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蒙軻以科爾沁為中心,短短時日內成功糾集了東土默特等七個部族,展開了一場盛的“秋獵”。這下子,北京的秦牧終於放心了,有了七個小弟做打手,至少短期內,遼東的防務不會出大問題了。
就中原王朝而言,整個北方和西疆,向來都被遊牧民族環伺著。而自古以來,西疆和北疆也都是中原王朝耗費精力最多的地方。
西北不穩定,整個中原王朝就難以安生。而農耕民族麵對遊牧民族,天生處於被動的地位,遊牧民族想來就想,搶完就走,讓你防不勝防,追又追不上。大舉出兵攻打,耗費巨大不說,還不一定能找到對方決戰。
西北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有必要做一個宏觀的規劃,有長遠細致的布局。
前些天秦牧與大臣們在朝堂上討論過對外的政策,但那次討論不夠深入,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的對外政策構架,更沒有可實施的細節。
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在外交方麵常常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象明代,要嘛你承認是大明的屬國,確定主從朝貢關係,要嘛就和你斷絕關係,禁止你前來貿易。
這是一種強勢甚至可以說有些粗暴的外交政策,此時的外交往往不是為了解決與周邊各國的矛盾,協調各方關切,為本國贏取更大的利益。隻是為大明皇帝贏取一個“萬國來朝”的虛榮而已。
各朝雖然也設有鴻臚寺、理蕃院這些機構,但從機構名稱就不難看出。這種外交機製是以一種什麽樣的心態存在。
這種粗暴的外交方式,不但不能起到解決問題的作用。反而會引發很多不必要的戰爭。比如長久困擾明朝的倭寇問題,誰敢說沒有明朝禁止與日本貿易的原因在內呢。
可以說。除了春秋戰國時期,曾湧現出蘇秦、張儀等一批名垂青史的外交家外。在曆朝曆代,外交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對外國的政策很少有全麵的規劃。
作為後來人,秦牧深知這是不對的,而且是非常的不對。
老美夠強大了吧,但其主持外交的國務院。卻是國家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從中不難看出,外交其實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麵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避免兵戈相見的意願下,以外交手段為先導解決事務。發展貿易等等,是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重要活動。
外交搞好了,有時比你出動十萬大軍還要管用。
秦牧這些天,正在考慮在現有的六部之外。增設一個外交部。與六部並立,而不再以明朝的鴻臚寺,滿清的理藩院這樣的機構主管外交。
同時設立一個外交學院,專門培養一些合縱連橫的人才。
對於大秦來說,目前的外交重點,自然是解決北疆和西疆的問題。這些遊牧民族依然是威脅大秦穩定的最重要因素。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先詳細弄清楚問題的內因何在;
遊牧民族為什麽總是南侵,難道是隻因為生性殘暴野蠻?或者是相對殘酷的生存環境所迫?不弄清楚這些內因。就沒法找出治本之策。
蒙軻糾集了七個部族舉行盛大“秋獵”,此舉隻是解決了短期遼東穩定的問題。這七個部族在跟隨大秦征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獲得很多好處,會因此逐漸強大起來,一但他們強大到一定的程度,本身就會成為大秦最大的威脅,所以,蒙軻此舉並不是解決北疆的治本之策。
這天,秦牧再次把司馬安、李源、楊慎招到養心殿,一起商議。
楊慎侃侃而談道:“臣總結了一下,在臣看來,遊牧民族南下掠奪,無外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他們生存環境相對惡劣,不利於農耕,受氣候影響極大,水草不豐的年份,則牛羊大量死亡,若是遇上嚴重的幹旱或雪災,牲口一次死亡過半是常有的事。這迫使他們部分人不得不通過向外掠奪手段來解決生存問題。
其二,遊牧民族出產皆是馬牛羊駝此類牲口。由於各個遊牧部族所出產基本相同,無非都是馬牛羊駝,他們沒有內部交易的必要,也無法從內部交易中獲得緊缺的生活物資。
他們不象中原的農耕百姓一樣,各種物資可以自給自足。他們卻必須嚴重依靠對外的交易。比如米穀、茶、鹽、鐵以及其他生活必須品,他們皆無出產或者難以自足,隻能通過對外交易或掠奪來獲得。
其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但一直被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在水草肥美的年份,牧民必須向中原大量銷售他們的牲口以皮毛製品。
農耕社會主要的財富是土地和糧食,此類財富保值力強。遊牧民族主要的財富是馬牛羊這些動物,動物在惡年會大量死亡,豐年則因過剩而嚴重貶值;
所以,凡在草原牲畜繁衍豐年,他們必須向中原傾銷。一但此時與中原的交易被阻斷,那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戰爭。
