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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
國首漢城（原高麗開京），東郊親軍軍營。
此刻，嶽飛、韓世忠、吳玠、劉錡、王彥、楊沂中、張憲、王德、牛皋、王勝等將齊齊的聚在親軍的校場之上。
牛皋問楊沂中：“中子，你知不知道王上將咱們全都叫來京都所為何事？是不是要跟小日本開戰了？”
也不怪牛皋會有此一問，而是日本這兩年照實是給蔡仍添了不少堵。
這事，要是細說起來，那話就長了。
長話短說吧。
蔡仍滅了高麗建立了遼東國之後，就大力發展遼東，並開啟了工業革命。
有蔡仍這個領先這個時代一千多年的總設計師、這個引導者，遼東的發展速度，絕對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
別的先不說，先說農業方麵。
蔡仍親自主持的雜交水稻，這幾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蔡仍培育出來的“仍型”水稻，在占城稻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成的收成。
再加上，蔡仍大力改良農耕技術，例如推出先進的農耕工具，例如大力推廣化肥知識（所謂的化肥無非就是氮磷鉀，鉀肥用草木灰，磷肥用鳥糞，氮肥就用屎尿。），再例如推廣麥稻兩熟製，等等等等……
如此，經過幾年的經營，遼東已經有充足的糧食儲備了。
這也是蔡仍敢移五六百萬漢人來遼東的底氣。
不僅在農業方麵，在工業方麵，遼東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例如，三年前，中科院就推出了“仍式”紡織機。
“仍式”紡織機在棉紡織業引發了發明機器，進行技術革新的連鎖反應，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從那以後，在棉紡織業中出現了螺機、水力織布機等先進機器。
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許多工業部門，也都陸續有了機器生產。
隨著機器生產越來越多，原有的動力如，蓄力、水力和風力等已經無法滿足需要。
就在這時，蔡仍推出了第一代蒸汽機——“仍式”蒸汽機。
“仍式”蒸汽機的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動力，得到迅速推廣，大大推動了機器的普及和發展。
遼東社會由那時起進入了“蒸汽時代”。
隨著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操作，傳統的手工業無法適應機器生產的需要，為了更好地進行生產管理，提高效率，資本家開始建造工房，安置機器雇傭工人集中生產——在這個過程當中，遼東朝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大型工廠，朝廷都占有很大的股分。
這樣，一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即工廠）出現了。
工廠成為工業化生產的最主要組織形式，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機器生產的發展，促進了交通運輸事業的革新，為了快捷便利地運送貨物、原料，人們想方設法地改造交通工具。
例如，今年年初，蔡仍親自主持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汽船試航成功。
又例如，不久，蔡仍又發明了“蒸汽機車”，並親自駕駛著一列托有三十四節小車廂的火車試車成功。
從那以後，遼東的交通運輸頁進入一個以蒸汽為動力的時代。
可以說，遼東這三四年發展的真是很快。
快到，所有遼東人都像敬畏神明一樣敬畏蔡仍。
這使得蔡仍的統治穩如泰山，無人能撼動蔡仍的統治地位。
甚至很多人都在說，就算蔡仍不再親自管理軍隊，也沒有人會生出背叛蔡仍之心，就算生出了此心，也絕不會得到別人的支持。
當然，蔡仍一直都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為自己主持農業發展又主持工業發展，就對軍隊有任何放鬆，恰恰相反，蔡仍始終都認為，對於一個統治者而言，軍隊永遠都是第一位的，因此，蔡仍始終都對軍隊保持著牢牢的控製權，絕不允許任何人撼動自己的這個權力。
不過——
也不是事事都讓蔡仍順心順意的。
有一件事，就讓蔡仍鬧心不已——一直讓蔡仍鬧心不已！
這件事就是，隨著遼東的發展越來越快，蔡仍的錢不夠花了，尤其是在蔡仍移了五六百萬漢人來遼東使遼東擁有近千萬人口之後。
嗯……其實，說蔡仍的錢不夠花了，也不準確。
蔡仍早已將軍票變成遼東的通用貨幣，而且蔡仍在遼東民眾中的信任度極高，因此，蔡仍可以隨便印錢。
可問題是，沒有足夠的金銀擔保軍票，軍票隨時都有崩盤的可能，甚至，現在遼東就已經有了通貨膨脹的苗頭了。
因此，蔡仍急需金銀來保證軍票的穩定性。
事實上，這幾年，蔡仍也沒閑著，他一直在搞國際貿易，跟大宋貿易，跟金國貿易，甚至搶大宋的海上絲綢之路跟中南半島諸國、大食商人、印度商人貿易。
可即便遼東在國際市場上如此活躍，也無法解決遼東缺金銀這件事。
至於原因，無它，跟遼東貿易的這群家夥，全都缺金銀，而且，遼東要跟有些家夥貿易，有時候還得用金銀——很多國家不認遼東的軍票，隻認金銀。
