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
有好長時間沒敢去王玉山家了。他插隊到洪相村，隻是把行李卷兒扔在那裏，三八六九地迴家，不是寫材料便是上訪。我為了避免是非，怕我們革委的人發覺，下了班待在家養雞、喂兔，消磨時間，一般不去他家。因為革委的人已經注意上他了。“9.13”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他可能是想到支左的人與林彪有關？又出頭露麵到東門口辦了個“勁鬆評論”，又是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又貼開大字報了，而且是長篇大論，洋洋幾千字，引得好多的人前去觀看。這樣一來，東門口又成了全縣關注時局的熱鬧地方了。
我有時也去看看大字報，但不進他家的門，怕的是讓革命的“二杆子”知道了，把我轟出生產組。
一日，在東門口西牆上看到用墨寫得鬥大的字：任有保用斷子絕孫的感情鎮壓群眾絕沒有好下場！頓時，在縣城掀起了軒然大波，議論紛紛。
好多人都說是任有保讓槍斃的李樹茂。
我覺得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因為李樹茂在牢房中的一年中，每一次開寬嚴大會之前，公檢法的人總要把李樹茂的罪狀報到革委，可是王嶽明書記一直不放話，也不批示，別的常委哪敢表態？即便任有保想殺，不見王嶽明點頭也殺不了。由此可見王嶽明在殺不殺李樹茂的問題上相當慎重，因此一拖再拖，擱了一年之久。後來省委的那個負責人來了沒幾天，就槍斃了李樹茂，這說明是省委的負責人決定的。
可見省委負責人是關鍵人物。
他來交城可能是下達指令，也可能是征求意見。
如果是征求意見，任有保主張殺，那就是省委負責人聽了任有保的話殺的。
是不是這樣？我帶著這個問題，有意在杜永泰麵前說起東門口的大字報。
他睜著一隻眼睛瞧著我問：“你的看法呢？”
“我看，說斷子絕孫——還能沒根據？”
“在別的事情上，有沒有這樣的感情，我不知道。那天少省委負責人來到縣裏，一反常規，把常委擴大會議召開到人武部。開頭就說，再過幾天中央就要收迴殺人權了，三天之內處理掉李樹茂，看到眾人不吭聲，向大家征求意見時，我在場，人家老漢（指任有保）就沒吭聲。”
“哪是——”
他伸過頭壓低聲音說：“那天發表意見的有李銀鬥（他原先是專政委員會的主任，革委成立後又分管公安工作）說：不殺不能平民憤，還有在”8.25“遊鬥野心家、陰謀家的那個鄭全斌也說，死有餘辜——那天我們陪省委負責人喝得茅台酒，從他的隨從人員的口氣中聽出，說李樹茂目無上級，太狂妄了，竟敢在革籌委的布告中用”‘閉塞眼睛捉麻雀 ’‘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那條語錄，迴敬支左辦公室的布告。那表情氣恨恨的——李樹茂又是八縣聯防司令部的老三，殺了老大武福魁就拿定主意殺他了。那天公安局連夜做得材料——唉，李樹茂，他也太能幹、太有本事了，惹下這麽多的人，結下這麽多的仇恨——因才而亡，可惜啊！”
如此看來省委負責人是趁中央收迴殺人權之前，專程趕來殺李樹茂的。
我在鍋舍實在坐不住了，趁著月黑星夜溜進了王玉山家，聽到不少人在議論大字報的看法，有的說大幅標語說到了要害上；有的說這樣一來，任有保恨死咱們了；還有的說這樣做不妥——看到大家都走了，掩住風門，悄悄地將我聽到的告給了王玉山。過了幾天，他們就把那大幅標語複蓋了。
事後聽說，貼大幅標語的是一個當年的紅衛兵，據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讓任告給單位（此事難以查明，單位領導不承認）給解雇了，氣恨之下，貼出那樣的標語——
我想，王玉山也感到貼得不妥，或是通過了解，明白了真相？便興衝衝地告給了老爺子，滿以為要誇獎幾句，不料掃了我一眼說：“你呀，怎的這樣死心眼兒？還不接受教訓？李樹茂鬧了個啥下場？你還要往第二個李樹茂鍋舍跑？先番跟上李樹茂鬧得你媳婦丟了工作，現在還想把你的工作也丟了？自從槍斃了李樹茂，人們都看透了，這場運動死得都是死心眼兒的人，受害的都是你們這號人，對咱們老百姓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再照這樣鬧下去，不光害自己，還要害別人哩。我們衛生界的那個張德根——”老人聲音梗塞，搖頭歎息：“可憐啊！”
“怎啦？”
“死了。”
“怎死的？”我瞪大眼問：“前些日子還見來著——”
“唉，‘8.16’奪權後，當了衛生局的頭頭，領上衛校學生狠批先番的局長，惹下了人。革委成立以後，丟了權，又迴去當醫生了。這麽一上一下，心裏本來就接受不了，迴去又受到醫院領導的冷嘲熱諷，氣得病倒了。衛校的學生，跟上他造反——現在要畢業了，原先的局長兼職校長，拒絕發畢業證書。說你們沒有完成學業，三年就搞了一年半的運動，根本不會看病，發了證書，出了事讓誰負責？學生們跟她講理，她說我現在也不管衛生係統的事了，你們找張德根去哇。學生們找張德根——他哪裏還有權？隻好帶上學生們找專區、省政府，可是誰也不敢負這個給人看病的責任，發這個證書，因而學生們都埋怨他，成天的和他鬧——張德根本來就有肝病，已經氣得爬在炕上了，哪裏還能經得起這樣的折騰？病情迅速惡化，轉成肝癌沒幾天就——這樣害人害己的教訓——滿林呀，以後千萬不要再往他們鍋舍跑了。你看，自從槍斃了李樹茂，好多”紅總司“的人都寒了心啦，看出革命的沒有好下場，啥的路線也不管了，離得運動遠遠的——隻是那些下放了的幹部在鬧騰——他們是為了丟掉的工作，可你哪，為了啥？”
老人家看我凝神深思，又勸道：“老老實實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保住飯碗子比甚也強！”
