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貝裏振作起精神，猶疑地看著那個人，那個目前他必須視為上司的人。“推土機”是特別小組的召集人，他愛上了銀行劫案，過去幾年這類的案件接連不斷發生，他也就跟著水漲船高，不可同日而語。
隻有他才有那種活力和點子，日複一日，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從不抱怨、從不沮喪，甚至從未顯露疲態。
有時候他那些疲憊不堪的同事都懷疑他就是瑞典犯罪公司的總經理，這個邪惡的組織相當出名。對“推土機”而言，警察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這當然是因為他本人並不是警察。
他是個地方檢察官，專門承辦一些棘手的持械銀行搶劫案的初步調查工作。目前有一個案子已經有了頭緒，一些涉案的罪犯已被拘留，有些人甚至已經遭到起訴。隻是現在每周都有好幾宗新搶劫案發生，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案件多少有些關係，但到底有什麽關係卻沒有人清楚。
更嚴重的是，銀行不是唯一的目標，一般大眾被搶的案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趨勢。從早到晚，時時刻刻都有人被襲擊，在街上、廣場上、商店裏、地鐵中，甚至在家裏，到處都有可能。
可是搶銀行被認為是其中最嚴重的罪行，攻擊屬於社會大眾的銀行等同於向公共權力挑戰。
現存的社會體係顯然已經不管用了，除非每個人都憑良心做事，它才有可能正常運轉。但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這一點。過去兩年來，單單斯德哥爾摩所積壓的案件就多達二十二萬件，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雖然隻占一小部分），也隻有四分之一被偵破。
事到如今，那些應該為此負全責的人也無能為力了，他們隻會搖頭歎息，做出一副已盡人事的模樣。
有好一陣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責，現在甚至已經找不到對象去責怪了。最近唯一一項比較有建設性的提議，就是大家應該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經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可知，所謂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思考方式是多麽的不切實際了。
有件事倒是很明顯：警方要為此負大部分的責任。自從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來，所有的警力收歸一個部門指揮，而從一開始，領導者的位子就被一個不能勝任的人坐上了。
長久以來，分析家及研究人員不斷想要了解警政署領導人的基本想法。這當然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這項教條，警政署長基本
上不會給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麵，他又是個非常喜歡高談闊論的人，隻是他的講話即使被修飾得文辭並茂，也相當索然無味。
幾年前警方發現了一種篡改犯罪統計數字的方法，雖然簡單，但卻不易被識破。它雖不是直接做假，卻能嚴重地誤導大眾。在此之前他們隻是要求更具戰鬥力、強度更大的訓練，要求更精良的技術支援，特別是要求火力更強大的武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誇大了警方所麵臨的危險。但這類說詞並沒有什麽政治上的說服力，他們轉而尋求另一種方式：篡改統計數字。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那些六十年代後期發動的政治示威遊行，正好給了他們捏造數據的良機。遊行示威的群眾要求和平，卻受到暴力鎮壓，他們除了一些標語和個人的信念外，根本沒有帶其他東西，但所麵對的卻是催淚彈、高壓水槍和橡膠警棍。
這些非暴力性質的示威活動，很少不是以喧囂而混亂的場麵結束的。那些不過是想要自衛的人被拉扯、逮捕，還被控“襲警”
或“拒捕”。這些都被計人統計數字中。這個方法完美極了，每一次他們都派幾百個警察去“控製”
遊行秩序，被指控為反抗警方的人數因此迅速攀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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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鼓勵穿著製服的警察“不要動粗”（這是他們的用詞），這些警察也非常樂意遵從，因為用警棍追打一個酒鬼，他會還手的幾率可是相當高的。
