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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倫和周彗敏一進入酒會,頓時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大多數人是被周彗敏一襲清新典雅的魚尾裙禮服所吸引,不過真正上得台麵的那些人,目光卻都落在了林宥倫身上。
在香港“以文致富”的文化人中,金鏞、倪誆都是各中翹楚,但像林宥倫這樣,年不滿二十,坐擁數千萬身家的人卻是極其少見的。寫出的小說在海外銷出200多萬冊,仿若信手拈來的劇本部部票房火爆,僅憑這兩點,林宥倫便已經坐實了“才子”的名頭。
香港電影圈裏編劇地位一直很低,劇本也很少能賣出高價,可自從林宥倫得了一個“千萬編劇”的名頭後,其他編劇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事實上林宥倫的劇本從來都不算是“賣”,而是以劇本“入夥”,最後拿票房分紅。這件事圈子裏的人大多都心裏有數,可普通市民卻不這麽看,“千萬編劇”的事跡經過口口相傳和小報演繹,最後一個劇本賣一千萬的說法反而成了言之鑿鑿的事實,讓人哭笑不得。
香港的編劇隻要一出名,大多都會轉行自己做導演,而林宥倫卻沒有這方麵的打算,一直和娛樂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所以大多數時候,大家都覺得他仍是一個文人。
應邀出席酒會的金鏞就是這樣的觀點,沈寶新找不出什麽理由反駁,隻能跟著認同了這種說法,但心中始終對金鏞的決定有些遲疑。
金鏞對此行卻抱有極大的信心,他站在遠處觀察了一會兒,等林宥倫和朋友打完招唿,又應付完那些攀交情的人,他便端著酒杯走了過去。
周彗敏跟著經紀人林小曼去了別處,王組賢在酒會上的應酬比林宥倫還多,林宥倫找不到說話的人,正準備找個安靜的角落一個人坐坐,轉身卻看到一個和善可親的老者,在儒雅氣質的襯托下,顯出一種不言而喻的身份。
“後輩晚生,見過金大俠!”林宥倫抱拳向金鏞行了一禮,別具一格的見麵方式讓金鏞不覺莞爾一笑,擺擺手說:“今天又不是英雄大會,你這一套我可吃不消。這裏也沒有外人,我們就以平輩論交吧。”
“查老先生是香港的文壇盟主,況且以後我還指望著在《明報》上繼續寫小說賺錢,你這麽說可是折煞我了。”林宥倫這麽說倒不是刻意恭維,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報》有過關係,所以金鏞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隱然有“盟主”之地位。
香港經濟學的教父級人物林山木曾在《明報》資料室做過資料員,經金鏞賞識派往英國學習財經,後自立門戶建立《信報》;以散文廣受歡迎的作家張君默在《明報》做過記者小說家江之南曾經是《明報》的編輯,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記者。
而《明報》的專欄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極具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已經成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種象征。
金鏞嗬嗬笑道:“我好不容易才讓郭靖守住了襄陽,可你倒好,直接讓梁蕭領著元軍將南宋打了個底穿,既然我們都已經交過一次手了,你還有什麽好擔心的?”
“我猜您來找我,肯定不是為了討論小說故事的。”林宥倫沒再堅持,不過語氣依舊恭敬。
“林生對大陸如今的時局有何看法?”金鏞出此一問,卻是存了考校林宥倫的意思。
林宥倫並沒有直接發表任何的觀點,卻先和金鏞說了一個笑話:“有一次聯合國召開會議,中國、美國和蘇聯的元首都坐車去會場,三輛車行駛到一個丁字路口,美國人朝左轉,蘇聯人朝右轉,司機請示後麵的首長走哪條路,首長告訴他,打右燈,朝左轉!”
金鏞聽完那位首長的迴答當場就笑了,可很快他便收住了笑,仔細琢磨起了這個笑話裏的深意,慢慢表情變得嚴肅了起來。
《明報》在60年代曾開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滿足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從此《明報》便以“言論**”的形象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
盡管《明報》與金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進入八十年代《明報》已經發展成為一份擁有**報格的知識分子報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明報》的社論一直對香港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台灣的重視。
金鏞一直在關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金鏞對這項政策能否長久執行心存疑慮,不過聽林宥倫這個笑話裏的意思,他對大陸的改革開放倒是很有信心。
這種事情除了等待時間檢驗,誰都不敢妄下結論,金鏞原本隻是想要試探林宥倫的態度,沒想卻聽到了一個有趣的迴答。
“我聽說查老先生已經答應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這裏我有一個不情之請。”林宥倫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肅整地說:“我知道基本法的製定,就是為了保證迴歸之後香港在大陸的體製下保持相對的**地位,但我希望查老先生在草擬基本法時,也要考慮迴歸後香港和內地的溝通融合問題,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後,香港人依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一想到後世香港迴歸十餘年,港人依舊對大陸有諸多排斥,林宥倫心中便覺有些悲哀。見金鏞麵露不解,他接著解釋說:“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沒有錯,但基本法應該是一座橋梁而不是一堵牆。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若能一直持續下去,至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都能夠保持經濟的強勁增長,而香港的地緣已經決定了,迴歸之後對大陸的依托性會越來越強,如果內心裏就對這個國家缺乏歸屬感,迴歸後港人又將何以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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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倫和周彗敏一進入酒會,頓時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大多數人是被周彗敏一襲清新典雅的魚尾裙禮服所吸引,不過真正上得台麵的那些人,目光卻都落在了林宥倫身上。
