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能在秘境獨立自主，稱霸一方，這個王族王室肯定不缺乏實力，也有狠勁，自己如果現身，很可能羊入虎口啊。
而且，這種世代久居上位者，隻怕世界觀早已扭曲了吧。
王劍曾經認識過個歸國留學生，此人在部門實習一段時間，成功跑路中央某部委打下手，算是技術官僚裏的佼佼者，不過，卻是極其吐槽那些印度同學。
在其說法裏，這些印度同學本質不壞，起碼不是作奸犯科的那種人，但是先天性的自我感覺良好，卻是沒有錯的。
要知道，秘境人脫胎於漢代，從這些甲士身上，就可以看出深刻的華國特色傳統。
在封建王朝的思想中，皇帝是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擁有這個國家的所有權，全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後花園，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朕即天下”，表麵上看這句話很牛，但大臣們一解釋就變味兒了。曆代大臣對“朕即天下”的解釋是：“皇帝的事兒，就是天下的事兒，天下的事兒，就需要天下人來管。”皇帝和誰談戀愛，要管；皇帝和誰結婚，要管，皇帝蓋房子，要管，皇帝立誰為太子，那就更要管了。上班有大臣管，下班有太監管，就是迴到後宮，要再有個賢明的妃子，還得管，這樣是能為所欲為嗎？
但是，這得是一套成體係的製度啊。
古代皇帝治理國家講究的是君臣共治，因為畢竟國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無論如何一個也忙不過來。這樣就需要把手中的權力分出來一部分給大臣，大臣們用皇帝賦予的權力替皇帝辦事，並維護皇權，但同時也會對皇權形成一定的製約。
一般來說，關於國家日常事務的處理每個朝代都會有一套嚴密的程序，皇帝處理事情也必須遵守這些程序，否則就會有大臣站出來反對。這些站出來的大臣，我們通常稱其為忠臣。
比如皇帝要任免某個官員，就必須有合適的理由，並且符合朝廷的官員任免製度，否則就會有大臣反對，導致這個事情流產。如北宋仁宗時期，宋仁宗一次想提拔自己最寵愛的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節度使，就遭到了以包拯為首的一群大臣的反對，最終也沒有提拔成。仁宗對張貴妃說：“你隻知道讓你的伯父當節度使，你不知道包拯是禦史嗎？”
在官員隊伍中還有一種官員叫言官，言官的主要職責就是給皇帝進諫，對皇帝的不足之處給予指正，說白了就是專門給皇帝挑毛病的。言官們隻要發現皇帝有不合理的地方，立刻就會站出來指正，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想可以。一般來說，越是聖明的皇帝，受到的管束就越多。
技術進步會讓管理扁平化，排除中間層賺差價。這樣上頭的指示能直接下給基層。
但是在古代，真的不行啊。
有一個問題，就是體係的複雜性。
三個人組隊，可以隨機應變，遇事商量。誰是牛人誰是草包一目了然。可是人數一旦多起來，就麻煩了。人數多起來，我們就隻能設置一些簡單而通行的規則，讓大家照此辦事，否則就亂了。
朝廷製度，程序也不過是重複了一係列簡單地操作和原則。這個規則，包括一整套固定的接客收錢手續，包括了不得拒載等等。然後考核標準也是一視同仁的。
一旦大範圍破壞了這些規則，會如何呢？那就是體係的解體。
也就是說，複雜係統的管理，隻能在簡單可行的規則範圍內才能有序。雖然可以偶有例外，但絕不能泛濫。而皇帝“為所欲為”，本質上就是增加規則的複雜度，給規則增加更多的例外。
技術扁平化了，也未必是好事。
哪怕某位運輸大隊長固然由於技術進步可以直接給士兵下達指令了，乃至還能空投手令，然而他一微操就失敗。不是因為他的命令不被貫徹，而是因為他的命令破壞了規則的簡單可行性。
所以皇帝必須在根本上依照規則辦事，如果皇帝想修改規則，他也得緩慢推進，以盡量維持係統穩定運行不致崩潰。
崩潰了，皇帝也沒好果子吃。所以傳達消息的機製和官僚或可免，但分工和出主意的官僚沒辦法免。這樣皇權仍然受到了製約，表麵上是官僚體係的製約，實際上是複雜的人類社會係統的製約。
自秦漢時代起，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妥協集合體，皇家利益、貴族資本集團官吏利益、百姓利益共同來分國家資源這份蛋糕。皇權隻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甚至有時不是勢力最強大的一份子，為了自己所屬的利益，皇權經常搞出“宦黨”來製衡龐大的官僚體係，以防止官僚體係對百姓利益的過度侵害。
