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末時節，當鄉下人還蒙在鼓裏依然過著風平浪靜的田園式生活的時候，中國的城裏卻卷起了滔天風暴，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狂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著萬裏神州。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公開的批判，撤銷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為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發了《通知》，《通知》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徹底批判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起來造封資修的反。
從此，報章上連篇累牘地開始對鄧拓、吳漢、廖沫沙的“三家村”——“反革命黑幫”進行猛烈炮轟。
一時間，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無處不狼煙四起，彌漫著沙場的血腥味。
當風暴席卷到關山嶽的家鄉驛東的時候，關山嶽親身感受到的是狂躁與盲從演奏出的扭曲的刺耳的樂章，這樂章讓關山嶽顫顫栗栗，沒了少年的童貞。
驛馬九中，是“文化大革命”在驛東公社的策源地。往日靜逸的校園，在一夜間像中了邪魔一樣癲狂起來，學校附近的社員們還沒有迴過神來，校園裏已經是口號陣陣，紅旗獵獵了。
一向虔誠篤學的學生們像吃了瘋人藥一樣開始變態，他們吼著、喊著、叫罵著。
一向揚著頭顱走路的師長們像霜打的茄子開始蔫了，他們抖著、慌著、驚悸著。
這兩種本來不是一個階層的人群卻一夜間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然而，這共同的稱謂沒被共同享用半個月，紅衛兵的隊伍便迅即開始分化，分化成“造反派”、“走資派”，進而在造反派中又出現了“保皇派”和“逍遙派”。
這樣，加之原來的“反動派”，中國社會開始撕裂成不同的族群，政治這個魔鬼仿佛像造物主對待原始大陸一樣對待著華夏子民。
你往大街上看，三六九等的人群分明可見。那些趾高氣揚的一定是造反派；那些垂頭喪氣的一定是反動派、走資派；那些憂心忡忡的一定是保皇派；那些無所事事的一定是逍遙派。
關山嶽雖然年齡很小，但在宣傳機器長時間的鼓噪下，耳濡目染，已經知曉了這個社會的先進代表是革命派。為此，他扒拉開所有的人群，左顧右盼，滿校園，滿大街，滿社會去尋覓，無論他怎樣的努力，怎樣的崇尚革命，怎樣的熱衷於去做一個革命派，卻如何也找不到革命派的影子。
因而，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關山嶽便陷入失望的境地，他無從知曉革命派該是什麽樣子，內心現出少年人不該有的苦悶。
此刻的天氣也來趕熱鬧，一會兒陰，一會兒雨，濃雲把太陽遮蔽起來，一連十幾天讓你無法見到它的真麵目。
見不到陽光的世間的一切生命，都像驛東北山頂上的那棵橡子樹一樣在風雨中痛苦地呻吟，像似被埋葬前的啜泣。
關山嶽緊鎖著眉頭，不時地望著天空，他期盼著日出，期盼著這暴風雨早些過去。
此時的驛東公社中心小學雖不像驛馬九中那樣明目張膽，但已經沒有了學府的樣子，學校開始進入無政府狀態。一部分青年教師，不，是一部分紅衛兵，像被水泊梁山的洪天師放出的妖怪一樣開始張揚起來，用白眼麵對領導，麵對組織，麵對自己的業師。
學校走廊兩側已經粘滿了揭露一些老教員曆史問題的大字報。一些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教員開始灰頭土臉起來，走路時低著頭，站立時彎著腰，眼睛不敢前視，更不敢斜視。
習慣於穿皮鞋的吳芳景老師、韓星立老師都改穿了布鞋，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原國民黨黨員身份而屈膝。
學校、老師已經無暇顧及學生們的課業，學生們自由得像一群散養的豬，沒收沒管。來學校上學也中，不來學校上學也沒人來問津。
