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雅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她知道一定和妮子有關。進了東廂房,她什麽事都明白了。隻見妮子還在睡夢裏,被頭剛剛壓在乳下,寬鬆的睡衣沒有把她的那對小乳房遮蓋,半掩半現。出了東廂房,走到曉華跟前,,用食指在曉華的額頭輕輕點了一下,口氣裏多少有點怨氣:你這麽大的男孩子,以後可不能隨便進女孩子的房間。

    曉華聽著喬雅音的教誨,把頭低的更低。

    喬雅音看著曉華的羞紅的臉從耳後在向勃頸轉移,明白自己委屈了眼前的大男孩,然後用比較輕鬆的口吻說;快去洗臉,眼屎都把眼睛糊住了。雖然她清楚曉華的眼角根本沒有一點眼屎。

    在曉華洗臉淑口的當間,喬雅音給曉華和自己各盛了一碗稀飯,在桌上擺好饅頭,和一碟鹽、一碟醋拌黃瓜,坐著等曉華吃早點。

    曉華洗過臉後,仍不敢看喬雅音的臉,低著頭,隻顧扒拉眼前的那碗稀飯。

    喬雅音就連自己都想不明白,曉華在洗過臉後,如果說曉華剛才臉上、脖頸的羞好,是塗了一層紅胭脂,現在就像剛從染料池裏染過一樣的紅。她不得不再一次轉移說話的目標,衝淡曉華尷尬的情緒:曉華我見你在床頭放著本《生死書》,這是一本怎樣的書,給我說說。

    曉華這才稍微的自然了一點,打開了話匣:這是一位西藏著名喇嘛寫的書,圍繞著關心安慰即將離開人世的人,重點是幫助他們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平安的離開世俗的世界。挺有意思的一本書,他讓我明白,人不知道出生的幸福,卻讓人感到死亡的恐懼。人活著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人的死亡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地球上所有的人就像一棵樹上的樹葉,不知道自己在那個枝椏上出現,也不知道自己在什麽時候掉落。大樹不會為自己枝椏上的某一片葉子的出現,而感到自豪,更不會為自己枝頭上的某一片葉子的掉落,而悲哀。我們生是為了大樹,我們死也是為了大樹,那種生有何喜、死有何懼英雄般的生死觀,實際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輕輕鬆鬆的擁有。偉人與乞丐,高貴者,平庸的人,隻是他們在大樹上的位置不同,大樹每一次拔節,不知有掉落多少葉子,又生長出多少葉子,那些從大樹上掉落的偉人、高貴者、乞丐、平庸的人,他們都一樣很快沾滿泥土,一樣的腐爛,最終變成大樹的養料。我有時很讚同藏族人在人死亡後實行天葬,或者水葬的方式,人在死後何苦要埋在地下,要等待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把自己變成黃土,才對這個世界有點用處,為何不在咽氣之後,將無血液流動的軀體,奉獻給天上的鳥兒,水中的魚兒,不是更直接、更有效的發揮了作用。有時候真的感覺漢文化有些虛套,總把簡單的問題,隱藏在高深、生澀的文字中。關於人的問題,幾千年來有太多的聖人先賢著書涉言,總沒有一個人就這個問題能有簡單明了的話說明白,西方人就用很直白的一句話做了說明,《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他是這樣說的:“人人生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不管你是怎樣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西方人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定在兄弟之上,並加以“精神”來詮釋,就不難看出西方人與中國人在對待這個問題上的差異。我也終於明白了,特別是中國近代社會,中國的統治者、士大夫,為什麽那麽堅定的拒絕西方文明,他們不是拒絕西方文明給他們帶來的物質享受,而是拒絕西方人那種樸實、簡捷、直白的文化方式,影響到他們的統治地位,影響他們超人幾等的物質享樂生活。所以在北京的故宮,有太多的從西方流傳進來的自鳴鍾、琺琅彩之類的東西。統治者和所謂的社會精英忽略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最講實用的特點。如果他們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就會使用一切的手段,不惜用戰爭的手段。第一次鴉片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戰爭前中英之間貿易逆差,使當時的英國政府麵臨破產的境地,可當時的清政府,仍以所謂的上國大國自居,如果他們對英國人開埠通商的要求,多一點點寬容,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向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學習,彌補自身的不足,可能就會避免英國人包藏禍心的鴉片貿易,也有可能避免中國人的百年恥辱。

    妮子不知在什麽時候醒了,站在西廂房房門口,聽著曉華東一榔頭、西棒槌的敘述。她沒有想到、喬雅音也沒有想到,眼前這個憨憨厚厚的大男孩子,腦袋裏還是裝了些東西。妮子在聽完曉華關於鴉片戰爭的評論後,也按奈不住自己想要發表自己看法的欲望,她不想在曉華麵前表現的太無知,從她和曉華相識開始,她就有了不想在任何方麵輸給曉華的潛意識,插話到:我是學國際貿易專業的,貿易史基本上可以證明你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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