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嶽在家足足躺了一個星期，身體才恢複過來。但，胯骨還隱隱地痛。本來，還應該躺幾天，可關山嶽已經沒有了繼續躺下去的勇氣。他想在最短的時間內擺脫這種煎熬，到外邊的世界走一走。大千世界的各種變化，已經讓關山嶽著迷。
外鄉人不知道，東北人就是這麽燒包，有點精神就開始得瑟，哪怕身上有四兩肉也能給你得瑟兩天，你想讓他不得瑟那不行。君不見，唱秧歌戲的那些蹦蹦，你看哪個不是東北人？東北人就是這樣，實在、大氣、樂觀、好動。關山嶽也不例外，他此時正是閑心難忍年齡，於是從炕上爬起來，去大街上找能讓他得瑟的地方去了。
正值中午，秋後的太陽火辣辣的掛在天上，天空中不見一點的雲。
關山嶽手搭涼棚，站在道旁，向西望去，誰也不知他企盼著什麽，更希望什麽事情發生。望著望著，隻見關山嶽的眼睛一亮，好像找到了他的希望。
從九中後院的大路上，走來了幾個關山嶽在屯中的夥伴，他們正趕著一群豬往屯裏走。後邊跟著老豬倌顧文秀，小豬倌紀達成。
這是很大一群豬，能有上百頭。
在全國城鄉都過苦日子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民的日子更難過。除了生產隊的那點工分，幾乎沒有別的進項。為了貼補家用，農民們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
沒見過多餘鈔票的農民們，把這“豬”叫“小銀行”，把這“雞”叫“錢匣子”。誰家要想攢倆錢，必須得養豬，也隻能靠養豬。而一年的油鹽醬醋錢，又全靠從雞屁股裏往出掏。
但，豬和雞又不能多養，養多了你就犯了路線錯誤，一定有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扣在你頭上。
養豬不能用氣吹，沒有糧食，要想讓豬長分量，就隻能靠去野外放養。每到春、夏、秋三季，生產隊都安排豬倌兒，把各家的豬集中起來，到野外放養。這樣，人們天天就能看到成群結隊的豬，和那放豬的豬倌兒。
今天，關山嶽從家中出來，正趕上豬倌兒和夥伴們放豬迴來。關山嶽已經有十幾天沒見到這些已經當了準豬倌兒的小夥伴了。
隻聽柳家寶玉揚手喊道：“山嶽，過來，給你山雀兒吃。”
關山嶽將信將疑地走過去，從寶玉手上接過來燒熟的山雀兒，看了看，咬了一口。很好吃。問道：“哪來的？”
“我們自己燒的，你要是跟我們去，天天能吃著山雀兒。”寶玉答。
“還有蛤蟆腿。”劉文惠補充道。說著，他給關山嶽遞過來兩個燒熟的蛤蟆腿。關山嶽拿在手裏，沒敢吃，但已經動了跟他們去放豬的念頭。
下午，不到一點，關山嶽先是去寶玉家，後和寶玉一起去屯子東頭，跟兩個豬倌兒和小夥伴們一起攬豬。
顧文秀見關山嶽也來放豬，有些不高興，他把關山嶽叫到一邊，說：“二孩子，放豬不是咱們幹的活，你要念書呀，念書才是正道。我現在幫不了你什麽忙了，你去找雲老先生，他那有書，他能幫你的。迴去吧，一定要好好讀書哇。沒文化怎麽行啊？”
顧文秀的話，弄得關山嶽雲裏霧裏的。“念書？念的哪門子書呢？給誰念書呀，上哪去念書呀？”關山嶽想不明白，他沒有聽顧文秀的話。
放豬這活計，不像放馬那麽高雅，但也不是像關山嶽開始想象的那麽低俗，有些樂趣。
人們聚齊後，隻聽小豬倌兒紀達成放開喉嚨喊著：“撒豬啦！撒豬啦！”
屯中，家家戶戶的男工女婦們，開始把自家的豬往院外趕。於是，匯成浩浩蕩蕩豬的海洋，翻卷著滾過屯子，向西奔去。豬倌兒們的吆喝聲，豬們的叫聲，此起彼伏，混配成作曲家永遠也寫不出的交響曲。
豬沒有馬規矩，也沒有馬通人性，對人類的語言除了吃這個信號外，一無所知。更可恨的是，豬沒有組織性和紀律性，常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哪有空隙它往哪鑽，哪有吃的它往哪拱。所以，領導這樣的一群豬，豬倌兒們很費力，一定要左攔右擋，前圈後攆，才能把豬群趕到目的地。
雖然增加了這許多的幫手，但老豬倌兒顧文秀沒一絲的懈怠，他一直督後陣，防止豬往家逃竄。