麵對這樣的境地，關山嶽索性不去學校上學了。不上學的關山嶽常去驛馬九中。
關山嶽家離驛馬九中很近，直線距離不足三十米。在家無事的關山嶽，每天早去晚歸，像上學一樣進出於驛馬九中校門，很少間斷。
關山嶽不知道什麽是政治，什麽是文化，什麽是革命，他隻知道這東西整天敲鑼打鼓，彩旗飛揚，熙熙攘攘，很熱鬧，遠比課堂消遣得多。
六月初，驛馬九中，昔日朗朗的讀書聲被無端的喧鬧聲完全取代，老師不再講課，學生不再上課，取而代之的是寫標語，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唿口號到大街上遊行。
校舍的牆壁頓時臃腫起來，像是披上一層層大褂子，白紙黑字糊得滿滿的一牆。彭曉飛、英震陽、李學丁、雲峰草等老師的曆史問題赫然紙上；付翔鷺、袁德續、桂雲忠等校領導的走資派行徑壁立於校園的顯著位置。
這時的關山嶽才知道，原來一向鴻儒盈階，振鷺充庭的驛馬九中竟藏著這許多“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侮辱學校總務主任霍頂峰老師的大字報——“火燎杆你往那裏逃！！！”貼在西山牆的最頂端。
不能不佩服紅衛兵們的創造性，那醒目的三個驚歎號，竟然是勾畫好的三棵正在燃燒的火柴杆，惟妙惟肖，凸顯出頂峰老師的霍姓特征。
關山嶽不知霍老師看後做何感想，他該為他的弟子們的傑作欣慰呢還是惆悵？總不會是苦笑吧！
關山嶽站在東牆下望著西山牆，端詳著這三棵火柴杆，仿佛看到了這所學校被無端點燃，這個社會被無端點燃，這個世界被無端點燃。
關山嶽注目著驛馬九中來來往往的紅衛兵們，他看見一部分紅衛兵早已脫去儒雅的外衣，露出好鬥的嘴臉。這部分人頭發站立，臉膛紅紅，眼睛充血，把一水桶一水桶的糨糊塗抹在牆上，把成批成批的白紙變成惡毒的咒語，把自己的恩師打扮成該下地獄的魔鬼。
迅速膨脹的鬥爭精神，使得這些紅衛兵們成為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他們開始對寫、貼大字報——這樣的鬥爭方式深感不過癮，對校園這個政治舞台早已不滿足。他們在康生、陳伯達等“文革”始作俑者的慫恿下，正醞釀更大的行動。
這行動很快被付諸實施。驛東的紅衛兵們迅即衝向大街，占領公社機關，把“革命的烈火”點燃於驛東公社的每一個角落。
驛東公社十四個生產大隊都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都拉開了向“地、富、反、壞、右”鬥爭的序幕。
一部分生活在省城、縣城、原籍在驛東的紅衛兵更能興風作浪，他們拿著上邊名聲響亮的大紅衛兵組織的尚方寶劍開始迴驛東為非作歹，挑起事端，直接衝擊驛東公社黨委，驛東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驛東人民公社武裝部。
霎時間，紅衛兵們像風卷殘雲一樣開始“破四舊，立四新”。
他們去街裏，砸碎了“於家大車店”的牌子，換上一張用紅紙寫成的“貧下中農旅社”。有四五個紅衛兵，勒令大車店經理，把大車店的鏤花窗戶摘下來，用斧子劈了。說：“這是封資修的東西，要趕緊把它燒了。”
還有一幫紅衛兵，把“合作理發鋪”的牌子給扔了，換成一張紅紙，寫上“向陽紅理發社”。並限令理發員徐俊寶把他那資產階級的大分頭剃掉，換成革命的小平頭。
更囂張的是，一些紅衛兵去驛東人民公社，把公社的牌子給摘了，換成一張紅紙，上寫著：“向陽紅人民公社委員會”。
更多的則是更改自己的名字。把象征著封建思想的什麽有福哇、發財呀、占德呐、生義了，統統改掉。換成革命的衛紅、向東、保軍、向陽。
好在那時戶籍管理不嚴，不用填表，不用審批，上嘴唇與下嘴唇一碰，這名字就改完了。從此，驛東公社本該靜謐的鄉村不再靜謐，本該甜美的生活不再甜美，往日和睦的人群被沒有人性的政治紛爭撕裂成張張碎片，完全置身於一種無政府狀態。
動蕩，動蕩，整個大地在動蕩。
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對關山嶽這些乳臭未幹的小學生們來說，從思想上沒什麽大影響，孩子們隻是稍感疑惑與茫然，而更多的則是好奇。
每天早飯後，寺下屯的孩子們便三五成群地集聚起來，像跟屁蟲一樣跟在驛馬九中紅衛兵遊行隊伍的後麵，看熱鬧，瞎起哄。
關山嶽隻是隨幫唱柳，但時間一長，心裏總不免要發問：“這是要幹什麽呀？”
