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姍姍來遲,太陽像害羞的女孩把臉深深地埋藏在雲層的盡處,接續著春天的陰霾,雨照樣不停地下,人們仿佛依然在殘春裏,苦等著膽怯的和風的到來。

    關父自從那日參加完“走資派”、“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等一係列“牛鬼蛇神”的“訓話會”之後,沒過多長時間,寺下屯聽到風聲的幾個造反派,在辛殿雲的帶領下去驛東大隊“革命生產指揮部”興師問罪。

    這夥人一進大隊部,找到總指揮國有財,先來上一段毛主席語錄:“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緊接著辛殿雲怒氣衝天地吼道:“你們大隊指揮部是在執行什麽路線?我們寺下屯的關啟德是什麽貨色,你們難道不清楚嗎?曆史上他曾經用槍杆子殺害過我們的解放軍戰士,現如今他又用糖衣炮彈腐蝕我們的人民。曆史問題眾人皆知,我們不說,他的現實問題比曆史問題更歹毒,更陰險。近三年來,他私打密分,在口糧定額外給社員們暗分雜糧,不上賬,每年不少於五六十斤,意圖是拉攏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以達到其長期隱藏下去,繼續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建設的狼子野心。”

    國有財總指揮,雖然跟關父是老同事,關係不錯,但在這樣重大的原則性問題麵前也隻能是“盡瘁事君,明哲保身”,他不能為一個已經退了黨的農民承擔這麽大的政治風險,也不該承擔風險。於是,國指揮把盛吉田等幾個頭頭兒叫來,略作碰頭兒,下令,免去關父驛東大隊第三生產小隊隊長職務。

    國指揮把關父叫到大隊,當著眾人的麵冠冕堂皇把關父收拾一頓後,好言撫慰了寺下屯那幾個造反派,讓他們迴去靜候佳音。

    送走了瘟神,國指揮把關父叫到值宿室,悄悄地對關父說:“老關,你是什麽人我國有財知道,國民黨特務不是你這樣的。但,現在風緊,更何況這些玩意像瞎眼蒙一樣盯上了,人在房簷下不得不低頭,先退一步吧。別有想法,以後有機會再說,隻要搞社會主義缺不了咱們這號人。”

    國指揮的話,讓關父在三九天捧上一個熱火盆,兩個字“溫暖”。

    關父得寸進尺,求索無厭,向國指揮建言道:“國書記,我今天就不知砢磣了,跟你直說,寺下三隊這個隊長,你最好是用趙銀山來當,千萬不能讓辛殿雲上來。六三年他整的哪一出你沒忘吧,那是一個害群之馬,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咱們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不為咱們自己想,就是為社員著想,也不能讓寺下屯的百姓跟著他那樣的王八犢子遭罪呀。”

    國指揮沒有當即表態。不過沒幾天,他把趙銀山派迴寺下屯任隊長。關父又重操就業,去趕了頭車。

    關山月對父親的上上下下已經麻木了,像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照舊去雲老先生家看書,盡管關母一臉的不高興。

    關山月正在讀《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其身’。”

    雲老先生推崇《中庸》,每每聽到關山月在背,都要認真地給關山月講上一講,像傳授技藝的師傅,現出孜孜不倦的惠人精神。這對關山月來說,無疑是偏飯,有了真正的做人的文化底蘊。這樣的偏飯,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難得的。

    轉眼到了秋天。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可是一個好秋。陰霾過去,豔陽普照,地裏的莊稼漸已成熟。麥子黃了,蕎麥黑了,高粱紅了,一派大豐收的景象。

    十月初,社員們開始動鐮。關父從生產隊迴家,對關母說:“今年這秋,真是個好秋,什麽莊稼都收,上得成邦邦的。”一臉喜悅的樣子,看不出是一個剛剛丟官的人。

    十月十五日,一早,關山月還沒有起床,有線廣播裏傳來一個重要的消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國大、中、小學學生一律迴到校園裏,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

    驛東大隊的有線廣播,每天早午晚各播送一次。時間是固定的——早晨是六點三十分的早新聞,中午是十二點的午間新聞,晚上是八點三十分的新聞聯播。在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的農家,有線廣播是唯一的新聞源泉,真正的黨的喉舌。

    十月十七日,早晨,“早間新聞”播送完,廣播裏傳來驛東生產大隊老看屋那沙啞的聲音:“貧下中農請注意,貧下中農請注意,現在播送大隊“革命生產指揮部”通知,現在播送大隊“革命生產指揮部”通知,大隊小學明天讓學生到校,大隊小學明天讓學生到校。”這通知足足在廣播裏播了一天,三個時段一個沒落。聽得出,老看屋很興奮,聲音比往天激昂了許多。