在這種情況下，蔡仍自然是要將主意打到自己的鄰居日本身上。
這可不怨蔡仍。
誰讓日本還有一個名字——金銀島。
先不說其它地區，隻說離遼東最近的九州島。
九州南部有一個世界級金礦床，其平均品位高達三十三克每噸，最高品位竟達數千至數萬克每噸。
這就是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的的菱刈金礦。
而這還隻是九州島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銀島之名，可不僅僅是因為其九州島有大量的金銀礦，日本的其它地區同樣也有大量的金銀礦，像佐渡金山、生野銀礦、石見銀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銀礦。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銀，極度缺金銀的蔡仍，哪能不惦記？
實際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國際貿易了。
不。
應該說，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這裏得解釋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貿易。
可問題是，蔡仍前前後後往日本派了十幾次使臣，說遼東想跟日本進行國際貿易，共建大東亞共繁榮。
但日本方麵就是不予以積極的迴應。
沒錯。
這個時代的日本的統治者的對外政策是極為消極的——他們采取了“自我封鎖”的對外政策。
更讓蔡仍生氣的是，日本不僅不跟自己貿易，還製定了鎖國的政策（“渡海製”），另外還出台了禁止私自購買遼東物品的“禁購令”、限製了遼東商人過於頻繁來日的“年紀製”等一係列禁令（即“十二禁製事”）。
後來，蔡仍從王守成那裏得知，日本為什麽會采取“鎖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體，讓日本開始對學習外國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時代”開始就積極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製度，因此迎來了發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時代後期（平安時代前期），唐朝的一些製度在日本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製是仿照唐朝的均田製而製定的，是律令製土地製度的根本法，其內容為：“凡六歲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給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戶奴婢與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則給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職、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給相應的位田、職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還相應給以若幹宅地和園田，為世業田，若絕戶還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準買賣，若受田者死亡，由國家收迴。”
這種製度就是先編戶籍然後按人口分田。
可是後來在貴族的特權幹涉下，這些田地變成了貴族的私有財產，而且班田製下的農民在社會經濟發展後開始背負上稅收的重擔，結果造成農民的大量流失，聚眾鬧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體，更讓當時日本的統治者開始反思外來文化對國內的影響。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統治者的統治構成衝擊。
遣唐使來到唐朝學習，然後將當時唐朝的一些先進的文化、經濟還有政治製度帶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紀中期，日本引進了佛教。
然後，奴隸主和貴族們將佛教變成了政治鬥爭。
比如，聖德太子和蘇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
聖德太子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的，對佛教的重視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為國教。
可這樣對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勢力便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而這種衝擊亦將會反作用於日本統治的勢力。
