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九月份，李建華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裏創（chao）作（xi）小說，僅出了七次門。
這個月，李建華足足花掉一萬三千六百元人民幣和兩萬六千二百四十五元外匯兌換券，大量買入有升值潛力的古董字畫，以及今年新發行的郵票。
在京城的舊貨商店裏，李建華不難找到舊紅木家具，一把標價二十元人民幣的海黃官帽椅，雖然有一點點損壞，但他能確定是清代之物，升值潛力大大的，別人看不上，在他的眼裏可是寶貝。
當下，在文物商店有創外匯的要求，按照規定，一部分古董隻賣給外國人，而李建華不是外國人，拿不出外籍護照，但他手裏有外匯兌換券，照樣可以買這些古董。
買！買！買！
李建華很喜歡這種感覺，在賣貨給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凱子”，對此，他不以為然。
改革開放四十年，華夏古董價格暴漲，這是重生人士的知識點。
對，這就是人盡皆知的知識點。
價值投資，對李建華而言，買古董就是價值投資。
可能存在買貴的情況，但不會買虧，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古董價格大幅上漲了，什麽虧都補迴來了。
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興，李建華買入大量古董，沒有都往家裏放，絕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進了儲物戒指空間中。
如果高建軍的記憶是和十年後的李建華融合，那新生的李建華對買古董之事不會如此熱衷，因為他有更多更合適的投資渠道，但現在，多雇傭幾個人幫他幹活都是違法的，“七上八下”標準都還未產生。
雇工即是剝削！
自從五六年華夏實行工商業改造以後，“雇工”幾近在華夏絕跡，“雇工即是剝削”幾乎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的地位就像傳統大家庭的如夫人，而與之相伴隨的“雇工”，其地位則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見不得光的私生子。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籠罩在深暗的理論激辯的迷霧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資本論》裏的一個算例和一段注釋出發，“七上八下”標準應運而生——雇傭“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七上八下”，它的誕生是為了成為護身的尚方寶劍，但隨著社會的演進，最後卻不免成為一柄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1979年，粵東高要縣農民陳誌雄承包了8畝魚塘，效益可觀。次年，嚐到甜頭的陳誌祥擴大規模，跨越兩個大隊，承包了141畝魚塘。規模擴大後夫妻二人忙不過來，於是雇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至81年，陳承包的魚塘規模繼續擴大，麵積達497畝，雇請了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
陳誌雄這種在後世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舉動，在剛剛走出“大革命”不久的當時，卻極大地觸動了社會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可以允許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號文件，已明確規定了“不準雇工”
各方麵對陳誌雄雇工的質疑和指責，迅速鬧到了《人民日報》。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誌雄承包集體魚塘的情況後說，此事有分歧，有人讚成，有人反對。
爭論的焦點是：“雇工算不算剝削？”“能不能跨隊承包？”
為此，《人民日報》開辟了“怎樣看待陳誌雄承包魚塘問題？”的專欄，展開討論。
討論曆時三個月，至8月30日結束。
這次討論，發表文章21篇。
最後一篇是佘大奴、黃克義的文章：《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可以視為此次討論的一個總結。
文章認為，陳可以跨隊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這場討論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中，推算出一個結論：“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
按馬克思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
這就成為社會主義正統的政治經濟學標準。
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上八下”是一條鐵定的界線。
由此，中央當時就出台文件，規定家庭專業戶、個體經營戶，雇工不能超過8個，超過八個就要限製，尤其是黨員幹部不能超過8個雇工。
陳誌雄恰恰沒有越過這條界線。
盡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論標準和界限，關於陳誌雄的“雇工”行為的爭論仍然沒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春城召開全國農業生產責任製討論會，兩位來自羊城社科院經研所的與會者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
報告認為，陳誌雄的大戶承包已經不是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經營，而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經營，其資本主義性質是非常明顯的。
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粵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戶》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
