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重被送進了淯陽公社“批林批孔”學習班。
那時候，舉國上下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在中央是“四人幫”一夥別有用心地攻擊無產階級老一輩革命家，矛頭直接對準周恩來總理；在地方，是某些掌權者對持有不同政見者的打擊報複，是這一派與那一派之間的派係鬥爭。因此，在淯陽公社“批林批孔”學習班裏，曾經發生過不少駭人聽聞的事。
還是在淯陽中學，有一位男老師，姓張，名字叫張東勝，他有五十多歲，胖胖的，花白頭發，血脂稠，有高血壓病。他總是隨身帶著一個深棕色的小藥瓶，一天三次往嘴裏塞兩片“降壓靈”。雖然經過“文革”初期的幾次風風雨雨，可他平時對工作還是那麽勤奮，那麽執著。學校平時不怎麽抓教學工作了，可他還是認真備課，精心講課，耐心地輔導學生，唯恐他所教的學生有一個功課落下了。他教案的扉頁上總是寫著“教材爛熟於胸，講課少而精，批改認真細致，輔導要有典型”——這是他教學的座右銘。他是這麽寫的，也是這麽做的。
張老師對每一位學生的關心更無微不至，但他卻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栽了跟頭。
張老師班裏有一個學生叫劉樣，他先一天晚上患了重型感冒，直發燒到39度，堅持到天明時，他奶奶請了鄰村的赤腳醫生來給他打了一針“阿司匹林”退燒針，並且給他開了退燒藥。
早飯後，劉樣稍微退了燒。對於上學讀書，他是有著先天的喜好的，從開始上學起，每一個學期都受到學校的好評。他尊敬學校的老師，學校的老師也都喜歡他。所以，他的感冒稍微好了點，他是決不會放棄上學而躺在家中休息的。
他背著書包，暈暈乎乎地走出村莊，走過田埂，走進淯陽中學，走到自己的班級門前。
門虛掩著，教室裏傳來張老師講課的聲音。
劉樣怯怯地推開門，怯怯地小聲喊了一聲“報告”。他知道遲到就是違反紀律，所以他的聲音很低。
張老師扭頭看了看劉樣，又轉過身去，好像沒有聽到劉樣的聲音，大多數學生都聚精會神地聽張老師講課，隻有幾個功課差一點的學生扭過頭來，笑眯眯地看著劉樣，好像在說：“進來吧！進來吧！”
劉樣被晾在了教室門前，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隻是呆呆地站著。他不僅身上“發燒”，而且心裏也“發燒”了。
張老師大約感覺這樣影響了同學們的正常學習，從講台上邊講課，邊慢慢地走到門邊，輕輕地把教室門關嚴實了。對劉樣，這般的罰站，卻是一種嚴厲的懲戒，或許就是“酷刑”，他怎能受得了呢？
於是，當“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劉樣向張老師開了“一炮”。淯陽中學校革委以“體罰”學生的名義，把張老師送到“批林批孔”學習班學習。
張老師一走進“批林批孔”學習班，就受到批林批孔積極分子們的“幫助”。他們“教育”他，他死不認“罪”。於是，他們“批判”他，“修理”他，但他堅決“不投降”。於是，每天晚上，他們都罰張老師低著頭，半彎著腰，讓他深刻反省，悔過自新。不管怎麽折騰，他總是不吭一聲。“積極分子們”“修理”他，把張老師的腿打斷了。於是，張老師被保外就醫，這才算從“批林批孔”學習班畢了業。
在那不平凡的年代，在那所謂的“批林批孔”學習班裏，像張老師這樣受到摧殘的何止一人！
宋重來到這裏以後，心裏想了很多很多，他認為自己出身於貧農成份，是黨依靠的對象，是革命的中堅力量，本人年輕有為，在學校工作中行得正，立得正，沒有什麽可檢討的，也沒有什麽可反省的，看他們能找什麽借口整治我。
在學習班裏，沒有一個“領導”找他談話，也沒有一個批林批孔積極分子“搭理”他。他清楚地知道這裏雖然不是“監獄”，但他卻失去了自由——他被軟禁了。他感到煩悶，他感到苦惱。他暗暗給自己壯膽，要學習無產階級先烈方誌敏那樣英勇，要學習《紅岩》中江姐那樣剛強，下定決心做一個新時代的革命青年。
淯陽中學的老師們都為宋重捏了一把汗。人們猜想，宋重在“批林批孔”學習班裏，即使不被整殘，也要像蠶那樣脫層皮。一提到進“批林批孔”學習班，誰能不膽顫心驚呢？誰知事情的發展與人們的猜想卻出乎意外。
宋重的爸爸是鄰近公社的武裝部長，他得知兒子被送進“批林批孔”學習班的消息後，立即火冒三丈，心想，誰這麽有種，敢整治自己的兒子。待稍稍冷靜下來後，連家也沒有迴，一個電話打到了淯陽公社，淯陽公社的革委會主任曾跟他有過很深的交情，於是便送他一個順水人情。在那不平凡的年代，人托人辦事，稱之謂“走後門”。當時，社會上“走後門”之事反映上去，上麵有位領導十分客觀並風趣地說：“如果後門堵住了，那麽院牆就被推倒了！”是啊，這走後門之風誰能堵得住啊？
