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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時期名人有範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包拯、張堯佐、王德用、王素等。.
蘇東坡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蟹】流人物。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蟹】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像這麼豪邁瀟灑的氣慨，不是每個人都發得出來的。它來自一顆被百般淬煉的靈魂。或許，您也耳聞過他的鼎鼎大名，不錯，他就是自號東坡居士的大文豪－－蘇軾。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戶姓蘇的人家。也許是老天的情有獨鍾吧？這小小一戶人家，竟然接連出了三位家。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和東坡先生一樣，也都各有一片文學的天空。一門三傑，傳為文壇佳話。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歲的蘇東坡，參加禮部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論，震驚了主考官歐陽修。這位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麵對年紀輕輕的蘇東坡，也不得不說：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二十五歲那年，蘇東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賞的眼神中，展現了另一種才華。神宗時候，宰相王安石創行新法，蘇東坡認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見不合，鬧得幾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蘇東坡懶得做無謂的爭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調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東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頁。他深情寫著：水光瀲豔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在美麗的西湖之畔，蘇東坡毫無保留的顯露出詩酒風【蟹】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遊山玩水，遍賞杭州美景，他更納了侍妾朝雲，陪伴他共赴未來的坎坷。蘇東坡忠君愛國的心誌非常強烈。隻要看到對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詩文當中表現出來，終於為自己撒下悲痛的種子，伏下了日後貶謫奔波的命運。杭州任滿後，又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騰下來，東坡已經四十四歲。湖州到任還不到三個月，蘇東坡就因為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是一場文字冤獄，史稱烏台詩案。原因是有人為了抹黑他，故意把蘇東坡所寫的詩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蘇東坡被關進牢後，在身心俱受挫折當中，並沒有被擊倒。他從挫折中磨練自己的心誌，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鋒芒，那一些嬉笑怒罵，容易得罪人的銳氣消失了。一種英華內斂、明淨成熟的曠達胸襟，終於慢慢形成了。獄中百餘日，蘇東坡脫胎換骨。從此，現實的悲苦，難不倒他。從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們看到一個嶄新的生命，從獄中走出來，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際遇可以雕塑曆史巨人，蘇東坡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沒有這一樁冤獄的折磨，我們可能看不到那樣曠達的人生態度，看不到文學史上頂尖的傑作。出獄以後，東坡被發放到黃州去擔任團練副使，相當於現在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職位雖然低微，四十五歲的東坡先生卻逆來順受，因為，他的人生觀已經超越世俗了。黃州五年，是蘇東坡人生的轉捩點。在黃州那樣僻陋貧瘠的寂寞之鄉，蘇東坡撫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氣。他的作品風格，也在憂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轉變。也因為有了高曠的人生境界，蘇東坡雖窮，卻不苦。他腳穿便鞋，頭帶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貶謫流放的鬱悶，留給那些想不開的人吧！蘇東坡早就打定主義，要麵對現實，快樂的活下去。因為，一切都不算是苦，隻是人生的一種曆練而已。宋神宗元豐七年，蘇東坡離開了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東坡的幼兒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蘇東坡上書請求暫時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遙遠，而且路費已盡，希望可以不去，結果批準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了。哲宗登基後，秉承神宗愛才的心情，對蘇東坡禮遇有加。
短短一兩年之間，蘇東坡從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學士，直上禮部尚書。這是他宦海一生的**。可惜好景不常。為了替百姓謀福利，蘇東坡仍不時與人發生衝突。在火爆的政治氣氛中，外調的念頭再度升起。五十四歲這年，朝廷批下公文，準許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擔任杭州太守。闊別十六年，蘇東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對老長官的再度光臨，也表示了極大的熱情。才剛到任，蘇東坡就為天災**忙得不可開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項重大建設，那就是在西湖築堤，世人稱為蘇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當的貢獻。後來，由於皇太後（英宗皇後）的眷顧，特別召他迴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穎州。東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時才結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這個時候走到了盡頭。大赦的次年，東坡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奮好讀，在母親的指導下，14歲就讀完了家中的藏書。24歲開始踏上仕途，三年後，被推薦到京師昭文館編校書籍，在這裏他開始研究天文曆算。晚年他在夢溪園認真總結自己一生的經曆和科學活動，寫出了聞名中外的科學巨著《夢溪筆談》和《忘懷錄》等。宋哲宗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是沈括一生社會和科學活動的總結。書中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文學、史學、考古、音樂和藝術等共600餘條。其中200多條屬於科技方麵，記載了他的許多發明、發現和真知灼見。《夢溪筆談》中還第一次明確地談到磁針的偏角問題。
沈括十分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和興修水利，著有關於農業的《圩田五說》、《萬春圩圖書》等關於圩田方麵的書。
沈括還是一個傑出的天文學家。《渾儀議》、《浮漏議》和《景表議》等三篇論文中介紹了他的研究成果，詳細說明了改革儀器的原理，闡發了自己的天文學見解，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進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氣曆”代替原來曆法的主張。沈括所設計的這個曆法是比較科學的，它既符合天體運行的實際，也有利於農業活動的安排。
在光學方麵，他對中國古代傳下來的所謂“透光鏡”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較科學的解釋，推動了後來對“透光鏡”的研究。