六月十八日，從驛東生產大隊廣播室傳出一個沙啞的聲音：“下麵播送通知，下麵播送通知，小學的學生們請注意，小學的學生們請注意，明天請到學校，明天請到學校，學校有重要事情安排，學校有重要事情安排。”這通知從早晨一直播送到晚上，家家戶戶的有線廣播幾乎都震碎了。
六月十九日，關山嶽吃罷早飯，空著兩隻手去了學校。他沒有背書包，關山嶽的書包早已不見了蹤影，不知到什麽地方去跟什麽人鬧革命去了。
雖然全大隊家家戶戶都有有線廣播，但滿街貼告示還有不識字的，竟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沒有接到通知，到校率不到百分之八十。
大家還沒來得及親熱，班主任秦老師走了過來，她對關山嶽說：“關山嶽，你把來的同學登記下來，然後組織大家到學校的操場上，準備聽報告。”此時的關山嶽依然是三年一班的班長。
關山嶽按照秦老師的布置先是給同學登記，後組織同學去操場。
學校沒有禮堂，操場常被學校當作禮堂用。操場北高南低，聽報告的師生通常要麵北而立。
講台是用水泥和紅磚砌成的，建在操場的北麵，聽報告的師生們能看清講台上的一舉一動。
講台上站著五個人，其中一人是主持。主持人指了指其餘的四個人，向與會的師生介紹道：“在講台上就坐的幾位老師是我們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今後我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將在校‘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進行，希望全校廣大師生要服從‘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
不知是拘束，還是膽怯，甚或是什麽其他原因，他的話沒有繼續說下去。
聽講的師生們沒有鼓掌，坐在講台上的四位“文革領導小組”倒很自覺，他們下意識地挺了挺胸脯。
關山嶽翹起腳跟，向講台上望了望，發現講台上沒有一個是學校原來的領導。有兩個他認識，一個是四年二班原來的班主任，一個是五年一班原來的班主任；有三個他不認識，聽秦老師說主持會議的陳老師是剛從分校調來的，而號稱組長的江老師是從縣城調來的，另一位汪老師則是從外公社調來的，這三位老師都是返籍，原本都是普通的教員。
五位“文革領導小組”都是男老師，年齡都在四十上下，很有些戰鬥的樣子。
關山嶽用眼睛的餘光找尋著學校昔日的領導。他看見原校長“李大眼鏡子”站在學生隊伍的右後方，寬厚的眼鏡依然閃著亮光；辛副校長站在學生隊伍的左後方，右手拎著帽子，左手去彈帽子上的灰塵，與不時擦擦眼鏡的李校長唿應著。教導主任尹老師站在高年級的隊伍後邊，儼儼是個學生，那認真勁仿佛是聽一個老師的公開課。
關山嶽看到這一切，思考著，努力想把這前後兩撥人往一起捏。
可無論如何也捏不攏，形成的落差很大。講台上的人物看似風光滿麵，可細端詳臉上早已現出不自然的猥瑣相；學生隊伍後邊的人物雖然一臉的嚴肅，但骨子裏流淌著笑傲一切的血液。
主持人提高嗓音，用右手舉起用洋鐵皮砸成的大喇叭筒，宣布道：“下麵請校‘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江喜三同誌講話。”
隻見被稱作“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江老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步地跨到講台的中央，他接過主持人手中的大喇叭筒，高聲訓令道：
“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這是戰鬥的一個月，輝煌的一個月，勝利的一個月。
目前，全國形勢一片大好，我們驛東中心小學也和全國一樣形勢大好。今天，我代表驛東中心小學六百名紅衛兵小將，莊嚴宣布，驛東中心小學‘文革領導小組’正式成立了。這是全校紅衛兵小將的大喜事，也是全公社紅衛兵小將的大喜事。
從現在起，我們要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到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運動中來，誓死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到底。
