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寒暄之後，
霍耀文正準備告辭迴宿舍的時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封麵上的標題很醒目：《論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識的將雜誌拿起來一看，正上麵寫著明報月刊，翻閱到寫有標題內容的一頁：
“1961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職主任，新亞書院創始人，哲學教授，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對外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說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
在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擊海外華人社會當中，急謀歸化外國的風氣，指他們匆匆放棄本國的文化、語言和傳統習俗。
當時這篇文章一經發布，迅速的轟動港島以及海外的華人群體，就中華文化的現狀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討論。
唐教授大力主張文化保守主義，批判那些以進步或時代潮流風勢之名，或以打破狹隘國家民族觀念為藉口，拋棄傳統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結合哲學思辨的口吻和激動的語調，寫道：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
“...香港社會的部分知識分子出現了摒棄中華上下五千年之傳統與文明，舍近求遠，以一種病態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個早茶，坐個黃包車，都是滿口的洋文，似乎隻有這樣才能體現出自己知識分子的標杆和身份。
這種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隻是求變遷、務新奇、失本根、離故常，此並非真進步，而隻是輕薄自己與祖先罷了。
三年後，唐教授又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進而批評香港學術文化教育中之價值標準之外在化，並大力抨擊部分華人知識分子放棄守護民族自身學術及文化的價值。
唐教授認為當今的學術風氣，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
文章中寫道：“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準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此即為奴隸的人。
這事一種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進至一切求信守於他人的悲哀。
這種隻居於求信守於西方人，隻求西方人加以認識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是一種奴隸意識之開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來文人，1949年春，他應廣州華僑大學之聘南下，但因時局動蕩，沒有多久便離穗赴港。
到香港後，唐君毅與錢穆、張丕介等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受聘為新亞書院教授，除擔任書院主要課程外，還兼任教務長一職。
一切本該都很順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一周年之際，英政府強行要削弱中文大學書院的自主權，這也導致後來在1973年，唐君毅憤然辭去中文大學教師職位，以及新亞書院校董一職。
所以他對民族學術文化的被邊緣化，以及離散華人知識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處境十分憤慨。
...
自明報月刊重登發表了唐君毅幾年前的兩篇文章後，香港無數的知識分子和各種撰稿人就這篇文章，在報紙和雜誌上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其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是《盤古》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國人的迴歸》
撰寫這篇文章的是盤古雜誌的執筆主編，同時也是雜誌創始人之一的包錯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兩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讀，後在文章中提出了迴歸這項議題，唿籲全港推動海外中國人的“迴歸運動”。
這項迴歸運動的唿籲，並非單指香港的主權迴歸，而是把“迴歸”首先哲學性定義為一個關於人如何運用自己的“人的條件”，找尋生存憑藉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海外中國人該如何尋迴自己的根。
文中寫道：“漫天動地的，人生隻是一個迴歸的運動，在這運動裏，每個人挾著他的鄉愁、他的貢獻、他的需要，迴歸到他應該歸屬的地方，人生的悲歡離合，都隻是這派迴歸之流中的浪花……
文章的部分內容，包錯石儼然重複著唐君毅的同一調子，認為人和其曆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否則人將失去民族文化歸屬，墮入失落及飄零的處境。
可是，包錯石在文章中並沒有在掀動悲情之後，像唐君毅一樣停留在失去文化歸屬的悲鳴的哀嚎中，而是去除他筆下被病態化的失去歸屬狀態，重新演繹為海外國人的迴歸。
.......
