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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壟斷是最賺錢的。
而韓國，有很多壟斷財閥！
大企業集團(資產在2萬億韓元以上的企業)在韓國也被稱作財閥(chaebul)，多實行家族式經營。財閥是韓國經濟的支柱，根據韓國“財閥網”、韓國統計廳和韓國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資料，2012年，韓國名列前茅的四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汽車、sk（鮮京和lg（樂金的資產總額相當於當年韓國gdp的64%。
僅三星集團屬下的旗艦企業三星電子，2012年銷售額為201萬億韓元(約合1827億美元)，占當年韓國gdp的18%。2011年，三星電子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的20%，三星電子的股票市值占韓國股市的25%。三星在韓國社會壟斷性的影響讓很多韓國人將韓國戲稱為“三星共和國”。
三星可以說是韓國大財閥在韓國所具有的壟斷地位的一個縮影。
韓國大財閥集團不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具有壟斷性的優勢地位，還不斷地向產業鏈的上下遊乃至其他領域擴展，不斷擠壓原有的韓國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再以頭號財閥三星為例，三星目前擁有子公司79家，是25年前的兩倍。公司所涵蓋的業務包括電子、房地產（包括酒店和娛樂設施、建築、金融保險、汽車、航空、造船、機械製造、化學（包括石化、紡織、醫療設備製造、製藥、電力、廣告、綠色技術等，甚至還控製著幾家知名報紙和球隊。
所以說韓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離不開三星的話一點都不誇張。
而且，幾大巨頭之間有時還會合謀操縱某一行業的產品價格。雖然韓國政府多次出台相關法律法規限製財閥的業務經營範圍，但幾大財閥在韓國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從業務範圍以及壟斷程度上來看，連中國的很多大型壟斷國企都不能及。
壟斷財閥對韓國政治可謂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韓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結束威權體製，完成政治民主化改革之後，其所借鑒於美國的政治體製開始逐步發揮作用。而包括政治選舉和多黨製在內的民主形式本身就足以影響財閥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那就是財閥可以通過向總統及其執政黨提供政治資金的方式來“購買”政府的支持。
總統及其執政黨則利用財閥提取政治資金來支持和操縱選舉，維係其政治生命。這一點，從美國大選可以看得尤為清晰，拉到最多“捐款”的總統候選人往往才能贏得最終的大選。
因此，“官商勾結”、“黑金政治”成為韓國政壇屢見不鮮的現象。
通過政治獻金的方式來資助候選人是財閥發揮政治影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獻金與其說是一種“政治資金”，還不如說是一種“政策迴扣”。如果政治家認為自己對企業的支持沒有得到“等價”的政治資金，財閥就會遭到報複。
1983年，韓國前總統全鬥煥建立了一個名為ilhae的基金，當主要的財閥各自“捐獻”了1500萬美元之後，ilhae基金繼續向他們索要捐款，拒絕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報複。
韓國第七大財閥企業——國際商事集團在幾個星期內倒閉。而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韓國曆屆總統無一不或多或少的卷入“政治獻金”的醜聞當中。
這種利益交換現象雖然在十年後的韓國已不那麽猖獗，但沒有大企業的支持，現任總統樸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錢參與競選，更不用說當選。
除選舉外，大財閥在政府決策中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1994年韓國政府做出了由sk集團主營新興的第二代移動通訊產業的決定，但是fki討論後，推翻了政府的決定，另向政府“推薦”參與該產業的企業。
韓國政府首腦往往在這個時候麵臨著“抉擇”，其政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韓國政府雖然會推薦退休的政府官員擔任fki的領導職務，但財閥會很樂意接受這些推薦人選，因為他們需要這些人來保持和政策決策核心的聯係渠道。
另外財閥高層還通過聯姻或直接參政的方式影響其與政府的關係。財閥聯姻的特點是：他們一般將自己的女兒嫁到財閥家庭，而為兒子娶來政府高官的女兒。
如三星創辦人李秉喆通過三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婚姻，均與政界、商界名流建立了友誼和姻親關係，這讓其在韓國社會的地位更加穩固。而直接參政的典型代表當屬曾經創立了“統一國民黨”的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名譽主席身份，從而可以直接參與韓國的國會和總統選舉。
雖然財閥對韓國的政治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但還沒有達到左右政府的程度，反而是政府居主導地位左右財閥的發展和存在。韓國政府還是可以通過各種顯性或隱性的手段警告和打擊那些“不聽話”的財閥。