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現在代表校“文革領導小組”宣布：從今天起，全校開始停課鬧革命！希望全校紅衛兵小將們要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們要不辜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在學習中成長，在鬥爭前進，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從現在起，我們就要像高爾基筆下的海燕那樣去迎接階級鬥爭急風暴雨的考驗吧。”
最後，這個“文革領導小組”的江組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工振臂高唿了一氣兒口號，喊完了“萬歲”，喊“打倒”，一直喊到嗓子發不出聲來才罷休。
此時，關山嶽已經迴過神來，知道又要“運動”了。關山嶽雖然不知道政治，但知道“運動”，因為自從他略微懂事的那一刻起，見到的就是沒完沒了的“運動”。
關父在“運動”中丟了黨票，落了淚，幾乎精神崩潰的那一幕仿佛就在昨日，由此，關山嶽對“運動”的恐懼不亞於任何一個被直接運動著的人。
當師生們跟著組長唿喊的時候，關山嶽的嗓音格外地大，他是用這喊聲來掩飾內心的恐懼，生怕有人看穿他的心底。
關山嶽恐懼“運動”，但關山嶽決心把自己置身於“運動”中去，他不想像關父那樣被社會拋棄，不想讓組織把自己劃到另類，他想把自己造就成社會的主力軍，也像他人那樣趾高氣揚，出人頭地。
於是，從這天開始，關山嶽和屯中的其他孩子一樣，手捧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站在屯頭，攔截來往的路人，讓人家背毛主席語錄。會背的放行，不會背的坐地辦學習班，直到把路人教會為止。
也從此，關山嶽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為“文革”鼓吹，替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賣命。盡管，他時不時地遭到“組織”的唾棄，最終也沒成為革命派，可他還是“繼續革命”了一陣子。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公開的批判，撤銷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為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發了《通知》，《通知》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徹底批判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起來造封資修的反。
從此，報章上連篇累牘地開始對鄧拓、吳漢、廖沫沙的“三家村”——“反革命黑幫”進行猛烈炮轟。
一時間，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無處不狼煙四起，彌漫著沙場的血腥味。
當風暴席卷到關山嶽的家鄉驛東的時候，關山嶽親身感受到的是狂躁與盲從演奏出的扭曲的刺耳的樂章，這樂章讓關山嶽顫顫栗栗，沒了少年的童貞。
驛馬九中，是“文化大革命”在驛東公社的策源地。往日靜逸的校園，在一夜間像中了邪魔一樣癲狂起來，學校附近的社員們還沒有迴過神來，校園裏已經是口號陣陣，紅旗獵獵了。
一向虔誠篤學的學生們像吃了瘋人藥一樣開始變態，他們吼著、喊著、叫罵著。
一向揚著頭顱走路的師長們像霜打的茄子開始蔫了，他們抖著、慌著、驚悸著。
這兩種本來不是一個階層的人群卻一夜間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然而，這共同的稱謂沒被共同享用半個月，紅衛兵的隊伍便迅即開始分化，分化成“造反派”、“走資派”，進而在造反派中又出現了“保皇派”和“逍遙派”。
這樣，加之原來的“反動派”，中國社會開始撕裂成不同的族群，政治這個魔鬼仿佛像造物主對待原始大陸一樣對待著華夏子民。