用去快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走到街西迴水堤。街西迴水堤，裏外都是草甸子，方圓能有四五平方公裏，這裏雜草叢生野菜遍地。雖是秋初季節，照樣有豬吃的東西。
小豬倌兒紀達成開始指手畫腳，他把這些孩子分成兩個班組，一個班組三個人，一個小時一輪班。在班的人，負責照看豬群，不讓豬跑遠，更不讓豬進地糟蹋莊稼；不在班的人，開始逮山禽，扡蛤蟆，準備晚上的吃食。
逮山禽有多種方法，下夾子，下扣網，下馬尾套，支粘網。
孩子們把抓來的山禽分為好看和不好看的兩類。好看的用籠子裝起來，留著觀賞，像黃豆瓣兒，野黃鸝，山八哥等。不好看的統統摔死，糊上黃泥，扔進火堆裏，燒熟後蘸鹽吃。像家雀、山雀、溜粉球子這些醜八怪都在最早的時間內成為人們享用的美食。
俗語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不貌相的，不鬥量的誰人見過？人分三六九等，何況山禽乎？
對蛤蟆則一視同仁，格殺勿論。先，摔死、剝皮；後，揪下大腿、用鹽鹵十分鍾、糊上黃泥、再用鐵扡子穿上、架在火堆上烤。
燒山禽、烤蛤蟆腿，都是個技術活，掌握住火候很重要。要點是看黃泥的顏色和狀態，顏色略呈紅色，形態有些酥脆時，把黃泥去掉，再繼續燒烤一會兒。這時要格外細心，要不停地翻動，避免烤焦。一但烤焦了，很容易裏生外糊，一股煤煙味，不好吃。
在紀達成的領導下，孩子們實行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當山禽和蛤蟆腿燒烤好後，大家均攤，任何人都不會有特殊化，此時體現的風雅程度比“組織”內的那些政治無賴們要強上千倍。
大家像出征的戰士，飽餐一頓，頓時來了精神，有了上梁山入夥般的快活。這就是大自然給予孩子們的魔力，蒼天厚土給予孩子們的眷顧。關山嶽他們這些孩子之所以來當準豬倌兒，仿佛是肩抗大任的斯人。否則，誰會頭頂炎炎烈日，冒著曬爆皮的傷害？
豈不知，這都是冠冕堂皇的虛話，而實話是：人生的真諦莫過於先要填飽自己的肚子。
吃飽喝足了，閑事也就來了。
因為，在這個群體中，總有一個人與大家是格格不入的。他不吃、不喝，自己一個人跑來跑去去攆豬。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老豬倌兒顧文秀。
說起顧文秀，話可就長了。
顧文秀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這年四十四歲，他原籍不在驛河縣，而是河北清河。清河與驛河不同，清河在中國的曆史上名聲顯赫，曆史上從清河縣出來為官的人是驛河的上百倍。顧文秀早年隨父赴任來東北讀書，先到奉天，後下新京，再後來驛河縣。“八一五光複”後，顧文秀學業已成，曾效力於驛河縣國民政府，任教育科科員，後去驛河二中任教。解放後依然在驛河二中做教員，一九五四年轉入驛河九中，由國文課教員改做曆史課教員。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顧先生光榮地成為了“右派”。後來就地安排，到驛東生產大隊第二生產小隊，也就是山南屯，勞動改造。
顧文秀原來住驛河九中的家屬宿舍，自當了右派後被學校趕了出來，是關父領著社員給他壓了兩間草房。為此，關山嶽的母親還說了一堆的閑話。說關父看上了顧先生年輕貌美的夫人，才賣這力氣。豈不知，關父早與顧先生要好，關父喜歡顧先生的學識，顧先生喜歡關父的爽直。
顧先生這個“右派”當得簡單，近乎於一場玩笑。直到改革開放，給右派平反的時候，也沒人能說清楚顧先生因為什麽當的右派，是有反動言論？還是有反動行為？別說顧先生自己，就連一向偉大的組織也說不清楚。
當年，“反右鬥爭”進入高潮的時候，按照老人家“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的論斷來判斷——一定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壞人。也就是說在一百個人的單位裏，“右派分子”應該有五個。
