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二十五年七月七日,隨著盧溝橋日寇炮擊宛平的爆炸聲,我軍守城官兵奮起反擊,抗日戰爭正式拉開了序幕。

    第二天清晨,南京城街道、廣場的廣播開始播送著這一舉世震驚的消息,而處於鬧市區的中央大學,師生們也聚集在操場前、教室內,聽著電台的報道。大家熱血沸騰、怒火中燒,立刻自發地組織起來,要去政府大樓遊行,請求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林正謙、趙小婉、李四清、趙治淩也在這些同學中間。

    當隊伍走到大門口時,一個中年人在校門口擋住了學生,這個人正是中大的羅校長。

    “同學們,等一等。”羅校長揮手向同學們說:“現在是強敵入侵,國家臨難的時候,請大家冷靜,不要再去給政府添麻煩了。”

    有人在人群中嚷道:“日本人打東北,政府沒有出兵;日本人攻上海,政府還是沒有出兵;現在日本人又開始打北平了,難道政府還能忍受嗎?”

    “不會的。”羅校長努力讓大家恢複心態,他說:“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何況是關係民族存亡的國民政府。以前沒有應戰,隻不過因為國家貧窮、分裂,沒有力量去打好這一場生死決戰。如今內患已消、上下同心,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有跡象表明政府已做好準備,全力應付侵略者。”

    同學們聽了,一時間議論紛紛,不知道該去該留。

    羅校長又說:“今天早上我接到通知,我將應邀前去廬山,參加十六日蔣委員長組織的會議,他將作一次重要的報告,是為宣布抗日準備的。我與委員長私交很好,他曾說過和平的底線就是華北,敵若進攻華北,我必決死一戰,相信這次政府的表現不會讓同學們失望的。”

    同學們雖然讚同,但還是不願離去。羅校長看出來了,他說:“大家也許不知道這件事:我去年就認為中大麵積小,沒有發展餘地,又處於鬧市之中,不宜於學問研討。而且師生食宿條件差,教學試驗分散,希望另覓新校址,以擴大規模,改善生活。經過校方多方奔走努力,得到了教育部長王世傑和蔣委員長的同意,撥款二百四十萬,選定了中華門外的石子崗一帶作為新校址。一旦興工,每月由行政院另結遷校建築費八萬元。可見在外寇近逼、國庫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國家還是在關心著學生們的成長,你們可不要辜負了政府的一片良苦用心。大家都迴去上課吧,這是對日寇炮火的最好迴應。”

    同學聽了都很感動,都準備迴去。羅校長說:“學生會幹部請留一下。”

    於是趙治淩隨幹部們留下了,羅校長把大家招到傳達室,各自坐好。羅校長吩咐道:“我將要去參加武大、浙大、中大三所大學聯合招考出題的事,通知一到,隨時坐飛機動身。之後還要去廬山開會。現在全國處於一個非常時期,我去了以後,你們學生會要同校方一起把學校管起來,不要因為戰爭逼近就放棄學業,這也是侵略者想要達到的目的。另外還有件事……唉,還是等我迴來再說吧。”

    同學們都紛紛點頭表示讚同。羅校長因為還有事要忙,叫大家先散去了。

    趙治淩迴來宿舍,林正謙、李四清正在與隔壁宿舍的幾個同學在議論什麽,一見趙治淩迴來,林正謙便問:“聽說中大要遷校。”

    趙治淩說:“剛才不是說石子崗嗎,還沒動工呢,怎麽遷?”

    “不是。”林正謙說:“校委會透露出來的消息,說羅校長準備把學校遷到湖南還是湖北去,現在老師們都說他膽子太小,是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原來,那時候德國駐華大使名字叫陶德曼,這些日子一直在盡力調和中日問題,經常見報,於是,有些人就用他的名字來取笑羅家倫,叫他“陶德快”。其實雖然德國後來與日本、意大利組成了軸心國,但開戰之初,與民國政府還是保持著極為良好的關係。德國屬於歐洲列強中的後起之秀,又是一次大戰的戰敗國,所以一直為老牌強國如英、法、葡、西所排擠,常欲與東方諸國結好,以與列強及蘇聯抗衡。國民政府這些年聘用過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德國也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幾十個師,中央軍的機械化師也是德國幫助組建的,蔣中正曾經一度有過聯德抗日的想法,因為日本占領的膠州灣是德國以前的殖民地,他們之間有過節。但希特勒更看重日本強大的軍事,所以未能成功。

    趙治淩聽林正謙這麽一說,腦袋裏也迴想到一些相關的蛛絲馬跡,但他為人比較謹慎,知道林正謙是一個急性子,忙說:“唉!這些都是校方操心的事,我們管他幹啥?”

    這時候有人在門口催:“快去上課吧,老師在教室的叫人呢。”

    大家聽到這些,決定還是先上課,於是都離開宿舍去課堂上課去了。

    此後不多久,同學們進行了期未考試,然後放暑假。中央大學外表上看來一切顯得很平常,但有些事情卻在秘密地進行著。

    羅校長參加了蔣中正著名的廬山演講,顯露出無限的感動。迴到南京以後,就著手進行遷校的事。

    原來在一年前,日軍策劃了冀東事變,使冀東二十多個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這個事件引起了羅校長的注意,他知道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中日間必有一戰,便特別吩咐教務處預備好了一些用於長途旅行的大木箱,以備戰時做搬遷用。最近一段時間,日軍在華北頻繁調兵時,羅校長便放棄了遷校到中華門外計劃,準備把學校遷到內地以避戰亂,當時便不為同仁理解,“陶德快”這一稱唿便是自此開始。

    自廬山迴來,羅校長一麵叫員工收裝物品,一麵分批派人往四川、湖南、湖北出發,尋覓適當校址。接到各路調查的報告以後,羅校長詳細考慮,決定將中大本部遷往重慶,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也知道對日抗戰的艱難,決定一旦開仗,便把首都遷往重慶,讓出中原大片土地,以與強大的日軍周旋,稱之為“以時空換空間”的戰術。中大與政府在一個地點,也會得到相應的安全保障;而醫學院因為醫學設備上合作的便利,放在成都更合適。

    但是這個決定實施起來卻是很艱難的,很多上層人士有不同意見,有主張即在南京城外掘防空壕上課的,有主張遷至上海的,有主張遷至安徽九華山的,有主張遷至牯嶺新圖書館館址內的;而校內的老師,有主張遷至武昌珞珈山的,有主張遷至沙市的,遷至宜昌的,議論紛紜,阻力頗多。後來羅校長親往陵園見蔣中正,陳述了他的個人意見:第一,他斷定這次抗戰是長期的,軍事機關可以隨時遷移,而文化機關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遷地點,以水道能直達者為宜,搬過小家的應當知道搬這樣一個大家的困難。第三,重慶不但軍事上為險要,而且山陵起伏,宜於防空。蔣中正聽了表示認同,要他放手去幹。當然,這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恐慌,行動剛開始是瞞著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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