麵對社會各方麵的意見，當時的中央高層領導人意見也並不統一，但總體上均持謹慎態度。
譬如：
時任*******的hu喬木在給粵東省委的批示裏寫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製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wan裏的批示則是：“此事請調查研究，對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要珍惜和保護，不可輕易用老框框來套。”
接到來自高層的批示後，時任粵東省高官的ren仲夷和分管農業的省領導du瑞芝經過商量，決定由du瑞芝組織人到高要縣調查。
4月22日，粵東省委將《關於陳誌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肯定陳誌雄開創了專業承包先例，對承包雙方帶來好處。認為“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二十幾年後，經濟學家鄭炎潮2004年接受訪談時曾憶及粵東省委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1982年，鄭炎潮當時是華南師大研究生部的一名還沒畢業的研究生，當時他在粵東做了大量調研，斷定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是不可阻擋。
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了。
經過研究，鄭炎潮認為需要一個新概念來定義和規範超過雇工八人的個體經濟，但叫什麽呢？
就自己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但這個概念很敏感。
論文答辯前夕，導師告訴他，關於私營經濟那一章必須放棄，不放棄，他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
當時他很痛苦，到底是放棄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呢？
鄭炎潮將畢業論文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的一章用信件單獨寄給粵東省委第一書記ren仲夷。
在看到鄭炎潮的論文之後，ren仲夷親自約見了鄭炎潮。
ren仲夷說：“現在對個體經濟，隻能扶持不能壓製，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如果個體經濟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裏斯之劍，個體經濟還怎麽發展？你的論文非常好，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支持你。並且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製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麽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陳誌雄的爭論還沒有結束，42歲的ah蕪湖商販年廣久又進入了爭論的視野——1979年年底，年廣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經小有名氣，“雇工”則達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論，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係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傻子”無意中成為了理論上的“資本家”。
“ah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ah，在政府官員中也廣為流傳。流傳歸流傳，卻也沒有人來禁止他的經營行為。
中央高層也在關注著“雇工”問題。
1984年10月22日，平公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此言一出，年廣久和陳誌雄等人順利從理論上擺脫了“資本家”的命運，獲得了生存空間。
而在平公1984年說“放兩年再看”的意見之前，中共中央已於1983年1月對社會上超出政策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行為有了明確的說法，即所謂的“三不”原則：
“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
……
原來的李建華不是能掐會算的神人，他不會提前知道改革開放初期的各種爭論。
後世的高建軍是位八零後，生活在信息時代，可以通過網絡查閱各種資料。
高建軍對自己出生之前，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社會發生的哪些變化，特別的感興趣，他寫網絡小說的時候，搜集了很多相關方麵的資料，存在了電腦中，之後一直存著。
有些資料，高建華仔細看過，有些資料隻是瀏覽一遍，更多的資料下載後，看都沒看幾眼。
隨著的時間的推移，高建軍腦海中對這些資料的記憶，越來越模糊了，甚至完全忘記了，畢竟他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沒有切身體會。
得到儲物戒指之後不久，高建華買了新電腦，把老電腦裏存放的東西拷貝到了新電腦中，之後，這台新電腦一直存放在儲物空間中，從未拿出來使用過。
高建華被車撞掛了，新生的李建華出現了。
新生的李建華腦子中根本沒有“七上八下”標準的記憶，但是，去年七月份，他就從儲物空間戒指取出的筆記本電腦中看到這方麵的資料。
李建華很年輕，有理想，有抱負，瀏覽到這些資料，覺得對自己有用，仔細研究一番。
顯然，研究這些資料，對李建華完善人生事業規劃是有用處的。
計劃趕不上變化。
外公的宋有德的出現，讓李建華對自己的人生事業規劃做了很大的調整，之前，他計劃著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在國內發展私營企業，而現在，他有了海外關係，完全可以提前和外公一起搞華外合資企業。
私營企業，就像小舢板，適合小河小江中慢慢劃行，不能下海麵對狂風暴雨。
而華外合資企業可以提早創建，畢竟現在鵬城已經設立經濟開發區了，招商引資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找對了項目，就像白撿了一艘質量杠杠的遠洋貨輪，在航運業行情大好的情況下，想不賺錢都難。