我聽得心裏直發怵，下決心不再去王玉山家，專心搞好工作。可是在生產組，越來越不好幹了。革命的“二杆子”，在革命委員會到處抓權，大、小事都要管，都要瞎指揮——如果不遵照他的指示辦，當麵就訓斥。
有一次批評嶺底公社的書記劉生盆：“擺在你麵前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一條是資本主義。如果你不執行”以糧為主“，不把樹林砍倒，就是走資本主義——”這個公社山地多，社員們大多以經營果木為生，要求一下子把果木園地毀了，談何容易？劉隻好低下髑髏，像兒子在老子麵前一樣地挨訓，聽任他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他要求我們把邊山的所有果木一律砍掉，自古以來就有覃村、柰林棗樹連根的說法，他卻讓我們去砍。我們說砍了，根子沒刨還會長出來的，他竟然說那就去刨！哪能刨得過來嗎？他說今年刨不完明年刨。好家夥！覃村到柰林十幾二十裏的土地能刨得完嗎？但又不敢吭聲，隻好去說服大隊幹部，而大隊幹部也想不通，嘴上應承的好，可就是不行動。
瓦窯的四牛兒，看著雙手抱不住的核桃樹，舍不得砍掉，一拖再拖，讓革命的“二杆子”發現了，迴縣查問是誰管的那個大隊，是不是“紅總司”的，是不是對革命委員會有抵觸情緒——嚇得我終日惶惶不安。
有一次常委討論發言稿，任有保建議刪掉一段，革命的二杆子大動肝火，竟然跟任有保吵了起來——對待任有保尚且如此，對待我這樣的一個人，可想而知。
幸而，任有保看到我整日的提心吊膽，愁眉不展，便調我出去檢查工作，方才從革命的“二杆子”鼻子底下溜了出來。
那幾年竟管在極左路線的指引下，革命“二杆子”的幹擾下，強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不許搞物質刺激，不準搞管、卡、壓，但在任有保的帶領下，張秀明（“紅聯”觀點，，任有保提名到水庫的總指揮）在水庫，也不開甚的“批林批孔”大會，一直用“發牌牌記土方”的辦法，拉一平車發一個牌，拉不夠八車的，不給記一個工；拉夠的可以提前迴家——用這辦法，先後築起瓷窯、瓦窯、石壁河水庫；全縣還大搞防旱、抗旱工程，在邊山建成了七處高灌站，在王明寨大隊創辦兩雜（雜交高粱、雜交玉米）良種繁殖基地2000畝；快速新建成了化肥廠、草酸廠，解決了我縣長期困擾的水利、肥料兩大難題。使得七二年全縣糧食首次突破億斤大關，畝產200公斤。
在王嶽明的支持下，任有保當了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副主任後，逐漸掌握了實權。五金廠的群眾看到“八大幹將”不再耀武揚威了，出麵支持榮培吉的愛人告狀，要求追究榮培吉的死因，公檢法部門經過詳細調查，判處殺害榮培吉的兇手死刑；又將那個打死“狼不吃”的張狗則，由工代會主席的崗位上投進了監獄——
此時，“八大幹將”及其親信們，看到原先死保的劉本芝調到呂梁專署，張耀光留在晉中工作不迴來，心中苦不堪言。原來頂著血髑髏蛋子上山打遊擊，南征北戰，攻城奪地，趕走核心小組、革籌委，實指望劉本芝能恢複原職，張耀光當上縣長，評功論賞，起碼也能撈個科、局長幹幹，如今卻是樹倒猢猻散，成了沒了娘的孩子了。“八大幹將”一個也沒得到提拔，隻好在原來的單位上發牢騷、咒天罵地。有幾個頭腦機靈，能說會道的，好不容易推選上縣六次黨代會的委員，眼看就要升官了——有的就要升任紀檢委副書記了，卻被王玉山等人在大字報上揭發出人命血案，在公眾的譴責聲中，省、地有關部門的追查之下，反倒連原先的職務也丟了，氣得肚皮也快炸了。特別是看到縣、革委後來啟用的大多是原先縣委（還有部分“7.1”兵團的）、新分派來大學生、轉業軍人，都是些耍筆杆子的，真是眼中起火，恨之入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後來竟然委任了“紅總司”的人取代了張耀光的職務，當了商業局的局長，成了他們的頂頭上司，指手劃足，真是怒火焚心，氣得肝腸寸斷。
這位新局長資格老，跟李樹茂一樣，也是賀龍中學參軍的，有文化，能力強，又善於深入群眾，很快就熟悉了業務，將當時的分配物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煙酒、布、肉、肥皂等都按人口比例製票供應，公布於眾，大大地削弱了各公司經理、支書的權利，使他們變成了這些物資的經手人，再不能像先番那樣隨心所欲，想給誰就給誰了，敢怒不敢說，因此上憋了一肚子氣——沒多久，就有三、四個“幹將”先後氣的得了惡病、絕症，相繼離開了人間。這真是謀得狠傷了本啊，其中有一個臨終時對家人說：“當初真是鬼迷了心啦——人家爭權咱賣命，這口氣咽不下去啊。”有兩、三個活著的，也得了腦溢血半身不遂了——
後來，“八大幹將”的主要成員，那個最先拿起衝鋒槍的韓化文被打成“三種人”（造反、武鬥、派性頭頭），拖著半身不遂的腿，在街上遇見李樹茂的妻子，翻然悔悟，愧疚上前，拉住她的手流著淚說：“唉，咱們——都是受害者呀！”
至於總指（工農商學總指揮部）的那些人，原本是在原人武部的組織下成立的，屬於群眾組織，人馬來源於基層，水平有限，做為打手還可以，但要想進縣委大院執政？哪有那個能力？“3.1”兵團的人率先反對，說這些人革命不堅定，從拿起槍杆子的那天起，就不幹了。（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總指揮曹尚謙卻因為沒扛槍，後來卻是被任有保提拔的唯一的科、局級幹部）。指責“8.16”反奪權後，那幾個副總指揮，有的迴家，有的觀望，還有的反戈，根本沒資格進大院掌權。及到用炮火趕走核心小組、革籌委時，各單位的大權早被“八大幹將”及其親信奪得，隻允許他們在成立三代會這樣的組織時，臨時充當勝利者的角色表演表演而已。到了後來革委、縣委成立時，“3.1”兵團內部的人明爭暗鬥，個個想往上爬，還鬧得不開交哩，哪能容下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有幾個有眼力的，趁職代會完成使命，調上個好單位，算是沒白幹撈了實惠。有那不識勢眼的，仗著“3.1”奪權時是三結合的成員，滿以為留在縣委大院裏可以封個一官半職，不料在整風時，被“3.1”兵團的人毫不客氣地涮了下來，隻好迴原單位，冒著性命危險白幹了一場，還擔了好多的不是，真是氣破肚皮，弄得牢騷滿腹。
