但他對下層百姓，卻是真的好，比以往任何一個皇帝都好。
隻是出於時代的局限，他雖然重視司法刑獄，但想出的辦法卻仍是治標不治本。
不管他再怎麽重視，司法審判權撐握在行政官員手上，而行政官員是層層管轄。下級對上級負責，上級對下級加以控製，在具體的司法審判中，沒有相應的審判權力，受到行政上的強力掣肘。
打個比方，一個官員為了完成修水利的任務，便可以隨意侵吞百姓的田地、拆毀百姓的方子，而且幹得“大義凜然”，完全不用擔心觸犯法律。
有可什麽可擔心的呢，司法審判權就在他們手上呢。
總之。司法審判不能出來，牽扯到了太多的現實利益，不管你再怎麽重視，也不可能讓司法變得公正，變得清明。
秦牧把司法審判權從行政體係中出來，並規定上級司法部門也不得隨意幹涉下級司法部門的司法審判過程。目的就是為了保持司法的性。
為此，他可謂是處心積慮，費盡了心思，甚至不惜主動限製皇帝的權力。
在這方麵。楊慎考慮得也非常多，他對秦牧說道：“陛下，司法要於行政與立法之外，這是保證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但誠如陛下所言。除了司法的中立性與性之外，還有專業性。
陛下之前對醫院、以及縣丞、同知等各級司法官員培訓，也正是為了保障其專業性。但在臣看來，這遠遠不夠。
司法一但從行政係統完全分離出來。其專業性就將顯得更為重要。現在的司法權力與行政權捆綁，很多東西可以用行政命令掩蓋。一但司法從行政中分離出來，它不但不能再得到行政權的掩飾。而且司法部門的判決若不夠專業精準，立即就會遭到行政、立法、監察等體係的官員的質疑，同時也難以服眾。
所以，在沒有一支專業的司法隊伍之前，貿然把司法與行政分離，恐怕事情會適得其反，與陛下期望的結果大相徑庭。”
楊慎的話很好理解，司法與行政捆綁時，司法公不公正可以用行政需要來掩飾，大家也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對，縱有違背法律的行為，也可以托其名為國家需要。
一但分離出來，就不能找什麽國家需要的借口了，一切按法律來辦事，國家需要你也不能隨意侵害普通百姓的權益，法律就是法律，它不再是行政的附屬品。
相反，司法會對行政形成強大的製約力，那麽，行政體係也不可能會給司法體係提供“掩護”，而且會盡可能的質疑司法，以盡可能的消除司法對行政的製約力。
要經得起各方質疑，司法體係本身就要足夠專業，讓人挑不出毛病來才行。
秦牧問道：“對此，楊卿有何建議？”
楊慎拱手為禮答道：“陛下，之前的法醫培訓，以及對地方上的司法官員的培訓，都隻是臨時的，司法要出來，要有一支專業性很高的司法官員隊伍，那麽，臣以為，必須製定一個長效的機製，長期培訓司法官員，而不能使用這先前這種突擊式的、臨時性的方式來被動應對。
臣建議，仿照外交部的外交學院，成立一個司法學院，專門用來培訓司法方麵的人才，並製定相應的人才提拔任用機製，確保司法官員的專業性和自身的人格品質。”
這一點，秦牧想也沒有多想，就說道：“此事既然由楊卿提出，而楊卿又精通律法，掌管著大理寺，這個司法學院就交由楊卿來籌辦吧，需要什麽，朕會盡量滿足楊卿，朕希望看到，司法學院能盡快辦起來，並能培教導出一批批出色的司法人才。”
楊慎也沒有多推辭，當即起身答道：“臣遵旨。”
楊慎離開後，秦牧又獨自思索了許久，現在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這件事上，此事關係重大，是他所有改革的核心。沒有的、完善的司法體係，就沒法對各級官員加以有效監督，也就無法長期保持政治清明。
但是司法這本身是一項創舉，曆史上從未有過，而且還要放到君權的政治體製下，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為此，秦牧有些心力憔悴的感覺。
他躺在搖椅上，身上蓋著一張毯子，柳如是站在後麵，溫柔地幫他按著頭部，眼中很自然是流露著一縷疼惜的神色，隻有她知道，為了司法改革之事，秦牧付出了多少精力。
“縱觀曆朝曆代，享國三百年者少有，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陷入盛極而衰，衰而亡的怪圈，這幾百年就要輪迴一次的曆史怪圈似乎永遠也難以打破。”
秦牧閉著眼睛，一邊享受著柳如是的按摩，一邊仿佛在喃喃自語，柳如是靜靜地聽著，也沒有插話。
“朕縱觀曆朝亡國的內因，總結下來無非是吏治的敗壞，以及畸形的稅收製度。其他因素或有，但主要的還是這兩項因素。吏治敗壞則奸臣當道，賢臣必受排擠。稅收畸形則製約國家發展，扭曲社會生態，終於導致國家入不敷出。
吏治敗壞真的不能控製嗎？倒也不見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以前曆朝把司法與行政捆綁在一起，官員既是球員又是裁判，司法對他們的約束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情況下，怎麽能防止吏治敗壞呢。
朕要把司法體係出來，連皇帝也不能幹涉，但願能打破這個曆史的怪圈，這樣即便不是最好的，想必也不會比原來更壞。”
秦牧的聲音有點微弱，卻又象在堅定自己的意誌，柳如是聽了，心中萬分感慨，不禁動情地輕喚一聲：“陛下.....”
