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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與劉宗周在“嚴以治吏”這個問題上,爭得麵紅耳赤,這表麵上看似是一個具體問題,但實際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還是用法家的嚴刑震懾。。。


    本質上是儒、法之爭。


    加入到爭辯的人越來越多,支持劉宗周以仁德引導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數。


    對此,秦牧一點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雖然勢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謝經綸等人都站在他這邊,一起擺事實說道理,一條條地反駁著對手,極力向秦牧推行“寬以養民,嚴以治吏”的治國思想。


    最後竟然楊廷麟也站了出來,為王夫之辯護道:“陛下,王學士提出寬以養民,嚴以治吏。臣以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剝皮充草之酷刑雖不可取,但古之君子,無不是寬以待人,嚴於律己。為官者變當有此君子之風也!


    為民者,縱有奸邪,為禍亦有限。為官者食君之祿,治理一方,責任重大,若貪髒枉法,則禍及一方矣。由此而論,王學士倡議寬以養民,嚴以治吏,實不為過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首重於修身。若為官能嚴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懼律令之嚴也!”


    黃宗羲立即出來說道:“陛下,治亂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寧,以嚴法令,重刑律治國,實不合時宜。


    王學士,楊尚書所言,雖不無道理,然隻適合用於明末那種朝野紛亂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則適得其反矣!


    縱觀曆代。除明初以嚴刑治吏外,各朝無不以尚寬簡,務清淨,輕刑罰,薄役賦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何曾外乎是?”


    劉宗周也說道:“文景、貞觀之世,尚寬簡,務清淨。使國力民生很快恢複,國力大增。然文景之後有七王之亂,貞觀之後,有武氏亂國。


    再觀明初洪武年間,嚴百官,厚諸王,以剝皮充草之嚴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賜待諸王,洪武之後。也終免不了有燕王靖難,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為前車之鑒,陛下當不可不引以為戒也!”


    秦牧也不表態。隻和聲問道:“劉編修以為當如何避免重蹈漢、唐、明之覆轍?”


    劉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聖君治世,莫不推行仁義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輔。為君者當守經用權,律己寬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歸心。以禮治定尊卑倫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農工商各安其事,國泰民安。”


    說去說來,終究又迴到了儒、道、法之爭。


    王夫之對儒家空談仁義,不重實務是深惡痛絕。


    見劉宗周又一味的強調仁義德化,而避於務實,他立即反駁道:“劉編修所言,有失偏頗,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學,君臣父子,尊卑長幼、綱理倫常之說甚於曆朝,豈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嚴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貞觀有失仁德乎?”


    “文景、貞觀未失仁德,卻失之綱常不張。”


    激烈的辯論進行到這裏,聽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風,但他卻依舊自信滿滿,讓人有些不明所以。


    隻見他一振衣冠,朗聲說道:“照劉編修所言,隻要施仁德,重綱常,便不會有謀逆之事發生了?”


    “然也!”劉宗周大聲作答,不避不讓。


    王夫之談然一笑問道:“聽劉編修所言,並不否認洪朝一朝重綱常,隻是失於仁德。”


    “然也!”


    “然劉編修先前說過,洪武年間,嚴百官,厚諸王,以剝皮充草之嚴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賜待諸王。可見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於百官,而非諸王。


    其待諸王,可謂是優渥有加,仁至義盡。換而言之,洪武待諸王既講綱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謀逆者,恰恰是燕王,對此,不知劉編修何以自圓其說?”


    王夫之這番辯駁,確實精彩之極,竟把大師級的劉宗周駁得啞口無言,一時無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抱圓對秦牧一揖,朗朗說道:“陛下,由此可見,施仁德,重綱常,導民向善,此固人君所應奉行之。然光靠仁義道德,綱理倫常,並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寧,是以須施以律令,嚴然約束,防範於未然也!”


    王夫之並沒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卻更強調法家,以法製厘定一切。


    當然,他的中心思想還是“寬以養民,嚴以治吏”。


    換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對待百姓,當以寬仁教化為主。而在吏治上,卻提議用嚴法加以約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來,一個百姓再壞,養成的損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個官員要是壞了,那就是禍害一方。


    就內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賞他的這套治國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為人君者,不能過於理想化,君主統治的基礎,在官不在民。


    如果過於苛待官吏,不免要動搖統治基礎。


    洪武之世,將兵權都交到兒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權有限,他行嚴刑酷法也沒人能造反。


    但現在自己就秦業一個兒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麽幹,後果如何很難想象。


    所以說,王夫之的治國之道雖然好,但有些不合時宜,需要國家穩定,等大秦正統深入人心之後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國的思想,商鞅還說過一段說:法枉治亂。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眾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仁義不足治天下也!故,殺人不為暴,寬刑不為仁。


    秦牧個人覺得,這絕對是非常經典的。


    多做的人少說,多說的人少做。


    隻說不做國弱,多做少說國強。


    這些理論實實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臉,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無一策,一味強調仁義道德,易成虛偽。


    殺人不為暴,寬刑不為仁。商君之道,說到底,大仁不仁。


    當然了,政治本身就是虛偽的。


    所以,你不能說儒家一無是處。


    有些事你可以做,但不能說。曆朝曆代,多強調仁義德道,但實際上,統治國家卻是靠法家來支撐。


    象王夫之這樣,明確提出法治的,秦牧是不會明確表態支持他的。


    參與經筵的兩百多人中,表態支持他的人隻是少數。


    相反,引來了很多人的圍攻。


    儒家最大的特點就是能說,引經據典,滔滔不絕。


    經筵之上,戰火重燃,可憐的王夫之,被群毆得拙於應付,好在謝經綸傳承的是李贄的學說,而李贄同樣可算是唯物主義者,注重實際,所以謝經綸一直站在王夫之一邊,合力大戰群綸;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排斥王夫之之學,象楊廷麟這樣的官員,就認為他的治國理論寬於待人,嚴於律己的思想相符。


    另外,在場之人,也不全是儒家,推崇道家無為而治的傅青主,以及反對朱程理學的顧炎武等,都是各有論戰。


    經筵之上,論戰之激烈,真個是令人動容。


    秦牧看了心裏非常感慨,若是徐光啟未死,加上“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的他,一起進行辯論,那就更有看頭了。


    嗯,瞿式耜也是推崇西學的,他已經被王夫之說服歸附大秦了。


    看來行把瞿方耜這西學派係也請來論戰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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