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求和登州雖然都在李愔的管轄下,但卻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那就是流求並不是大唐的領土,確切的說,這裏應該是李愔的私人領地,完完全全的屬於李愔。可以說他想怎麽搞就怎麽搞,誰也管不了他,如此一來,李愔就不必再像登州那樣束手束腳,隻能在大唐體製內進行改革。

    王安迴來之後,李愔的第一件事就是確定流求大島的官方名稱,流求這個名字雖然不錯,而且認同的人也比較多,但是卻有一個歧義,那就是在流求大島以北有一條島鏈,也就是後世的琉球群島,不過在大唐這個年代,也被人稱為流求,也就是說,在大部分漢人的眼中,後世的台灣島和琉球群島是一個地方,這顯然是一個認知上的錯誤,所以為了區別這兩個地方,李愔決定將台灣這個明朝才出現的名稱提前,定為流求大島的官方名稱。

    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都有亂改地名的惡趣味,一個地方從古至今,可能有不下七八個名稱,因此李愔將流求改為台灣的舉動在王安和燕北這些詩書人看來,也是很正常的事,況且李愔還拿出了正當的理由,所以倒也沒有人反對,以後李愔治下的所有官方文件中,統一用台灣代替流求這個稱唿。

    名稱確定下來後,接下來就是行政區域的劃分了,台灣全島的麵積雖然不小,但頂多也就比大唐的一些上州麵積大一些,所以最後還是將台灣定為州一級的行政區域,下轄著台北、台南、台東、澎湖等數個縣,這些縣名稱雖然和後世的一樣,不過每個縣的麵積卻要大的多,畢竟現在島上人口極少,大部分都是荒蕪之地,根本沒必要劃分的那麽精細。

    行政區域劃分過之後,接下來就是律法的實施,這點根本沒有什麽困難,大唐的律法就已經很不錯了,拿過來修改一下就能用,關鍵的則是官員的任命。和大唐一樣,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依然是刺史,不過現在這個刺史之位還沒有合適的人選,那個崔巍雖然表現不錯,但在台灣這個地方卻沒什麽資曆,若是貿然提拔成刺史的話,恐怕會讓陸青手下的人不服,所以最後還是由李愔暫時兼任台灣刺史,然後任命崔巍為別駕,李愔不在台灣的時候,就由他代理刺史之位。

    其實說起來李愔在近兩年內,估計很少時間會來台灣,所以崔巍這個別駕幾乎就是刺史了,不過隻要沒有正式任命,就不會引起別人的嫉妒。

    台灣的治所暫時定在基隆市,刺史府就是李愔暫時居住的地方,另外刺史之下的司功、司倉、司戶等曹也一應俱全,縣級的行政機構也幾乎沒什麽太大的變化。不過在整個台灣的行政機構中,李愔卻做出一個根本性的改革,那就是消除了官與吏之間的差別。

    所謂官,有品級者才是官,從一品到最低等的九品為止,每一品又分為正與從兩級,而自四品以下,每一品又分為上下兩等,也就是說,大唐的官員一共有三十級,每一級與上下兩級都是差別極大,可謂是等級森嚴。不過李愔感覺這樣的分級製度實在是太麻煩了,幹脆把那些正、從、上、下等全都給去掉,隻剩下一品到九品這九個級別。

    而除了上麵的正式官員外,一個行政機構想要運轉起來,就需要另外一個不是官員的官員,那就是吏,說起吏這種官府裏的工作人員,就不得不說一下封建王朝的行政係統,以大唐為例,最小的行政單位就是縣,縣裏設有縣令、縣丞、主簿和縣尉,加在一起也就四個有品級的官員,可是一個縣想要運轉,四個人肯定不行,所以就要進行招募,其中一些文書、六房管事之類的人,就是所謂的吏了,地位相當於後世的那種中低級公務員,衙門裏辦事的主要就是這些吏員。

    隻不過吏與官不同,官是朝廷任命的,俸祿也是由朝廷發放。可是吏就不一樣了,吏是由地方官自行招募的,最多也就是再向吏部報一下就行了,中央政府根本管不到這些,而且這些吏的俸祿也是由地方官發放,與中央朝廷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頂多中央朝廷會默許地方官截留一部分的稅收,做為這些吏的俸祿以及其它一些行政費用。

    可是如此一來,很容易就會出現貪汙腐敗的現象,後世的明清兩代貪汙成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地方官對稅收有截留的權力。另外吏在政治上也頗受歧視,比如和商人一樣,後代不能參加科考等等。