……
這章字數不少，但有點水，就這樣吧，資料部分就不多刪了，看看也挺有趣的。
哈，這句話應該寫在這章的第一段，後麵添上，有點馬後炮的嫌疑。
就放馬後炮一迴了！
這個月，李建華足足花掉一萬三千六百元人民幣和兩萬六千二百四十五元外匯兌換券，大量買入有升值潛力的古董字畫，以及今年新發行的郵票。
在京城的舊貨商店裏，李建華不難找到舊紅木家具，一把標價二十元人民幣的海黃官帽椅，雖然有一點點損壞，但他能確定是清代之物，升值潛力大大的，別人看不上，在他的眼裏可是寶貝。
當下，在文物商店有創外匯的要求，按照規定，一部分古董隻賣給外國人，而李建華不是外國人，拿不出外籍護照，但他手裏有外匯兌換券，照樣可以買這些古董。
買！買！買！
李建華很喜歡這種感覺，在賣貨給他的人的眼中，他就是“凱子”，對此，他不以為然。
改革開放四十年，華夏古董價格暴漲，這是重生人士的知識點。
對，這就是人盡皆知的知識點。
價值投資，對李建華而言，買古董就是價值投資。
可能存在買貴的情況，但不會買虧，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古董價格大幅上漲了，什麽虧都補迴來了。
為了避免惹父母不高興，李建華買入大量古董，沒有都往家裏放，絕大部分都被他偷偷存進了儲物戒指空間中。
如果高建軍的記憶是和十年後的李建華融合，那新生的李建華對買古董之事不會如此熱衷，因為他有更多更合適的投資渠道，但現在，多雇傭幾個人幫他幹活都是違法的，“七上八下”標準都還未產生。
雇工即是剝削！
自從五六年華夏實行工商業改造以後，“雇工”幾近在華夏絕跡，“雇工即是剝削”幾乎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的地位就像傳統大家庭的如夫人，而與之相伴隨的“雇工”，其地位則好比是如夫人的庶出子，甚至是見不得光的私生子。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籠罩在深暗的理論激辯的迷霧之中。
在此背景下，由《資本論》裏的一個算例和一段注釋出發，“七上八下”標準應運而生——雇傭“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七上八下”，它的誕生是為了成為護身的尚方寶劍，但隨著社會的演進，最後卻不免成為一柄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1979年，粵東高要縣農民陳誌雄承包了8畝魚塘，效益可觀。次年，嚐到甜頭的陳誌祥擴大規模，跨越兩個大隊，承包了141畝魚塘。規模擴大後夫妻二人忙不過來，於是雇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至81年，陳承包的魚塘規模繼續擴大，麵積達497畝，雇請了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
陳誌雄這種在後世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舉動，在剛剛走出“大革命”不久的當時，卻極大地觸動了社會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可以允許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1980年中央75號文件，已明確規定了“不準雇工”
各方麵對陳誌雄雇工的質疑和指責，迅速鬧到了《人民日報》。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誌雄承包集體魚塘的情況後說，此事有分歧，有人讚成，有人反對。
爭論的焦點是：“雇工算不算剝削？”“能不能跨隊承包？”
為此，《人民日報》開辟了“怎樣看待陳誌雄承包魚塘問題？”的專欄，展開討論。
討論曆時三個月，至8月30日結束。
這次討論，發表文章21篇。
最後一篇是佘大奴、黃克義的文章：《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可以視為此次討論的一個總結。
文章認為，陳可以跨隊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這場討論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中，推算出一個結論：“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劃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
按馬克思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
這就成為社會主義正統的政治經濟學標準。
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上八下”是一條鐵定的界線。
由此，中央當時就出台文件，規定家庭專業戶、個體經營戶，雇工不能超過8個，超過八個就要限製，尤其是黨員幹部不能超過8個雇工。
陳誌雄恰恰沒有越過這條界線。
盡管有了“七上八下”的理論標準和界限，關於陳誌雄的“雇工”行為的爭論仍然沒有平息。
1982年1月，在春城召開全國農業生產責任製討論會，兩位來自羊城社科院經研所的與會者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
報告認為，陳誌雄的大戶承包已經不是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經營，而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經營，其資本主義性質是非常明顯的。
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粵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戶》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視。
麵對社會各方麵的意見，當時的中央高層領導人意見也並不統一，但總體上均持謹慎態度。
譬如：
時任*******的hu喬木在給粵東省委的批示裏寫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製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社會主義製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wan裏的批示則是：“此事請調查研究，對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要珍惜和保護，不可輕易用老框框來套。”
