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阿香,我談我已經談的夠多的了,現在你談談你自己吧!”阿香說,“我嗎?我這個人沒有什麽好說的啦!”我說,“說說你家裏的事情吧!”阿香說,“我家裏五個人:除了我還有爸爸、媽媽、妹妹、弟弟。我妹妹在讀大學,我弟弟在讀高中,我媽媽得了病,癱瘓了,不能起來。唉!這些事情不說也罷!”我說,“說啊!說的就是這些,說下去!”阿香說,“我爸沒念過書,是個文盲,他種田隻能糊口,又要給我媽治病,又要養三個小孩,日子過得很難。所以,我高中畢業後沒有參加高考,到南方來打工了。”我說,“後來呢?”阿香說,“我來到深圳,先進了一個工廠,在工廠裏幹了兩年多,每個月隻能拿五六百元,我每月留下一百元錢,其餘的全部寄迴去了。”我說,“阿香,你真了不起,這麽小就擔起了家裏的擔子,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過你這樣也太辛苦了一點,後來怎樣?”阿香說,“我爸這人素質也賊低,家裏的事不順心,他就喝酒,我寄迴去的家根本不夠他花的。他說,要讓我妹妹也跟我出去打工,當時妹妹高中還沒畢業,要是也出來打工,不是跟我一樣了嗎?我跟我爸說,‘不要讓妹妹出來,她書念得好,讓她念下去吧。’我爸說,‘你說的輕巧,學費從哪裏來?’我說,‘我給想辦法。’我爸說,‘你有啥辦法?你寄的這點錢,根本隻夠你弟弟讀書!’我問妹妹,‘我每個月都寄四五百,怎麽會不夠你們兩個的學費呢?’妹妹說,‘爸爸天天都喝酒,你寄的錢,大多給他拿去買了酒喝了。’我聽了氣得直哭,心裏想,爸爸啊爸爸,媽媽都這樣了,你就不能不要喝酒啊!”我大怒,一巴掌擊在床上,把阿香嚇了一大跳。我說,“豈有此理!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的父親!後來呢?”阿香說,“後來,我沒有辦法了,到處找薪水高一點的工作,可我沒文憑,深圳這地方學曆要求特高,誰要一個高中沒畢業的人啊。最後,我看到夜總會裏招女招待,一個月能拿一千多,我就去了。幹了一年多,家裏的情況卻沒有多少好轉,我爸還是天天喝酒,我媽的病沒有什麽起色。我跟我爸說,去給媽看看病吧,我爸說,沒有錢。我知道,他一定把錢拿來喝酒了。這時夜總會一個跟我熟悉的女孩子對我說,‘阿香,不如你也下海得了。’我不明白她的‘下海’是什麽意思,她說,‘就是陪人唱歌跳舞啊!’我說,‘很來錢嗎?’她說,‘一個月能拿上萬元。’我一聽動了心,不管是什麽活,隻要能來錢就行。於是我跟她學跳舞,學得差不多以後,我也開始在那裏坐台了。”我聽了阿香的話,心中五味雜陳,阿香顯然不是自願走上這條路的,她是被貧困逼上這條路的。對於阿香的家人來說,悲劇不在於貧困本身,而在於對貧困的態度。這個悲劇中最讓人震憾的,不是阿香父親的自私麻木,而在於阿香為了家庭的奮不顧身,她負起了本不該由自己負起的責任。她這樣做完全是她自己的選擇,旁人無權幹涉,但是,我們應當問一句,為什麽要讓一個弱女子來承受這不堪承受之重,養家糊口本是男人的責任啊!

    阿香見我不說話,說,“陳大哥,怎麽不說話!”我說,“我不想說話,我隻想罵人!”阿香笑道,“你想罵誰啊?”我說,“罵你!”阿香說,“陳大哥,我做錯了嗎?”我說,“你大錯特錯,家裏再窮,也不應該選擇走這條路,因為,這不是你自己喜歡的,你這樣做是違心的!”阿香說,“路能自己選嗎?我生在這樣的家庭裏麵,還有得選擇嗎?”我說,“阿香,貧困不是一個理由,你這樣做雖然對得起你的家人,可你對得起你自己嗎?”阿香說,“我自己有什麽關係呢?在我們家鄉的村子裏,女孩子都不值錢,她們反正都要嫁出去,所以家人都隻看重男孩子。女孩子不讓讀書,考上了也不讓讀,出來打工供弟弟上學。要不是我多賺點錢,我妹妹早就被我爸爸逼著出來打工了。”我怒不可遏,一拳打在床上,阿香吃了一驚,說,“陳大哥,你沒什麽不妥吧?”我說,“毛主席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你們那裏的人竟然這樣對待半邊天,真是太過份了!”阿香說,“有什麽奇怪的,都是這樣子啊,你是少見多怪呢!在我們那裏,有客人來時,女孩子吃飯是不上桌的,要蹲在旁邊吃呢!”我心想,解放以前,在封建主義的壓迫下,婦女沒有地位,深受男人壓迫,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經過浴血奮戰,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倒了台,女人翻身作了半邊天,英姿颯爽,揚眉吐氣。可是,現在竟還有人把女人看得低人一等,更難以理解的是,還有象阿香一樣的女孩子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

    我看到阿香雪一樣白的手臂上有一個灰黑的疤,我問是什麽?阿香說,“是一個變態的客人拿煙頭燙的。”我說,“怎麽會有這樣的人?”阿香說,“什麽樣的人沒有啊?陳大哥,你是個好人,象你這樣的客人真是不多!”她突然又吃吃地笑了起來,說,“對不起!陳大哥,我忘了,你現在不是我的客人,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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