驛河九中有教職員工四十二人，有學生三百四十八人，在往這百分之五範疇內圈人的時候，組織上可犯了難，因為在鳴放的過程中，真正跳出來當“右派”的隻有一人——艾軒庭。這麽大個學校就一個“右派”，別說這“右派”本身孤單，上級也不能答應。好事成雙，無論如何還得再找出一個“右派”來頂數。
實在沒辦法，九中書記袁德旭想起了美國總統是靠投票選出來的。他知道，這被選出來的總統可是全世界最反動的家夥，最大的資產階級，咱們何不來個投票選“右派”？於是，學校組織動員全體員工來投票。經過三輪的投票，顧先生才光榮地跨進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當組織把顧先生定為右派時候，九中書記袁德旭對顧先生說：“顧文秀，把你劃到右派堆裏你好像有點屈，其實你不屈。右派嗎，不光是表麵上右，其骨子裏就右。比如你顧文秀，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吧？你父親是官僚資產階級吧？你在偽滿洲學校讀過書吧？所以，你從投胎就是右派的料。再說你，一天除了上課連句話都不說，好像誰欠你二兩黃錢紙似的；遇到問題還叼個死理，好像誰也不如你。你說，你不是右派，咱們學校還能有“右派”嗎？”
其實，在“反右”這場鬥爭中，顧先生別說反動的話，連一句革命的話都沒有說。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個道理，一直當旁聽生，三緘其口。
沒想到，禍從天降，一句閑言碎語都沒有的他，在這種強大的推理麵前，被定性為右派。顧先生麵對這樣的推理，隻能點頭承認自己這右派當的不屈。其實，顧先生心裏明白，在革命的隊伍中，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領袖級人物不在少數，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那個人出身在貧農家庭裏？連跟他談話的袁書記，不也是在舊軍隊裏當過兵，後投身新四軍的嗎？
最後，袁書記跟顧先生說：“先把你就近安排到山南屯，你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爭取寬大處理，從新做人。”
緊接著，袁書記又補充道：“下去鍛煉鍛煉是個好事，經風雨見世麵嘛。我想鍛煉呐，可組織上不給我鍛煉的機會。你這是機會難得呀。再說，學校大門是永遠為你敞開的，一旦你改造好了，我們是歡迎你迴來的。”
於是，顧先生忽忽悠悠就來到了山南屯，領著老婆孩子過日子，從一個教書匠，一夜之間變成了農民，沒了工資，有了工分。
關山嶽早就認識顧先生。顧先生講曆史課就像拽評書一樣的吸引人。關山嶽經常趴在九中教室的窗台上旁聽顧先生的課。顧先生對關山嶽也有印象，說關山嶽是編外學生。
顧先生講課從不翻教案。但，他一定要拿教案。他先用雋秀的小草寫下課節的題目，然後麵對學生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起。講到興奮處，他一定是轉身麵對南天，不再看學生一眼，而是盡情地傾訴，仿佛他的學生是藍天，是藍天上那潔白的雲。
講課時，顧先生從不看著黑板寫字，一定是側著身，把臉轉向同學們，嘴在說，手在動，但寫出的字，別提多帶勁（東北土話“好”的意思）了。
顧先生課節時間把握的非常精確。當他講道：“此節課到此結束，有不明白的同學請到史地組去問。”保證下課的鍾聲響起。
每節課下來，顧先生的學生們沒一個不像送神一樣，靜靜地恭送著顧先生的離去。
顧先生本是一介書生，真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讓他來參加生產隊這樣重體力的勞動，無疑是折磨。身為生產隊長的關父，就一直給顧先生安排點輕活幹，像放豬、看地頭子這樣的輕活兒，都有顧先生的份。