臣仔細查過漢唐時期的史料,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凡匈奴和突厥發動大規模南侵時,國內都無饑饉現象,反而在九次因饑荒而退兵求和。不過,如因人口增加或災害開始饑饉,草原邊緣的小股遊牧民被迫鋌而走險,侵襲邊境的現象是有的,但此類侵襲規模通常不大,史書少有記載。
相反,匈奴每次大規模南侵,都是在其豐年之時。臣細究其因,覺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在貿易上,遊牧民族一遇豐年,牲口嚴重貶值,加上中原商人乘機壓價,其實際收獲甚至不比荒年多幾何,遭受了嚴重的貿易盤剝,而此時又恰恰是他們人壯馬肥之時,是以發生大規模南侵往往是在這樣的年份。”
楊慎這番話,讓秦牧大為詫異,以前他一直以為,遊牧民族南侵,多是出於天災的原因。
秦牧相信楊慎是真的認真查過史書了,絕不敢在這件事上信口開河,那也就是說,導致遊牧民族大舉南侵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災荒。
在豐年,他們在貿易上遇到嚴重的盤剝,雖然這是自然經濟的必然規律,但他們管你這麽多?此時他們有人有槍,人壯馬肥,那就用武力來說話吧。
弄清楚這些原因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不找到遊牧民族南侵的症結所在,你就無法對症下藥,製定出一個全麵的正確的解決方案。
司馬安說道:“遊牧民族大規模南侵的原因絕不僅僅是這些,更多南侵的戰爭是出於野心家的權力私欲,甚至想取代我中原天子之位。”
秦牧點頭說道:“各位說的都有道理,綜合這些因素,首先我朝要做的,是絕不能讓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遊牧部族在周邊出現。其次,製定一套完善的外交、邊貿製度,二者相輔相成,用以調控大秦與周邊部族的關係。
本王這些天想了很多,在秋春戰國時期,出現了蘇秦、張儀這樣的縱橫家,一人可抵一國。但後世各朝,則基本上沒有再出現過這樣的人物。
究其原因,無非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是平等的,在這個基礎上所展開的是真正的外交。而秦漢之後的各國,皆以天朝上國自居,把所有外夷放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以至對外交很不重視。自然也就再難出現張儀、蘇秦那樣的人物。
本王深覺曆朝之謬,在表麵咱們可以藐視四夷,但私底下咱們必須有足夠的重視,甚至不防把他們放到一個對等的層麵上來考慮外交事務。
隻有外交做好了,大秦才能確保四境穩定,才不需要經常出兵征討,損耗國力。所以,本王有意在六部之外,再成立一個外交部,專司外交事務。諸位以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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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原王朝而言,整個北方和西疆,向來都被遊牧民族環伺著。而自古以來,西疆和北疆也都是中原王朝耗費精力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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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有必要做一個宏觀的規劃,有長遠細致的布局。
前些天秦牧與大臣們在朝堂上討論過對外的政策,但那次討論不夠深入,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的對外政策構架,更沒有可實施的細節。
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在外交方麵常常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象明代,要嘛你承認是大明的屬國,確定主從朝貢關係,要嘛就和你斷絕關係,禁止你前來貿易。
這是一種強勢甚至可以說有些粗暴的外交政策,此時的外交往往不是為了解決與周邊各國的矛盾,協調各方關切,為本國贏取更大的利益。隻是為大明皇帝贏取一個“萬國來朝”的虛榮而已。
各朝雖然也設有鴻臚寺、理蕃院這些機構,但從機構名稱就不難看出。這種外交機製是以一種什麽樣的心態存在。
這種粗暴的外交方式,不但不能起到解決問題的作用。反而會引發很多不必要的戰爭。比如長久困擾明朝的倭寇問題,誰敢說沒有明朝禁止與日本貿易的原因在內呢。
可以說。除了春秋戰國時期,曾湧現出蘇秦、張儀等一批名垂青史的外交家外。在曆朝曆代,外交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對外國的政策很少有全麵的規劃。
作為後來人,秦牧深知這是不對的,而且是非常的不對。
老美夠強大了吧,但其主持外交的國務院。卻是國家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從中不難看出,外交其實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麵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避免兵戈相見的意願下,以外交手段為先導解決事務。發展貿易等等,是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主權的重要活動。
