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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卿、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薑瑞元的軍事體係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曆年來受盡了中央軍的削弱與裁撤，在“滅赤”戰役中又不斷遭到赤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下降。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混亂時代，兵權是地位唯一的可靠保證，薑瑞元憑著楊永泰的削藩計策，使得張漢卿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都是怨聲載道。
1936年11月，薑瑞元趁解決南方赤化軍事區的餘威，把他的嫡係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陝，達到一舉消滅赤軍的目的。
12月4日，薑瑞元攜張漢卿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兩人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係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赤軍。
另一個是如果不願“滅赤”，就將東北軍調湘，十七路軍調贛，把陝甘讓給其嫡係部隊。薑瑞元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被薑瑞元削藩，也不願讓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
湘省如今不餘一半，贛省也是一樣，直麵華軍的威脅，朝不保夕。而且東北軍與西北軍已經和紅門牽上線，打算憑著多年來經營下的根基，好好在西北諸省發展。
想要不被薑瑞元所吞並，此二人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迫使薑瑞元停止內戰，聯紅抗日。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薑瑞元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薑瑞元進行了一次“哭諫”。
薑瑞元聞言之後當即是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紅門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這也是必然的，薑瑞元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戰略時機上和張漢卿有嚴重分歧，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門赤軍，然後是用大勢逼迫華聯成為的後援。
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紅門威脅最大，他們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又有蘇俄在背後撐腰，與其他軍閥都有本質不同。
薑瑞元和張漢卿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薑瑞元對紅門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鏟除赤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就算是華聯，畢竟大家都還是中國人，還可以坐下來談判，而紅門則完全是蘇俄的狗，不可理喻。
二是以這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以儲備力量。身為一國主宰者的薑瑞元深知兩方的實力懸殊，如即此倉卒應戰，隻有自取敗亡。
因此薑瑞元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麵抗日的爆發，以爭取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早在1934年之時，薑瑞元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他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
最為關鍵的是這些舉動都是暗中安排，無法宣諸於外。全因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
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的，以積蓄的力量，從長計議。
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薑瑞元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嚐膽，準備全麵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麵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薑瑞元的這種國防設計。
日本占領東三省後，深受紅門赤化影響的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遊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因為東北軍的不抵抗政策，張漢卿引咎辭職，這是為了服從薑瑞元對日暫時忍讓的戰略需要。但從歐洲考察後，張漢卿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滅赤副總司令，負責攻打赤軍。
他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汙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赤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
薑瑞元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製取消了。這使張漢卿疑心，認為薑瑞元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功，赤軍被消滅，不成功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
張漢卿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