例如1995年sk集團社長崔鍾賢在連任fki會長的儀式上，批評政府基於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穩定經濟的舉措，反對政府實行的高利率政策和通過貿易公平法對財閥章魚式擴張的限製。
但是sk集團馬上收到了政府的稅務調查通知，當專門針對sk集團的稅務調查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崔鍾賢不得不公開聲明取消自己在fki上的發言，並不再公開發表任何針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言論。
韓國的財閥階層是韓國威權政府扶植的產物，已經深入韓國社會的肌體。
雖然樸槿惠上台後提出要扶植中小企業，轉變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政策，甚至聲稱要“限製總統赦免權”，從而切斷違法財閥的退路，但實際效果短期內還不得而知。
前總統李明博因出身財閥家族，在其任內不斷為大企業鬆綁，甚至對包括因逃稅而被起訴的李健熙在內的多位財閥高層進行特赦，可見領導人本身的出身和階級屬性也影響著財閥與韓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韓國政府與大財閥之間的密切關係已是廣為人知的“秘密”。各大財閥均有秘密資金用於提供政治捐款，積累自身在政府中的人脈。財閥家族通過聯姻、結盟等各種方式同政府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財閥與政府之間已不是合作關係，而是相互勾結，利用，成為韓國政界**的主要原因。
財閥經濟的頑疾是在深厚的文化積澱中長期滋養而成，雖然從金大中政府到盧武鉉政府都曾對韓國財閥施加了多種限製和改革，但也沒能取得標本兼治的效果。反而在經過一輪包括重組和股權稀釋在內的改革之後，大財閥的負債率下降，盈利能力增強，愈發強勢。
韓國人在罵財閥的同時又想想方設法的成為財閥旗下的一員，韓國政府也處在類似的尷尬處境。
一方麵，政府想要打擊財閥對社會財富的侵蝕和對國內市場的壟斷，一方麵，他們又不敢過度的打壓財閥的發展。因為財閥是韓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中產階級的收入來源和國家競爭力的代表，而且大財閥在政界的龐大影響力也不會允許政府出台給財閥企業帶來毀滅性打擊的政策。
所以，韓國政府與大財閥的共生關係不僅會維持下去，還會繼續保證和支持他們的發展，尤其是其在海外的發展。也許韓國政府能做的，更多是在國內限製財閥的過度擴張和違法犯罪，緩解中小企業與普通民眾對財閥的不滿。
ps：這章不是水，很重要的，以後盧德雙肯定會有跟韓國財閥打交道的時候，所以提前說下韓國財閥在韓國的地位跟實力了，要不然我後麵寫的再怎麽怎麽牛逼，你們也沒有一個直觀的印象，而且找這些資料，也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未完待續。)。
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壟斷是最賺錢的。
而韓國，有很多壟斷財閥！
大企業集團(資產在2萬億韓元以上的企業)在韓國也被稱作財閥(chaebul)，多實行家族式經營。財閥是韓國經濟的支柱，根據韓國“財閥網”、韓國統計廳和韓國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資料，2012年，韓國名列前茅的四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汽車、sk（鮮京和lg（樂金的資產總額相當於當年韓國gdp的64%。
僅三星集團屬下的旗艦企業三星電子，2012年銷售額為201萬億韓元(約合1827億美元)，占當年韓國gdp的18%。2011年，三星電子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的20%，三星電子的股票市值占韓國股市的25%。三星在韓國社會壟斷性的影響讓很多韓國人將韓國戲稱為“三星共和國”。
三星可以說是韓國大財閥在韓國所具有的壟斷地位的一個縮影。
韓國大財閥集團不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具有壟斷性的優勢地位，還不斷地向產業鏈的上下遊乃至其他領域擴展，不斷擠壓原有的韓國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再以頭號財閥三星為例，三星目前擁有子公司79家，是25年前的兩倍。公司所涵蓋的業務包括電子、房地產（包括酒店和娛樂設施、建築、金融保險、汽車、航空、造船、機械製造、化學（包括石化、紡織、醫療設備製造、製藥、電力、廣告、綠色技術等，甚至還控製著幾家知名報紙和球隊。
所以說韓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離不開三星的話一點都不誇張。
而且，幾大巨頭之間有時還會合謀操縱某一行業的產品價格。雖然韓國政府多次出台相關法律法規限製財閥的業務經營範圍，但幾大財閥在韓國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從業務範圍以及壟斷程度上來看，連中國的很多大型壟斷國企都不能及。
壟斷財閥對韓國政治可謂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韓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結束威權體製，完成政治民主化改革之後，其所借鑒於美國的政治體製開始逐步發揮作用。而包括政治選舉和多黨製在內的民主形式本身就足以影響財閥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那就是財閥可以通過向總統及其執政黨提供政治資金的方式來“購買”政府的支持。