再次，海外貿易帶來了管理的麻煩。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紀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島和公派使節的出發迴歸等事務，之後開始接待外國使節。
到了九世紀，大宰府開始作為朝廷的代理機構管理對外貿易。
那時，外國商人到日本的住宿與飲食等費用皆由大宰府負責，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繳納關稅。
別以為日本人這是傻——他們這樣，就可以大大減輕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商人的費用，進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開展貿易活動。
而作為日本朝廷機構的大宰府，有采購任務——其主要職責就是用黃金來采購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於采購的數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讓日本內部的一些貴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滿足。
於是，商人一來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爭搶。
如此，便會促使價格提高，跟產生走私交易。
盡管日本的統治者試圖通過製定官符來限製哄搶和走私貿易，但是效果很不明顯。
這樣就給日本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管理壓力和管理問題。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加劇了日本本土的黃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權威地位。
隨著九世紀後日本外貿逐漸增多，管理困難和無力支付大量黃金的問題凸顯出來。
日本的統治者為了控製交易數量，為了確保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能夠獲得足夠的外國輸出品以顯示權威，則繼續保持國家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體係。
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係列的規定跟措施，來控製外商跟民間交易。
但在外商對規則的靈活規避下，日本朝廷所施展的種種措施，屢屢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間，日本為限製同一位商人（商船）過於頻繁地來日本，頒布了所謂的“年紀製”，但這位商人通過改變名字等方法來鑽規則的漏洞，進而來規避這種控製。
除此之外，官方間的貿易雖然在表麵上有序往來，但民間的走私等等貿易活動卻屢禁不止。
以上這幾個方麵就是日本采取消極的對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總而言之就是，日本現在嚴格控製對外貿易。
沒有辦法，蔡仍隻能派商業部組織商人大搞走私，去日本賺取金銀。
初時，日本朝廷對此，反應並不積極，大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架勢。
那時，算是遼東和日本的蜜月期。
可隨著遼東商人越來越猖獗，日本朝廷也開始大範圍的打擊遼東的商人。
因為此事，這兩年，遼東與日本屢屢產生摩擦。
而且，遼東與日本的摩擦，越來越大。
就在不久前，日本朝廷竟然一口氣扣了遼東一百多艘商船。
有識之士，最近都在說，遼東與日本必有一戰。
如今，蔡仍將遼東的主要將領全都召集起來，牛皋，也包括其他人，自然難免猜測，蔡仍這是準備跟日本開戰了，否則不可能將這十大將全都叫來。
而經過軍事改製，蔡仍將全國的五十幾萬兵馬分成了十個廂（即十個集團軍），封了十大將：
第一廂：都統製嶽飛，（廂政委王貴，副都統郭浩，參謀長王彥（小），政治部主任王蘭）。
第二廂：都統製韓世忠，（廂政委解元，副都統李寶，參謀長陳廣，政治部主任李道）。
第三廂：都統製吳玠，（廂政委盧俊義，副都統楊政，參謀長耶律大石，政治部主任高林）。
第四廂：都統製劉錡，（廂政委張俊，副都統趙撙，參謀長拓俊京，政治部主任李德）。
第五廂：都統製王彥，（廂政委楊再興，副都統趙立，參謀長方七佛，政治部主任羅彥）。
第六廂：都統製張憲，（廂政委翟興，副都統李彥仙，參謀長楊震，政治部主任姚侑）。
第七廂：都統製王德，（廂政委吳璘，副都統翟進，參謀長方五相公，政治部主任邵俅）。
第八廂：都統製牛皋，（廂政委高師旦，副都統關勝，參謀長陳淬，政治部主任董有鄰）。
第九廂：都統製王勝，（廂政委花榮，副都統張清，參謀長張俊，政治部主任張子蓋）。
親軍：都統製楊沂中，（廂政委梁紅玉，副都統方百花，參謀長王三娘，政治部主任陳進姑）。
其中，第一廂、第二廂、第三廂、第四廂、第五廂、第七廂分別駐守在漢四郡的要害之處——蔡仍打下高麗之後，恢複了漢四郡的名，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當然範圍有所變化。
而第九廂駐守在台灣郡。