除此之外，張漢卿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薑瑞元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汙名，而且可與中央軍分庭抗禮。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
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紅門頭目吉少山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對方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漢卿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張漢卿在首次和吉少山密談時，就見吉少山對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漢卿產生赤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西北王”的幻想。
看到薑瑞元勃然大怒的強硬態度，張漢卿當時已經看到迴東北無望，因此聯合赤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俄屎大淋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
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赤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薑瑞元一難以對付的。
並且楊永泰之死也是關鍵，薑瑞元居然不明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古訓，以人君之身，隻帶少量隨從，就敢孤身犯險，實在是讓人感慨。
進入西北之行，薑瑞元的安全工作由三個人負責。
首先是蔣孝先，是時，此人擔任侍從室第三組組長，扮演的是“帶刀侍衛”的角色。幾十名精幹的特工，分作三班輪流負責蔣介石的居所安全。
其次是戴笠，接管調查課後，戴笠多了一項特別使命，即在各地潛伏特務，監視各地軍閥的“異動”，預防兵變。
但張漢卿替蔣介石延攬了滿洲責任後，蔣介石有時談道張副司令，忠誠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
意思就是告誡屬下與張漢卿“要表示真誠的合作”。這使得戴笠不曾在張學良身邊設置伏線。
還有一個負警衛責任的是書記長鄧文儀，這是由藍衣社的性質決定的。作為“天子門生”，藍衣社如同帝國時代的禦林軍，它的書記長天然地有護衛薑瑞元的職責。
但此前就已經發生了政訓工作的失責，也即是王曲軍官訓練團事件。按賀衷寒製定的《政工條例》，各軍閥部隊政訓人員均應由朝天宮指派。
但1936年夏，張漢卿卻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員。結果“招考錄取的二百名人員，幾乎全是紅門左派門徒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他們使奉軍大批少壯軍人日漸左傾。
總政訓處長賀衷寒因此有“嚴重責任”。賀衷寒之後，是時任“西北剿總”政訓處長的曾擴情。他早已王曲的“異動”，曾整理密報。但密報到達薑瑞元侍從室後，如石沉大海。曾擴情也就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不再過問王曲事務。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為“**言論的大本營”。9、10月間，在南京，張漢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開玩笑的形式，對與他私交很好的劉健群說過，“劉，副司令快要‘紅’了。……”
奉軍的反薑態度已極為明顯，但深陷於**、傾軋、官僚主義泥潭的藍衣社，卻斷然想不到東京“皇道派”軍人式的兵變，會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臨潼兩處的槍聲一起發作。大批軍人迅速占據了華清池、西安省黨部、西安警察局、政訓處、鐵路局、電報局等據點。在警察局內，他們還查獲了一個藍衣社“特別行動中心”，沒收了文件和電台。
兵變在3個小時內就終結了，但失去控製的亂兵，使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亂。
第一個死於亂兵槍口下的，是接替蔣孝先擔任憲兵三團團長的楊震亞。西北時期，楊震亞得罪了大批奉軍、西北軍官兵。
半夜時分，一夥叛兵衝進他的房間，將他的熱身子從被窩裏拉出來。一個兵用手電照了一下他惺忪、驚慌的臉，說了一句“沒，就是他”，另一個兵二話不說，朝他的腦門就是一槍。
死得更慘的是蔣孝先，楊震亞與奉軍的結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時，一貫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蔣孝先，以禁絕販毒、檢查軍紀等名義，屢屢闖入奉軍軍營，得罪了許多人。
這一天半夜，他和警衛從西安驅車到臨潼，路上就叛兵的層層崗哨，他卻以為是蔣介石的警衛崗哨，絲毫沒有疑心。
臨近華清池，崗哨越來越森嚴。蔣孝先隱約發覺異常，但一群叛兵已擁了，詢問他的姓名。他仍舊大咧咧地迴答，話未落音，密集的槍聲響起。蔣孝先和警衛都身中幾十彈，幾乎被打成一個篩子。
隨後，衣裳不整頭發蓬亂的肖讚育和曾擴情被關押進陝西交通銀行地下室。
特務處的王新衡10日才抵達西安，此時成了遭殃池魚。他被關押在亂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這裏，特務處西北站幾十人員、政訓處幾百人員、別動隊近千人員，像羊肉串一樣地被麻繩連著，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槍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無完卵，當夜，在蘭州的於學忠同時動手。一隊軍人衝進甘肅政訓處大院，像抓雞一樣地揪出了躲在裏頭的趙龍文。隨後關閉城門，進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藍衣社的首腦中心被一舉摧毀了，薑瑞元苦心運營的大勢，一日而蹦。
天亮之後，張漢卿押解著蔣介石，從臨潼進入西安。此時飄零著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濕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橫衝直撞的叛兵外，空無一人。店鋪的門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門。
槍聲仍然零零星星，楊虎城的西北軍部隊本就是多為土匪，紀律較為鬆懈，其所屬的一夥士兵，先後洗劫了幾條街道。另一夥人衝進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幾百名藍衣社人員後，甚至順手把一個美國記者的錢物劫掠一空。