你往大街上看，三六九等的人群分明可見。那些趾高氣揚的一定是造反派；那些垂頭喪氣的一定是反動派、走資派；那些憂心忡忡的一定是保皇派；那些無所事事的一定是逍遙派。
關山嶽雖然年齡很小，但在宣傳機器長時間的鼓噪下，耳濡目染，已經知曉了這個社會的先進代表是革命派。為此，他扒拉開所有的人群，左顧右盼，滿校園，滿大街，滿社會去尋覓，無論他怎樣的努力，怎樣的崇尚革命，怎樣的熱衷於去做一個革命派，卻如何也找不到革命派的影子。
因而，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關山嶽便陷入失望的境地，他無從知曉革命派該是什麽樣子，內心現出少年人不該有的苦悶。
此刻的天氣也來趕熱鬧，一會兒陰，一會兒雨，濃雲把太陽遮蔽起來，一連十幾天讓你無法見到它的真麵目。
見不到陽光的世間的一切生命，都像驛東北山頂上的那棵橡子樹一樣在風雨中痛苦地呻吟，像似被埋葬前的啜泣。
關山嶽緊鎖著眉頭，不時地望著天空，他期盼著日出，期盼著這暴風雨早些過去。
此時的驛東公社中心小學雖不像驛馬九中那樣明目張膽，但已經沒有了學府的樣子，學校開始進入無政府狀態。一部分青年教師，不，是一部分紅衛兵，像被水泊梁山的洪天師放出的妖怪一樣開始張揚起來，用白眼麵對領導，麵對組織，麵對自己的業師。
學校走廊兩側已經粘滿了揭露一些老教員曆史問題的大字報。一些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教員開始灰頭土臉起來，走路時低著頭，站立時彎著腰，眼睛不敢前視，更不敢斜視。
習慣於穿皮鞋的吳芳景老師、韓星立老師都改穿了布鞋，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原國民黨黨員身份而屈膝。
學校、老師已經無暇顧及學生們的課業，學生們自由得像一群散養的豬，沒收沒管。來學校上學也中，不來學校上學也沒人來問津。
麵對這樣的境地，關山嶽索性不去學校上學了。不上學的關山嶽常去驛馬九中。
關山嶽家離驛馬九中很近，直線距離不足三十米。在家無事的關山嶽，每天早去晚歸，像上學一樣進出於驛馬九中校門，很少間斷。
關山嶽不知道什麽是政治，什麽是文化，什麽是革命，他隻知道這東西整天敲鑼打鼓，彩旗飛揚，熙熙攘攘，很熱鬧，遠比課堂消遣得多。
六月初，驛馬九中，昔日朗朗的讀書聲被無端的喧鬧聲完全取代，老師不再講課，學生不再上課，取而代之的是寫標語，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唿口號到大街上遊行。
校舍的牆壁頓時臃腫起來，像是披上一層層大褂子，白紙黑字糊得滿滿的一牆。彭曉飛、英震陽、李學丁、雲峰草等老師的曆史問題赫然紙上；付翔鷺、袁德續、桂雲忠等校領導的走資派行徑壁立於校園的顯著位置。
這時的關山嶽才知道，原來一向鴻儒盈階，振鷺充庭的驛馬九中竟藏著這許多“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侮辱學校總務主任霍頂峰老師的大字報——“火燎杆你往那裏逃！！！”貼在西山牆的最頂端。
不能不佩服紅衛兵們的創造性，那醒目的三個驚歎號，竟然是勾畫好的三棵正在燃燒的火柴杆，惟妙惟肖，凸顯出頂峰老師的霍姓特征。
關山嶽不知霍老師看後做何感想，他該為他的弟子們的傑作欣慰呢還是惆悵？總不會是苦笑吧！
關山嶽站在東牆下望著西山牆，端詳著這三棵火柴杆，仿佛看到了這所學校被無端點燃，這個社會被無端點燃，這個世界被無端點燃。
關山嶽注目著驛馬九中來來往往的紅衛兵們，他看見一部分紅衛兵早已脫去儒雅的外衣，露出好鬥的嘴臉。這部分人頭發站立，臉膛紅紅，眼睛充血，把一水桶一水桶的糨糊塗抹在牆上，把成批成批的白紙變成惡毒的咒語，把自己的恩師打扮成該下地獄的魔鬼。
迅速膨脹的鬥爭精神，使得這些紅衛兵們成為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他們開始對寫、貼大字報——這樣的鬥爭方式深感不過癮，對校園這個政治舞台早已不滿足。他們在康生、陳伯達等“文革”始作俑者的慫恿下，正醞釀更大的行動。
這行動很快被付諸實施。驛東的紅衛兵們迅即衝向大街，占領公社機關，把“革命的烈火”點燃於驛東公社的每一個角落。
驛東公社十四個生產大隊都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都拉開了向“地、富、反、壞、右”鬥爭的序幕。