顧先生自從來到山南屯，家裏外邊一言不發，常常自己悶坐出神，天長日久，落下病來。此刻，顧先生的肚子已經像孕婦一樣鼓鼓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顧先生病得不輕，顧先生也知道自己的病。但他不能不出來勞動，一家人的吃食還要靠他出工來掙。
顯而易見，在這支豬倌兒隊伍裏，顧先生是公開的、徹頭徹尾的階級敵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理應誠懇接受革命小將的監督，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然而在實際行動上，顧先生卻挺著一個病身子，偏偏和以紀達成為首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小將意見相左，唱對台戲。
紀達成這年十五歲，是十月子的堂兄。由於家庭生活困難，人長得幹瘦。一顆小腦袋上長著一對大眼睛，是那樣的不配套。他雖然已經下了五年莊稼地，但還沒斷孩子氣。
沒幾天，紀達成領著孩子們玩野了，竟然把放豬當成副業，把吃和玩當成了主業。紀達成覺得，上百頭豬如果在甸子上放，不好看管，勞神費力。他為了能多玩一會，多弄些吃的，開始讓孩子們把豬趕到山頭的大溝裏，再用兩個人守住溝口，把豬囚禁起來，造成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局麵。
這麽幹，顧先生反對。他說：“大溝裏寸草不生，你讓豬吃什麽？豬沒什麽吃能長膘嗎？你們這樣做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禍害人民。凡事要講良心，不能為了安逸，就喪良心。拿啞巴畜生不識數，拿社員不識數，這樣的事虧你們能幹的出來！”
顧先生不但冷言冷語地勸阻大家，還威脅說要向生產隊報告。
一聽顧先生的話，紀達成急了，他對顧先生說：“好，你不是心疼豬嗎，這群豬就交給你了，你天天負責經管，我們想咋的就咋的，你管不著。”
於是，紀達成把豬群交給顧先生一個人看管，弄得顧先生整日疲於奔命。紀達成並沒有因此罷手，他還不時地找顧先生的茬，欺負顧先生，讓顧先生生了很多的悶氣。
不長時間，顧先生的病情加重，不能出工了。
紀達成依仗自己是貧下中農子弟，不但如此折磨顧先生，還惡人先告狀，在生產隊政治隊長劉文昌麵前給顧先生上條子，說顧先生不好好放豬，整天睡覺，致使豬經常到大地裏糟蹋莊稼，意欲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為“地、富、反、壞、右”喊冤叫屈。
劉隊長不明真相，把顧先生好頓批評。顧先生一氣之下，病情加重。又過了一個星期，顧先生離開了人世。
顧先生病重時，把身為生產隊長的關父叫到身邊。有氣無力地說：“老隊長，我這一家人就托付給你了，你能給他們娘幾個一碗粥喝就行。”
顧先生歇了歇，有氣無力地繼續說：“你們家二孩子腦袋夠用，是個讀書的料，你可別錯眼珠哇，不該讓孩子荒廢了，你讓他去找雲老先生借書看，一定能成的。”
顧先生又歇了半天，接著說道：“我們家二丫頭跟你們家二孩子同歲，將來要是能行，讓二丫頭給你當兒媳婦吧，二丫頭錯不了。”
關父明白了顧先生的用意，打發人喊來了關山嶽，指著關山嶽說：“你看，我把二孩子叫來了。”然後，轉過身來，讓關山嶽給顧先生磕頭。
關山嶽看到此時的顧先生已經很嚇人了，眼睛瞪得像燈泡，肚子脹得像口鍋，臉黃得像燒紙。
顧先生走了，帶著滿腔的遺憾走了，他再也沒有迴到他心愛的教室，登上他心愛的講台。
顧先生病故後，紀達成成了放豬隊伍的唯一一位豬倌兒。紀達成高興，大家也跟著高興，為了慶祝這一輝煌勝利，有幾個小夥伴從家中多拿了幾把鹽，大家夥大大方方燒烤了一天。
從此，豬倌們更加自由了，自由得有些肆無忌憚，不但有時間吃野味，還可以打撲克，玩“憋死牛”。隻是那些啞巴畜生——豬，吃沒吃，喝沒喝，被圈在大溝裏，餓得嗷嗷叫。每天收工時，豬們餓得像離弦的箭，瘋一般地往家跑。沒用半個月，豬們個個瘦得皮包骨，隻剩骨頭架子了，走起路來直打晃。