那些跟上“總指”鬧革命的絕大多數群眾，看到劉書記榮調地區當了農工部長，也就了結了心願，不再參與運動。有個別想撈稻草的，看到一些跟上“八大幹將”武鬥來的人，還弄不到工作，也就不再過問政事了——
至此，張派用槍杆子奪得的政權，逐漸被縣委大院的筆杆子們掌管，勢力日見的衰敗了。
這期間王玉山在家認真讀書，看得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直堅持在東門口貼大字報，寫出的文章與他本人一樣，言詞嚴謹，一絲不苟。揭發、批判那些派性掌權的人，給親戚好友安排工作，將子女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送進大學，行政人員紛紛下廠礦當頭兒撈實惠，支左人員吞並招待所的財產，來時兩手空空，撤走時是汽車滿載而歸，以及生活腐化墮落——稱他們是一夥新生的權貴、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深得人心。尤其是那篇論《大聯合還是大捏合》邏輯性很強，引經據典，結合事實，說明現在的革委是地地道道的派委，根本代表不了人民的意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引起了“二杆子”的警惕——後來，王玉山可能是得到公檢法工作的那位同誌消息，要對他下手了，好漢不吃眼前虧，接受李樹茂的教訓，星夜跑到了大寨——在陳永貴的安排下，跑到河北一個農場躲避了一年之久。
這期間任有保在坡底學習班（省革委舉辦的，主要有原省委、地委未解放的領導幹部）上講學毛著的體會時表示——雖然我失去了兒子，但我要豁出這條老命來，緊跟毛主席，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要文鬥不要武鬥，把鬥、批、改搞好——話還沒講完，不少人臉上露出了耐人尋味的笑容。我想：他們所以這樣笑，可能是笑他太主觀了，在派性還沒有消除掉的情況下，要想把運動搞下去？豈不是想得太單純、太天真了——
72年2月21日尼克鬆訪華，上海公報發表，中美建交——遏製了蘇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放棄“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計劃，國際形勢逐漸好轉。後來，王玉山得知支左人員撤出之後，便舞明大亮地迴來了。其時，任有保剛擔任縣委書記不久。東門口又貼出了大量的大字報。原先在“古田”的呂泰在實踐中逐漸認清了穀誌文的麵目，積極表態，貼出了“熱烈歡迎光榮的反修戰士王玉山歸來！”，於是，那裏又成了全縣關注時局的要地。
五月的一天，華日當空，天青弋藍，清明空曠，我在東門口碰見王玉山，笑著給了我一卷油墨印得文件。打開一看，原來是中央繼續解決山西問題的紀要，一眼看到中央首長指責謝振華不遵照《七月會議紀要》辦事，不聽毛主席的話，將山西搞亂了。另一位首長問他：為什麽這樣？又一位首長說，山西把黨指揮槍搞顛倒了。是不是有野心？謝無言可答。後麵括號內小字加注：謝渾身發抖——啊！我看，他就是有野心，要不，怎不按照毛主席親批的“照辦”行事呢？
王玉山說明天到省城海子邊會議室——就是那年他們搞捏合的地方，找任有保談咱們縣的問題。希望你能去，當麵談談捏合時的情況。我本不願意出麵，可是看到王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想起當年他在簽字時的指點，免去了這些年的好多苦難，心想去就去，怕什麽？反正一派掌權的時期就要過去了，便爽快地答應了。
前去的人很多，絕大多數是下放插隊的幹部。
各縣的領導在禮堂，前晌開會，晚夕討論。我們坐在小會議室，我以為任有保不一定出麵接見我們，不想王玉山寫了條子，送進去，任有保很快就出來了，而且態度異常的熱情，和前麵的人一一握手。我因為不便見他的麵，坐在了最後一排，還低下了髑髏。
任有保請大家坐下來談，王玉山並不坐，一直在一邊瞪著兩隻大眼觀察他。發言的人說：“各地下放的，都陸續迴來了，你讓我們甚時迴？”
“我們總不能常下放吧？”
“也該下放那些在職的了？上麵不是說要輪流下放嗎？”
七嘴八舌的嚷成一片。
任說：“這樣吧，迴去下個文件，立即讓大家迴來上班。”
還有不少人發言，指出革委現在還在壓我們，搞派性——
我心裏聽得著急，怨他們都沒有說到要害處——忽然，王玉山說：“滿林，請你說說，大捏合的情況吧。”
我站起來紅著臉將那天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講了出來。
王玉山向任有保說：“你現在當的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革委主任，這樣的革委是不是三結合的班子？”
“這個情況我不知道，當時我還沒站出來——”
“那麽站出來以後，你還不知道嗎？”
任一時答不出話，一片寂靜。
啊？這個王玉山真厲害，原來讓我來是當槍使的，充當這麽個角色？
“這樣的班子，是一派的班子。”王玉山說：“需要不需要來個真正的大聯合？需要不需要重新組織——”
任麵有難色，而又說不出口。
我想，他這個書記、主任當的又不是時候了。支左的那些人剛撤走兩、三個月，遺留下來的那麽多問題要他處理，而且是這樣大的問題？真是要他的好看！
任想了半天說：“這樣吧，咱們迴去再商量，好不好？”
