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路茲明白了國會議員的話,預審宮的辦公室裏沉默了很久。電話鈴響了,路茲隻是把它拿起來朝裏麵吼了一聲
“在開會”,然後又是一陣緘默。最後他說:“就我所知,官方現在不正和這個大國協商一個新的商業協定麽。”
“當然,是在協商,”上校迴答,“官方在協商;外交家們卻還想男外再幹點什麽。但是非官方的協商更多,在拉姆波因就是在進行私人協商。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畢竟可以進行私人協商,國家是無權幹涉的,預審官先生。”
“當然,”路茲畏縮地說。
“當然,”封許文迪重複一遍,“而這種秘密協商是現在不幸被害的伯爾尼警察局少尉烏利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參與了的。”
正如封許文迪正確地預料的,他看出預審官又重新驚惶地沉默了。路茲完全手足無措,隻能聽任國會議員隨便擺布。正如大多數固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一樣,烏利希施密特謀殺案的出於意外的經過使這位官員如此選亂,以致於影響他對謀殺案件的偵察工作作出客觀的結論。
他確實又一次試圖來衡量他的處境。
“親愛的奧斯卡,”他說,“我沒有把一切看得多麽嚴重。瑞士的工業家們當然有權利和他們進行私人談判,隻要這些人對於私人談判有興趣,即使是同那個大國的人。對此我沒有異議,警察局也決不會幹涉。我重複一遍,施密特訪問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動,但我還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為這樣做顯然是錯誤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職務,即使以警察出麵有時會遇到一定困難。但是他參加這些集會並非孤零零一個人,也有藝術家在場呀,親愛的國會議員。”
“必要的裝潢而已。我們生活在一個文用國家裏,路茲,需要有廣告。談判必須保守秘密,有藝術家在場是最好的辦法。歡宴、烤肉、美酒、好煙、婦女、泛泛的閑談,藝術家們厭煩了,他仍聚集在一起,狂飲濫喝。毫不覺察企業家們和那個大國的代表已經坐在一起。他們也不想注意這些,因為他們對此不感興趣。藝術家隻對藝術有興趣。但是一個警察,他坐在近旁觀察到了一切。不,路茲,施密特之死是非常可疑的。”
“我隻能很遺憾地重複一遍,施密特訪問加斯特曼的事我們至今還不了解,”路茲迴答。
“他倘若不是受警察局的委托去的,那就是受其他人委托去的,”封許文迪迴答說,“有這麽一些國家,親愛的路西烏斯,他們對於在拉姆波因所進行的事有興趣。這是世界政治。”
“施密特不是間諜。”
“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為他是一個間諜。對於瑞士的榮譽來說,他是一個間諜而不是一個警察局的密探反倒好些。”
“但他已經死了,”預審官歎了一口氣,如果現在能夠親自問問施密特,他願意不惜一切代價。
“這不是我們的事情,”上校果斷地說,“我不願意懷疑任何人,但是對拉姆波因舉行的談判嚴守秘密卻攸關某個大國的利益。我們是為了金錢,他們則涉及政黨的原則。我們當然應對他們公正。這麽辦恰恰使警察局進行工作陷於困境。”
路茲站起來,走向窗口。“我始終摸不清,你的當事人加斯特曼究竟是個什麽角色,”他慢慢地說。
封許文迪用那張白紙扇著風,迴答說:“加斯特曼為工業家和外國使館的代表提供自己的房子作為談判場所。”
“為什麽恰恰是加斯特曼呢?”
上校喃喃地說,他的可敬的當事人正好具備必須的人選條件。他曾任阿根廷駐中國大使多年,獲得了某一大國的信任,他過去又曾擔任某一工業家的鐵皮托辣斯的執行主席。此外他又住在拉姆波因。
“這又有什麽意思,奧斯卡?”
封許文迪嘲弄地笑了笑:“在施密特被害之前你聽說過拉姆波因這個地名嗎?”
“沒有。”
“原因就在這裏,”國會議員肯定地說,“因為沒有人知道拉姆波因。我們需要替我們的集會找一個人所不知的地點。這樣你可以不去打擾加斯特曼了吧。他不喜歡和警察局發生接觸,你必須了解,他不愛你們的審訊、你們的探詢、你們的沒完沒了的查問,這樣做,對我們的羅根保爾和馮龔登1是可以的,如果他們做了壞事的話。但是不能這樣對待這麽一個人,他曾經拒絕讓自己被選進法蘭西科學院。而且你的伯爾尼警察局辦事實在蠢,沒有人會在演奏巴哈音樂的時候射殺狗的。倒不是得罪了加斯特曼。這件事對於他可以說是無關緊要,你的警察局可以朝他的屋子開槍,他不會皺一下眉頭。但是還去煩擾加斯特曼先生就沒有更多意義了,顯然謀殺案的背後有大國在操縱,這個國家不論和我們勇敢的瑞士工業家們,還是和加斯特曼先生,都毫不相幹。”
1這兩個人名字的意思是“騙子手”和“占便宜者”。
預審官在窗前來迴踱著。“我們現在必須轉迴到我們的調查,特別是施密特生命的調查上來,”他宣稱,“涉及外國的事,我們將報告聯邦檢察長。這個案件他會承擔多少,我還不能講。但他一定會把主要工作委托給我們。你委求寬恕加斯特曼,我願意允諾。我們看來不可避免要搜查一次屋子。但終究還有必要和他進行談話,;我請你帶他一起來,我們談話時也請在場。這樣我就能自然地和加斯特曼了給僅關形式上的公事。對這個案件這麽做,並非為了審訊,而是使整個審訊過程合乎手續,有可能審訊工作要求審問加斯特曼,即使這是毫無意義的。但是一件審訊工作必須完整無缺。我們可以談一談藝術問題,一為了使審訊工作盡可能地不觸犯任何人,我將不會提往何問題。即使我不得不提問題的話當形式上需要時,我也願事先把問題告訴你。”
現在國會議員也站起身來,兩個男人就這樣麵對麵站著。國會議員拍拍預審官的肩膀。
“就這樣說定了,”他說,“你將不去打攪加斯特曼,親愛的路茲,我相信你的話。文件我留在這裏;名單開列得很確切,並且完整無缺。我整夜到處打電話,引起極大的不安,人們尚不知道,外國使館聽說施密特案件之後是否還有意於協商。危及幾百萬元的事,親愛的博士,幾百萬元呢!為你的調查工作,我祝你幸運。你是需要幸運的。”
說這些話的同時,封許文迪腳步重重地走出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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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路茲畏縮地說。
“當然,”封許文迪重複一遍,“而這種秘密協商是現在不幸被害的伯爾尼警察局少尉烏利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參與了的。”
正如封許文迪正確地預料的,他看出預審官又重新驚惶地沉默了。路茲完全手足無措,隻能聽任國會議員隨便擺布。正如大多數固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一樣,烏利希施密特謀殺案的出於意外的經過使這位官員如此選亂,以致於影響他對謀殺案件的偵察工作作出客觀的結論。
他確實又一次試圖來衡量他的處境。
“親愛的奧斯卡,”他說,“我沒有把一切看得多麽嚴重。瑞士的工業家們當然有權利和他們進行私人談判,隻要這些人對於私人談判有興趣,即使是同那個大國的人。對此我沒有異議,警察局也決不會幹涉。我重複一遍,施密特訪問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動,但我還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為這樣做顯然是錯誤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職務,即使以警察出麵有時會遇到一定困難。但是他參加這些集會並非孤零零一個人,也有藝術家在場呀,親愛的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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