“紙包不住火”。沒過多久，小豬倌兒和準豬倌兒的所作所為被社員們發現了，生產隊采取斷然措施，罷了紀達成的倌兒，讓他跟社員一起去鋤田抱壟。這些準豬倌兒們也被攆迴了家。此刻，人們想起了老豬倌兒顧先生。
可是，顧先生再也不能迴來給社員放豬。他走遠了。
外鄉人不知道，東北人就是這麽燒包，有點精神就開始得瑟，哪怕身上有四兩肉也能給你得瑟兩天，你想讓他不得瑟那不行。君不見，唱秧歌戲的那些蹦蹦，你看哪個不是東北人？東北人就是這樣，實在、大氣、樂觀、好動。關山嶽也不例外，他此時正是閑心難忍年齡，於是從炕上爬起來，去大街上找能讓他得瑟的地方去了。
正值中午，秋後的太陽火辣辣的掛在天上，天空中不見一點的雲。
關山嶽手搭涼棚，站在道旁，向西望去，誰也不知他企盼著什麽，更希望什麽事情發生。望著望著，隻見關山嶽的眼睛一亮，好像找到了他的希望。
從九中後院的大路上，走來了幾個關山嶽在屯中的夥伴，他們正趕著一群豬往屯裏走。後邊跟著老豬倌顧文秀，小豬倌紀達成。
這是很大一群豬，能有上百頭。
在全國城鄉都過苦日子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民的日子更難過。除了生產隊的那點工分，幾乎沒有別的進項。為了貼補家用，農民們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
沒見過多餘鈔票的農民們，把這“豬”叫“小銀行”，把這“雞”叫“錢匣子”。誰家要想攢倆錢，必須得養豬，也隻能靠養豬。而一年的油鹽醬醋錢，又全靠從雞屁股裏往出掏。
但，豬和雞又不能多養，養多了你就犯了路線錯誤，一定有一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扣在你頭上。
養豬不能用氣吹，沒有糧食，要想讓豬長分量，就隻能靠去野外放養。每到春、夏、秋三季，生產隊都安排豬倌兒，把各家的豬集中起來，到野外放養。這樣，人們天天就能看到成群結隊的豬，和那放豬的豬倌兒。
今天，關山嶽從家中出來，正趕上豬倌兒和夥伴們放豬迴來。關山嶽已經有十幾天沒見到這些已經當了準豬倌兒的小夥伴了。
隻聽柳家寶玉揚手喊道：“山嶽，過來，給你山雀兒吃。”
關山嶽將信將疑地走過去，從寶玉手上接過來燒熟的山雀兒，看了看，咬了一口。很好吃。問道：“哪來的？”
“我們自己燒的，你要是跟我們去，天天能吃著山雀兒。”寶玉答。
“還有蛤蟆腿。”劉文惠補充道。說著，他給關山嶽遞過來兩個燒熟的蛤蟆腿。關山嶽拿在手裏，沒敢吃，但已經動了跟他們去放豬的念頭。
下午，不到一點，關山嶽先是去寶玉家，後和寶玉一起去屯子東頭，跟兩個豬倌兒和小夥伴們一起攬豬。
顧文秀見關山嶽也來放豬，有些不高興，他把關山嶽叫到一邊，說：“二孩子，放豬不是咱們幹的活，你要念書呀，念書才是正道。我現在幫不了你什麽忙了，你去找雲老先生，他那有書，他能幫你的。迴去吧，一定要好好讀書哇。沒文化怎麽行啊？”
顧文秀的話，弄得關山嶽雲裏霧裏的。“念書？念的哪門子書呢？給誰念書呀，上哪去念書呀？”關山嶽想不明白，他沒有聽顧文秀的話。
放豬這活計，不像放馬那麽高雅，但也不是像關山嶽開始想象的那麽低俗，有些樂趣。
人們聚齊後，隻聽小豬倌兒紀達成放開喉嚨喊著：“撒豬啦！撒豬啦！”
屯中，家家戶戶的男工女婦們，開始把自家的豬往院外趕。於是，匯成浩浩蕩蕩豬的海洋，翻卷著滾過屯子，向西奔去。豬倌兒們的吆喝聲，豬們的叫聲，此起彼伏，混配成作曲家永遠也寫不出的交響曲。
豬沒有馬規矩，也沒有馬通人性，對人類的語言除了吃這個信號外，一無所知。更可恨的是，豬沒有組織性和紀律性，常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哪有空隙它往哪鑽，哪有吃的它往哪拱。所以，領導這樣的一群豬，豬倌兒們很費力，一定要左攔右擋，前圈後攆，才能把豬群趕到目的地。
雖然增加了這許多的幫手，但老豬倌兒顧文秀沒一絲的懈怠，他一直督後陣，防止豬往家逃竄。
用去快一個小時的時間，才走到街西迴水堤。街西迴水堤，裏外都是草甸子，方圓能有四五平方公裏，這裏雜草叢生野菜遍地。雖是秋初季節，照樣有豬吃的東西。