親軍、第六廂、第八廂駐紮在漢城左右，算是遼東的中央軍。
這其中又以親軍駐紮在漢城，負責漢城的防禦。
而親軍的都統製楊沂中，無疑是眾將之中離蔡仍最近的人。
因此，牛皋才會跟楊沂中打聽蔡仍召他們這些大將進京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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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
國首漢城（原高麗開京），東郊親軍軍營。
此刻，嶽飛、韓世忠、吳玠、劉錡、王彥、楊沂中、張憲、王德、牛皋、王勝等將齊齊的聚在親軍的校場之上。
牛皋問楊沂中：“中子，你知不知道王上將咱們全都叫來京都所為何事？是不是要跟小日本開戰了？”
也不怪牛皋會有此一問，而是日本這兩年照實是給蔡仍添了不少堵。
這事，要是細說起來，那話就長了。
長話短說吧。
蔡仍滅了高麗建立了遼東國之後，就大力發展遼東，並開啟了工業革命。
有蔡仍這個領先這個時代一千多年的總設計師、這個引導者，遼東的發展速度，絕對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
別的先不說，先說農業方麵。
蔡仍親自主持的雜交水稻，這幾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蔡仍培育出來的“仍型”水稻，在占城稻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成的收成。
再加上，蔡仍大力改良農耕技術，例如推出先進的農耕工具，例如大力推廣化肥知識（所謂的化肥無非就是氮磷鉀，鉀肥用草木灰，磷肥用鳥糞，氮肥就用屎尿。），再例如推廣麥稻兩熟製，等等等等……
如此，經過幾年的經營，遼東已經有充足的糧食儲備了。
這也是蔡仍敢移五六百萬漢人來遼東的底氣。
不僅在農業方麵，在工業方麵，遼東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例如，三年前，中科院就推出了“仍式”紡織機。
“仍式”紡織機在棉紡織業引發了發明機器，進行技術革新的連鎖反應，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
從那以後，在棉紡織業中出現了螺機、水力織布機等先進機器。
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許多工業部門，也都陸續有了機器生產。
隨著機器生產越來越多，原有的動力如，蓄力、水力和風力等已經無法滿足需要。
就在這時，蔡仍推出了第一代蒸汽機——“仍式”蒸汽機。
“仍式”蒸汽機的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動力，得到迅速推廣，大大推動了機器的普及和發展。
遼東社會由那時起進入了“蒸汽時代”。
隨著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操作，傳統的手工業無法適應機器生產的需要，為了更好地進行生產管理，提高效率，資本家開始建造工房，安置機器雇傭工人集中生產——在這個過程當中，遼東朝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大型工廠，朝廷都占有很大的股分。
這樣，一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即工廠）出現了。
工廠成為工業化生產的最主要組織形式，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機器生產的發展，促進了交通運輸事業的革新，為了快捷便利地運送貨物、原料，人們想方設法地改造交通工具。
例如，今年年初，蔡仍親自主持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汽船試航成功。
又例如，不久，蔡仍又發明了“蒸汽機車”，並親自駕駛著一列托有三十四節小車廂的火車試車成功。
從那以後，遼東的交通運輸頁進入一個以蒸汽為動力的時代。
可以說，遼東這三四年發展的真是很快。
快到，所有遼東人都像敬畏神明一樣敬畏蔡仍。
這使得蔡仍的統治穩如泰山，無人能撼動蔡仍的統治地位。
甚至很多人都在說，就算蔡仍不再親自管理軍隊，也沒有人會生出背叛蔡仍之心，就算生出了此心，也絕不會得到別人的支持。
當然，蔡仍一直都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為自己主持農業發展又主持工業發展，就對軍隊有任何放鬆，恰恰相反，蔡仍始終都認為，對於一個統治者而言，軍隊永遠都是第一位的，因此，蔡仍始終都對軍隊保持著牢牢的控製權，絕不允許任何人撼動自己的這個權力。
不過——
也不是事事都讓蔡仍順心順意的。
有一件事，就讓蔡仍鬧心不已——一直讓蔡仍鬧心不已！
這件事就是，隨著遼東的發展越來越快，蔡仍的錢不夠花了，尤其是在蔡仍移了五六百萬漢人來遼東使遼東擁有近千萬人口之後。
嗯……其實，說蔡仍的錢不夠花了，也不準確。
蔡仍早已將軍票變成遼東的通用貨幣，而且蔡仍在遼東民眾中的信任度極高，因此，蔡仍可以隨便印錢。
可問題是，沒有足夠的金銀擔保軍票，軍票隨時都有崩盤的可能，甚至，現在遼東就已經有了通貨膨脹的苗頭了。
因此，蔡仍急需金銀來保證軍票的穩定性。