《盤古》自發表了包錯石的這篇文章後，引來了不少人的迴應。
大公報：“遙望神舟大地，距寶安.縣（深圳）不過百裏之海，卻擋四百萬中國人的迴歸，心如絞痛，莫過於此。哀哉，哀哉……”
文匯報：“香港自古是中華之地也，既是吾土，亦是吾民。雖被英人所殖，但吾與諸位，皆為神明華胄，夢魂猶掛神州浩土，肉軀隻待迴歸之日。”
隨著時態的發酵，迴歸的唿籲漸漸的遍及到了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
報紙界也就此事展開了激烈的筆戰。
本來打筆戰的人，隻是不滿意對方寫的文章內容，但觀點大都是一致的，認為香港迴歸的唿籲是四百萬中國人所共同期望的。
可當《天皇日報》跑出來，以一篇匿名作者的《我是“香港人”》的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大致內容是：現今之香港，亦非昨日，今時今日，我等當以港人自居。
這番話一出，頓時引來了各界的聲討。
唐君毅親自下場，在報紙上謾罵道：“汝之報館，見利忘義，賣祖求榮，視為不齒！”
有了唐君毅這位新儒大師親自發話，無數新儒後輩，紛紛在報紙上批評指責《天皇日報》，其心可誅，鼓吹“港獨”之嫌，妖言惑眾，提倡“忘國”之說。
早就看《天皇日報》不爽的霍耀文，也是沒有放過這次“落井下石”的機會，在把寫了七八萬字的《大唐天魔誌》送到明報的時候，也寫了一篇文章，托金鏞幫忙希望能在明報上刊登出去。
金鏞看後，笑著道：“霍生你這寫出來，我看這天皇日報是沒有活路了。”
霍耀文嗬嗬一笑：“借你吉言，天皇日報關門了最好！”
第二日，連帶著《大唐天魔誌》一起刊印到明報報紙上的，是一篇作者署名為向京所寫的文章，標題是：
《我是中國人》
：“...香港戰後的一代目前隻有兩條路：勇敢的確認自己是中國未來的棟梁，或與中華民族斬斷情絲，否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但當你走入這兩路外的歧途，鼓吹自己是個香港人，非中國人時，則香港四百萬中國人民即可以毫不留情的對你口誅筆伐，乃至拳打腳踢，亦不為過……
漢奸之輩，人人得而誅之……”
....
霍耀文正準備告辭迴宿舍的時候，忽然他的目光注意到桌上的一本周刊，封麵上的標題很醒目：《論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霍耀文下意識的將雜誌拿起來一看，正上麵寫著明報月刊，翻閱到寫有標題內容的一頁：
“1961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職主任，新亞書院創始人，哲學教授，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對外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說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
在這篇文章中，唐君毅大力抨擊海外華人社會當中，急謀歸化外國的風氣，指他們匆匆放棄本國的文化、語言和傳統習俗。
當時這篇文章一經發布，迅速的轟動港島以及海外的華人群體，就中華文化的現狀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討論。
唐教授大力主張文化保守主義，批判那些以進步或時代潮流風勢之名，或以打破狹隘國家民族觀念為藉口，拋棄傳統曆史和文化的洋奴分子……
他結合哲學思辨的口吻和激動的語調，寫道：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
“...香港社會的部分知識分子出現了摒棄中華上下五千年之傳統與文明，舍近求遠，以一種病態的方式去追求西方文化。
出去吃個早茶，坐個黃包車，都是滿口的洋文，似乎隻有這樣才能體現出自己知識分子的標杆和身份。
這種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隻是求變遷、務新奇、失本根、離故常，此並非真進步，而隻是輕薄自己與祖先罷了。
三年後，唐教授又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進而批評香港學術文化教育中之價值標準之外在化，並大力抨擊部分華人知識分子放棄守護民族自身學術及文化的價值。
唐教授認為當今的學術風氣，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
文章中寫道：“必待他人之認識與批準其有價值，然後能自信自守其思想與人格之有價值之處，此即為奴隸的人。
這事一種精神上之失其信守，而進至一切求信守於他人的悲哀。
這種隻居於求信守於西方人，隻求西方人加以認識的地位，忘了自信、自守自己，認識自己”，是一種奴隸意識之開始……”
唐君毅是典型的南來文人，1949年春，他應廣州華僑大學之聘南下，但因時局動蕩，沒有多久便離穗赴港。
到香港後，唐君毅與錢穆、張丕介等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受聘為新亞書院教授，除擔任書院主要課程外，還兼任教務長一職。
一切本該都很順利，但在1964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一周年之際，英政府強行要削弱中文大學書院的自主權，這也導致後來在1973年，唐君毅憤然辭去中文大學教師職位，以及新亞書院校董一職。
所以他對民族學術文化的被邊緣化，以及離散華人知識分子寄居他人、仰人鼻息的處境十分憤慨。
...