接到來自高層的批示後，時任粵東省高官的ren仲夷和分管農業的省領導du瑞芝經過商量，決定由du瑞芝組織人到高要縣調查。
4月22日，粵東省委將《關於陳誌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肯定陳誌雄開創了專業承包先例，對承包雙方帶來好處。認為“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二十幾年後，經濟學家鄭炎潮2004年接受訪談時曾憶及粵東省委為了使“雇工”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1982年，鄭炎潮當時是華南師大研究生部的一名還沒畢業的研究生，當時他在粵東做了大量調研，斷定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是不可阻擋。
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了。
經過研究，鄭炎潮認為需要一個新概念來定義和規範超過雇工八人的個體經濟，但叫什麽呢？
就自己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
但這個概念很敏感。
論文答辯前夕，導師告訴他，關於私營經濟那一章必須放棄，不放棄，他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
當時他很痛苦，到底是放棄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呢？
鄭炎潮將畢業論文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的一章用信件單獨寄給粵東省委第一書記ren仲夷。
在看到鄭炎潮的論文之後，ren仲夷親自約見了鄭炎潮。
ren仲夷說：“現在對個體經濟，隻能扶持不能壓製，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如果個體經濟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裏斯之劍，個體經濟還怎麽發展？你的論文非常好，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支持你。並且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製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麽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陳誌雄的爭論還沒有結束，42歲的ah蕪湖商販年廣久又進入了爭論的視野——1979年年底，年廣久和他的“傻子瓜子”已經小有名氣，“雇工”則達到了12人。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論，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係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傻子”無意中成為了理論上的“資本家”。
“ah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ah，在政府官員中也廣為流傳。流傳歸流傳，卻也沒有人來禁止他的經營行為。
中央高層也在關注著“雇工”問題。
1984年10月22日，平公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此言一出，年廣久和陳誌雄等人順利從理論上擺脫了“資本家”的命運，獲得了生存空間。
而在平公1984年說“放兩年再看”的意見之前，中共中央已於1983年1月對社會上超出政策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行為有了明確的說法，即所謂的“三不”原則：
“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
……
原來的李建華不是能掐會算的神人，他不會提前知道改革開放初期的各種爭論。
後世的高建軍是位八零後，生活在信息時代，可以通過網絡查閱各種資料。
高建軍對自己出生之前，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社會發生的哪些變化，特別的感興趣，他寫網絡小說的時候，搜集了很多相關方麵的資料，存在了電腦中，之後一直存著。
有些資料，高建華仔細看過，有些資料隻是瀏覽一遍，更多的資料下載後，看都沒看幾眼。
隨著的時間的推移，高建軍腦海中對這些資料的記憶，越來越模糊了，甚至完全忘記了，畢竟他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沒有切身體會。
得到儲物戒指之後不久，高建華買了新電腦，把老電腦裏存放的東西拷貝到了新電腦中，之後，這台新電腦一直存放在儲物空間中，從未拿出來使用過。
高建華被車撞掛了，新生的李建華出現了。
新生的李建華腦子中根本沒有“七上八下”標準的記憶，但是，去年七月份，他就從儲物空間戒指取出的筆記本電腦中看到這方麵的資料。
李建華很年輕，有理想，有抱負，瀏覽到這些資料，覺得對自己有用，仔細研究一番。
顯然，研究這些資料，對李建華完善人生事業規劃是有用處的。
計劃趕不上變化。
外公的宋有德的出現，讓李建華對自己的人生事業規劃做了很大的調整，之前，他計劃著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在國內發展私營企業，而現在，他有了海外關係，完全可以提前和外公一起搞華外合資企業。
私營企業，就像小舢板，適合小河小江中慢慢劃行，不能下海麵對狂風暴雨。
而華外合資企業可以提早創建，畢竟現在鵬城已經設立經濟開發區了，招商引資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找對了項目，就像白撿了一艘質量杠杠的遠洋貨輪，在航運業行情大好的情況下，想不賺錢都難。
……
這章字數不少，但有點水，就這樣吧，資料部分就不多刪了，看看也挺有趣的。
哈，這句話應該寫在這章的第一段，後麵添上，有點馬後炮的嫌疑。
就放馬後炮一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