事實上，這幾年，蔡仍也沒閑著，他一直在搞國際貿易，跟大宋貿易，跟金國貿易，甚至搶大宋的海上絲綢之路跟中南半島諸國、大食商人、印度商人貿易。
可即便遼東在國際市場上如此活躍，也無法解決遼東缺金銀這件事。
至於原因，無它，跟遼東貿易的這群家夥，全都缺金銀，而且，遼東要跟有些家夥貿易，有時候還得用金銀——很多國家不認遼東的軍票，隻認金銀。
在這種情況下，蔡仍自然是要將主意打到自己的鄰居日本身上。
這可不怨蔡仍。
誰讓日本還有一個名字——金銀島。
先不說其它地區，隻說離遼東最近的九州島。
九州南部有一個世界級金礦床，其平均品位高達三十三克每噸，最高品位竟達數千至數萬克每噸。
這就是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的的菱刈金礦。
而這還隻是九州島上的金子。
日本得金銀島之名，可不僅僅是因為其九州島有大量的金銀礦，日本的其它地區同樣也有大量的金銀礦，像佐渡金山、生野銀礦、石見銀山等等，都是超大金銀礦。
日本有如此之多的金銀，極度缺金銀的蔡仍，哪能不惦記？
實際上，蔡仍早就在跟日本搞國際貿易了。
不。
應該說，蔡仍搞得是偷渡才是。
這裏得解釋一下，蔡仍不是不想跟日本堂堂正正的貿易。
可問題是，蔡仍前前後後往日本派了十幾次使臣，說遼東想跟日本進行國際貿易，共建大東亞共繁榮。
但日本方麵就是不予以積極的迴應。
沒錯。
這個時代的日本的統治者的對外政策是極為消極的——他們采取了“自我封鎖”的對外政策。
更讓蔡仍生氣的是，日本不僅不跟自己貿易，還製定了鎖國的政策（“渡海製”），另外還出台了禁止私自購買遼東物品的“禁購令”、限製了遼東商人過於頻繁來日的“年紀製”等一係列禁令（即“十二禁製事”）。
後來，蔡仍從王守成那裏得知，日本為什麽會采取“鎖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體，讓日本開始對學習外國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時代”開始就積極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製度，因此迎來了發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時代後期（平安時代前期），唐朝的一些製度在日本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製是仿照唐朝的均田製而製定的，是律令製土地製度的根本法，其內容為：“凡六歲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給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戶奴婢與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則給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職、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給相應的位田、職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還相應給以若幹宅地和園田，為世業田，若絕戶還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準買賣，若受田者死亡，由國家收迴。”
這種製度就是先編戶籍然後按人口分田。
可是後來在貴族的特權幹涉下，這些田地變成了貴族的私有財產，而且班田製下的農民在社會經濟發展後開始背負上稅收的重擔，結果造成農民的大量流失，聚眾鬧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體，更讓當時日本的統治者開始反思外來文化對國內的影響。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統治者的統治構成衝擊。
遣唐使來到唐朝學習，然後將當時唐朝的一些先進的文化、經濟還有政治製度帶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紀中期，日本引進了佛教。
然後，奴隸主和貴族們將佛教變成了政治鬥爭。
比如，聖德太子和蘇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
聖德太子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的，對佛教的重視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為國教。
可這樣對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勢力便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而這種衝擊亦將會反作用於日本統治的勢力。
再次，海外貿易帶來了管理的麻煩。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紀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島和公派使節的出發迴歸等事務，之後開始接待外國使節。