自明報月刊重登發表了唐君毅幾年前的兩篇文章後，香港無數的知識分子和各種撰稿人就這篇文章，在報紙和雜誌上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其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是《盤古》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海外中國人的迴歸》
撰寫這篇文章的是盤古雜誌的執筆主編，同時也是雜誌創始人之一的包錯石，他先是就唐君毅的前兩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讀，後在文章中提出了迴歸這項議題，唿籲全港推動海外中國人的“迴歸運動”。
這項迴歸運動的唿籲，並非單指香港的主權迴歸，而是把“迴歸”首先哲學性定義為一個關於人如何運用自己的“人的條件”，找尋生存憑藉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海外中國人該如何尋迴自己的根。
文中寫道：“漫天動地的，人生隻是一個迴歸的運動，在這運動裏，每個人挾著他的鄉愁、他的貢獻、他的需要，迴歸到他應該歸屬的地方，人生的悲歡離合，都隻是這派迴歸之流中的浪花……
文章的部分內容，包錯石儼然重複著唐君毅的同一調子，認為人和其曆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等不可分割，否則人將失去民族文化歸屬，墮入失落及飄零的處境。
可是，包錯石在文章中並沒有在掀動悲情之後，像唐君毅一樣停留在失去文化歸屬的悲鳴的哀嚎中，而是去除他筆下被病態化的失去歸屬狀態，重新演繹為海外國人的迴歸。
.......
《盤古》自發表了包錯石的這篇文章後，引來了不少人的迴應。
大公報：“遙望神舟大地，距寶安.縣（深圳）不過百裏之海，卻擋四百萬中國人的迴歸，心如絞痛，莫過於此。哀哉，哀哉……”
文匯報：“香港自古是中華之地也，既是吾土，亦是吾民。雖被英人所殖，但吾與諸位，皆為神明華胄，夢魂猶掛神州浩土，肉軀隻待迴歸之日。”
隨著時態的發酵，迴歸的唿籲漸漸的遍及到了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
報紙界也就此事展開了激烈的筆戰。
本來打筆戰的人，隻是不滿意對方寫的文章內容，但觀點大都是一致的，認為香港迴歸的唿籲是四百萬中國人所共同期望的。
可當《天皇日報》跑出來，以一篇匿名作者的《我是“香港人”》的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大致內容是：現今之香港，亦非昨日，今時今日，我等當以港人自居。
這番話一出，頓時引來了各界的聲討。
唐君毅親自下場，在報紙上謾罵道：“汝之報館，見利忘義，賣祖求榮，視為不齒！”
有了唐君毅這位新儒大師親自發話，無數新儒後輩，紛紛在報紙上批評指責《天皇日報》，其心可誅，鼓吹“港獨”之嫌，妖言惑眾，提倡“忘國”之說。
早就看《天皇日報》不爽的霍耀文，也是沒有放過這次“落井下石”的機會，在把寫了七八萬字的《大唐天魔誌》送到明報的時候，也寫了一篇文章，托金鏞幫忙希望能在明報上刊登出去。
金鏞看後，笑著道：“霍生你這寫出來，我看這天皇日報是沒有活路了。”
霍耀文嗬嗬一笑：“借你吉言，天皇日報關門了最好！”
第二日，連帶著《大唐天魔誌》一起刊印到明報報紙上的，是一篇作者署名為向京所寫的文章，標題是：
《我是中國人》
：“...香港戰後的一代目前隻有兩條路：勇敢的確認自己是中國未來的棟梁，或與中華民族斬斷情絲，否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但當你走入這兩路外的歧途，鼓吹自己是個香港人，非中國人時，則香港四百萬中國人民即可以毫不留情的對你口誅筆伐，乃至拳打腳踢，亦不為過……
漢奸之輩，人人得而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