當官僚體係占有龐大的資源以後，它可以隨意的認爹投降而棄民族國家於不顧，最終還裝無辜找個皇帝來背鍋。所以曆來治國就是治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很偉大也很難實現。曆朝曆代在麵臨亡國的關頭權閥也是不肯吐出老百姓的血肉，他們知道，外來的不管是誰都還是“需要”他們去實施管理的，換個爹叫而已。
你個皇帝要是想革我的命我就要“讓”社會大亂“民”不聊生，換了你這個皇帝。皇權不下縣也就源於這裏。皇帝的勵精圖治的理想還看有沒有製衡弱化官僚體係的手段，王莽是典型的道德高地，但在利益麵前屁都不是，也就“被”亂臣賊子了。高祖要不是挽救了民族構建來了現有的分享體係也就被徹底的“昏君”化了，分餅的當然是亂臣賊子，“不”為人民服務的。對百姓的侵害多與少主要取決於“中間管理層”而不取決於“最高層”。
當物質欲望滿足了以後的皇帝沒有哪個不是“一心為民”的，現實中的人當物質理想獲得滿足後也都是“充滿了愛心”的，皇帝怎會例外？禍亂來自於不滿足的官僚體係，它太龐大了，三親六故的不勞而獲還在不斷的膨脹。隻要有一天存在“不勞而獲”的思想，官僚管理就會蠢蠢欲動，用“奉獻愛心”、用“為人民服務”去壓製其膨脹是在保證國家的安全。付錢是養不了廉，是無法滿足體係的胃口的。讓貪婪的官僚管理到此止步、相互製衡才能保證政體不被顛覆。
任何皇帝都可以說是“一心為民”的，被“昏君”化隻是缺乏對官僚體係的控製手段，為政能力弱，背了黑鍋而已。與百姓被榨取的相比，物質的個人為所欲為啥都不算，吃穿住用一個人能耗費得了多少？但百姓與此消彼長的裙帶官僚比就不一定了！不特別關照自己的親屬而隻為大多數服務的操守是很寶貴稀罕的，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
從理論上來說，君權神授，皇帝是天子，代替上蒼管理天下，自然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但層出不窮的造反案例告訴我們，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這句由亂世軍閥總結出來的話可謂形象概括了開國之君們的上路曆程，以軍事實力剪除群雄、一統四海，再拉幾個大旗鞏固自己的天命合法性，把自己家族擺到皇帝寶座之上，直到傳多幾代，皇帝的軍事優勢沒了，新的兵強馬壯者取而代之。
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能夠征戰四方的軍隊絕不是一個人能夠直接掌控的，統一後的龐大王朝也不是皇帝一個人就能管好的，皇帝必須依靠製度。
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行政製度和軍事製度就是國家運轉的機器，而皇帝，就是使用機器的那個人。唯有依靠這個機器，皇帝才能實現權力的具體化。
因為很簡單，人類是有波動性的。
波動性也就意味著隨機，意味著變化，意味著超出意料外的好和壞。
社會發展是一種越來越自律的演化進程，這種演化，要剔除掉所有不確定，不穩定，非理性，波動性的幹擾。於是情感就成了某種負麵因素，勢必最終被社會前進的車輪甩脫碾碎。
大自然世界中，一切都會從波動性中獲得收益或者遭受損失。脆弱性，就是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
波動性意味著驚喜意外與驚訝。
就好像走路一樣，如果每天規定好走在那，速度和方向如何，那麽走路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一場規定好的，毫無意外的嚴絲合縫。
但是，改變是必然的，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不同的人，不同的有趣的事情。
動物園的動物更長壽，但野外的動物更健康。現代社會中的人如動物園中的動物，社會文明提供了人免於饑荒等死亡威脅的條件，但也剝奪了人的波動性。
短暫的饑餓對腸胃好，孤獨更有利於思考和成長，經曆過貧窮的富一代要遠比富二代牛逼，不經曆大幅度調整的股票不是好股票。
然而，現代社會給予我們的生活剝奪了我們在這些所謂負麵因素中獲取力量的可能，也讓我們的思維方式，選擇逃避波動。
人們變的急躁，急於尋找到一切方式擺脫貧窮，饑餓，單身，這樣不僅不能逃避這一切，還將生活在這貧窮饑餓孤獨中給予我們的禮物也一並拒絕了。