沈括在數學方麵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從實際計算需要出發，創立了“隙積術”和“會圓術”。沈括的研究，發展了自《九章算術》以來的等差級數問題，在中國古代數學史上開辟了高階等差級數研究的方向。“會圓術”這一方法的創立，不僅促進了平麵幾何學的發展，而且在天文計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並為中國球麵三角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沈括精通天文、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農學和醫學；他還是卓越的工程師、出色的軍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時，他博學善文，對方誌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等無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方麵的卓越貢獻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達到的輝煌成就。《夢溪筆談》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寶庫，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曾經說：沈括這樣的人在全世界數學史上找不到，隻有中國出了這麽一個。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稱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製，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誌，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誌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劄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劄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麵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製度的製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曆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誌》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製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麵：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麵，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隻有真實才有價值，隻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厘”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製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隻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曆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製使史事拖遝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係統。這一係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幹“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敘事，款款寫來，原委了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麵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讚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曆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麽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托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誌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曆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係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曆》80卷、《曆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麵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迴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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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時期名人有範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包拯、張堯佐、王德用、王素等。.
蘇東坡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蟹】流人物。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蟹】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像這麼豪邁瀟灑的氣慨，不是每個人都發得出來的。它來自一顆被百般淬煉的靈魂。或許，您也耳聞過他的鼎鼎大名，不錯，他就是自號東坡居士的大文豪－－蘇軾。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戶姓蘇的人家。也許是老天的情有獨鍾吧？這小小一戶人家，竟然接連出了三位家。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和東坡先生一樣，也都各有一片文學的天空。一門三傑，傳為文壇佳話。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歲的蘇東坡，參加禮部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論，震驚了主考官歐陽修。這位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麵對年紀輕輕的蘇東坡，也不得不說：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二十五歲那年，蘇東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賞的眼神中，展現了另一種才華。神宗時候，宰相王安石創行新法，蘇東坡認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見不合，鬧得幾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蘇東坡懶得做無謂的爭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調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東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頁。他深情寫著：水光瀲豔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在美麗的西湖之畔，蘇東坡毫無保留的顯露出詩酒風【蟹】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遊山玩水，遍賞杭州美景，他更納了侍妾朝雲，陪伴他共赴未來的坎坷。蘇東坡忠君愛國的心誌非常強烈。隻要看到對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詩文當中表現出來，終於為自己撒下悲痛的種子，伏下了日後貶謫奔波的命運。杭州任滿後，又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騰下來，東坡已經四十四歲。湖州到任還不到三個月，蘇東坡就因為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是一場文字冤獄，史稱烏台詩案。原因是有人為了抹黑他，故意把蘇東坡所寫的詩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蘇東坡被關進牢後，在身心俱受挫折當中，並沒有被擊倒。他從挫折中磨練自己的心誌，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鋒芒，那一些嬉笑怒罵，容易得罪人的銳氣消失了。一種英華內斂、明淨成熟的曠達胸襟，終於慢慢形成了。獄中百餘日，蘇東坡脫胎換骨。從此，現實的悲苦，難不倒他。