到了九世紀，大宰府開始作為朝廷的代理機構管理對外貿易。
那時，外國商人到日本的住宿與飲食等費用皆由大宰府負責，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繳納關稅。
別以為日本人這是傻——他們這樣，就可以大大減輕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商人的費用，進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開展貿易活動。
而作為日本朝廷機構的大宰府，有采購任務——其主要職責就是用黃金來采購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於采購的數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讓日本內部的一些貴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滿足。
於是，商人一來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爭搶。
如此，便會促使價格提高，跟產生走私交易。
盡管日本的統治者試圖通過製定官符來限製哄搶和走私貿易，但是效果很不明顯。
這樣就給日本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管理壓力和管理問題。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加劇了日本本土的黃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權威地位。
隨著九世紀後日本外貿逐漸增多，管理困難和無力支付大量黃金的問題凸顯出來。
日本的統治者為了控製交易數量，為了確保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能夠獲得足夠的外國輸出品以顯示權威，則繼續保持國家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體係。
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係列的規定跟措施，來控製外商跟民間交易。
但在外商對規則的靈活規避下，日本朝廷所施展的種種措施，屢屢失效。
比如在延喜年間，日本為限製同一位商人（商船）過於頻繁地來日本，頒布了所謂的“年紀製”，但這位商人通過改變名字等方法來鑽規則的漏洞，進而來規避這種控製。
除此之外，官方間的貿易雖然在表麵上有序往來，但民間的走私等等貿易活動卻屢禁不止。
以上這幾個方麵就是日本采取消極的對外政策的原因所在。
總而言之就是，日本現在嚴格控製對外貿易。
沒有辦法，蔡仍隻能派商業部組織商人大搞走私，去日本賺取金銀。
初時，日本朝廷對此，反應並不積極，大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架勢。
那時，算是遼東和日本的蜜月期。
可隨著遼東商人越來越猖獗，日本朝廷也開始大範圍的打擊遼東的商人。
因為此事，這兩年，遼東與日本屢屢產生摩擦。
而且，遼東與日本的摩擦，越來越大。
就在不久前，日本朝廷竟然一口氣扣了遼東一百多艘商船。
有識之士，最近都在說，遼東與日本必有一戰。
如今，蔡仍將遼東的主要將領全都召集起來，牛皋，也包括其他人，自然難免猜測，蔡仍這是準備跟日本開戰了，否則不可能將這十大將全都叫來。
而經過軍事改製，蔡仍將全國的五十幾萬兵馬分成了十個廂（即十個集團軍），封了十大將：
第一廂：都統製嶽飛，（廂政委王貴，副都統郭浩，參謀長王彥（小），政治部主任王蘭）。
第二廂：都統製韓世忠，（廂政委解元，副都統李寶，參謀長陳廣，政治部主任李道）。
第三廂：都統製吳玠，（廂政委盧俊義，副都統楊政，參謀長耶律大石，政治部主任高林）。
第四廂：都統製劉錡，（廂政委張俊，副都統趙撙，參謀長拓俊京，政治部主任李德）。
第五廂：都統製王彥，（廂政委楊再興，副都統趙立，參謀長方七佛，政治部主任羅彥）。
第六廂：都統製張憲，（廂政委翟興，副都統李彥仙，參謀長楊震，政治部主任姚侑）。
第七廂：都統製王德，（廂政委吳璘，副都統翟進，參謀長方五相公，政治部主任邵俅）。
第八廂：都統製牛皋，（廂政委高師旦，副都統關勝，參謀長陳淬，政治部主任董有鄰）。
第九廂：都統製王勝，（廂政委花榮，副都統張清，參謀長張俊，政治部主任張子蓋）。
親軍：都統製楊沂中，（廂政委梁紅玉，副都統方百花，參謀長王三娘，政治部主任陳進姑）。
其中，第一廂、第二廂、第三廂、第四廂、第五廂、第七廂分別駐守在漢四郡的要害之處——蔡仍打下高麗之後，恢複了漢四郡的名，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當然範圍有所變化。
而第九廂駐守在台灣郡。
親軍、第六廂、第八廂駐紮在漢城左右，算是遼東的中央軍。
這其中又以親軍駐紮在漢城，負責漢城的防禦。
而親軍的都統製楊沂中，無疑是眾將之中離蔡仍最近的人。
因此，牛皋才會跟楊沂中打聽蔡仍召他們這些大將進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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