    大隊看屋的叫馬鳳翰,是個有著豐富閱曆的退休職員,因經曆坎坷,斷沒娶妻,膝下無兒無女,但有知識,能寫會畫,才被大隊請來看屋,兼作大隊廣播室的播音員。

    關山月聽到這消息,一下子掀掉被子,騰地從炕上跳起來,一連蹦了三個高。就好象掉隊的戰士聽到了自己連隊的集合號,從內心油然升起重迴革命大家庭的喜悅。

    “複課鬧革命”的英明決策,把關山月他們這些在社會上遊蕩的“散仙”,重新拘迴學校。

    十月十八日,星期三,伴著冉冉升起的太陽,關山月和其他同學一樣興致勃勃地背起那早已陌生的書包,迴到久違的校園,迴到久違的課堂。

    此刻,驛東中心小學的校舍已重建,不再是青磚小瓦,而是紅磚大瓦,沒了古香,卻增加了大氣。校舍照原來向後移了近百米,照舊坐北朝南,東西排開。隻是一分為二,中間不再是門廊,而是過道,兩麵各有八間校舍,略顯鬆散。校名也由原來的驛東公社中心小學校,改為驛東大隊小學校。

    關山月光顧革書的命了,竟不知這學校的重建。這不知讓關山月迴憶起來,發現一向樂意逛街的自己,已經有八九個月的時間沒有涉足街裏一步,自然沒有關於學校的任何的新的存儲。

    從校門進校園便是操場。此刻的操場是原來操場的三倍,東西長有一百五十米,南北寬有一百三十米,敞亮許多。不像原來的操場,一開運動會,隻能畫出六十米的直道,逼得體育老師不得不取消百米競賽項目。

    走進校園一打聽,說四連一排(學校仍然實行軍事化管理)教室在山上。這個信息著實讓關山月一愣,怎麽山上還有教室?

    轉過新蓋的校舍,舉目望去,果然在半山腰上有四間草房。關山月他們班的同學已有幾人,正在房子門口信步,嘴裏不知在哇啦著什麽。

    通往這教室的不是路,連毛道也不能算,要登上兩米多高的陡坡,沿著地邊的陡棱往上爬,才能到教室門口。

    從窗戶上的玻璃向教室裏邊看去,所有同學都驚呆了,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開:這是教室嗎,不是錯了吧。

    是啊,誰也看不出這是用來給學生上課的教室。

    四間房,西邊一間半住著一戶人家,是城裏來的“下放戶”。

    “下放戶”是一種特殊身份,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那夥的。“下放戶”沒有後來的“五七戰士”和“六二六戰士”吃香,也沒有“下鄉知青”那麽光彩照人。

    這“下放戶”家裏有個孩子,叫梁成武和關山月是一屆學生,他跟另一個有著“下放戶”身份的女同學蘇雲霞,做了關山月他們班的插班生。關山月他們班學額增加到27人。

    剩下兩間半留給關山月他們作教室。這教室沒有絲毫改動,依舊是民居摸樣。屋子北側是一溜土炕,炕上是用泥抹的柵欄把炕隔斷,成四個獨立的小間,小間的炕上鋪著稻草。屋地上擺著一些桌子和椅子,東倒西歪,完全是被打劫後的場景。

    知道內情的同學告訴大家:這原來是關“牛鬼蛇神”的反省室。吳芳景老師、韓星立老師都曾是這裏最尊貴的客人,他們在這裏享受過“文化大革命”那驟風暴雨的式的洗禮。

    也有同學說:此前跳井的王老師,就是在漆黑的夜色裏,從這教室出發,披著一條棉被,走向地獄的。

    教室的背影便是驛東北山。這山上,溝壑刀削,樹木黛染,雜草黃飛,秋風凜凜,好不蕭條。

    關山月看著,聽著,心中不由得湧起些許的感傷,有種飄散的荒涼。不自覺吟起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迴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不知是為死去的王老師,還是為這破敗的教室。

    好在同學們剛破完“四舊”,已經習慣這朝風昔雨,是非變幻。大家見怪不怪,沒誰去想什麽牢房,什麽反省室,什麽陰魂不散,更沒有誰去想這地方該有多麽地穢氣。一個想法,能有個讀書的地方,就‘阿彌陀佛’了。