在香港“以文致富”的文化人中,金鏞、倪誆都是各中翹楚,但像林宥倫這樣,年不滿二十,坐擁數千萬身家的人卻是極其少見的。寫出的小說在海外銷出200多萬冊,仿若信手拈來的劇本部部票房火爆,僅憑這兩點,林宥倫便已經坐實了“才子”的名頭。
香港電影圈裏編劇地位一直很低,劇本也很少能賣出高價,可自從林宥倫得了一個“千萬編劇”的名頭後,其他編劇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事實上林宥倫的劇本從來都不算是“賣”,而是以劇本“入夥”,最後拿票房分紅。這件事圈子裏的人大多都心裏有數,可普通市民卻不這麽看,“千萬編劇”的事跡經過口口相傳和小報演繹,最後一個劇本賣一千萬的說法反而成了言之鑿鑿的事實,讓人哭笑不得。
香港的編劇隻要一出名,大多都會轉行自己做導演,而林宥倫卻沒有這方麵的打算,一直和娛樂圈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所以大多數時候,大家都覺得他仍是一個文人。
應邀出席酒會的金鏞就是這樣的觀點,沈寶新找不出什麽理由反駁,隻能跟著認同了這種說法,但心中始終對金鏞的決定有些遲疑。
金鏞對此行卻抱有極大的信心,他站在遠處觀察了一會兒,等林宥倫和朋友打完招唿,又應付完那些攀交情的人,他便端著酒杯走了過去。
周彗敏跟著經紀人林小曼去了別處,王組賢在酒會上的應酬比林宥倫還多,林宥倫找不到說話的人,正準備找個安靜的角落一個人坐坐,轉身卻看到一個和善可親的老者,在儒雅氣質的襯托下,顯出一種不言而喻的身份。
“後輩晚生,見過金大俠!”林宥倫抱拳向金鏞行了一禮,別具一格的見麵方式讓金鏞不覺莞爾一笑,擺擺手說:“今天又不是英雄大會,你這一套我可吃不消。這裏也沒有外人,我們就以平輩論交吧。”
“查老先生是香港的文壇盟主,況且以後我還指望著在《明報》上繼續寫小說賺錢,你這麽說可是折煞我了。”林宥倫這麽說倒不是刻意恭維,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報》有過關係,所以金鏞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隱然有“盟主”之地位。
香港經濟學的教父級人物林山木曾在《明報》資料室做過資料員,經金鏞賞識派往英國學習財經,後自立門戶建立《信報》;以散文廣受歡迎的作家張君默在《明報》做過記者小說家江之南曾經是《明報》的編輯,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記者。
而《明報》的專欄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極具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已經成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種象征。
金鏞嗬嗬笑道:“我好不容易才讓郭靖守住了襄陽,可你倒好,直接讓梁蕭領著元軍將南宋打了個底穿,既然我們都已經交過一次手了,你還有什麽好擔心的?”
“我猜您來找我,肯定不是為了討論小說故事的。”林宥倫沒再堅持,不過語氣依舊恭敬。
“林生對大陸如今的時局有何看法?”金鏞出此一問,卻是存了考校林宥倫的意思。
林宥倫並沒有直接發表任何的觀點,卻先和金鏞說了一個笑話:“有一次聯合國召開會議,中國、美國和蘇聯的元首都坐車去會場,三輛車行駛到一個丁字路口,美國人朝左轉,蘇聯人朝右轉,司機請示後麵的首長走哪條路,首長告訴他,打右燈,朝左轉!”
金鏞聽完那位首長的迴答當場就笑了,可很快他便收住了笑,仔細琢磨起了這個笑話裏的深意,慢慢表情變得嚴肅了起來。
《明報》在60年代曾開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滿足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從此《明報》便以“言論**”的形象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
盡管《明報》與金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進入八十年代《明報》已經發展成為一份擁有**報格的知識分子報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明報》的社論一直對香港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台灣的重視。
金鏞一直在關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金鏞對這項政策能否長久執行心存疑慮,不過聽林宥倫這個笑話裏的意思,他對大陸的改革開放倒是很有信心。
這種事情除了等待時間檢驗,誰都不敢妄下結論,金鏞原本隻是想要試探林宥倫的態度,沒想卻聽到了一個有趣的迴答。
“我聽說查老先生已經答應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這裏我有一個不情之請。”林宥倫收起玩笑的表情,神色肅整地說:“我知道基本法的製定,就是為了保證迴歸之後香港在大陸的體製下保持相對的**地位,但我希望查老先生在草擬基本法時,也要考慮迴歸後香港和內地的溝通融合問題,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後,香港人依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一想到後世香港迴歸十餘年,港人依舊對大陸有諸多排斥,林宥倫心中便覺有些悲哀。見金鏞麵露不解,他接著解釋說:“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沒有錯,但基本法應該是一座橋梁而不是一堵牆。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若能一直持續下去,至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都能夠保持經濟的強勁增長,而香港的地緣已經決定了,迴歸之後對大陸的依托性會越來越強,如果內心裏就對這個國家缺乏歸屬感,迴歸後港人又將何以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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