從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們看到一個嶄新的生命，從獄中走出來，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際遇可以雕塑曆史巨人，蘇東坡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沒有這一樁冤獄的折磨，我們可能看不到那樣曠達的人生態度，看不到文學史上頂尖的傑作。出獄以後，東坡被發放到黃州去擔任團練副使，相當於現在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職位雖然低微，四十五歲的東坡先生卻逆來順受，因為，他的人生觀已經超越世俗了。黃州五年，是蘇東坡人生的轉捩點。在黃州那樣僻陋貧瘠的寂寞之鄉，蘇東坡撫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氣。他的作品風格，也在憂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轉變。也因為有了高曠的人生境界，蘇東坡雖窮，卻不苦。他腳穿便鞋，頭帶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貶謫流放的鬱悶，留給那些想不開的人吧！蘇東坡早就打定主義，要麵對現實，快樂的活下去。因為，一切都不算是苦，隻是人生的一種曆練而已。宋神宗元豐七年，蘇東坡離開了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東坡的幼兒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蘇東坡上書請求暫時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遙遠，而且路費已盡，希望可以不去，結果批準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了。哲宗登基後，秉承神宗愛才的心情，對蘇東坡禮遇有加。
短短一兩年之間，蘇東坡從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學士，直上禮部尚書。這是他宦海一生的**。可惜好景不常。為了替百姓謀福利，蘇東坡仍不時與人發生衝突。在火爆的政治氣氛中，外調的念頭再度升起。五十四歲這年，朝廷批下公文，準許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擔任杭州太守。闊別十六年，蘇東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對老長官的再度光臨，也表示了極大的熱情。才剛到任，蘇東坡就為天災**忙得不可開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項重大建設，那就是在西湖築堤，世人稱為蘇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當的貢獻。後來，由於皇太後（英宗皇後）的眷顧，特別召他迴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穎州。東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時才結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這個時候走到了盡頭。大赦的次年，東坡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奮好讀，在母親的指導下，14歲就讀完了家中的藏書。24歲開始踏上仕途，三年後，被推薦到京師昭文館編校書籍，在這裏他開始研究天文曆算。晚年他在夢溪園認真總結自己一生的經曆和科學活動，寫出了聞名中外的科學巨著《夢溪筆談》和《忘懷錄》等。宋哲宗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是沈括一生社會和科學活動的總結。書中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天文、曆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文學、史學、考古、音樂和藝術等共600餘條。其中200多條屬於科技方麵，記載了他的許多發明、發現和真知灼見。《夢溪筆談》中還第一次明確地談到磁針的偏角問題。
沈括十分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和興修水利，著有關於農業的《圩田五說》、《萬春圩圖書》等關於圩田方麵的書。
沈括還是一個傑出的天文學家。《渾儀議》、《浮漏議》和《景表議》等三篇論文中介紹了他的研究成果，詳細說明了改革儀器的原理，闡發了自己的天文學見解，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進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氣曆”代替原來曆法的主張。沈括所設計的這個曆法是比較科學的，它既符合天體運行的實際，也有利於農業活動的安排。
在光學方麵，他對中國古代傳下來的所謂“透光鏡”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較科學的解釋，推動了後來對“透光鏡”的研究。
沈括在數學方麵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從實際計算需要出發，創立了“隙積術”和“會圓術”。沈括的研究，發展了自《九章算術》以來的等差級數問題，在中國古代數學史上開辟了高階等差級數研究的方向。“會圓術”這一方法的創立，不僅促進了平麵幾何學的發展，而且在天文計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並為中國球麵三角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沈括精通天文、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農學和醫學；他還是卓越的工程師、出色的軍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時，他博學善文，對方誌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等無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方麵的卓越貢獻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自然科學達到的輝煌成就。《夢溪筆談》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寶庫，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曾經說：沈括這樣的人在全世界數學史上找不到，隻有中國出了這麽一個。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稱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
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宦，父親司馬池為宋仁宗寶元慶曆間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製，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以此“矜誇滿誌，昆明於物，如謂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邁地提出：“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這些話反映了青年司馬光的胸懷與器識，立誌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因此，步入仕途後的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了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可謂通習知曉，爛熟於胸。他隨讀隨作劄記，僅26歲一年所寫讀史劄記，便多達30來篇，就中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閱讀，而更為深沉的動力，則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除上疏陳述主張外，在他本人的從政活動中，亦能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尤其在薦賢斥佞的鬥爭中，他犯顏直諫，麵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就其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製度的製約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從王安石變法中所出現的偏差和用人不當來看，證明了司馬光在政治上的老練和穩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見不同、難於合作的情況下，司馬光退居洛陽，通過編纂史著，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其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年），他曾與劉恕商量說：“餘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舊說，成一家之言。”這說明他30多歲時，已醞釀出《通鑒》的規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曆年圖》25卷，二年後又呈《通誌》八卷，說明他在政事活動之餘，已進行撰寫。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稱讚、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設立書局，自擇官屬，神宗以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命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製序文，以示重視。除了允許其借閱國家所有的圖書資料外，神宗還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修書所需筆、墨、絹、帛，以及果餌金錢之費，盡由國家供給，為他提供了優厚的著書條件。