王說：“這事，你看的辦吧。”
任說：“我迴去，先把中央的精神傳達下去，統一了思想——”
王打斷他的話：“那些人的思想，你能做通？他們是利益的既得者，好不容易撈到稻草，能輕易放手嗎？”
“那——”任看著王那雙嚴厲的大眼：“該怎麽辦？”
“我說，迴去要盡快地糾正冤、假、錯案，立即平反，同時要把製造這些冤、假、錯案的人，繩之以法——特別是”總指“那些武鬥來的人，犯下的殺人罪惡——絕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這真是說到我們心上了，大家從心裏擁護，報以熱烈的掌聲。
“任書記，我也知道：要做到這些難度很大，”他雙眼逼視：“但眼下，必須糾正，得給全縣人民一個滿意的交待——”
“老王，”任說：“咱們都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誌了——你也應該知道我的難處，現在的領導，不好幹哪，跟先番不一樣了，幹部不聽話，動不動就造反，扣帽子，這些事情要立即辦，難度是夠大的，得慢慢來，先在中央解決問題的基礎上，統一了思想，再組織班子，經過認真複查——”
我想，這倒是實情，道出了他心裏的話。
王玉山坐到他身邊，勸他要認清是非，分清好人壞人，舉了不少例子，特別指出了“8.25”抓陰謀家、野心家的那幾個人，說他們是變色龍，能軟能硬，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談到武鬥，是那幾個63年轉業的人挑起的——任不住地點頭。
我想，倒底是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同誌，究竟不一樣，能相互諒解，談在一起了。
其間，不少人插話，任都一一做了解答。
最後，任看了看窗外，看著手表說：“都快十二點了，大家有話，咱們迴去再談——該休息了。”
他送我們到大門口，天已漆黑，鐵柵欄的大門已關，他和王玉山握手後，扶王玉山爬出鐵柵欄門外，與我們擺手告別。
我想，任所以這樣，總是感到他又站錯隊了，不由地想起了社會上流傳的那句話：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說不盡的苦難，請不完的罪——活個人真難哪！
“你想啥？”王玉山看我低頭沉思，笑著說：“你的發言，起了大作用了。”
“我想，總指的人，在”一打三反“中迫害了那麽多的人，那時任有保剛站出來，是專搞生產的。現在祝常安走了，留下那麽多的糊糊事，讓他糾正——”
“所以當時我就說，他不該站出來。現在人家走了，就得給人家擦屁股。”
“我看，他現在也想到了，所以為難——”
“即便他想通了，革委的那夥子人，也不一定聽他的——他要是不聽我的，狠下決心，糾正冤、假、錯案，將那些製造冤、假、錯案的人繩之以法，讓那夥人有所畏懼，哪能夠迴到《紀要》的正確路線上來？要不，那夥人哪肯放棄用槍杆子打下來的政權？哪能舍得丟掉既得的利益？隻靠傳達精神不動‘大手術’，他們才不在乎呢。一定會百般阻礙、破壞貫徹落實《紀要》——到頭來，所造成的後果，還得他負責。如果他想不通，手軟，還得跟上他們犯大錯誤的——因為那些變色龍為了自己的利益，會不擇手段，啥的漚事也幹得出來。到頭來，還得他負更大的責任。”
“你的這個意見，對他說來，難度太大了——”
“哼，誰讓他站出來，當這樣的領導哩？這隻是對他的考驗。我還沒點名提出，懲辦”總指“武鬥人員炸橋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哪。”
畢竟是當過法官的人，一切都從法律角度上考慮問題，有謀有略——比李樹茂也厲害，怪不的人們說他老謀深算哩。
此時已是午夜了。烏雲過後，閃出了星星，我們在粼光閃閃的湖水旁邊，沿著石頭砌得甬道上走出了公園。
任有保迴縣後，在招待所召開了中層幹部會議，晚上在預備會議上就遭到了抵製，幾個領導和主幹，副書記、縣革委主任王信仰、石鳳金等人，怨氣衝天，根本不願傳達——
我去送材料，正趕上程醫生找郝主任要求平反，郝竟然說那是群眾搞的，推了個一幹二淨。程說是你主持的，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郝問：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讓誰平反？程說段村奪權時我根本沒參加，你打擊報複找錯人了——此時，侯天亮等人竟然把程推出門外，進行圍攻、漫罵——
第二天，任有保怕傳達會議精神受到幹擾，帶領招待所內參加會議的人，全都轉移到水峪貫公社開會去了。
過了幾天，我聽得那幾個變色龍在背後大罵任有保膽小、軟骨頭——我想，這些人又麵臨著站隊問題，眼看既得的利益要丟了，哪肯丟掉權勢？當然要埋怨任。如此看來，王玉山的判斷確實有道理。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鄰近各縣都在搞“批謝”，唯獨我們縣卻是聞風不動，革委的人根本不當迴事——王玉山為此，又動員大家寫了一大批大字報批謝，重點揭發謝不遵照毛主席《七月會議紀要》“照辦”的指示，爭權奪利，提出甚的“反軍派”，支一派壓一派，在晉中大地挑起大規模的武鬥，僅本縣兩派就死了近百名群眾，比當年解放縣城時犧牲的人還要多，如果將那些因不滿、想不通出現這樣殘酷局麵，以及發現上當受蒙蔽憂鬱、憤懣而病死的人，何止是這個數目？捫心自問，如果死得是真正的敵人倒也罷了，可是兩派死得都是要革命的階級弟兄，到如今留下那麽多的鰥寡老弱、孤兒幼女，你難道就一點兒內疚也沒有？天理良心何在？
不久，在一次會議上，任有保宣布了一批革籌委時期的幹部，王玉山、徐海銀、康力平、陳誌華、郝開明、田誌芳、石如榮、侯尚友等人，擔任的職務。據人們講，這是任搞得“對等掌權”的第一個部署，以便達到“安定團結”，以後還要宣布一批。
可是在