如果將小孩子束縛起來，看什麽什麽樣子的書，每天在哪活動，全都圈定好，過上十年，基本上就傻了。
人類的波動性，大多數時候會帶來厄運和不好的東西，但得到的好處更多。
自然界都是波動的，科學界先是發現光是一種波，後來發現物質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其實波無處不在，人的一生亦或者一個家族的生生世世具有波動性，人的心髒哪天不波動了，結果肯定是人沒了，有波動才有傳遞延續。人生70年，七年一大起，七年一大伏，三年一小起，三年一小伏。從出生開始起伏波動就開始了，也正是這種波動，優秀的人可能會留戀過去，平凡的人可能因契而不舍而變得優秀。
曾經不如你學習好的找到了好工作，曾經沒你帥的人找到漂亮老婆，曾經比你家窮的旅遊都到了你沒去過的世界各地，曾經你看不上眼的都讓你望塵莫及。
在另一個時空的地球，我們都知道世界有幾個大國依次是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美國，再加中國，老牌大國總有一個時期是看不起新興大國，比如西班牙看不起英國，要不是英國艦隊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英國豈不是一直受西班牙鄙視，還有我們看到的超級大國美國，五月花號拉的還不是被主流教派鄙視的異教徒，才奔走他鄉，再到後來美國的複製剽竊英國工業技術，亦或者花重金收買腦子裏裝著紡織機器的英國人，這都是為英國人所不齒的，以前美國人以去英國留學為榮，現在恐怕相反。在說一個能夠秒殺眾歐洲國家的中國，明朝之前哪個國家不知道東方有個大國，曾有一段時間歐洲貴族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榮，都希望來傳說中遍地黃金的中國來看看，然而活在過去的中國就開始墮落了，等打開國門一看，臥槽，我泱泱大國的尊嚴呢，這才開始反思，反思伴隨的就是進步的開始，不活在過去了，就開始強大了。人如果出生在國家崛起的時代應該是很幸運。
如果你有一個家裏窮的同學，亦或者是父母沒什麽文化，而你是教授之子女，或者是官員之子女，家境優越，迴首20年你發現，他媽的他父母沒文化還都矮還醜，他家祖上到現在都窮，他現在又高又帥又美又是名企管理層，還取了個白富美或者嫁了高富帥不止你驚訝，你們全家都驚訝，你家祖宗九泉之下都驚訝，他家風水好？
而且，這種世代久居上位者，隻怕世界觀早已扭曲了吧。
王劍曾經認識過個歸國留學生，此人在部門實習一段時間，成功跑路中央某部委打下手，算是技術官僚裏的佼佼者，不過，卻是極其吐槽那些印度同學。
在其說法裏，這些印度同學本質不壞，起碼不是作奸犯科的那種人，但是先天性的自我感覺良好，卻是沒有錯的。
要知道，秘境人脫胎於漢代，從這些甲士身上，就可以看出深刻的華國特色傳統。
在封建王朝的思想中，皇帝是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擁有這個國家的所有權，全天下都是皇帝家的後花園，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朕即天下”，表麵上看這句話很牛，但大臣們一解釋就變味兒了。曆代大臣對“朕即天下”的解釋是：“皇帝的事兒，就是天下的事兒，天下的事兒，就需要天下人來管。”皇帝和誰談戀愛，要管；皇帝和誰結婚，要管，皇帝蓋房子，要管，皇帝立誰為太子，那就更要管了。上班有大臣管，下班有太監管，就是迴到後宮，要再有個賢明的妃子，還得管，這樣是能為所欲為嗎？
但是，這得是一套成體係的製度啊。
古代皇帝治理國家講究的是君臣共治，因為畢竟國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無論如何一個也忙不過來。這樣就需要把手中的權力分出來一部分給大臣，大臣們用皇帝賦予的權力替皇帝辦事，並維護皇權，但同時也會對皇權形成一定的製約。
一般來說，關於國家日常事務的處理每個朝代都會有一套嚴密的程序，皇帝處理事情也必須遵守這些程序，否則就會有大臣站出來反對。這些站出來的大臣，我們通常稱其為忠臣。
比如皇帝要任免某個官員，就必須有合適的理由，並且符合朝廷的官員任免製度，否則就會有大臣反對，導致這個事情流產。如北宋仁宗時期，宋仁宗一次想提拔自己最寵愛的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節度使，就遭到了以包拯為首的一群大臣的反對，最終也沒有提拔成。仁宗對張貴妃說：“你隻知道讓你的伯父當節度使，你不知道包拯是禦史嗎？”