這是每個人都學得會的把戲。
這種計策很管用。現在瑞典的警察出門都是全副武裝，轉眼間，以往隻需帶著鉛筆和少許常識就可以解決的狀況，現在則需要一卡車配有自動步槍和防彈背心的警察出動。
長久下來，也出現了未曾預料到的情況，暴力管製不但增加了民眾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懼。
最後，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人與人之間相互懼怕，斯德哥爾摩變成一個擁有數萬個心懷懼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驚懼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險的人民。
六百個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蹤了——事實上是辭職了。因為他們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們全副武裝，大部分時間也隻是坐在車子裏。
許多人當然是因為其他理由才逃離斯德
哥爾摩的。有些人不喜歡這裏的環境，有些人則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須遵從的行事方式。
這個社會製度已遭到反抗。至於其最深層的動機，則依然隱藏於黑暗之中，然而，在這種黑暗中，隱隱讓人嗅到一絲納粹色彩。
類似的處理方式多不勝數，有一些已呈極端的犬儒主義。
一年前實行了一項政策，針對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銀行戶頭都透支，其中有些錢進了不法分子的口袋。當局看到未偵破的小額詐欺案的數目後，視其為奇恥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於是警政署拒絕認可被視為法定貨幣的支票。每個人都了解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帶著大把大把的鈔票出門。這無疑是送給那些在街道及廣場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機會，而這也正是當前的狀況。當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這個成果來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襲擊的事實卻被忽略了。
這就是暴力風氣漸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強有力的武裝警察。
但是到哪兒去找這麽多警察來呢？政策執行初期的六個月裏，官方發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兩個百分點，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案件還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簡單：警察還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個透支的銀行賬戶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監聽人民的電話後，警政署中的理論家立刻伸出援手，借著嚇人的宣傳說服國會通過法案，當局準許警方在查緝毒品時監聽電話。從此以後，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無憂地繼續竊聽，而毒品交易也達到空前的盛況。
不，當警察一點兒也不好玩，倫納特·科爾貝裏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所屬的部門逐漸腐敗，他也無能為力。聽到法西斯鼠輩在牆後大放厥詞，他又能如何？他的大半生都忠誠地奉獻給這個部門了。
該怎麽辦，把你的想法說出來，然後被開除？不太好。一定有更有建設性的做法吧？當然肯定有其他警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是誰？又有多少人昵？“推土機”就沒有這種困惑。生活對他而言隻是一場歡樂的遊戲，在他眼裏，大多數的事情都像水晶般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懂。”他說。
“是嗎？”拉爾森說，“什麽事？”
“就是那輛車子到底去哪兒了？那些路障應該有用啊，不是嗎？”
“照理說是的。”
“所以在五分鍾之內，每座橋上都應
該已經有人了。”