有好長時間沒敢去王玉山家了。他插隊到洪相村，隻是把行李卷兒扔在那裏，三八六九地迴家，不是寫材料便是上訪。我為了避免是非，怕我們革委的人發覺，下了班待在家養雞、喂兔，消磨時間，一般不去他家。因為革委的人已經注意上他了。“9.13”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後，他可能是想到支左的人與林彪有關？又出頭露麵到東門口辦了個“勁鬆評論”，又是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又貼開大字報了，而且是長篇大論，洋洋幾千字，引得好多的人前去觀看。這樣一來，東門口又成了全縣關注時局的熱鬧地方了。
我有時也去看看大字報，但不進他家的門，怕的是讓革命的“二杆子”知道了，把我轟出生產組。
一日，在東門口西牆上看到用墨寫得鬥大的字：任有保用斷子絕孫的感情鎮壓群眾絕沒有好下場！頓時，在縣城掀起了軒然大波，議論紛紛。
好多人都說是任有保讓槍斃的李樹茂。
我覺得這種說法沒有根據，因為李樹茂在牢房中的一年中，每一次開寬嚴大會之前，公檢法的人總要把李樹茂的罪狀報到革委，可是王嶽明書記一直不放話，也不批示，別的常委哪敢表態？即便任有保想殺，不見王嶽明點頭也殺不了。由此可見王嶽明在殺不殺李樹茂的問題上相當慎重，因此一拖再拖，擱了一年之久。後來省委的那個負責人來了沒幾天，就槍斃了李樹茂，這說明是省委的負責人決定的。
可見省委負責人是關鍵人物。
他來交城可能是下達指令，也可能是征求意見。
如果是征求意見，任有保主張殺，那就是省委負責人聽了任有保的話殺的。
是不是這樣？我帶著這個問題，有意在杜永泰麵前說起東門口的大字報。
他睜著一隻眼睛瞧著我問：“你的看法呢？”
“我看，說斷子絕孫——還能沒根據？”
“在別的事情上，有沒有這樣的感情，我不知道。那天少省委負責人來到縣裏，一反常規，把常委擴大會議召開到人武部。開頭就說，再過幾天中央就要收迴殺人權了，三天之內處理掉李樹茂，看到眾人不吭聲，向大家征求意見時，我在場，人家老漢（指任有保）就沒吭聲。”
“哪是——”
他伸過頭壓低聲音說：“那天發表意見的有李銀鬥（他原先是專政委員會的主任，革委成立後又分管公安工作）說：不殺不能平民憤，還有在”8.25“遊鬥野心家、陰謀家的那個鄭全斌也說，死有餘辜——那天我們陪省委負責人喝得茅台酒，從他的隨從人員的口氣中聽出，說李樹茂目無上級，太狂妄了，竟敢在革籌委的布告中用”‘閉塞眼睛捉麻雀 ’‘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那條語錄，迴敬支左辦公室的布告。那表情氣恨恨的——李樹茂又是八縣聯防司令部的老三，殺了老大武福魁就拿定主意殺他了。那天公安局連夜做得材料——唉，李樹茂，他也太能幹、太有本事了，惹下這麽多的人，結下這麽多的仇恨——因才而亡，可惜啊！”
如此看來省委負責人是趁中央收迴殺人權之前，專程趕來殺李樹茂的。
我在鍋舍實在坐不住了，趁著月黑星夜溜進了王玉山家，聽到不少人在議論大字報的看法，有的說大幅標語說到了要害上；有的說這樣一來，任有保恨死咱們了；還有的說這樣做不妥——看到大家都走了，掩住風門，悄悄地將我聽到的告給了王玉山。過了幾天，他們就把那大幅標語複蓋了。
事後聽說，貼大幅標語的是一個當年的紅衛兵，據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讓任告給單位（此事難以查明，單位領導不承認）給解雇了，氣恨之下，貼出那樣的標語——
我想，王玉山也感到貼得不妥，或是通過了解，明白了真相？便興衝衝地告給了老爺子，滿以為要誇獎幾句，不料掃了我一眼說：“你呀，怎的這樣死心眼兒？還不接受教訓？李樹茂鬧了個啥下場？你還要往第二個李樹茂鍋舍跑？先番跟上李樹茂鬧得你媳婦丟了工作，現在還想把你的工作也丟了？自從槍斃了李樹茂，人們都看透了，這場運動死得都是死心眼兒的人，受害的都是你們這號人，對咱們老百姓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再照這樣鬧下去，不光害自己，還要害別人哩。我們衛生界的那個張德根——”老人聲音梗塞，搖頭歎息：“可憐啊！”
“怎啦？”
“死了。”
“怎死的？”我瞪大眼問：“前些日子還見來著——”
“唉，‘8.16’奪權後，當了衛生局的頭頭，領上衛校學生狠批先番的局長，惹下了人。革委成立以後，丟了權，又迴去當醫生了。這麽一上一下，心裏本來就接受不了，迴去又受到醫院領導的冷嘲熱諷，氣得病倒了。衛校的學生，跟上他造反——現在要畢業了，原先的局長兼職校長，拒絕發畢業證書。說你們沒有完成學業，三年就搞了一年半的運動，根本不會看病，發了證書，出了事讓誰負責？學生們跟她講理，她說我現在也不管衛生係統的事了，你們找張德根去哇。學生們找張德根——他哪裏還有權？隻好帶上學生們找專區、省政府，可是誰也不敢負這個給人看病的責任，發這個證書，因而學生們都埋怨他，成天的和他鬧——張德根本來就有肝病，已經氣得爬在炕上了，哪裏還能經得起這樣的折騰？病情迅速惡化，轉成肝癌沒幾天就——這樣害人害己的教訓——滿林呀，以後千萬不要再往他們鍋舍跑了。你看，自從槍斃了李樹茂，好多”紅總司“的人都寒了心啦，看出革命的沒有好下場，啥的路線也不管了，離得運動遠遠的——隻是那些下放了的幹部在鬧騰——他們是為了丟掉的工作，可你哪，為了啥？”
老人家看我凝神深思，又勸道：“老老實實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保住飯碗子比甚也強！”
我聽得心裏直發怵，下決心不再去王玉山家，專心搞好工作。可是在生產組，越來越不好幹了。革命的“二杆子”，在革命委員會到處抓權，大、小事都要管，都要瞎指揮——如果不遵照他的指示辦，當麵就訓斥。
