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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運手持自己書寫的《論語新注》，用平緩的語氣誦讀，先讀孔聖的《論語》正文，然後逐步解釋每一個字，接著直譯，最後意譯，而意譯中大都包含引申義。
方運有口含天言，凡是聽到他的聲音的人會完全理解字意文意，並且很難忘記，又有教化聖道邊緣的力量，更加讓人信服，讓兩頭大妖王變得虔誠和謙虛。
口含天言隻是讓聽課之人被動接受，但教化聖道的力量則讓人在聽課的時候主動改變，年常日久，所有的改變就會成為習慣，從而成為全新的人。
《論語新注》和《論語》一樣，共二十篇，方運讀完五篇後，便看向兩頭大妖王。
那兩頭大妖王如癡如醉，還在迴味這人族經典。
方運則不去理會兩妖，提筆在前五篇中稍加改正，因為在誦讀過程中，他又有了新的見解。
過了一個時辰，兩頭大妖王才恢複平靜，和往常比，兩妖的目光更加柔和。
方運原本的計劃是先去古皇林，後去赤山附近等待神賜山海，但因為打劫妖蠻的收獲遠遠超過預想，而且進入古皇林可能需要太多的時日，便決定一路打劫向赤山。
一人兩妖直奔赤山，前行一天便停留數個時辰。四天後，方運講完《論語新注》。
兩頭大妖王也出現明顯的變化，目光更加清澈，頭腦更加聰明。
鼠汰王甚至還旁敲側擊想拜方運為師，卻遭到婉拒。
第五天，方運一邊書寫《大學新注》，一邊教授兩頭大妖王。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不過千餘字，但卻是儒家的提綱挈領之卷，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
在華夏古國，二程首先看重《禮記》中的《大學》與《中庸》，將其與《論語》和《孟子》在一起並稱為“小經”，後朱熹首次單獨將《大學》與《中庸》提取出來注疏，與《論語》和《孟子》並稱四書。
在聖元大陸，方運之前未有人單獨提取《大學》單獨作注。
有了之前的經驗，方運並沒有立刻將《大學新注》寫完，而是留下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最後的句讀不點下去，整本書就不算完成。
第六天，方運開始作《中庸新注》。
《中庸》的字數也不多，隻有三千餘，如果說《大學》重修身，那《中庸》則更重養性。
第七天開始，方運作《孟子新注》。
四書之中，《大學》千餘字，《中庸》三千餘字，《論語》一萬三千餘字，而《孟子》則有三萬四千餘字。
和《論語》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紛雜，也更加激進。
孟子是幸運的，因為在他那個時代，儒家的力量遠遠大於孔子所處的時代，他得到的待遇也遠遠好於當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戰國時期遠比春秋時期紛亂，除了儒家，還有各家力量趁勢而起。
《論語》之中，主要是孔子與弟子交流之言，雖與王公交談，諸如魯哀公、魯定公、齊景公、衛靈公等等，但內容也並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諸王諸公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如魯平公、齊宣王、滕文公等，《孟子》開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書中甚至多有當麵批評和頂撞諸侯之言，這在《論語》中是少見的。
這雖然說明當時儒家更受諸侯尊重，說明孔子與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說明一件事，孟子對宣揚自身政治主張的欲望更加強烈，直到屢次失敗後才放棄，開始專心教書育人。
孔子曾經從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魯國要職，所以他雖然講仁義，也談政事，但非常節製，在諸侯麵前把自己當臣子，周遊列國更是在傳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並沒有像孔子一樣有豐富的從政履曆，雖然談政事，但在君主麵前把自己當老師，他也周遊列國，但他更像是要當帝師來推銷自己的思想。
一個傳播，一個推銷，自然有所不同。
在寫《孟子新注》時，方運的態度和寫《論語新注》不同。