這混亂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藍衣社人物被槍斃逮捕？沒有人能夠。
別動隊的西安負責人公秉藩，幾乎是槍聲剛剛響起，就在城裏的一處民房潛伏了下來。搜捕結束後，他化裝成趕驢人混出城門。然後又變賣了驢用作盤纏，逃到洛陽。
別動隊的另一負責人唐汝昌，在事變當夜趁亂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竄，到達陝西商縣後才給康澤打匯報事變。
馬誌超則趁亂化裝成一個，連夜逃出西安。
兵變當夜，叛兵立即控製了西安電報局，西安與外地的通訊被全麵切斷了。但這一夜，仍然有一份絕密電報，飛越重重關山，把消息帶到了朝天宮、雞鵝巷53號。
這是西安事變的當夜，混亂的局麵已經在先進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下，將無限的恐懼與不安從西安傳遞到了國家的另一端，帝都金陵。
當夜，在無數報童“號外”的招搖叫賣聲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紛紛駐足，掏錢購買報紙。他們都在各大報刊的顯要位置，看到了這份通電文稿。
也是這一天，桂永清率12000餘人沿鐵路急速渡過長江。在軍列前頭橫衝直撞的，是一批裝甲戰車。與此同時，洛陽飛機也第一次出動，唿嘯過西安上空、投下通電傳單。“轟炸西安”的陰霾，重重地壓抑在叛軍的心頭上，內戰似乎不可避免了。
但此時，一個人出現了。這是一個既有貴族的驕橫、也有基督徒的寬容與真摯的人，是一個與蔣介石一樣複雜、一樣被眾說紛紜的。她就是宋美齡。
此時的中華民國，需要這個弱女子以罕見的勇氣和決心，去對抗無數叵測的居心，並去斡旋西安的數萬叛軍和陝北那已獲得命運啟示的赤軍暴徒。
她是否能改寫了的命運，這或許並不是一個難以渡測的問題。
事變當夜，宋美齡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車，於13日清晨七時趕到南京。隨後，她參加了依然通宵達旦、腦滿腸肥的會議。
13日晚的會議，因為這個的在場，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貫穿整場會議始終的是一百多名達官對這個進行的徹底羞辱。
當夜會場，“聞左右偶語，竟竊竊私議委員長已不諱”。許多人悄聲責罵薑瑞元無謀、專橫，是“獨夫”。而她剛剛開始發言，就有人對她的與會進行攻擊，質問她的資格。
出身名門的宋美齡心係安危，此時也隻能忍氣吞聲，迴避了那不屑的口氣，隨即聲明，她是“以一普通國民”的身份與會，雖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當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
宋美齡則拋出了更實質、思謀更深遠的觀點，來提醒與會者……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舍委員長外，更有孰能領導全國者乎？”
這個觀點捅到了與會者的心病，於是乎群情激昂，主張紛雜。一些人確信薑瑞元已經被殺，一些人說“國家存亡應重於個人之生命”，還有一些人，更說到“一婦人耳，僅知營救而已”。
會場態度對宋美齡極其不利，嘈雜的聲音平息下去後，她進行了她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明確了“兵臨城下”、但“不戰促和”的解決主張，“……倘和平已至萬分絕望之時，再開始戰爭，亦未為晚”
她深知的安危才是最重要，不能讓黨內部的權力傾軋而使得國家又重歸的分裂。當日袁世凱身死，北洋軍閥割據中國的紛亂局麵，就足以讓人膽顫心驚。
張漢卿、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薑瑞元的軍事體係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曆年來受盡了中央軍的削弱與裁撤，在“滅赤”戰役中又不斷遭到赤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下降。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混亂時代，兵權是地位唯一的可靠保證，薑瑞元憑著楊永泰的削藩計策，使得張漢卿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都是怨聲載道。
1936年11月，薑瑞元趁解決南方赤化軍事區的餘威，把他的嫡係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陝，達到一舉消滅赤軍的目的。
12月4日，薑瑞元攜張漢卿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兩人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係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赤軍。
另一個是如果不願“滅赤”，就將東北軍調湘，十七路軍調贛，把陝甘讓給其嫡係部隊。薑瑞元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被薑瑞元削藩，也不願讓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
湘省如今不餘一半，贛省也是一樣，直麵華軍的威脅，朝不保夕。而且東北軍與西北軍已經和紅門牽上線，打算憑著多年來經營下的根基，好好在西北諸省發展。
想要不被薑瑞元所吞並，此二人出路隻有一條，就是迫使薑瑞元停止內戰，聯紅抗日。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薑瑞元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薑瑞元進行了一次“哭諫”。
薑瑞元聞言之後當即是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紅門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這也是必然的，薑瑞元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戰略時機上和張漢卿有嚴重分歧，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門赤軍，然後是用大勢逼迫華聯成為的後援。
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紅門威脅最大，他們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又有蘇俄在背後撐腰，與其他軍閥都有本質不同。