她飽讀經史，眼前這位皇帝，與曆代所有皇帝都不同，他的膽略和遠見，令她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可以說是讓她為之癡迷。
司法，這樣的驚天創舉，誰敢想過？誰敢做過？她情不自禁，第一次主動俯下身來，輕吻秦牧的額頭，吻他的唇.......(未完待續請搜索，小說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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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春祈秋報二次祭祀向來被視作頭等大事，把這項任務放在到任的首位可以理解。
新官的第二項任務是：視察慰問養濟院孤老。曆朝多以孝治國，因此祭拜完天地，就要慰問老者，這也是符合曆代的治國理念的。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規定新官到任後的第三項任務，是要視察獄囚。
換而言之，司法刑獄之事，被放到了所有政務的前麵。
在朱元璋看來，刑獄者死生所係，實為重事，故報祀神之次即須報知。本衙門見禁罪囚議擬已完若幹？見問若幹？其議擬已完者，雖係前官之事亦宜詳審決放，見問者到任尤宜究心。中間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重輕。何者事證明白？何者取法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
生命是無價的，一但錯判人生死，再多的物質補償也難以彌補。
朱元璋這個農民出身的皇帝，非常清楚刑獄的重要性，以民為本的思想深植於朱玩璋的心目中。
不可否認，朱元璋非常狠，在位期間，把朝堂上的高官顯貴幾乎屠戮一空，但他對下層百姓，卻是真的好，比以往任何一個皇帝都好。
隻是出於時代的局限，他雖然重視司法刑獄，但想出的辦法卻仍是治標不治本。
不管他再怎麽重視，司法審判權撐握在行政官員手上，而行政官員是層層管轄。下級對上級負責，上級對下級加以控製，在具體的司法審判中，沒有相應的審判權力，受到行政上的強力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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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什麽可擔心的呢，司法審判權就在他們手上呢。
總之。司法審判不能出來，牽扯到了太多的現實利益，不管你再怎麽重視，也不可能讓司法變得公正，變得清明。
秦牧把司法審判權從行政體係中出來，並規定上級司法部門也不得隨意幹涉下級司法部門的司法審判過程。目的就是為了保持司法的性。
為此，他可謂是處心積慮，費盡了心思，甚至不惜主動限製皇帝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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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之前對醫院、以及縣丞、同知等各級司法官員培訓，也正是為了保障其專業性。但在臣看來，這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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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沒有一支專業的司法隊伍之前，貿然把司法與行政分離，恐怕事情會適得其反，與陛下期望的結果大相徑庭。”
楊慎的話很好理解，司法與行政捆綁時，司法公不公正可以用行政需要來掩飾，大家也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對，縱有違背法律的行為，也可以托其名為國家需要。
一但分離出來，就不能找什麽國家需要的借口了，一切按法律來辦事，國家需要你也不能隨意侵害普通百姓的權益，法律就是法律，它不再是行政的附屬品。
相反，司法會對行政形成強大的製約力，那麽，行政體係也不可能會給司法體係提供“掩護”，而且會盡可能的質疑司法，以盡可能的消除司法對行政的製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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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閉著眼睛，一邊享受著柳如是的按摩，一邊仿佛在喃喃自語，柳如是靜靜地聽著，也沒有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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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敗壞真的不能控製嗎？倒也不見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以前曆朝把司法與行政捆綁在一起，官員既是球員又是裁判，司法對他們的約束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情況下，怎麽能防止吏治敗壞呢。
朕要把司法體係出來，連皇帝也不能幹涉，但願能打破這個曆史的怪圈，這樣即便不是最好的，想必也不會比原來更壞。”
秦牧的聲音有點微弱，卻又象在堅定自己的意誌，柳如是聽了，心中萬分感慨，不禁動情地輕喚一聲：“陛下.....”
她飽讀經史，眼前這位皇帝，與曆代所有皇帝都不同，他的膽略和遠見，令她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可以說是讓她為之癡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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