一部分生活在省城、縣城、原籍在驛東的紅衛兵更能興風作浪，他們拿著上邊名聲響亮的大紅衛兵組織的尚方寶劍開始迴驛東為非作歹，挑起事端，直接衝擊驛東公社黨委，驛東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驛東人民公社武裝部。
霎時間，紅衛兵們像風卷殘雲一樣開始“破四舊，立四新”。
他們去街裏，砸碎了“於家大車店”的牌子，換上一張用紅紙寫成的“貧下中農旅社”。有四五個紅衛兵，勒令大車店經理，把大車店的鏤花窗戶摘下來，用斧子劈了。說：“這是封資修的東西，要趕緊把它燒了。”
還有一幫紅衛兵，把“合作理發鋪”的牌子給扔了，換成一張紅紙，寫上“向陽紅理發社”。並限令理發員徐俊寶把他那資產階級的大分頭剃掉，換成革命的小平頭。
更囂張的是，一些紅衛兵去驛東人民公社，把公社的牌子給摘了，換成一張紅紙，上寫著：“向陽紅人民公社委員會”。
更多的則是更改自己的名字。把象征著封建思想的什麽有福哇、發財呀、占德呐、生義了，統統改掉。換成革命的衛紅、向東、保軍、向陽。
好在那時戶籍管理不嚴，不用填表，不用審批，上嘴唇與下嘴唇一碰，這名字就改完了。從此，驛東公社本該靜謐的鄉村不再靜謐，本該甜美的生活不再甜美，往日和睦的人群被沒有人性的政治紛爭撕裂成張張碎片，完全置身於一種無政府狀態。
動蕩，動蕩，整個大地在動蕩。
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對關山嶽這些乳臭未幹的小學生們來說，從思想上沒什麽大影響，孩子們隻是稍感疑惑與茫然，而更多的則是好奇。
每天早飯後，寺下屯的孩子們便三五成群地集聚起來，像跟屁蟲一樣跟在驛馬九中紅衛兵遊行隊伍的後麵，看熱鬧，瞎起哄。
關山嶽隻是隨幫唱柳，但時間一長，心裏總不免要發問：“這是要幹什麽呀？”
六月十八日，從驛東生產大隊廣播室傳出一個沙啞的聲音：“下麵播送通知，下麵播送通知，小學的學生們請注意，小學的學生們請注意，明天請到學校，明天請到學校，學校有重要事情安排，學校有重要事情安排。”這通知從早晨一直播送到晚上，家家戶戶的有線廣播幾乎都震碎了。
六月十九日，關山嶽吃罷早飯，空著兩隻手去了學校。他沒有背書包，關山嶽的書包早已不見了蹤影，不知到什麽地方去跟什麽人鬧革命去了。
雖然全大隊家家戶戶都有有線廣播，但滿街貼告示還有不識字的，竟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沒有接到通知，到校率不到百分之八十。
大家還沒來得及親熱，班主任秦老師走了過來，她對關山嶽說：“關山嶽，你把來的同學登記下來，然後組織大家到學校的操場上，準備聽報告。”此時的關山嶽依然是三年一班的班長。
關山嶽按照秦老師的布置先是給同學登記，後組織同學去操場。
學校沒有禮堂，操場常被學校當作禮堂用。操場北高南低，聽報告的師生通常要麵北而立。
講台是用水泥和紅磚砌成的，建在操場的北麵，聽報告的師生們能看清講台上的一舉一動。
講台上站著五個人，其中一人是主持。主持人指了指其餘的四個人，向與會的師生介紹道：“在講台上就坐的幾位老師是我們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成員。今後我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將在校‘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下進行，希望全校廣大師生要服從‘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
不知是拘束，還是膽怯，甚或是什麽其他原因，他的話沒有繼續說下去。
聽講的師生們沒有鼓掌，坐在講台上的四位“文革領導小組”倒很自覺，他們下意識地挺了挺胸脯。
關山嶽翹起腳跟，向講台上望了望，發現講台上沒有一個是學校原來的領導。有兩個他認識，一個是四年二班原來的班主任，一個是五年一班原來的班主任；有三個他不認識，聽秦老師說主持會議的陳老師是剛從分校調來的，而號稱組長的江老師是從縣城調來的，另一位汪老師則是從外公社調來的，這三位老師都是返籍，原本都是普通的教員。
五位“文革領導小組”都是男老師，年齡都在四十上下，很有些戰鬥的樣子。