斯德哥爾摩南邊是個小島，與內陸有六個連接點。特別小組早就規劃過詳細的步驟，可以在最短時間封鎖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所有的區域。
“當然，”拉爾森說，“我和市警局核對過了，一切行動都已在進行中。”
“那是哪一種車？”科爾貝裏問道。
到現在他還沒有時間去了解每一項細節。
“是輛雷諾十六，淺灰或是米色，車牌是‘a’開頭的，號碼裏有兩個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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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應該會用偽造的車牌。”拉爾森插嘴說。
“顯然是。我聽說在瑪莉亞廣場和閘門廣場附近，有人可以替車子重新噴漆。假設他們換了車子——”
“然後呢？”
“那麽第一輛車子到哪兒去了？”
“推土機”在房間裏踱步，額頭埋在巨大的手掌中。他已四十多歲，身材微胖，比一般人矮些，膚色有些紅潤，他的動作就像他的思維一樣活躍。現在他自問自答道：“他們把車停在地鐵站或巴士站附近的停車場，然後一個人用錢幣刮車子上的漆，另一個人裝上新的牌照，然後他也幫忙刮車子。到了星期六，那個接車人迴來替車子重新噴漆，然後昨天早上那輛車就準備上路。可是——”
“可是什麽？”科爾貝裏問他。
“可是我的手下一直到昨天晚上一點，都還在對每一輛離開南區的雷諾汽車進行檢查。”
“它不是找到空檔溜掉了，就是還在這兒。”科爾貝裏說。
貢瓦爾·拉爾森沒說什麽，反而審視著“推土機”的衣著，心中升起一股強烈的厭惡感。一件皺巴巴的淡藍色外套，豔粉色的襯衫，還有一條大花領帶，腳上是一雙黑色短襪和棕色有縫線的尖頭鞋，顯然從沒擦過油。
“你說的接車人指的是什麽？”
“他們不會自己安排車子。通常他們都會專門找一個人，把他們送到特定的地點，事成之後再去接他們。這種人一般都是從另一個城市來的，例如馬爾默或哥德堡。他們對逃離時所用的車都是非常小心的。”
科爾貝裏看起來更加疑惑了。
“他們？誰是他們？”
“當然是莫斯壯和莫倫。”
“莫斯壯和莫倫是誰？”
“推土機”瞪著他，愣住了，不過稍後這種表情就消失了。
“啊，是的，當然，你才剛進到這個小組來，不是嗎？莫斯壯和莫倫是我們掌握的兩個聰明的銀行劫匪。他們四個月前才出來，而這是他們出來之後犯下的第四起搶劫案。他們是二月底從庫姆拉監獄溜走的。”
“可是庫姆拉監獄應該看守很嚴密啊。”科爾貝裏說。
“莫斯壯和莫倫不是逃出來的，他們是周末獲得假釋出來，然後就沒有再迴去了。就我們所知，他們一直到四月底之前都沒有犯下任何案子——這段時間他們一定是到加納利群島或是岡比亞去度假了，也許去玩了十四天左右。”
“然後呢？”
“然後他們添置了裝備及武器，他們通常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買這些東西。”
“可是上星期五襲擊銀行的是個女人，不是嗎？”科爾貝裏強調。
“那隻是一種偽裝，？推土機”一副很有經驗的樣子。“用金色的假發和一些東西偽裝。不過我十二萬分肯定那是莫斯壯和莫倫幹的。還有誰會這麽大膽或這麽聰明地突然來這麽一下？這是個特殊案件，你看不出來這是個極為周詳的計劃嗎？相當驚險刺激，事實上這就像——”
“和棋王下棋一樣。”貢瓦爾·拉爾森說，“姑且不論他們是不是頂尖高手，莫斯壯和莫倫至少都是彪形大漢，這是無法否認的。他們兩個人都有二百零九磅，鞋子都穿十二號，胳膊則像兩把鐵鉗一樣。莫倫的胸圍有四十六英寸——比安妮塔·埃克柏格。最胖的時候還要壯五倍，我很難想象他穿套裝又戴上乳墊會是什麽樣子。”
“那個女人不是穿褲子嗎？”科爾貝裏問他，“而且身材挺瘦小的吧？”
“顯然他們另派了一個人來，””推土機”平靜地說，“那是1安妮塔埃克柏格（anotaekberg，193卜），出生於馬爾默的瑞典女演員，胸圍傲人，她曾出演意大利知名導演費裏尼執導的名片《甜密生活》。
他們常玩的把戲。”
他走到一張書桌旁邊，抓起一堆紙。
“他們一共搶了多少錢？”他自問自答，“在波堯斯搶了五萬，在古邦根搶了四萬，在默斯塔搶了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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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六，加上這次的九萬，已經超過二十萬了！所以他們很快就會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科爾貝裏問道，“準備好什麽？”
“他們的大買賣啊！這筆交易是天文數字，他們現在犯的這些案子隻不過是要弄到資本而已。現在隨時都會發生驚天動地的案子。”他看起來非常激動，不斷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可是在哪兒呢，各位，會在哪裏兒呢？讓我想想，讓我想想，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我是華納·羅斯，現在我會做什麽？我要怎麽將他的軍？你會怎麽做？又會在什麽時候？”