總統及其執政黨則利用財閥提取政治資金來支持和操縱選舉，維係其政治生命。這一點，從美國大選可以看得尤為清晰，拉到最多“捐款”的總統候選人往往才能贏得最終的大選。
因此，“官商勾結”、“黑金政治”成為韓國政壇屢見不鮮的現象。
通過政治獻金的方式來資助候選人是財閥發揮政治影響的重要手段之一。政治獻金與其說是一種“政治資金”，還不如說是一種“政策迴扣”。如果政治家認為自己對企業的支持沒有得到“等價”的政治資金，財閥就會遭到報複。
1983年，韓國前總統全鬥煥建立了一個名為ilhae的基金，當主要的財閥各自“捐獻”了1500萬美元之後，ilhae基金繼續向他們索要捐款，拒絕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報複。
韓國第七大財閥企業——國際商事集團在幾個星期內倒閉。而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韓國曆屆總統無一不或多或少的卷入“政治獻金”的醜聞當中。
這種利益交換現象雖然在十年後的韓國已不那麽猖獗，但沒有大企業的支持，現任總統樸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錢參與競選，更不用說當選。
除選舉外，大財閥在政府決策中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1994年韓國政府做出了由sk集團主營新興的第二代移動通訊產業的決定，但是fki討論後，推翻了政府的決定，另向政府“推薦”參與該產業的企業。
韓國政府首腦往往在這個時候麵臨著“抉擇”，其政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韓國政府雖然會推薦退休的政府官員擔任fki的領導職務，但財閥會很樂意接受這些推薦人選，因為他們需要這些人來保持和政策決策核心的聯係渠道。
另外財閥高層還通過聯姻或直接參政的方式影響其與政府的關係。財閥聯姻的特點是：他們一般將自己的女兒嫁到財閥家庭，而為兒子娶來政府高官的女兒。
如三星創辦人李秉喆通過三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婚姻，均與政界、商界名流建立了友誼和姻親關係，這讓其在韓國社會的地位更加穩固。而直接參政的典型代表當屬曾經創立了“統一國民黨”的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名譽主席身份，從而可以直接參與韓國的國會和總統選舉。
雖然財閥對韓國的政治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但還沒有達到左右政府的程度，反而是政府居主導地位左右財閥的發展和存在。韓國政府還是可以通過各種顯性或隱性的手段警告和打擊那些“不聽話”的財閥。
例如1995年sk集團社長崔鍾賢在連任fki會長的儀式上，批評政府基於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穩定經濟的舉措，反對政府實行的高利率政策和通過貿易公平法對財閥章魚式擴張的限製。
但是sk集團馬上收到了政府的稅務調查通知，當專門針對sk集團的稅務調查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崔鍾賢不得不公開聲明取消自己在fki上的發言，並不再公開發表任何針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言論。
韓國的財閥階層是韓國威權政府扶植的產物，已經深入韓國社會的肌體。
雖然樸槿惠上台後提出要扶植中小企業，轉變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政策，甚至聲稱要“限製總統赦免權”，從而切斷違法財閥的退路，但實際效果短期內還不得而知。
前總統李明博因出身財閥家族，在其任內不斷為大企業鬆綁，甚至對包括因逃稅而被起訴的李健熙在內的多位財閥高層進行特赦，可見領導人本身的出身和階級屬性也影響著財閥與韓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說，韓國政府與大財閥之間的密切關係已是廣為人知的“秘密”。各大財閥均有秘密資金用於提供政治捐款，積累自身在政府中的人脈。財閥家族通過聯姻、結盟等各種方式同政府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財閥與政府之間已不是合作關係，而是相互勾結，利用，成為韓國政界**的主要原因。
財閥經濟的頑疾是在深厚的文化積澱中長期滋養而成，雖然從金大中政府到盧武鉉政府都曾對韓國財閥施加了多種限製和改革，但也沒能取得標本兼治的效果。反而在經過一輪包括重組和股權稀釋在內的改革之後，大財閥的負債率下降，盈利能力增強，愈發強勢。
韓國人在罵財閥的同時又想想方設法的成為財閥旗下的一員，韓國政府也處在類似的尷尬處境。
一方麵，政府想要打擊財閥對社會財富的侵蝕和對國內市場的壟斷，一方麵，他們又不敢過度的打壓財閥的發展。因為財閥是韓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中產階級的收入來源和國家競爭力的代表，而且大財閥在政界的龐大影響力也不會允許政府出台給財閥企業帶來毀滅性打擊的政策。
所以，韓國政府與大財閥的共生關係不僅會維持下去，還會繼續保證和支持他們的發展，尤其是其在海外的發展。也許韓國政府能做的，更多是在國內限製財閥的過度擴張和違法犯罪，緩解中小企業與普通民眾對財閥的不滿。
ps：這章不是水，很重要的，以後盧德雙肯定會有跟韓國財閥打交道的時候，所以提前說下韓國財閥在韓國的地位跟實力了，要不然我後麵寫的再怎麽怎麽牛逼，你們也沒有一個直觀的印象，而且找這些資料，也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