關山嶽用眼睛的餘光找尋著學校昔日的領導。他看見原校長“李大眼鏡子”站在學生隊伍的右後方，寬厚的眼鏡依然閃著亮光；辛副校長站在學生隊伍的左後方，右手拎著帽子，左手去彈帽子上的灰塵，與不時擦擦眼鏡的李校長唿應著。教導主任尹老師站在高年級的隊伍後邊，儼儼是個學生，那認真勁仿佛是聽一個老師的公開課。
關山嶽看到這一切，思考著，努力想把這前後兩撥人往一起捏。
可無論如何也捏不攏，形成的落差很大。講台上的人物看似風光滿麵，可細端詳臉上早已現出不自然的猥瑣相；學生隊伍後邊的人物雖然一臉的嚴肅，但骨子裏流淌著笑傲一切的血液。
主持人提高嗓音，用右手舉起用洋鐵皮砸成的大喇叭筒，宣布道：“下麵請校‘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江喜三同誌講話。”
隻見被稱作“文革領導小組”組長的江老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步地跨到講台的中央，他接過主持人手中的大喇叭筒，高聲訓令道：
“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這是戰鬥的一個月，輝煌的一個月，勝利的一個月。
目前，全國形勢一片大好，我們驛東中心小學也和全國一樣形勢大好。今天，我代表驛東中心小學六百名紅衛兵小將，莊嚴宣布，驛東中心小學‘文革領導小組’正式成立了。這是全校紅衛兵小將的大喜事，也是全公社紅衛兵小將的大喜事。
從現在起，我們要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到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運動中來，誓死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到底。
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現在代表校“文革領導小組”宣布：從今天起，全校開始停課鬧革命！希望全校紅衛兵小將們要認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我們要不辜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在學習中成長，在鬥爭前進，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從現在起，我們就要像高爾基筆下的海燕那樣去迎接階級鬥爭急風暴雨的考驗吧。”
最後，這個“文革領導小組”的江組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工振臂高唿了一氣兒口號，喊完了“萬歲”，喊“打倒”，一直喊到嗓子發不出聲來才罷休。
此時，關山嶽已經迴過神來，知道又要“運動”了。關山嶽雖然不知道政治，但知道“運動”，因為自從他略微懂事的那一刻起，見到的就是沒完沒了的“運動”。
關父在“運動”中丟了黨票，落了淚，幾乎精神崩潰的那一幕仿佛就在昨日，由此，關山嶽對“運動”的恐懼不亞於任何一個被直接運動著的人。
當師生們跟著組長唿喊的時候，關山嶽的嗓音格外地大，他是用這喊聲來掩飾內心的恐懼，生怕有人看穿他的心底。
關山嶽恐懼“運動”，但關山嶽決心把自己置身於“運動”中去，他不想像關父那樣被社會拋棄，不想讓組織把自己劃到另類，他想把自己造就成社會的主力軍，也像他人那樣趾高氣揚，出人頭地。
於是，從這天開始，關山嶽和屯中的其他孩子一樣，手捧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站在屯頭，攔截來往的路人，讓人家背毛主席語錄。會背的放行，不會背的坐地辦學習班，直到把路人教會為止。
也從此，關山嶽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為“文革”鼓吹，替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賣命。盡管，他時不時地遭到“組織”的唾棄，最終也沒成為革命派，可他還是“繼續革命”了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