薑瑞元和張漢卿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薑瑞元對紅門的本性有相當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鏟除赤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就算是華聯，畢竟大家都還是中國人，還可以坐下來談判，而紅門則完全是蘇俄的狗，不可理喻。
二是以這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以儲備力量。身為一國主宰者的薑瑞元深知兩方的實力懸殊，如即此倉卒應戰，隻有自取敗亡。
因此薑瑞元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麵抗日的爆發，以爭取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早在1934年之時，薑瑞元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他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
最為關鍵的是這些舉動都是暗中安排，無法宣諸於外。全因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
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的，以積蓄的力量，從長計議。
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薑瑞元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嚐膽，準備全麵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麵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薑瑞元的這種國防設計。
日本占領東三省後，深受紅門赤化影響的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遊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因為東北軍的不抵抗政策，張漢卿引咎辭職，這是為了服從薑瑞元對日暫時忍讓的戰略需要。但從歐洲考察後，張漢卿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滅赤副總司令，負責攻打赤軍。
他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汙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赤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
薑瑞元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製取消了。這使張漢卿疑心，認為薑瑞元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功，赤軍被消滅，不成功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
張漢卿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
除此之外，張漢卿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薑瑞元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汙名，而且可與中央軍分庭抗禮。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
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紅門頭目吉少山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對方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漢卿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張漢卿在首次和吉少山密談時，就見吉少山對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漢卿產生赤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西北王”的幻想。
看到薑瑞元勃然大怒的強硬態度，張漢卿當時已經看到迴東北無望，因此聯合赤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俄屎大淋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
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赤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薑瑞元一難以對付的。
並且楊永泰之死也是關鍵，薑瑞元居然不明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古訓，以人君之身，隻帶少量隨從，就敢孤身犯險，實在是讓人感慨。
進入西北之行，薑瑞元的安全工作由三個人負責。
首先是蔣孝先，是時，此人擔任侍從室第三組組長，扮演的是“帶刀侍衛”的角色。幾十名精幹的特工，分作三班輪流負責蔣介石的居所安全。
其次是戴笠，接管調查課後，戴笠多了一項特別使命，即在各地潛伏特務，監視各地軍閥的“異動”，預防兵變。
但張漢卿替蔣介石延攬了滿洲責任後，蔣介石有時談道張副司令，忠誠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
意思就是告誡屬下與張漢卿“要表示真誠的合作”。這使得戴笠不曾在張學良身邊設置伏線。
還有一個負警衛責任的是書記長鄧文儀，這是由藍衣社的性質決定的。作為“天子門生”，藍衣社如同帝國時代的禦林軍，它的書記長天然地有護衛薑瑞元的職責。
但此前就已經發生了政訓工作的失責，也即是王曲軍官訓練團事件。按賀衷寒製定的《政工條例》，各軍閥部隊政訓人員均應由朝天宮指派。
但1936年夏，張漢卿卻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員。結果“招考錄取的二百名人員，幾乎全是紅門左派門徒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他們使奉軍大批少壯軍人日漸左傾。
總政訓處長賀衷寒因此有“嚴重責任”。賀衷寒之後，是時任“西北剿總”政訓處長的曾擴情。他早已王曲的“異動”，曾整理密報。但密報到達薑瑞元侍從室後，如石沉大海。曾擴情也就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不再過問王曲事務。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為“**言論的大本營”。9、10月間，在南京，張漢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開玩笑的形式，對與他私交很好的劉健群說過，“劉，副司令快要‘紅’了。……”