“誰又是華納‘羅斯？”科爾貝裏再次發問。
“他是個飛行事務長。”貢瓦爾·拉爾森說。
“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一個罪犯，？‘推土機”高聲喊道，“就他所從事的這個勾當而言，他是個天才，就是他籌劃所有細節的，沒有他，莫斯壯和莫倫隻是兩個無名小卒。他專門負責動腦筋，少了他，其他人就沒轍了。他是個卑鄙至極的家夥！他是那種——”
“別他媽的那麽大聲，”貢瓦爾·拉爾森說，“你現在不是在地方法院。”
“我們會抓到他的。”“推土機”說，那語氣就好像他已經有了一個不錯的點子。“我們一定可以抓住他，馬上！”
“然後明天再把他給放了。”貢瓦爾·拉爾森說。
“沒有關係，嚇嚇他也好，抓他個措手不及。”
“你想這樣做嗎？這已經是今年的第五次了。”
“無所謂。？推土機”說著，走向門口。
“推土機”真正的名字是史坦·奧爾鬆，可是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已經沒有人記得這個名字了，不過話又說迴來，她倒很可能已經忘了他的長相。
“這裏麵似乎有許多我不了解的事。”科爾貝裏抱怨道。
“關於羅斯這方麵，‘推土機’可能是對的。”貢瓦爾’拉爾森說，‘‘他是個狡猾的惡魔，總是會有不在場證明，絕妙的不在場證明。隻要有事情發生，他總是遠在新加坡、舊金山或東京。”
“可是‘推土機’怎麽知道這起案件是莫斯壯和莫倫在暗中操控呢？”
“某種第六感吧，我猜。”貢瓦爾·拉爾森聳聳肩說，“可是這說得通嗎？莫斯壯和莫倫從未承認自己是盜
匪，可是這兩個流氓也進出監獄好幾次了；等到他們終於被關進庫姆拉了，卻又準許他們在周末假釋！”
“唉，我們也不能就把一個人永遠關在一個隻有一部電視機的房間裏啊，對吧？”
“是不行，”貢瓦爾·拉爾森說，“那倒是真的不行。”
他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兩個人都在想著同一件事：政府如何花了幾百萬蓋了庫姆拉監獄，采取了可靠的防護措施將那些與社會脫節的人隔絕起來。從各地而來且對刑事製度很有經驗的外國人士都認為，庫姆拉的管理製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沒有人性的。床墊上沒有虱子或食物裏沒有蟲，都取代不了人與人的接觸。
“就鹿角街這件兇殺案來說——”科爾貝裏開口說。
“那不是兇殺案，可能隻是個意外。她是不小心開槍的，可能她根本不知道裏麵有子彈。”
“確定是個女人嗎？”
“是的。”
“那這關莫斯壯和莫倫什麽事？”
“噢，可能是他們派了個女人。”
“沒有指紋嗎？就我所知她甚至連手套都沒有戴。”
“當然有指紋，就在門把上。可是在我們采集之前，一個銀行職員把它弄模糊了，所以不能用。”
“做彈道分析了嗎？”
“當然。專家分析了子彈和彈殼，他們說她用的是一把點四五，可能是駱馬自動手槍。”
“很大的槍，尤其對女人來說。”
“是啊。根據‘推土機’的說法，這又證明案子是莫斯壯、莫倫和羅斯幹的。他們都習慣用大而重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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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那是可以嚇嚇人，可是——”
“可是什麽？”
“莫斯壯和莫倫是不會向人開槍的，至少他們沒有這麽做過。
如果有人找麻煩，他頂多向天花板開一槍，讓對方乖一點兒。”
“有沒有人想過，幹脆去把羅斯這家夥抓起來？”
“嗯，我想‘推土機’打的算盤是，如果羅斯又像以前一樣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比如說他上星期五在橫濱，那我們就可以完全確定這次搶劫案是他策劃的；反過來說，如果他在斯德哥爾摩，那
事情就比較棘手了。”
“羅斯本人都怎麽說？他不會大發雷霆嗎？”
“從來沒有。他說莫斯壯和莫倫的確是他的老朋友，他覺得他們的生活那麽不順利，實在是件令人難過的事。上一次他還問我們，有什麽他可以幫他老朋友的，當時馬爾姆碰巧也在，他差一點兒腦溢血。”
“那奧爾鬆呢？”
“推土機”隻會吼叫，他喜歡這樣。”
“那他還等什麽？”
“他們的下一步行動。你沒聽他說嗎，他覺得羅斯正在計劃一項大行動，莫斯壯和莫倫會負責執行。
看來莫斯壯和莫倫想要搜刮一大筆錢，以便悄悄移民，然後靠這筆錢度過餘生。”
“那需要搶銀行嗎？”
“推土機”認為除了銀行之外，其餘的都不值一提。”貢瓦爾.拉爾森說，“那是他的觀點，大家都這麽說。”
“目擊證人呢？”
“埃納爾的那個？”
“是啊。”
“他早上來過了，看了一些相片，可是沒有認出誰來。”
“但是，車子他可以確定吧？”
“完全可以。”