有一次批評嶺底公社的書記劉生盆：“擺在你麵前的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一條是資本主義。如果你不執行”以糧為主“，不把樹林砍倒，就是走資本主義——”這個公社山地多，社員們大多以經營果木為生，要求一下子把果木園地毀了，談何容易？劉隻好低下髑髏，像兒子在老子麵前一樣地挨訓，聽任他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帽子——
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他要求我們把邊山的所有果木一律砍掉，自古以來就有覃村、柰林棗樹連根的說法，他卻讓我們去砍。我們說砍了，根子沒刨還會長出來的，他竟然說那就去刨！哪能刨得過來嗎？他說今年刨不完明年刨。好家夥！覃村到柰林十幾二十裏的土地能刨得完嗎？但又不敢吭聲，隻好去說服大隊幹部，而大隊幹部也想不通，嘴上應承的好，可就是不行動。
瓦窯的四牛兒，看著雙手抱不住的核桃樹，舍不得砍掉，一拖再拖，讓革命的“二杆子”發現了，迴縣查問是誰管的那個大隊，是不是“紅總司”的，是不是對革命委員會有抵觸情緒——嚇得我終日惶惶不安。
有一次常委討論發言稿，任有保建議刪掉一段，革命的二杆子大動肝火，竟然跟任有保吵了起來——對待任有保尚且如此，對待我這樣的一個人，可想而知。
幸而，任有保看到我整日的提心吊膽，愁眉不展，便調我出去檢查工作，方才從革命的“二杆子”鼻子底下溜了出來。
那幾年竟管在極左路線的指引下，革命“二杆子”的幹擾下，強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不許搞物質刺激，不準搞管、卡、壓，但在任有保的帶領下，張秀明（“紅聯”觀點，，任有保提名到水庫的總指揮）在水庫，也不開甚的“批林批孔”大會，一直用“發牌牌記土方”的辦法，拉一平車發一個牌，拉不夠八車的，不給記一個工；拉夠的可以提前迴家——用這辦法，先後築起瓷窯、瓦窯、石壁河水庫；全縣還大搞防旱、抗旱工程，在邊山建成了七處高灌站，在王明寨大隊創辦兩雜（雜交高粱、雜交玉米）良種繁殖基地2000畝；快速新建成了化肥廠、草酸廠，解決了我縣長期困擾的水利、肥料兩大難題。使得七二年全縣糧食首次突破億斤大關，畝產200公斤。
在王嶽明的支持下，任有保當了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副主任後，逐漸掌握了實權。五金廠的群眾看到“八大幹將”不再耀武揚威了，出麵支持榮培吉的愛人告狀，要求追究榮培吉的死因，公檢法部門經過詳細調查，判處殺害榮培吉的兇手死刑；又將那個打死“狼不吃”的張狗則，由工代會主席的崗位上投進了監獄——
此時，“八大幹將”及其親信們，看到原先死保的劉本芝調到呂梁專署，張耀光留在晉中工作不迴來，心中苦不堪言。原來頂著血髑髏蛋子上山打遊擊，南征北戰，攻城奪地，趕走核心小組、革籌委，實指望劉本芝能恢複原職，張耀光當上縣長，評功論賞，起碼也能撈個科、局長幹幹，如今卻是樹倒猢猻散，成了沒了娘的孩子了。“八大幹將”一個也沒得到提拔，隻好在原來的單位上發牢騷、咒天罵地。有幾個頭腦機靈，能說會道的，好不容易推選上縣六次黨代會的委員，眼看就要升官了——有的就要升任紀檢委副書記了，卻被王玉山等人在大字報上揭發出人命血案，在公眾的譴責聲中，省、地有關部門的追查之下，反倒連原先的職務也丟了，氣得肚皮也快炸了。特別是看到縣、革委後來啟用的大多是原先縣委（還有部分“7.1”兵團的）、新分派來大學生、轉業軍人，都是些耍筆杆子的，真是眼中起火，恨之入骨。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後來竟然委任了“紅總司”的人取代了張耀光的職務，當了商業局的局長，成了他們的頂頭上司，指手劃足，真是怒火焚心，氣得肝腸寸斷。
這位新局長資格老，跟李樹茂一樣，也是賀龍中學參軍的，有文化，能力強，又善於深入群眾，很快就熟悉了業務，將當時的分配物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煙酒、布、肉、肥皂等都按人口比例製票供應，公布於眾，大大地削弱了各公司經理、支書的權利，使他們變成了這些物資的經手人，再不能像先番那樣隨心所欲，想給誰就給誰了，敢怒不敢說，因此上憋了一肚子氣——沒多久，就有三、四個“幹將”先後氣的得了惡病、絕症，相繼離開了人間。這真是謀得狠傷了本啊，其中有一個臨終時對家人說：“當初真是鬼迷了心啦——人家爭權咱賣命，這口氣咽不下去啊。”有兩、三個活著的，也得了腦溢血半身不遂了——
後來，“八大幹將”的主要成員，那個最先拿起衝鋒槍的韓化文被打成“三種人”（造反、武鬥、派性頭頭），拖著半身不遂的腿，在街上遇見李樹茂的妻子，翻然悔悟，愧疚上前，拉住她的手流著淚說：“唉，咱們——都是受害者呀！”
至於總指（工農商學總指揮部）的那些人，原本是在原人武部的組織下成立的，屬於群眾組織，人馬來源於基層，水平有限，做為打手還可以，但要想進縣委大院執政？哪有那個能力？“3.1”兵團的人率先反對，說這些人革命不堅定，從拿起槍杆子的那天起，就不幹了。（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總指揮曹尚謙卻因為沒扛槍，後來卻是被任有保提拔的唯一的科、局級幹部）。指責“8.16”反奪權後，那幾個副總指揮，有的迴家，有的觀望，還有的反戈，根本沒資格進大院掌權。及到用炮火趕走核心小組、革籌委時，各單位的大權早被“八大幹將”及其親信奪得，隻允許他們在成立三代會這樣的組織時，臨時充當勝利者的角色表演表演而已。到了後來革委、縣委成立時，“3.1”兵團內部的人明爭暗鬥，個個想往上爬，還鬧得不開交哩，哪能容下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有幾個有眼力的，趁職代會完成使命，調上個好單位，算是沒白幹撈了實惠。有那不識勢眼的，仗著“3.1”奪權時是三結合的成員，滿以為留在縣委大院裏可以封個一官半職，不料在整風時，被“3.1”兵團的人毫不客氣地涮了下來，隻好迴原單位，冒著性命危險白幹了一場，還擔了好多的不是，真是氣破肚皮，弄得牢騷滿腹。