司馬光著史，還選取了劉恕、劉（分文）、範祖禹等人做為助手，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通鑒》的成功，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但最終使《通鑒》達到光輝頂點的，還決定於主編司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劉恕之子劉羲仲所說：“先人在書局，隻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
《通鑒》的編寫，大致分三個步驟：一、排列叢目；二、編寫長編；三、刪改定稿。一二兩步，在主編指導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則完全由主編一人完成。全書的發凡起例由主編拿出後，編寫過程中的具體方法和原則，司馬光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麵：
一、嚴格的選材。叢目、長編的取材盡量廣泛，提出“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麵，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這樣，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長編長達650o多卷，3000多萬字。
二、精心的考異。隻有真實才有價值，隻有有價值才能具備借鑒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對史料進行考異，而司馬光除將考異所選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一起奉上。由於考異中“抉擇幽隱，校計毫厘”的嚴謹態度，大大增強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實性，《通鑒》以信史著稱，離不開《考異》的輔翼作用。而這種著史方式，為後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證史實見長的乾嘉學派，正是沿著這條路子發展起來的。
三、編製目錄。《通鑒》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史實，是一部總計294卷的長篇巨著，為翻檢方便，於修史同時編寫《通鑒目錄》30卷，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隻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通鑒》體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曆史編纂學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體。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受時間限製使史事拖遝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為交待前因後果，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帶有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的性質，表現出突破編年體，醞釀紀事本末體的趨勢，對南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有啟迪先導之功。這一改造，使古老的編年體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後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個從古至今的編年史書係統。這一係統中，《通鑒》以通史成書，便幹“探明變化之由，尋求演變之跡”，與唐宋以來社會上“主通明變”的思潮相吻合，也與“資治通鑒”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貫通。集體寫書，由於手筆不同，風格各異，容易產生割裂駁雜的現象，但《通鑒》的語言風格如出一人之手，渾然一體，毫無雕琢彌縫的痕跡，這正是司馬光精心改編和加工的結果。有著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馬光，尤長於敘事，款款寫來，原委了然，文字優美而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而又簡潔曉暢，真可謂別具匠心，自成一體。有許多場麵和人物描寫，已成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勝炙人口，引人入勝，超越了所有其他史書的記載，成為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寫附論。我國史家借論讚以寓褒貶勸戒之意，已成傳統。司馬光在《通鑒》一書中附論，不僅數量多，而且篇幅長。全書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論，其餘全為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寫史論與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曆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麽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詳實、體例精善、敘事生動、議論深刻、文風質樸的史學巨著終於完成了。主編司馬光所耗費的心血是難以估量的。在《進通鑒表》中，他說：“研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有人見其殘稿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66歲的司馬光，已是“骸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了。所以傾畢生精力於此書，還在於寄托其治國的熱望，他懇切地希望皇帝通過觀覽此書，能夠“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鹹蒙其福”。這樣，他也就“雖委骨九泉，誌願永畢了”。這不正說明了他著史是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嗎？
實際上，《通鑒》的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近千年的曆史證明：《通鑒》已與《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是司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係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曆》80卷、《曆年圖》七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麵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話》、《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
司馬光雖熱心於治國，但由於政見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參與政事的機會。直到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後，67歲高齡的司馬光，隨著要求廢除新法的浪潮被迎迴宮中，擔任了相職，開始“元佑更化”，盡罷新法。他執政一年半，竭盡全力日夜操勞，耗盡了畢生心血之後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在靈柩送往夏縣時，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宰相，能得到民眾這樣廣泛真誠的悼念，實屬罕見，也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