貢瓦爾.拉爾森靜靜地坐著，輪流拉著手指，讓每一個關節都喀喀作響。過了好一陣子，他說：“關於那輛車子，還有些地方不夠清楚。”
隻有他才有那種活力和點子，日複一日，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從不抱怨、從不沮喪，甚至從未顯露疲態。
有時候他那些疲憊不堪的同事都懷疑他就是瑞典犯罪公司的總經理，這個邪惡的組織相當出名。對“推土機”而言，警察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這當然是因為他本人並不是警察。
他是個地方檢察官，專門承辦一些棘手的持械銀行搶劫案的初步調查工作。目前有一個案子已經有了頭緒，一些涉案的罪犯已被拘留，有些人甚至已經遭到起訴。隻是現在每周都有好幾宗新搶劫案發生，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案件多少有些關係，但到底有什麽關係卻沒有人清楚。
更嚴重的是，銀行不是唯一的目標，一般大眾被搶的案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趨勢。從早到晚，時時刻刻都有人被襲擊，在街上、廣場上、商店裏、地鐵中，甚至在家裏，到處都有可能。
可是搶銀行被認為是其中最嚴重的罪行，攻擊屬於社會大眾的銀行等同於向公共權力挑戰。
現存的社會體係顯然已經不管用了，除非每個人都憑良心做事，它才有可能正常運轉。但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這一點。過去兩年來，單單斯德哥爾摩所積壓的案件就多達二十二萬件，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雖然隻占一小部分），也隻有四分之一被偵破。
事到如今，那些應該為此負全責的人也無能為力了，他們隻會搖頭歎息，做出一副已盡人事的模樣。
有好一陣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責，現在甚至已經找不到對象去責怪了。最近唯一一項比較有建設性的提議，就是大家應該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經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可知，所謂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思考方式是多麽的不切實際了。
有件事倒是很明顯：警方要為此負大部分的責任。自從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來，所有的警力收歸一個部門指揮，而從一開始，領導者的位子就被一個不能勝任的人坐上了。
長久以來，分析家及研究人員不斷想要了解警政署領導人的基本想法。這當然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這項教條，警政署長基本
上不會給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麵，他又是個非常喜歡高談闊論的人，隻是他的講話即使被修飾得文辭並茂，也相當索然無味。
幾年前警方發現了一種篡改犯罪統計數字的方法，雖然簡單，但卻不易被識破。它雖不是直接做假，卻能嚴重地誤導大眾。在此之前他們隻是要求更具戰鬥力、強度更大的訓練，要求更精良的技術支援，特別是要求火力更強大的武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誇大了警方所麵臨的危險。但這類說詞並沒有什麽政治上的說服力，他們轉而尋求另一種方式：篡改統計數字。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那些六十年代後期發動的政治示威遊行，正好給了他們捏造數據的良機。遊行示威的群眾要求和平，卻受到暴力鎮壓，他們除了一些標語和個人的信念外，根本沒有帶其他東西，但所麵對的卻是催淚彈、高壓水槍和橡膠警棍。
這些非暴力性質的示威活動，很少不是以喧囂而混亂的場麵結束的。那些不過是想要自衛的人被拉扯、逮捕，還被控“襲警”
或“拒捕”。這些都被計人統計數字中。這個方法完美極了，每一次他們都派幾百個警察去“控製”
遊行秩序，被指控為反抗警方的人數因此迅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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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鼓勵穿著製服的警察“不要動粗”（這是他們的用詞），這些警察也非常樂意遵從，因為用警棍追打一個酒鬼，他會還手的幾率可是相當高的。
這是每個人都學得會的把戲。