小豬倌兒紀達成開始指手畫腳，他把這些孩子分成兩個班組，一個班組三個人，一個小時一輪班。在班的人，負責照看豬群，不讓豬跑遠，更不讓豬進地糟蹋莊稼；不在班的人，開始逮山禽，扡蛤蟆，準備晚上的吃食。
逮山禽有多種方法，下夾子，下扣網，下馬尾套，支粘網。
孩子們把抓來的山禽分為好看和不好看的兩類。好看的用籠子裝起來，留著觀賞，像黃豆瓣兒，野黃鸝，山八哥等。不好看的統統摔死，糊上黃泥，扔進火堆裏，燒熟後蘸鹽吃。像家雀、山雀、溜粉球子這些醜八怪都在最早的時間內成為人們享用的美食。
俗語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不貌相的，不鬥量的誰人見過？人分三六九等，何況山禽乎？
對蛤蟆則一視同仁，格殺勿論。先，摔死、剝皮；後，揪下大腿、用鹽鹵十分鍾、糊上黃泥、再用鐵扡子穿上、架在火堆上烤。
燒山禽、烤蛤蟆腿，都是個技術活，掌握住火候很重要。要點是看黃泥的顏色和狀態，顏色略呈紅色，形態有些酥脆時，把黃泥去掉，再繼續燒烤一會兒。這時要格外細心，要不停地翻動，避免烤焦。一但烤焦了，很容易裏生外糊，一股煤煙味，不好吃。
在紀達成的領導下，孩子們實行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當山禽和蛤蟆腿燒烤好後，大家均攤，任何人都不會有特殊化，此時體現的風雅程度比“組織”內的那些政治無賴們要強上千倍。
大家像出征的戰士，飽餐一頓，頓時來了精神，有了上梁山入夥般的快活。這就是大自然給予孩子們的魔力，蒼天厚土給予孩子們的眷顧。關山嶽他們這些孩子之所以來當準豬倌兒，仿佛是肩抗大任的斯人。否則，誰會頭頂炎炎烈日，冒著曬爆皮的傷害？
豈不知，這都是冠冕堂皇的虛話，而實話是：人生的真諦莫過於先要填飽自己的肚子。
吃飽喝足了，閑事也就來了。
因為，在這個群體中，總有一個人與大家是格格不入的。他不吃、不喝，自己一個人跑來跑去去攆豬。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老豬倌兒顧文秀。
說起顧文秀，話可就長了。
顧文秀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這年四十四歲，他原籍不在驛河縣，而是河北清河。清河與驛河不同，清河在中國的曆史上名聲顯赫，曆史上從清河縣出來為官的人是驛河的上百倍。顧文秀早年隨父赴任來東北讀書，先到奉天，後下新京，再後來驛河縣。“八一五光複”後，顧文秀學業已成，曾效力於驛河縣國民政府，任教育科科員，後去驛河二中任教。解放後依然在驛河二中做教員，一九五四年轉入驛河九中，由國文課教員改做曆史課教員。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顧先生光榮地成為了“右派”。後來就地安排，到驛東生產大隊第二生產小隊，也就是山南屯，勞動改造。
顧文秀原來住驛河九中的家屬宿舍，自當了右派後被學校趕了出來，是關父領著社員給他壓了兩間草房。為此，關山嶽的母親還說了一堆的閑話。說關父看上了顧先生年輕貌美的夫人，才賣這力氣。豈不知，關父早與顧先生要好，關父喜歡顧先生的學識，顧先生喜歡關父的爽直。
顧先生這個“右派”當得簡單，近乎於一場玩笑。直到改革開放，給右派平反的時候，也沒人能說清楚顧先生因為什麽當的右派，是有反動言論？還是有反動行為？別說顧先生自己，就連一向偉大的組織也說不清楚。
當年，“反右鬥爭”進入高潮的時候，按照老人家“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的論斷來判斷——一定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壞人。也就是說在一百個人的單位裏，“右派分子”應該有五個。
驛河九中有教職員工四十二人，有學生三百四十八人，在往這百分之五範疇內圈人的時候，組織上可犯了難，因為在鳴放的過程中，真正跳出來當“右派”的隻有一人——艾軒庭。這麽大個學校就一個“右派”，別說這“右派”本身孤單，上級也不能答應。好事成雙，無論如何還得再找出一個“右派”來頂數。