奉軍的反薑態度已極為明顯，但深陷於**、傾軋、官僚主義泥潭的藍衣社，卻斷然想不到東京“皇道派”軍人式的兵變，會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臨潼兩處的槍聲一起發作。大批軍人迅速占據了華清池、西安省黨部、西安警察局、政訓處、鐵路局、電報局等據點。在警察局內，他們還查獲了一個藍衣社“特別行動中心”，沒收了文件和電台。
兵變在3個小時內就終結了，但失去控製的亂兵，使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亂。
第一個死於亂兵槍口下的，是接替蔣孝先擔任憲兵三團團長的楊震亞。西北時期，楊震亞得罪了大批奉軍、西北軍官兵。
半夜時分，一夥叛兵衝進他的房間，將他的熱身子從被窩裏拉出來。一個兵用手電照了一下他惺忪、驚慌的臉，說了一句“沒，就是他”，另一個兵二話不說，朝他的腦門就是一槍。
死得更慘的是蔣孝先，楊震亞與奉軍的結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時，一貫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蔣孝先，以禁絕販毒、檢查軍紀等名義，屢屢闖入奉軍軍營，得罪了許多人。
這一天半夜，他和警衛從西安驅車到臨潼，路上就叛兵的層層崗哨，他卻以為是蔣介石的警衛崗哨，絲毫沒有疑心。
臨近華清池，崗哨越來越森嚴。蔣孝先隱約發覺異常，但一群叛兵已擁了，詢問他的姓名。他仍舊大咧咧地迴答，話未落音，密集的槍聲響起。蔣孝先和警衛都身中幾十彈，幾乎被打成一個篩子。
隨後，衣裳不整頭發蓬亂的肖讚育和曾擴情被關押進陝西交通銀行地下室。
特務處的王新衡10日才抵達西安，此時成了遭殃池魚。他被關押在亂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這裏，特務處西北站幾十人員、政訓處幾百人員、別動隊近千人員，像羊肉串一樣地被麻繩連著，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槍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無完卵，當夜，在蘭州的於學忠同時動手。一隊軍人衝進甘肅政訓處大院，像抓雞一樣地揪出了躲在裏頭的趙龍文。隨後關閉城門，進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藍衣社的首腦中心被一舉摧毀了，薑瑞元苦心運營的大勢，一日而蹦。
天亮之後，張漢卿押解著蔣介石，從臨潼進入西安。此時飄零著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濕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橫衝直撞的叛兵外，空無一人。店鋪的門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門。
槍聲仍然零零星星，楊虎城的西北軍部隊本就是多為土匪，紀律較為鬆懈，其所屬的一夥士兵，先後洗劫了幾條街道。另一夥人衝進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幾百名藍衣社人員後，甚至順手把一個美國記者的錢物劫掠一空。
這混亂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藍衣社人物被槍斃逮捕？沒有人能夠。
別動隊的西安負責人公秉藩，幾乎是槍聲剛剛響起，就在城裏的一處民房潛伏了下來。搜捕結束後，他化裝成趕驢人混出城門。然後又變賣了驢用作盤纏，逃到洛陽。
別動隊的另一負責人唐汝昌，在事變當夜趁亂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竄，到達陝西商縣後才給康澤打匯報事變。
馬誌超則趁亂化裝成一個，連夜逃出西安。
兵變當夜，叛兵立即控製了西安電報局，西安與外地的通訊被全麵切斷了。但這一夜，仍然有一份絕密電報，飛越重重關山，把消息帶到了朝天宮、雞鵝巷53號。
這是西安事變的當夜，混亂的局麵已經在先進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下，將無限的恐懼與不安從西安傳遞到了國家的另一端，帝都金陵。
當夜，在無數報童“號外”的招搖叫賣聲中，數以千萬計的民眾紛紛駐足，掏錢購買報紙。他們都在各大報刊的顯要位置，看到了這份通電文稿。
也是這一天，桂永清率12000餘人沿鐵路急速渡過長江。在軍列前頭橫衝直撞的，是一批裝甲戰車。與此同時，洛陽飛機也第一次出動，唿嘯過西安上空、投下通電傳單。“轟炸西安”的陰霾，重重地壓抑在叛軍的心頭上，內戰似乎不可避免了。
但此時，一個人出現了。這是一個既有貴族的驕橫、也有基督徒的寬容與真摯的人，是一個與蔣介石一樣複雜、一樣被眾說紛紜的。她就是宋美齡。
此時的中華民國，需要這個弱女子以罕見的勇氣和決心，去對抗無數叵測的居心，並去斡旋西安的數萬叛軍和陝北那已獲得命運啟示的赤軍暴徒。
她是否能改寫了的命運，這或許並不是一個難以渡測的問題。
事變當夜，宋美齡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車，於13日清晨七時趕到南京。隨後，她參加了依然通宵達旦、腦滿腸肥的會議。
13日晚的會議，因為這個的在場，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貫穿整場會議始終的是一百多名達官對這個進行的徹底羞辱。
當夜會場，“聞左右偶語，竟竊竊私議委員長已不諱”。許多人悄聲責罵薑瑞元無謀、專橫，是“獨夫”。而她剛剛開始發言，就有人對她的與會進行攻擊，質問她的資格。
出身名門的宋美齡心係安危，此時也隻能忍氣吞聲，迴避了那不屑的口氣，隨即聲明，她是“以一普通國民”的身份與會，雖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當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
宋美齡則拋出了更實質、思謀更深遠的觀點，來提醒與會者……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舍委員長外，更有孰能領導全國者乎？”
這個觀點捅到了與會者的心病，於是乎群情激昂，主張紛雜。一些人確信薑瑞元已經被殺，一些人說“國家存亡應重於個人之生命”，還有一些人，更說到“一婦人耳，僅知營救而已”。
會場態度對宋美齡極其不利，嘈雜的聲音平息下去後，她進行了她的長篇講話。這個講話明確了“兵臨城下”、但“不戰促和”的解決主張，“……倘和平已至萬分絕望之時，再開始戰爭，亦未為晚”
她深知的安危才是最重要，不能讓黨內部的權力傾軋而使得國家又重歸的分裂。當日袁世凱身死，北洋軍閥割據中國的紛亂局麵，就足以讓人膽顫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