    同學們陸續湊足十幾位,大家毫不客氣,更不謙讓,唿啦一聲闖進這教室,不分高矮隨便找地方坐下,翹首以待這新學年的開始。

    左等,右等,不見老師來教室。

    幾個野性沒改的同學,起了高調,將桌椅搬到炕上,高高悠悠出洋相,給大家捧腹取樂。上課的鍾聲響過,炕上的同學有幾位悄悄把桌子搬迴地麵,惟有同學祝天鴻,依然我行我素端坐在炕上,還不時地擠眉弄眼做著鬼臉,逗大家笑。

    不一會,伴隨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位老師走進教室。這位老師三十歲左右,中上等個頭,大臉膛,寬肩膀,身材勻稱,穿著淺藍色對開襟的便裝,眉宇間透著堅毅和威嚴。

    這老師對於四連一排的同學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沒誰在驛東小學的校園裏見到過他。

    他兩步跨到講桌前,自我介紹道:“我姓劉,叫廷貴,從今天起做咱們排的輔導員(“文革”中一段時間內對班主任老師的特殊稱謂),今後沒有特殊情況,就由我來跟大家一起完成小學的學習任務。”

    語句簡捷,鏗鏘有力,隻是那重重的鼻音,讓人有些發堵。當他打開教案,剛要迴頭板書時,眼睛的餘光掃到了炕上。臉上立刻現出迷惘和不解,漸漸變得陰沉起來。於是,他放慢語速,一字一頓地說道:“坐在炕上的那位同學,請你下來,坐那不好吧。”

    可能是事發突然,祝天鴻這位仁兄竟然沒有迴過神來,露出一臉不理不采,洋洋自得的樣子。

    劉老師雖然動了聲色,但他仍然不卑不亢:“說你呢,你沒聽見嗎。”劉老師揚起右手,指向祝天鴻同學。

    屋子裏陡然緊張起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祝天鴻身上。好比公園裏的遊客,冷不丁見到一個怪物,大家隻是傻呆呆地看。

    隻見祝天鴻身體略向前傾,兩臂平放在課桌上,一對小眼睛一眨一眨的,現出輕佻的樣子。那做派,用天津人的話說,就是一個“哏”。

    同學們在吃驚中緩過神來,看到祝天鴻那滑稽樣,一下子笑噴了,一時間,前仰後合,“哈、哈、哈”笑出了聲。

    這一笑不打緊,祝天鴻有點發毛,頓時麵紅耳赤,可他仍以為是在家“散遊”,竟脫口而出:“笑什麽笑?我有那麽好笑嗎?你看著好,上來坐呀。”祝天鴻說著一些不著邊際的話。

    劉老師有些慍怒,揚聲說道:“炕上的那位同學,請你下來好嗎?高高悠悠的,看把你摔壞了。”

    同學們沒有料到,此刻的祝天鴻好像吃了雄心豹子膽,脫口說道:“上來下去你說了不算,等我坐夠了再說吧。你放心好了,我不怕摔,越摔越結實,我在家已經摔一年多了,天天上樹掏雀蛋,哪天不摔幾下,別瞎操心了,你想講課就講你的課好了。”真像“紅衛兵”對待“走資派”,儼然擺出“造反有理”的架勢。

    要說祝天鴻不心虛,那是笑話,看得出來,他明顯是在虛張聲勢,給自己壯膽。祝天鴻之所以敢這樣,他自以為手中有張結實的底牌,這底牌就是:當下,在驛東大隊小學的校園裏,還沒誰敢把他這個貧農後代——毛澤東思想紅小兵怎麽樣。

    祝天鴻的算盤失算了,他萬萬沒想到,開學的第一天竟然遇到一個吃生米的老師。這老師不是別人,就是他現在剛剛結識的輔導員——劉廷貴。

    隻見劉老師大手往桌子上一拍,大聲吼道:“你怎麽連人話都聽不懂?請你記住,你是學生,不是在家放豬的豬倌兒。”

    祝天鴻這時才覺出不妙,開學第一天就弄了個頭彩,麵子有些掛不住。但用“文革”精神培養的虎勁讓他不甘心失敗,他一下子怒火上湧,接口對付道:“誰說我是學生了?我就是放豬的豬倌兒,前幾天我還在生產隊放豬呢。不信你問他們。”說著,祝天鴻用手指了指與他住在一個屯子裏的同學。

    劉老師氣往上湧,一個健步竄到祝天鴻的跟前,上去揪住他的衣領,連拽帶扯把祝天鴻拖下炕,拖出教室。劉老師迴屋之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臉已經鐵青。