這種計策很管用。現在瑞典的警察出門都是全副武裝，轉眼間，以往隻需帶著鉛筆和少許常識就可以解決的狀況，現在則需要一卡車配有自動步槍和防彈背心的警察出動。
長久下來，也出現了未曾預料到的情況，暴力管製不但增加了民眾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懼。
最後，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人與人之間相互懼怕，斯德哥爾摩變成一個擁有數萬個心懷懼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驚懼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險的人民。
六百個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蹤了——事實上是辭職了。因為他們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們全副武裝，大部分時間也隻是坐在車子裏。
許多人當然是因為其他理由才逃離斯德
哥爾摩的。有些人不喜歡這裏的環境，有些人則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須遵從的行事方式。
這個社會製度已遭到反抗。至於其最深層的動機，則依然隱藏於黑暗之中，然而，在這種黑暗中，隱隱讓人嗅到一絲納粹色彩。
類似的處理方式多不勝數，有一些已呈極端的犬儒主義。
一年前實行了一項政策，針對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銀行戶頭都透支，其中有些錢進了不法分子的口袋。當局看到未偵破的小額詐欺案的數目後，視其為奇恥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於是警政署拒絕認可被視為法定貨幣的支票。每個人都了解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帶著大把大把的鈔票出門。這無疑是送給那些在街道及廣場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機會，而這也正是當前的狀況。當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這個成果來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襲擊的事實卻被忽略了。
這就是暴力風氣漸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強有力的武裝警察。
但是到哪兒去找這麽多警察來呢？政策執行初期的六個月裏，官方發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兩個百分點，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案件還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簡單：警察還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個透支的銀行賬戶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監聽人民的電話後，警政署中的理論家立刻伸出援手，借著嚇人的宣傳說服國會通過法案，當局準許警方在查緝毒品時監聽電話。從此以後，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無憂地繼續竊聽，而毒品交易也達到空前的盛況。
不，當警察一點兒也不好玩，倫納特·科爾貝裏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所屬的部門逐漸腐敗，他也無能為力。聽到法西斯鼠輩在牆後大放厥詞，他又能如何？他的大半生都忠誠地奉獻給這個部門了。
該怎麽辦，把你的想法說出來，然後被開除？不太好。一定有更有建設性的做法吧？當然肯定有其他警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是誰？又有多少人昵？“推土機”就沒有這種困惑。生活對他而言隻是一場歡樂的遊戲，在他眼裏，大多數的事情都像水晶般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懂。”他說。
“是嗎？”拉爾森說，“什麽事？”
“就是那輛車子到底去哪兒了？那些路障應該有用啊，不是嗎？”
“照理說是的。”
“所以在五分鍾之內，每座橋上都應
該已經有人了。”
斯德哥爾摩南邊是個小島，與內陸有六個連接點。特別小組早就規劃過詳細的步驟，可以在最短時間封鎖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所有的區域。