在寫《論語新注》的時候，方運幾乎是傾其所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但在寫《孟子新注》的到時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麵的內容，方運則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運大加稱讚，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運的意譯引申往往都長篇累牘，著墨之重遠勝其餘三書。但凡是涉及具體的為政之法，方運大都一筆帶過，不會肯定，但也不會否定，甚至連兩頭大妖王都看出來方運在故意避開。
鼠汰王曾經問過緣由，方運則微笑作答。
“為政之事，孟聖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雜家遠矣。”
鼠汰王與狼淵王輕輕點頭，雜家起源是呂不韋，論政治手段，十個孟子加起來都不如一個呂不韋。
但是，鼠汰王敏銳地發現，“言之有理，行之不明”，用難聽的話說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對的，但卻很難施行，或者說，孟子沒能為他的思想找到正確的、行之有效的道路，再嚴重一點，可以說方運在批判孟子說的那些為政之道是錯的。
《論語新注》與《孟子新注》的寫法差異極大，鼠汰王與狼淵王交流許久後毫無結果，要是請教方運原因。
“出葬聖穀後，便見分曉。”方運道。
兩妖十分失望，但也對未來充滿期待。
鼠汰王又問：“不知先生為何單單把《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提取出來，如此鄭重對待，實乃前所未有。”
方運道：“《禮記》紛雜，妍媸並存，《大學》與《中庸》如泥沙藏金，又分別為曾子與子思子之作，與孟聖同為亞聖，不可明珠蒙塵。”
“那如此一來，學生是學《大學中庸》，還是學《禮》？”鼠汰王誠心詢問。
“進士以下，當學《大學》《中庸》，進士以上，可在五經中擇一而專。”方運道。
鼠汰王恍然大悟，道：“我儒家弟子開枝散葉，天賦高低不均，《詩》《書》《禮》《易》《春秋》過於精深，往往皓首窮經方有所得。《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則是聖人親口教誨，相較五經而言，淺顯易懂，若專心精研，數年便可有成。如此一來，我儒家弟子初期便可快速成長，以免白白浪費了那文曲星光。”
“善。”方運頷首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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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運手持自己書寫的《論語新注》，用平緩的語氣誦讀，先讀孔聖的《論語》正文，然後逐步解釋每一個字，接著直譯，最後意譯，而意譯中大都包含引申義。
方運有口含天言，凡是聽到他的聲音的人會完全理解字意文意，並且很難忘記，又有教化聖道邊緣的力量，更加讓人信服，讓兩頭大妖王變得虔誠和謙虛。
口含天言隻是讓聽課之人被動接受，但教化聖道的力量則讓人在聽課的時候主動改變，年常日久，所有的改變就會成為習慣，從而成為全新的人。
《論語新注》和《論語》一樣，共二十篇，方運讀完五篇後，便看向兩頭大妖王。
那兩頭大妖王如癡如醉，還在迴味這人族經典。
方運則不去理會兩妖，提筆在前五篇中稍加改正，因為在誦讀過程中，他又有了新的見解。
過了一個時辰，兩頭大妖王才恢複平靜，和往常比，兩妖的目光更加柔和。
方運原本的計劃是先去古皇林，後去赤山附近等待神賜山海，但因為打劫妖蠻的收獲遠遠超過預想，而且進入古皇林可能需要太多的時日，便決定一路打劫向赤山。
一人兩妖直奔赤山，前行一天便停留數個時辰。四天後，方運講完《論語新注》。
兩頭大妖王也出現明顯的變化，目光更加清澈，頭腦更加聰明。
鼠汰王甚至還旁敲側擊想拜方運為師，卻遭到婉拒。
第五天，方運一邊書寫《大學新注》，一邊教授兩頭大妖王。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不過千餘字，但卻是儒家的提綱挈領之卷，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
在華夏古國，二程首先看重《禮記》中的《大學》與《中庸》，將其與《論語》和《孟子》在一起並稱為“小經”，後朱熹首次單獨將《大學》與《中庸》提取出來注疏，與《論語》和《孟子》並稱四書。
在聖元大陸，方運之前未有人單獨提取《大學》單獨作注。
有了之前的經驗，方運並沒有立刻將《大學新注》寫完，而是留下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最後的句讀不點下去，整本書就不算完成。
第六天，方運開始作《中庸新注》。
《中庸》的字數也不多，隻有三千餘，如果說《大學》重修身，那《中庸》則更重養性。
第七天開始，方運作《孟子新注》。