    教室裏異常的安靜,隻有輕輕的喘息聲。同學們眼裏的賊光頓時收斂,柔和了許多。

    劉老師平靜一下自己,說:“同學們,繼續上課,這節語文課我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詩詞《七律•長征》。”

    本來,按照學校的安排,今天是沒有課的。因為,別說學生,就是老師,手頭也沒有一本教課書。授課的內容是什麽,該講什麽,不該講什麽,上邊還沒有精神。以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意見,等上邊來了精神再說。

    但,多數老師不是這樣想,他們覺得沒有等的必要,既然說是複課,就該有複課的樣子,要抓緊時間,把同學的注意力集中到學習上來,該講課講課,沒有教材自己編教材,一邊講課一邊編教材。

    劉老師是這部分老師的代表。昨天他與校“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江喜三爭論半天,今天上課鈴響過之後,這爭論還在繼續。所以劉老師晚進教室二十分鍾。

    劉老師沒有執行學校的意見,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上學的第一天就開始給同學們講課。

    劉老師從兜裏掏出一本《毛主席詩詞選》,開始朗讀課文。這是關山月他們“複課鬧革命”後上的第一課,也是新輔導員劉老師給關山月他們上的第一課。這節課,雖然沒有一個好的序幕,但大家受到了強力震撼,內心產生了對劉老師的畏懼。課堂一下子就恢複到文革前的樣子,悄無聲息,加之劉老師做了精心的授課準備,教學效果非常好。這第一節課,給關山月留下深深的烙印,也讓關山月由衷地喜歡上了劉老師。

    劉老師讓關山月喜歡的,不光是他的教學,還有他的為人。想不到的是,當天晚上,劉老師便到祝天鴻同學家去家訪,說了好多的話,才把祝家莊的後人又請迴到學校。

    老師的敬業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學生。大家的學習熱情急劇高漲,爭先恐後,你追我趕,真有股子要把丟失的時間找迴來的勁頭。

    全校師生誰也沒有料到四連一排的學習高潮竟來得這樣快。一時間,弄得那些聽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意見在等教材的老師六神無主,不得不開始跟著四連一排動起來。

    關山月有著極強的表現欲,常用自己的長處來牽扯人們的眼球。看到輔導員劉老師這樣注重學習,就開始乘虛而入,來紮紮實實地表現自己在學習上的那點實力,整日埋頭於學習之中。

    很快,學習效果凸顯出來,在排裏舉行的複課以後的第一次考試中奪得頭名,竟然弄了個雙百。劉老師一下子喜歡上關山月,同學們也很讚成關山月。於是,開學不長時間,在排(班級)裏幹部選舉時關山月官複原職被同學們選為排長。此刻,距離關山月被打倒整整過去一年零兩個月。

    但,關山月並不是學生中的主流,而主流依舊是“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主流的代表依然是程世景,當下,程世景已經紅得發紫,任連長,是四年級最大的學生官兒,也是學校紅小兵的總頭子。

    程世景雖然與關山月是同班同學,但關山月很少能見到他。程世景以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身份常年在外給那些需要者做演講,把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傳播到海角天涯。

    但,關山月沒聽到過程世景的一次演講。不知為什麽,驛東小學也從來沒有組織過這樣的演講。這不能不說,是“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江喜三的重大過失,以這樣的過失對他求罪,給個“反革命”頭銜也不為過。

    而賈雲鶴壓根就沒理會四大權威機構的聯合通知,拒絕了“複課鬧革命”的號召,迴鄉參加了農業生產勞動。不難推斷,她一定讀懂了《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篇光輝論著,知道了去“生產鬥爭”第一線鬧革命的重要性。所以說,關山月那排長,純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等關山月知道這真理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七五年,比賈雲鶴足足晚了八年,關山月每每想起這事,都自慚形穢,為自己白白耗去一個抗戰時間的身子而懊惱。

    關山月所在的四連一排,與賈雲鶴有著同樣想法的不光賈雲鶴一人,而是十一人。至此,四連一排經曆“文革”初的“停課鬧革命”和“複課鬧革命”兩次折騰,學額比入學時少了29人,隻剩二十五人,輟學率達到54%。這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已經成為教育領域的普遍現象。

    這不能不說是教育的悲哀,是社會的悲哀,更是一代人的悲哀。

    關山月在這悲哀中依然能步履蹣跚的前行,要感謝雲老先生的不吝賜教,要感謝像劉廷貴老師這樣的老師的熱心教導。否則,有點真知灼見的人,有點造反精神的人,誰還能來讀這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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