那些跟上“總指”鬧革命的絕大多數群眾，看到劉書記榮調地區當了農工部長，也就了結了心願，不再參與運動。有個別想撈稻草的，看到一些跟上“八大幹將”武鬥來的人，還弄不到工作，也就不再過問政事了——
至此，張派用槍杆子奪得的政權，逐漸被縣委大院的筆杆子們掌管，勢力日見的衰敗了。
這期間王玉山在家認真讀書，看得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直堅持在東門口貼大字報，寫出的文章與他本人一樣，言詞嚴謹，一絲不苟。揭發、批判那些派性掌權的人，給親戚好友安排工作，將子女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送進大學，行政人員紛紛下廠礦當頭兒撈實惠，支左人員吞並招待所的財產，來時兩手空空，撤走時是汽車滿載而歸，以及生活腐化墮落——稱他們是一夥新生的權貴、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深得人心。尤其是那篇論《大聯合還是大捏合》邏輯性很強，引經據典，結合事實，說明現在的革委是地地道道的派委，根本代表不了人民的意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引起了“二杆子”的警惕——後來，王玉山可能是得到公檢法工作的那位同誌消息，要對他下手了，好漢不吃眼前虧，接受李樹茂的教訓，星夜跑到了大寨——在陳永貴的安排下，跑到河北一個農場躲避了一年之久。
這期間任有保在坡底學習班（省革委舉辦的，主要有原省委、地委未解放的領導幹部）上講學毛著的體會時表示——雖然我失去了兒子，但我要豁出這條老命來，緊跟毛主席，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要文鬥不要武鬥，把鬥、批、改搞好——話還沒講完，不少人臉上露出了耐人尋味的笑容。我想：他們所以這樣笑，可能是笑他太主觀了，在派性還沒有消除掉的情況下，要想把運動搞下去？豈不是想得太單純、太天真了——
72年2月21日尼克鬆訪華，上海公報發表，中美建交——遏製了蘇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放棄“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計劃，國際形勢逐漸好轉。後來，王玉山得知支左人員撤出之後，便舞明大亮地迴來了。其時，任有保剛擔任縣委書記不久。東門口又貼出了大量的大字報。原先在“古田”的呂泰在實踐中逐漸認清了穀誌文的麵目，積極表態，貼出了“熱烈歡迎光榮的反修戰士王玉山歸來！”，於是，那裏又成了全縣關注時局的要地。
五月的一天，華日當空，天青弋藍，清明空曠，我在東門口碰見王玉山，笑著給了我一卷油墨印得文件。打開一看，原來是中央繼續解決山西問題的紀要，一眼看到中央首長指責謝振華不遵照《七月會議紀要》辦事，不聽毛主席的話，將山西搞亂了。另一位首長問他：為什麽這樣？又一位首長說，山西把黨指揮槍搞顛倒了。是不是有野心？謝無言可答。後麵括號內小字加注：謝渾身發抖——啊！我看，他就是有野心，要不，怎不按照毛主席親批的“照辦”行事呢？
王玉山說明天到省城海子邊會議室——就是那年他們搞捏合的地方，找任有保談咱們縣的問題。希望你能去，當麵談談捏合時的情況。我本不願意出麵，可是看到王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想起當年他在簽字時的指點，免去了這些年的好多苦難，心想去就去，怕什麽？反正一派掌權的時期就要過去了，便爽快地答應了。
前去的人很多，絕大多數是下放插隊的幹部。
各縣的領導在禮堂，前晌開會，晚夕討論。我們坐在小會議室，我以為任有保不一定出麵接見我們，不想王玉山寫了條子，送進去，任有保很快就出來了，而且態度異常的熱情，和前麵的人一一握手。我因為不便見他的麵，坐在了最後一排，還低下了髑髏。
任有保請大家坐下來談，王玉山並不坐，一直在一邊瞪著兩隻大眼觀察他。發言的人說：“各地下放的，都陸續迴來了，你讓我們甚時迴？”
“我們總不能常下放吧？”
“也該下放那些在職的了？上麵不是說要輪流下放嗎？”
七嘴八舌的嚷成一片。
任說：“這樣吧，迴去下個文件，立即讓大家迴來上班。”
還有不少人發言，指出革委現在還在壓我們，搞派性——
我心裏聽得著急，怨他們都沒有說到要害處——忽然，王玉山說：“滿林，請你說說，大捏合的情況吧。”
我站起來紅著臉將那天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講了出來。
王玉山向任有保說：“你現在當的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革委主任，這樣的革委是不是三結合的班子？”
“這個情況我不知道，當時我還沒站出來——”
“那麽站出來以後，你還不知道嗎？”
任一時答不出話，一片寂靜。
啊？這個王玉山真厲害，原來讓我來是當槍使的，充當這麽個角色？
“這樣的班子，是一派的班子。”王玉山說：“需要不需要來個真正的大聯合？需要不需要重新組織——”
任麵有難色，而又說不出口。
我想，他這個書記、主任當的又不是時候了。支左的那些人剛撤走兩、三個月，遺留下來的那麽多問題要他處理，而且是這樣大的問題？真是要他的好看！
任想了半天說：“這樣吧，咱們迴去再商量，好不好？”
王說：“這事，你看的辦吧。”
任說：“我迴去，先把中央的精神傳達下去，統一了思想——”