“當然，”拉爾森說，“我和市警局核對過了，一切行動都已在進行中。”
“那是哪一種車？”科爾貝裏問道。
到現在他還沒有時間去了解每一項細節。
“是輛雷諾十六，淺灰或是米色，車牌是‘a’開頭的，號碼裏有兩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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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應該會用偽造的車牌。”拉爾森插嘴說。
“顯然是。我聽說在瑪莉亞廣場和閘門廣場附近，有人可以替車子重新噴漆。假設他們換了車子——”
“然後呢？”
“那麽第一輛車子到哪兒去了？”
“推土機”在房間裏踱步，額頭埋在巨大的手掌中。他已四十多歲，身材微胖，比一般人矮些，膚色有些紅潤，他的動作就像他的思維一樣活躍。現在他自問自答道：“他們把車停在地鐵站或巴士站附近的停車場，然後一個人用錢幣刮車子上的漆，另一個人裝上新的牌照，然後他也幫忙刮車子。到了星期六，那個接車人迴來替車子重新噴漆，然後昨天早上那輛車就準備上路。可是——”
“可是什麽？”科爾貝裏問他。
“可是我的手下一直到昨天晚上一點，都還在對每一輛離開南區的雷諾汽車進行檢查。”
“它不是找到空檔溜掉了，就是還在這兒。”科爾貝裏說。
貢瓦爾·拉爾森沒說什麽，反而審視著“推土機”的衣著，心中升起一股強烈的厭惡感。一件皺巴巴的淡藍色外套，豔粉色的襯衫，還有一條大花領帶，腳上是一雙黑色短襪和棕色有縫線的尖頭鞋，顯然從沒擦過油。
“你說的接車人指的是什麽？”
“他們不會自己安排車子。通常他們都會專門找一個人，把他們送到特定的地點，事成之後再去接他們。這種人一般都是從另一個城市來的，例如馬爾默或哥德堡。他們對逃離時所用的車都是非常小心的。”
科爾貝裏看起來更加疑惑了。
“他們？誰是他們？”
“當然是莫斯壯和莫倫。”
“莫斯壯和莫倫是誰？”
“推土機”瞪著他，愣住了，不過稍後這種表情就消失了。
“啊，是的，當然，你才剛進到這個小組來，不是嗎？莫斯壯和莫倫是我們掌握的兩個聰明的銀行劫匪。他們四個月前才出來，而這是他們出來之後犯下的第四起搶劫案。他們是二月底從庫姆拉監獄溜走的。”
“可是庫姆拉監獄應該看守很嚴密啊。”科爾貝裏說。
“莫斯壯和莫倫不是逃出來的，他們是周末獲得假釋出來，然後就沒有再迴去了。就我們所知，他們一直到四月底之前都沒有犯下任何案子——這段時間他們一定是到加納利群島或是岡比亞去度假了，也許去玩了十四天左右。”
“然後呢？”
“然後他們添置了裝備及武器，他們通常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買這些東西。”
“可是上星期五襲擊銀行的是個女人，不是嗎？”科爾貝裏強調。
“那隻是一種偽裝，？推土機”一副很有經驗的樣子。“用金色的假發和一些東西偽裝。不過我十二萬分肯定那是莫斯壯和莫倫幹的。還有誰會這麽大膽或這麽聰明地突然來這麽一下？這是個特殊案件，你看不出來這是個極為周詳的計劃嗎？相當驚險刺激，事實上這就像——”
“和棋王下棋一樣。”貢瓦爾·拉爾森說，“姑且不論他們是不是頂尖高手，莫斯壯和莫倫至少都是彪形大漢，這是無法否認的。他們兩個人都有二百零九磅，鞋子都穿十二號，胳膊則像兩把鐵鉗一樣。莫倫的胸圍有四十六英寸——比安妮塔·埃克柏格。最胖的時候還要壯五倍，我很難想象他穿套裝又戴上乳墊會是什麽樣子。”
“那個女人不是穿褲子嗎？”科爾貝裏問他，“而且身材挺瘦小的吧？”
“顯然他們另派了一個人來，””推土機”平靜地說，“那是1安妮塔埃克柏格（anotaekberg，193卜），出生於馬爾默的瑞典女演員，胸圍傲人，她曾出演意大利知名導演費裏尼執導的名片《甜密生活》。
他們常玩的把戲。”
他走到一張書桌旁邊，抓起一堆紙。
“他們一共搶了多少錢？”他自問自答，“在波堯斯搶了五萬，在古邦根搶了四萬，在默斯塔搶了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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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六，加上這次的九萬，已經超過二十萬了！所以他們很快就會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科爾貝裏問道，“準備好什麽？”
“他們的大買賣啊！這筆交易是天文數字，他們現在犯的這些案子隻不過是要弄到資本而已。現在隨時都會發生驚天動地的案子。”他看起來非常激動，不斷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可是在哪兒呢，各位，會在哪裏兒呢？讓我想想，讓我想想，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我是華納·羅斯，現在我會做什麽？我要怎麽將他的軍？你會怎麽做？又會在什麽時候？”