在官員隊伍中還有一種官員叫言官，言官的主要職責就是給皇帝進諫，對皇帝的不足之處給予指正，說白了就是專門給皇帝挑毛病的。言官們隻要發現皇帝有不合理的地方，立刻就會站出來指正，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想可以。一般來說，越是聖明的皇帝，受到的管束就越多。
技術進步會讓管理扁平化，排除中間層賺差價。這樣上頭的指示能直接下給基層。
但是在古代，真的不行啊。
有一個問題，就是體係的複雜性。
三個人組隊，可以隨機應變，遇事商量。誰是牛人誰是草包一目了然。可是人數一旦多起來，就麻煩了。人數多起來，我們就隻能設置一些簡單而通行的規則，讓大家照此辦事，否則就亂了。
朝廷製度，程序也不過是重複了一係列簡單地操作和原則。這個規則，包括一整套固定的接客收錢手續，包括了不得拒載等等。然後考核標準也是一視同仁的。
一旦大範圍破壞了這些規則，會如何呢？那就是體係的解體。
也就是說，複雜係統的管理，隻能在簡單可行的規則範圍內才能有序。雖然可以偶有例外，但絕不能泛濫。而皇帝“為所欲為”，本質上就是增加規則的複雜度，給規則增加更多的例外。
技術扁平化了，也未必是好事。
哪怕某位運輸大隊長固然由於技術進步可以直接給士兵下達指令了，乃至還能空投手令，然而他一微操就失敗。不是因為他的命令不被貫徹，而是因為他的命令破壞了規則的簡單可行性。
所以皇帝必須在根本上依照規則辦事，如果皇帝想修改規則，他也得緩慢推進，以盡量維持係統穩定運行不致崩潰。
崩潰了，皇帝也沒好果子吃。所以傳達消息的機製和官僚或可免，但分工和出主意的官僚沒辦法免。這樣皇權仍然受到了製約，表麵上是官僚體係的製約，實際上是複雜的人類社會係統的製約。
自秦漢時代起，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妥協集合體，皇家利益、貴族資本集團官吏利益、百姓利益共同來分國家資源這份蛋糕。皇權隻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已，甚至有時不是勢力最強大的一份子，為了自己所屬的利益，皇權經常搞出“宦黨”來製衡龐大的官僚體係，以防止官僚體係對百姓利益的過度侵害。
當官僚體係占有龐大的資源以後，它可以隨意的認爹投降而棄民族國家於不顧，最終還裝無辜找個皇帝來背鍋。所以曆來治國就是治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很偉大也很難實現。曆朝曆代在麵臨亡國的關頭權閥也是不肯吐出老百姓的血肉，他們知道，外來的不管是誰都還是“需要”他們去實施管理的，換個爹叫而已。
你個皇帝要是想革我的命我就要“讓”社會大亂“民”不聊生，換了你這個皇帝。皇權不下縣也就源於這裏。皇帝的勵精圖治的理想還看有沒有製衡弱化官僚體係的手段，王莽是典型的道德高地，但在利益麵前屁都不是，也就“被”亂臣賊子了。高祖要不是挽救了民族構建來了現有的分享體係也就被徹底的“昏君”化了，分餅的當然是亂臣賊子，“不”為人民服務的。對百姓的侵害多與少主要取決於“中間管理層”而不取決於“最高層”。
當物質欲望滿足了以後的皇帝沒有哪個不是“一心為民”的，現實中的人當物質理想獲得滿足後也都是“充滿了愛心”的，皇帝怎會例外？禍亂來自於不滿足的官僚體係，它太龐大了，三親六故的不勞而獲還在不斷的膨脹。隻要有一天存在“不勞而獲”的思想，官僚管理就會蠢蠢欲動，用“奉獻愛心”、用“為人民服務”去壓製其膨脹是在保證國家的安全。付錢是養不了廉，是無法滿足體係的胃口的。讓貪婪的官僚管理到此止步、相互製衡才能保證政體不被顛覆。
任何皇帝都可以說是“一心為民”的，被“昏君”化隻是缺乏對官僚體係的控製手段，為政能力弱，背了黑鍋而已。與百姓被榨取的相比，物質的個人為所欲為啥都不算，吃穿住用一個人能耗費得了多少？但百姓與此消彼長的裙帶官僚比就不一定了！不特別關照自己的親屬而隻為大多數服務的操守是很寶貴稀罕的，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
從理論上來說，君權神授，皇帝是天子，代替上蒼管理天下，自然是想幹什麽就幹什麽。
但層出不窮的造反案例告訴我們，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
這句由亂世軍閥總結出來的話可謂形象概括了開國之君們的上路曆程，以軍事實力剪除群雄、一統四海，再拉幾個大旗鞏固自己的天命合法性，把自己家族擺到皇帝寶座之上，直到傳多幾代，皇帝的軍事優勢沒了，新的兵強馬壯者取而代之。