實在沒辦法，九中書記袁德旭想起了美國總統是靠投票選出來的。他知道，這被選出來的總統可是全世界最反動的家夥，最大的資產階級，咱們何不來個投票選“右派”？於是，學校組織動員全體員工來投票。經過三輪的投票，顧先生才光榮地跨進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當組織把顧先生定為右派時候，九中書記袁德旭對顧先生說：“顧文秀，把你劃到右派堆裏你好像有點屈，其實你不屈。右派嗎，不光是表麵上右，其骨子裏就右。比如你顧文秀，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吧？你父親是官僚資產階級吧？你在偽滿洲學校讀過書吧？所以，你從投胎就是右派的料。再說你，一天除了上課連句話都不說，好像誰欠你二兩黃錢紙似的；遇到問題還叼個死理，好像誰也不如你。你說，你不是右派，咱們學校還能有“右派”嗎？”
其實，在“反右”這場鬥爭中，顧先生別說反動的話，連一句革命的話都沒有說。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個道理，一直當旁聽生，三緘其口。
沒想到，禍從天降，一句閑言碎語都沒有的他，在這種強大的推理麵前，被定性為右派。顧先生麵對這樣的推理，隻能點頭承認自己這右派當的不屈。其實，顧先生心裏明白，在革命的隊伍中，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領袖級人物不在少數，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那個人出身在貧農家庭裏？連跟他談話的袁書記，不也是在舊軍隊裏當過兵，後投身新四軍的嗎？
最後，袁書記跟顧先生說：“先把你就近安排到山南屯，你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爭取寬大處理，從新做人。”
緊接著，袁書記又補充道：“下去鍛煉鍛煉是個好事，經風雨見世麵嘛。我想鍛煉呐，可組織上不給我鍛煉的機會。你這是機會難得呀。再說，學校大門是永遠為你敞開的，一旦你改造好了，我們是歡迎你迴來的。”
於是，顧先生忽忽悠悠就來到了山南屯，領著老婆孩子過日子，從一個教書匠，一夜之間變成了農民，沒了工資，有了工分。
關山嶽早就認識顧先生。顧先生講曆史課就像拽評書一樣的吸引人。關山嶽經常趴在九中教室的窗台上旁聽顧先生的課。顧先生對關山嶽也有印象，說關山嶽是編外學生。
顧先生講課從不翻教案。但，他一定要拿教案。他先用雋秀的小草寫下課節的題目，然後麵對學生開始滔滔不絕的講起。講到興奮處，他一定是轉身麵對南天，不再看學生一眼，而是盡情地傾訴，仿佛他的學生是藍天，是藍天上那潔白的雲。
講課時，顧先生從不看著黑板寫字，一定是側著身，把臉轉向同學們，嘴在說，手在動，但寫出的字，別提多帶勁（東北土話“好”的意思）了。
顧先生課節時間把握的非常精確。當他講道：“此節課到此結束，有不明白的同學請到史地組去問。”保證下課的鍾聲響起。
每節課下來，顧先生的學生們沒一個不像送神一樣，靜靜地恭送著顧先生的離去。
顧先生本是一介書生，真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讓他來參加生產隊這樣重體力的勞動，無疑是折磨。身為生產隊長的關父，就一直給顧先生安排點輕活幹，像放豬、看地頭子這樣的輕活兒，都有顧先生的份。
顧先生自從來到山南屯，家裏外邊一言不發，常常自己悶坐出神，天長日久，落下病來。此刻，顧先生的肚子已經像孕婦一樣鼓鼓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顧先生病得不輕，顧先生也知道自己的病。但他不能不出來勞動，一家人的吃食還要靠他出工來掙。