外交搞好了,有時比你出動十萬大軍還要管用。
秦牧這些天,正在考慮在現有的六部之外。增設一個外交部。與六部並立,而不再以明朝的鴻臚寺,滿清的理藩院這樣的機構主管外交。
同時設立一個外交學院,專門培養一些合縱連橫的人才。
對於大秦來說,目前的外交重點,自然是解決北疆和西疆的問題。這些遊牧民族依然是威脅大秦穩定的最重要因素。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先詳細弄清楚問題的內因何在;
遊牧民族為什麽總是南侵,難道是隻因為生性殘暴野蠻?或者是相對殘酷的生存環境所迫?不弄清楚這些內因。就沒法找出治本之策。
蒙軻糾集了七個部族舉行盛大“秋獵”,此舉隻是解決了短期遼東穩定的問題。這七個部族在跟隨大秦征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獲得很多好處,會因此逐漸強大起來,一但他們強大到一定的程度,本身就會成為大秦最大的威脅,所以,蒙軻此舉並不是解決北疆的治本之策。
這天,秦牧再次把司馬安、李源、楊慎招到養心殿,一起商議。
楊慎侃侃而談道:“臣總結了一下,在臣看來,遊牧民族南下掠奪,無外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他們生存環境相對惡劣,不利於農耕,受氣候影響極大,水草不豐的年份,則牛羊大量死亡,若是遇上嚴重的幹旱或雪災,牲口一次死亡過半是常有的事。這迫使他們部分人不得不通過向外掠奪手段來解決生存問題。
其二,遊牧民族出產皆是馬牛羊駝此類牲口。由於各個遊牧部族所出產基本相同,無非都是馬牛羊駝,他們沒有內部交易的必要,也無法從內部交易中獲得緊缺的生活物資。
他們不象中原的農耕百姓一樣,各種物資可以自給自足。他們卻必須嚴重依靠對外的交易。比如米穀、茶、鹽、鐵以及其他生活必須品,他們皆無出產或者難以自足,隻能通過對外交易或掠奪來獲得。
其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但一直被忽視的因素,那就是在水草肥美的年份,牧民必須向中原大量銷售他們的牲口以皮毛製品。
農耕社會主要的財富是土地和糧食,此類財富保值力強。遊牧民族主要的財富是馬牛羊這些動物,動物在惡年會大量死亡,豐年則因過剩而嚴重貶值;
所以,凡在草原牲畜繁衍豐年,他們必須向中原傾銷。一但此時與中原的交易被阻斷,那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戰爭。
臣仔細查過漢唐時期的史料,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凡匈奴和突厥發動大規模南侵時,國內都無饑饉現象,反而在九次因饑荒而退兵求和。不過,如因人口增加或災害開始饑饉,草原邊緣的小股遊牧民被迫鋌而走險,侵襲邊境的現象是有的,但此類侵襲規模通常不大,史書少有記載。
相反,匈奴每次大規模南侵,都是在其豐年之時。臣細究其因,覺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在貿易上,遊牧民族一遇豐年,牲口嚴重貶值,加上中原商人乘機壓價,其實際收獲甚至不比荒年多幾何,遭受了嚴重的貿易盤剝,而此時又恰恰是他們人壯馬肥之時,是以發生大規模南侵往往是在這樣的年份。”
楊慎這番話,讓秦牧大為詫異,以前他一直以為,遊牧民族南侵,多是出於天災的原因。
秦牧相信楊慎是真的認真查過史書了,絕不敢在這件事上信口開河,那也就是說,導致遊牧民族大舉南侵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災荒。
在豐年,他們在貿易上遇到嚴重的盤剝,雖然這是自然經濟的必然規律,但他們管你這麽多?此時他們有人有槍,人壯馬肥,那就用武力來說話吧。
弄清楚這些原因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不找到遊牧民族南侵的症結所在,你就無法對症下藥,製定出一個全麵的正確的解決方案。
司馬安說道:“遊牧民族大規模南侵的原因絕不僅僅是這些,更多南侵的戰爭是出於野心家的權力私欲,甚至想取代我中原天子之位。”
秦牧點頭說道:“各位說的都有道理,綜合這些因素,首先我朝要做的,是絕不能讓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遊牧部族在周邊出現。其次,製定一套完善的外交、邊貿製度,二者相輔相成,用以調控大秦與周邊部族的關係。
本王這些天想了很多,在秋春戰國時期,出現了蘇秦、張儀這樣的縱橫家,一人可抵一國。但後世各朝,則基本上沒有再出現過這樣的人物。
究其原因,無非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是平等的,在這個基礎上所展開的是真正的外交。而秦漢之後的各國,皆以天朝上國自居,把所有外夷放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以至對外交很不重視。自然也就再難出現張儀、蘇秦那樣的人物。
本王深覺曆朝之謬,在表麵咱們可以藐視四夷,但私底下咱們必須有足夠的重視,甚至不防把他們放到一個對等的層麵上來考慮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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