王打斷他的話：“那些人的思想，你能做通？他們是利益的既得者，好不容易撈到稻草，能輕易放手嗎？”
“那——”任看著王那雙嚴厲的大眼：“該怎麽辦？”
“我說，迴去要盡快地糾正冤、假、錯案，立即平反，同時要把製造這些冤、假、錯案的人，繩之以法——特別是”總指“那些武鬥來的人，犯下的殺人罪惡——絕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這真是說到我們心上了，大家從心裏擁護，報以熱烈的掌聲。
“任書記，我也知道：要做到這些難度很大，”他雙眼逼視：“但眼下，必須糾正，得給全縣人民一個滿意的交待——”
“老王，”任說：“咱們都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誌了——你也應該知道我的難處，現在的領導，不好幹哪，跟先番不一樣了，幹部不聽話，動不動就造反，扣帽子，這些事情要立即辦，難度是夠大的，得慢慢來，先在中央解決問題的基礎上，統一了思想，再組織班子，經過認真複查——”
我想，這倒是實情，道出了他心裏的話。
王玉山坐到他身邊，勸他要認清是非，分清好人壞人，舉了不少例子，特別指出了“8.25”抓陰謀家、野心家的那幾個人，說他們是變色龍，能軟能硬，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談到武鬥，是那幾個63年轉業的人挑起的——任不住地點頭。
我想，倒底是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同誌，究竟不一樣，能相互諒解，談在一起了。
其間，不少人插話，任都一一做了解答。
最後，任看了看窗外，看著手表說：“都快十二點了，大家有話，咱們迴去再談——該休息了。”
他送我們到大門口，天已漆黑，鐵柵欄的大門已關，他和王玉山握手後，扶王玉山爬出鐵柵欄門外，與我們擺手告別。
我想，任所以這樣，總是感到他又站錯隊了，不由地想起了社會上流傳的那句話：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隊，說不盡的苦難，請不完的罪——活個人真難哪！
“你想啥？”王玉山看我低頭沉思，笑著說：“你的發言，起了大作用了。”
“我想，總指的人，在”一打三反“中迫害了那麽多的人，那時任有保剛站出來，是專搞生產的。現在祝常安走了，留下那麽多的糊糊事，讓他糾正——”
“所以當時我就說，他不該站出來。現在人家走了，就得給人家擦屁股。”
“我看，他現在也想到了，所以為難——”
“即便他想通了，革委的那夥子人，也不一定聽他的——他要是不聽我的，狠下決心，糾正冤、假、錯案，將那些製造冤、假、錯案的人繩之以法，讓那夥人有所畏懼，哪能夠迴到《紀要》的正確路線上來？要不，那夥人哪肯放棄用槍杆子打下來的政權？哪能舍得丟掉既得的利益？隻靠傳達精神不動‘大手術’，他們才不在乎呢。一定會百般阻礙、破壞貫徹落實《紀要》——到頭來，所造成的後果，還得他負責。如果他想不通，手軟，還得跟上他們犯大錯誤的——因為那些變色龍為了自己的利益，會不擇手段，啥的漚事也幹得出來。到頭來，還得他負更大的責任。”
“你的這個意見，對他說來，難度太大了——”
“哼，誰讓他站出來，當這樣的領導哩？這隻是對他的考驗。我還沒點名提出，懲辦”總指“武鬥人員炸橋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哪。”
畢竟是當過法官的人，一切都從法律角度上考慮問題，有謀有略——比李樹茂也厲害，怪不的人們說他老謀深算哩。
此時已是午夜了。烏雲過後，閃出了星星，我們在粼光閃閃的湖水旁邊，沿著石頭砌得甬道上走出了公園。
任有保迴縣後，在招待所召開了中層幹部會議，晚上在預備會議上就遭到了抵製，幾個領導和主幹，副書記、縣革委主任王信仰、石鳳金等人，怨氣衝天，根本不願傳達——
我去送材料，正趕上程醫生找郝主任要求平反，郝竟然說那是群眾搞的，推了個一幹二淨。程說是你主持的，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郝問：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讓誰平反？程說段村奪權時我根本沒參加，你打擊報複找錯人了——此時，侯天亮等人竟然把程推出門外，進行圍攻、漫罵——
第二天，任有保怕傳達會議精神受到幹擾，帶領招待所內參加會議的人，全都轉移到水峪貫公社開會去了。
過了幾天，我聽得那幾個變色龍在背後大罵任有保膽小、軟骨頭——我想，這些人又麵臨著站隊問題，眼看既得的利益要丟了，哪肯丟掉權勢？當然要埋怨任。如此看來，王玉山的判斷確實有道理。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鄰近各縣都在搞“批謝”，唯獨我們縣卻是聞風不動，革委的人根本不當迴事——王玉山為此，又動員大家寫了一大批大字報批謝，重點揭發謝不遵照毛主席《七月會議紀要》“照辦”的指示，爭權奪利，提出甚的“反軍派”，支一派壓一派，在晉中大地挑起大規模的武鬥，僅本縣兩派就死了近百名群眾，比當年解放縣城時犧牲的人還要多，如果將那些因不滿、想不通出現這樣殘酷局麵，以及發現上當受蒙蔽憂鬱、憤懣而病死的人，何止是這個數目？捫心自問，如果死得是真正的敵人倒也罷了，可是兩派死得都是要革命的階級弟兄，到如今留下那麽多的鰥寡老弱、孤兒幼女，你難道就一點兒內疚也沒有？天理良心何在？
不久，在一次會議上，任有保宣布了一批革籌委時期的幹部，王玉山、徐海銀、康力平、陳誌華、郝開明、田誌芳、石如榮、侯尚友等人，擔任的職務。據人們講，這是任搞得“對等掌權”的第一個部署，以便達到“安定團結”，以後還要宣布一批。
可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