顯而易見，在這支豬倌兒隊伍裏，顧先生是公開的、徹頭徹尾的階級敵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理應誠懇接受革命小將的監督，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然而在實際行動上，顧先生卻挺著一個病身子，偏偏和以紀達成為首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小將意見相左，唱對台戲。
紀達成這年十五歲，是十月子的堂兄。由於家庭生活困難，人長得幹瘦。一顆小腦袋上長著一對大眼睛，是那樣的不配套。他雖然已經下了五年莊稼地，但還沒斷孩子氣。
沒幾天，紀達成領著孩子們玩野了，竟然把放豬當成副業，把吃和玩當成了主業。紀達成覺得，上百頭豬如果在甸子上放，不好看管，勞神費力。他為了能多玩一會，多弄些吃的，開始讓孩子們把豬趕到山頭的大溝裏，再用兩個人守住溝口，把豬囚禁起來，造成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局麵。
這麽幹，顧先生反對。他說：“大溝裏寸草不生，你讓豬吃什麽？豬沒什麽吃能長膘嗎？你們這樣做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禍害人民。凡事要講良心，不能為了安逸，就喪良心。拿啞巴畜生不識數，拿社員不識數，這樣的事虧你們能幹的出來！”
顧先生不但冷言冷語地勸阻大家，還威脅說要向生產隊報告。
一聽顧先生的話，紀達成急了，他對顧先生說：“好，你不是心疼豬嗎，這群豬就交給你了，你天天負責經管，我們想咋的就咋的，你管不著。”
於是，紀達成把豬群交給顧先生一個人看管，弄得顧先生整日疲於奔命。紀達成並沒有因此罷手，他還不時地找顧先生的茬，欺負顧先生，讓顧先生生了很多的悶氣。
不長時間，顧先生的病情加重，不能出工了。
紀達成依仗自己是貧下中農子弟，不但如此折磨顧先生，還惡人先告狀，在生產隊政治隊長劉文昌麵前給顧先生上條子，說顧先生不好好放豬，整天睡覺，致使豬經常到大地裏糟蹋莊稼，意欲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為“地、富、反、壞、右”喊冤叫屈。
劉隊長不明真相，把顧先生好頓批評。顧先生一氣之下，病情加重。又過了一個星期，顧先生離開了人世。
顧先生病重時，把身為生產隊長的關父叫到身邊。有氣無力地說：“老隊長，我這一家人就托付給你了，你能給他們娘幾個一碗粥喝就行。”
顧先生歇了歇，有氣無力地繼續說：“你們家二孩子腦袋夠用，是個讀書的料，你可別錯眼珠哇，不該讓孩子荒廢了，你讓他去找雲老先生借書看，一定能成的。”
顧先生又歇了半天，接著說道：“我們家二丫頭跟你們家二孩子同歲，將來要是能行，讓二丫頭給你當兒媳婦吧，二丫頭錯不了。”
關父明白了顧先生的用意，打發人喊來了關山嶽，指著關山嶽說：“你看，我把二孩子叫來了。”然後，轉過身來，讓關山嶽給顧先生磕頭。
關山嶽看到此時的顧先生已經很嚇人了，眼睛瞪得像燈泡，肚子脹得像口鍋，臉黃得像燒紙。
顧先生走了，帶著滿腔的遺憾走了，他再也沒有迴到他心愛的教室，登上他心愛的講台。
顧先生病故後，紀達成成了放豬隊伍的唯一一位豬倌兒。紀達成高興，大家也跟著高興，為了慶祝這一輝煌勝利，有幾個小夥伴從家中多拿了幾把鹽，大家夥大大方方燒烤了一天。
從此，豬倌們更加自由了，自由得有些肆無忌憚，不但有時間吃野味，還可以打撲克，玩“憋死牛”。隻是那些啞巴畜生——豬，吃沒吃，喝沒喝，被圈在大溝裏，餓得嗷嗷叫。每天收工時，豬們餓得像離弦的箭，瘋一般地往家跑。沒用半個月，豬們個個瘦得皮包骨，隻剩骨頭架子了，走起路來直打晃。
“紙包不住火”。沒過多久，小豬倌兒和準豬倌兒的所作所為被社員們發現了，生產隊采取斷然措施，罷了紀達成的倌兒，讓他跟社員一起去鋤田抱壟。這些準豬倌兒們也被攆迴了家。此刻，人們想起了老豬倌兒顧先生。
可是，顧先生再也不能迴來給社員放豬。他走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