    李愔一開始還真不知道古代的官和吏還有這麽大的區別,直到在登州做刺史時,才慢慢的搞清楚其中的差別,當時他就想對這種現象進行改革,可惜登州畢竟是大唐的領土,他雖然是皇子,但也依然沒辦法改變這麽大一個國家的政體,所以隻得作罷,直到現在有了台灣這麽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他才終於可以放開手腳。

    首先,李愔將官與吏的俸祿發放權全都收迴,統一由齊王府發放,對吏的招募也由齊王府統一招收,同時也消除了對吏的一些歧視政策。另外最重要的是,李愔以台灣讀書人少為由,將官員的選拔方式也做了改變,不再學習大唐的科舉製,則是直接從吏中選拔官員,打通了吏與官的升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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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唐也有由吏升遷到官的做法,而且還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流外入流內,流外就是指吏,流內就是指官,其實就是從體製外進入體製內,隻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而,而且由吏升為官的人也受到極大的限製,比如有些官職無法擔任,不能進入三品等等,可以說頗受歧視。不過現在倒好,李愔直接將吏升官做為一種主要的選拔機製了,雖然這讓崔巍等一些傳統官員有些不滿,但因為大唐也有先例,所以倒也沒有堅持反對。

    由吏中選拔官員的好處是,提拔上來的官員大都有基層工作經驗,熟悉自己的本職工作,不會像那些死讀書之人,做官之後根本不知如何行政,還要向身邊的吏員請教。當然了,這樣做也有一些缺點,比如可能會造成官員的文化水平不一,而且也容易結黨營私等等。

    對於這種情況,李愔也做了相應的準備,那就是在台灣設立一個全新的機構,這就是台灣都察院,院長由楊暕推薦的那個陳宮擔任。其實說新也不算新,這個都察院的功能其實和大唐的禦史台差不多,都是監督考查官員之用,隻不過它的功能更加單一,隻有調查取證權,想要抓人的話,必需交由刺吏批準,再由專門的機構去執行,而這又牽扯到另外一個新的部門,那就是警察院。

    前麵已經說過,行政機構中的吏也由齊王府統一任命,不再由地方官招募,而除了吏之外,還有衙役這個特殊的階層。吏雖然沒有品級,但好歹也是正式的官方人員,而衙役則不同,幾乎是屬於賤民一類,與奴婢的地位差不多。隻不過他們身上的責任卻一點也小,身負著治安、收稅、征糧等等繁雜的工作。

    對於這個特殊的階層,李愔做的改動更大,直接將衙役最大的工作職能,也就是治安職能剝離出來,專門在基隆成立一個警察總院,每個縣裏設有分院,統一管理全島的所有警察,這些警察身負治安的職能,分院的院長雖然名義上是縣令的下屬,但卻有獨立執法權,甚至若是接到刺史簽署的逮捕令,可以直接將治下的任何人當場拿下,包括縣令本人。其中警察總院的最高長官稱總長,與都察院的院長平級,僅在別駕之下,現在暫時由楊暕推薦來的朱猛擔任。

    其實說到底,李愔成立的都察院和警察院,就是將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離開來,與一州六曹之中的法曹形成一個完整的司法機構,而之所以讓陳宮和朱猛分別擔任兩院的最高長官,也是為了與崔巍和陸青這些原班人馬形成牽製。本來李愔還想成立法院的,不過後來一想,台灣的才隻是一州之地,本來就有法曹,若是再設立一個法院的話,權利就有些重合了,所以隻是加強了一些法曹的職能,等日後地盤擴大了,再設立更高一級的司法機構也不遲。

    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導致原來政府機構的權利都有了或大或小的改變,其中有不少部門的權利都被消減了許多,若是放在大唐那種政治機構成熟的體製內,肯定會遇到無窮的阻力,而台灣這裏本來就是一窮二白,甚至原來在陸青治理之下,好多機構根本沒有成立,所以李愔上麵的那些改動,並沒有遇到什麽太大的阻力,也隻有崔巍和那些被流放來的官員提出一些異議,不過全都被李愔壓服下去了。

    行政和司法的事搞定之後,接下來就是軍事方麵的改革,這可是一件重中之重的大事,為此李愔還特意將陸青、虎力和周龍三人叫到一起,一連商議了幾天之後,最後終於有一個大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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