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能夠征戰四方的軍隊絕不是一個人能夠直接掌控的，統一後的龐大王朝也不是皇帝一個人就能管好的，皇帝必須依靠製度。
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行政製度和軍事製度就是國家運轉的機器，而皇帝，就是使用機器的那個人。唯有依靠這個機器，皇帝才能實現權力的具體化。
因為很簡單，人類是有波動性的。
波動性也就意味著隨機，意味著變化，意味著超出意料外的好和壞。
社會發展是一種越來越自律的演化進程，這種演化，要剔除掉所有不確定，不穩定，非理性，波動性的幹擾。於是情感就成了某種負麵因素，勢必最終被社會前進的車輪甩脫碾碎。
大自然世界中，一切都會從波動性中獲得收益或者遭受損失。脆弱性，就是波動性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
波動性意味著驚喜意外與驚訝。
就好像走路一樣，如果每天規定好走在那，速度和方向如何，那麽走路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一場規定好的，毫無意外的嚴絲合縫。
但是，改變是必然的，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不同的人，不同的有趣的事情。
動物園的動物更長壽，但野外的動物更健康。現代社會中的人如動物園中的動物，社會文明提供了人免於饑荒等死亡威脅的條件，但也剝奪了人的波動性。
短暫的饑餓對腸胃好，孤獨更有利於思考和成長，經曆過貧窮的富一代要遠比富二代牛逼，不經曆大幅度調整的股票不是好股票。
然而，現代社會給予我們的生活剝奪了我們在這些所謂負麵因素中獲取力量的可能，也讓我們的思維方式，選擇逃避波動。
人們變的急躁，急於尋找到一切方式擺脫貧窮，饑餓，單身，這樣不僅不能逃避這一切，還將生活在這貧窮饑餓孤獨中給予我們的禮物也一並拒絕了。
如果將小孩子束縛起來，看什麽什麽樣子的書，每天在哪活動，全都圈定好，過上十年，基本上就傻了。
人類的波動性，大多數時候會帶來厄運和不好的東西，但得到的好處更多。
自然界都是波動的，科學界先是發現光是一種波，後來發現物質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其實波無處不在，人的一生亦或者一個家族的生生世世具有波動性，人的心髒哪天不波動了，結果肯定是人沒了，有波動才有傳遞延續。人生70年，七年一大起，七年一大伏，三年一小起，三年一小伏。從出生開始起伏波動就開始了，也正是這種波動，優秀的人可能會留戀過去，平凡的人可能因契而不舍而變得優秀。
曾經不如你學習好的找到了好工作，曾經沒你帥的人找到漂亮老婆，曾經比你家窮的旅遊都到了你沒去過的世界各地，曾經你看不上眼的都讓你望塵莫及。
在另一個時空的地球，我們都知道世界有幾個大國依次是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美國，再加中國，老牌大國總有一個時期是看不起新興大國，比如西班牙看不起英國，要不是英國艦隊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英國豈不是一直受西班牙鄙視，還有我們看到的超級大國美國，五月花號拉的還不是被主流教派鄙視的異教徒，才奔走他鄉，再到後來美國的複製剽竊英國工業技術，亦或者花重金收買腦子裏裝著紡織機器的英國人，這都是為英國人所不齒的，以前美國人以去英國留學為榮，現在恐怕相反。在說一個能夠秒殺眾歐洲國家的中國，明朝之前哪個國家不知道東方有個大國，曾有一段時間歐洲貴族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榮，都希望來傳說中遍地黃金的中國來看看，然而活在過去的中國就開始墮落了，等打開國門一看，臥槽，我泱泱大國的尊嚴呢，這才開始反思，反思伴隨的就是進步的開始，不活在過去了，就開始強大了。人如果出生在國家崛起的時代應該是很幸運。
如果你有一個家裏窮的同學，亦或者是父母沒什麽文化，而你是教授之子女，或者是官員之子女，家境優越，迴首20年你發現，他媽的他父母沒文化還都矮還醜，他家祖上到現在都窮，他現在又高又帥又美又是名企管理層，還取了個白富美或者嫁了高富帥不止你驚訝，你們全家都驚訝，你家祖宗九泉之下都驚訝，他家風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