“誰又是華納‘羅斯？”科爾貝裏再次發問。
“他是個飛行事務長。”貢瓦爾·拉爾森說。
“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一個罪犯，？‘推土機”高聲喊道，“就他所從事的這個勾當而言，他是個天才，就是他籌劃所有細節的，沒有他，莫斯壯和莫倫隻是兩個無名小卒。他專門負責動腦筋，少了他，其他人就沒轍了。他是個卑鄙至極的家夥！他是那種——”
“別他媽的那麽大聲，”貢瓦爾·拉爾森說，“你現在不是在地方法院。”
“我們會抓到他的。”“推土機”說，那語氣就好像他已經有了一個不錯的點子。“我們一定可以抓住他，馬上！”
“然後明天再把他給放了。”貢瓦爾·拉爾森說。
“沒有關係，嚇嚇他也好，抓他個措手不及。”
“你想這樣做嗎？這已經是今年的第五次了。”
“無所謂。？推土機”說著，走向門口。
“推土機”真正的名字是史坦·奧爾鬆，可是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已經沒有人記得這個名字了，不過話又說迴來，她倒很可能已經忘了他的長相。
“這裏麵似乎有許多我不了解的事。”科爾貝裏抱怨道。
“關於羅斯這方麵，‘推土機’可能是對的。”貢瓦爾’拉爾森說，‘‘他是個狡猾的惡魔，總是會有不在場證明，絕妙的不在場證明。隻要有事情發生，他總是遠在新加坡、舊金山或東京。”
“可是‘推土機’怎麽知道這起案件是莫斯壯和莫倫在暗中操控呢？”
“某種第六感吧，我猜。”貢瓦爾·拉爾森聳聳肩說，“可是這說得通嗎？莫斯壯和莫倫從未承認自己是盜
匪，可是這兩個流氓也進出監獄好幾次了；等到他們終於被關進庫姆拉了，卻又準許他們在周末假釋！”
“唉，我們也不能就把一個人永遠關在一個隻有一部電視機的房間裏啊，對吧？”
“是不行，”貢瓦爾·拉爾森說，“那倒是真的不行。”
他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兩個人都在想著同一件事：政府如何花了幾百萬蓋了庫姆拉監獄，采取了可靠的防護措施將那些與社會脫節的人隔絕起來。從各地而來且對刑事製度很有經驗的外國人士都認為，庫姆拉的管理製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沒有人性的。床墊上沒有虱子或食物裏沒有蟲，都取代不了人與人的接觸。
“就鹿角街這件兇殺案來說——”科爾貝裏開口說。
“那不是兇殺案，可能隻是個意外。她是不小心開槍的，可能她根本不知道裏麵有子彈。”
“確定是個女人嗎？”
“是的。”
“那這關莫斯壯和莫倫什麽事？”
“噢，可能是他們派了個女人。”
“沒有指紋嗎？就我所知她甚至連手套都沒有戴。”
“當然有指紋，就在門把上。可是在我們采集之前，一個銀行職員把它弄模糊了，所以不能用。”
“做彈道分析了嗎？”
“當然。專家分析了子彈和彈殼，他們說她用的是一把點四五，可能是駱馬自動手槍。”
“很大的槍，尤其對女人來說。”
“是啊。根據‘推土機’的說法，這又證明案子是莫斯壯、莫倫和羅斯幹的。他們都習慣用大而重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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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那是可以嚇嚇人，可是——”
“可是什麽？”
“莫斯壯和莫倫是不會向人開槍的，至少他們沒有這麽做過。
如果有人找麻煩，他頂多向天花板開一槍，讓對方乖一點兒。”
“有沒有人想過，幹脆去把羅斯這家夥抓起來？”
“嗯，我想‘推土機’打的算盤是，如果羅斯又像以前一樣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比如說他上星期五在橫濱，那我們就可以完全確定這次搶劫案是他策劃的；反過來說，如果他在斯德哥爾摩，那
事情就比較棘手了。”
“羅斯本人都怎麽說？他不會大發雷霆嗎？”
“從來沒有。他說莫斯壯和莫倫的確是他的老朋友，他覺得他們的生活那麽不順利，實在是件令人難過的事。上一次他還問我們，有什麽他可以幫他老朋友的，當時馬爾姆碰巧也在，他差一點兒腦溢血。”
“那奧爾鬆呢？”
“推土機”隻會吼叫，他喜歡這樣。”
“那他還等什麽？”
“他們的下一步行動。你沒聽他說嗎，他覺得羅斯正在計劃一項大行動，莫斯壯和莫倫會負責執行。
看來莫斯壯和莫倫想要搜刮一大筆錢，以便悄悄移民，然後靠這筆錢度過餘生。”
“那需要搶銀行嗎？”
“推土機”認為除了銀行之外，其餘的都不值一提。”貢瓦爾.拉爾森說，“那是他的觀點，大家都這麽說。”
“目擊證人呢？”
“埃納爾的那個？”
“是啊。”
“他早上來過了，看了一些相片，可是沒有認出誰來。”
“但是，車子他可以確定吧？”
“完全可以。”
貢瓦爾.拉爾森靜靜地坐著，輪流拉著手指，讓每一個關節都喀喀作響。過了好一陣子，他說：“關於那輛車子，還有些地方不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