四書之中，《大學》千餘字，《中庸》三千餘字，《論語》一萬三千餘字，而《孟子》則有三萬四千餘字。
和《論語》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紛雜，也更加激進。
孟子是幸運的，因為在他那個時代，儒家的力量遠遠大於孔子所處的時代，他得到的待遇也遠遠好於當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戰國時期遠比春秋時期紛亂，除了儒家，還有各家力量趁勢而起。
《論語》之中，主要是孔子與弟子交流之言，雖與王公交談，諸如魯哀公、魯定公、齊景公、衛靈公等等，但內容也並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諸王諸公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如魯平公、齊宣王、滕文公等，《孟子》開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書中甚至多有當麵批評和頂撞諸侯之言，這在《論語》中是少見的。
這雖然說明當時儒家更受諸侯尊重，說明孔子與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說明一件事，孟子對宣揚自身政治主張的欲望更加強烈，直到屢次失敗後才放棄，開始專心教書育人。
孔子曾經從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魯國要職，所以他雖然講仁義，也談政事，但非常節製，在諸侯麵前把自己當臣子，周遊列國更是在傳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並沒有像孔子一樣有豐富的從政履曆，雖然談政事，但在君主麵前把自己當老師，他也周遊列國，但他更像是要當帝師來推銷自己的思想。
一個傳播，一個推銷，自然有所不同。
在寫《孟子新注》時，方運的態度和寫《論語新注》不同。
在寫《論語新注》的時候，方運幾乎是傾其所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但在寫《孟子新注》的到時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麵的內容，方運則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運大加稱讚，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運的意譯引申往往都長篇累牘，著墨之重遠勝其餘三書。但凡是涉及具體的為政之法，方運大都一筆帶過，不會肯定，但也不會否定，甚至連兩頭大妖王都看出來方運在故意避開。
鼠汰王曾經問過緣由，方運則微笑作答。
“為政之事，孟聖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雜家遠矣。”
鼠汰王與狼淵王輕輕點頭，雜家起源是呂不韋，論政治手段，十個孟子加起來都不如一個呂不韋。
但是，鼠汰王敏銳地發現，“言之有理，行之不明”，用難聽的話說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對的，但卻很難施行，或者說，孟子沒能為他的思想找到正確的、行之有效的道路，再嚴重一點，可以說方運在批判孟子說的那些為政之道是錯的。
《論語新注》與《孟子新注》的寫法差異極大，鼠汰王與狼淵王交流許久後毫無結果，要是請教方運原因。
“出葬聖穀後，便見分曉。”方運道。
兩妖十分失望，但也對未來充滿期待。
鼠汰王又問：“不知先生為何單單把《大學》與《中庸》從《禮記》中提取出來，如此鄭重對待，實乃前所未有。”
方運道：“《禮記》紛雜，妍媸並存，《大學》與《中庸》如泥沙藏金，又分別為曾子與子思子之作，與孟聖同為亞聖，不可明珠蒙塵。”
“那如此一來，學生是學《大學中庸》，還是學《禮》？”鼠汰王誠心詢問。
“進士以下，當學《大學》《中庸》，進士以上，可在五經中擇一而專。”方運道。
鼠汰王恍然大悟，道：“我儒家弟子開枝散葉，天賦高低不均，《詩》《書》《禮》《易》《春秋》過於精深，往往皓首窮經方有所得。《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則是聖人親口教誨，相較五經而言，淺顯易懂，若專心精研，數年便可有成。如此一來，我儒家弟子初期便可快速成長，以免白白浪費了那文曲星光。”
“善。”方運頷首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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