宋重僥幸地從“批林批孔”學習班“畢業”了。理由十分簡單，公社領導說他認識錯誤深刻，悔過較好。宋重重新迴到了淯陽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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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舉國上下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在中央是“四人幫”一夥別有用心地攻擊無產階級老一輩革命家，矛頭直接對準周恩來總理；在地方，是某些掌權者對持有不同政見者的打擊報複，是這一派與那一派之間的派係鬥爭。因此，在淯陽公社“批林批孔”學習班裏，曾經發生過不少駭人聽聞的事。
還是在淯陽中學，有一位男老師，姓張，名字叫張東勝，他有五十多歲，胖胖的，花白頭發，血脂稠，有高血壓病。他總是隨身帶著一個深棕色的小藥瓶，一天三次往嘴裏塞兩片“降壓靈”。雖然經過“文革”初期的幾次風風雨雨，可他平時對工作還是那麽勤奮，那麽執著。學校平時不怎麽抓教學工作了，可他還是認真備課，精心講課，耐心地輔導學生，唯恐他所教的學生有一個功課落下了。他教案的扉頁上總是寫著“教材爛熟於胸，講課少而精，批改認真細致，輔導要有典型”——這是他教學的座右銘。他是這麽寫的，也是這麽做的。
張老師對每一位學生的關心更無微不至，但他卻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栽了跟頭。
張老師班裏有一個學生叫劉樣，他先一天晚上患了重型感冒，直發燒到39度，堅持到天明時，他奶奶請了鄰村的赤腳醫生來給他打了一針“阿司匹林”退燒針，並且給他開了退燒藥。
早飯後，劉樣稍微退了燒。對於上學讀書，他是有著先天的喜好的，從開始上學起，每一個學期都受到學校的好評。他尊敬學校的老師，學校的老師也都喜歡他。所以，他的感冒稍微好了點，他是決不會放棄上學而躺在家中休息的。
他背著書包，暈暈乎乎地走出村莊，走過田埂，走進淯陽中學，走到自己的班級門前。
門虛掩著，教室裏傳來張老師講課的聲音。
劉樣怯怯地推開門，怯怯地小聲喊了一聲“報告”。他知道遲到就是違反紀律，所以他的聲音很低。
張老師扭頭看了看劉樣，又轉過身去，好像沒有聽到劉樣的聲音，大多數學生都聚精會神地聽張老師講課，隻有幾個功課差一點的學生扭過頭來，笑眯眯地看著劉樣，好像在說：“進來吧！進來吧！”
劉樣被晾在了教室門前，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隻是呆呆地站著。他不僅身上“發燒”，而且心裏也“發燒”了。
張老師大約感覺這樣影響了同學們的正常學習，從講台上邊講課，邊慢慢地走到門邊，輕輕地把教室門關嚴實了。對劉樣，這般的罰站，卻是一種嚴厲的懲戒，或許就是“酷刑”，他怎能受得了呢？
於是，當“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劉樣向張老師開了“一炮”。淯陽中學校革委以“體罰”學生的名義，把張老師送到“批林批孔”學習班學習。
張老師一走進“批林批孔”學習班，就受到批林批孔積極分子們的“幫助”。他們“教育”他，他死不認“罪”。於是，他們“批判”他，“修理”他，但他堅決“不投降”。於是，每天晚上，他們都罰張老師低著頭，半彎著腰，讓他深刻反省，悔過自新。不管怎麽折騰，他總是不吭一聲。“積極分子們”“修理”他，把張老師的腿打斷了。於是，張老師被保外就醫，這才算從“批林批孔”學習班畢了業。
在那不平凡的年代，在那所謂的“批林批孔”學習班裏，像張老師這樣受到摧殘的何止一人！
宋重來到這裏以後，心裏想了很多很多，他認為自己出身於貧農成份，是黨依靠的對象，是革命的中堅力量，本人年輕有為，在學校工作中行得正，立得正，沒有什麽可檢討的，也沒有什麽可反省的，看他們能找什麽借口整治我。
在學習班裏，沒有一個“領導”找他談話，也沒有一個批林批孔積極分子“搭理”他。他清楚地知道這裏雖然不是“監獄”，但他卻失去了自由——他被軟禁了。他感到煩悶，他感到苦惱。他暗暗給自己壯膽，要學習無產階級先烈方誌敏那樣英勇，要學習《紅岩》中江姐那樣剛強，下定決心做一個新時代的革命青年。
淯陽中學的老師們都為宋重捏了一把汗。人們猜想，宋重在“批林批孔”學習班裏，即使不被整殘，也要像蠶那樣脫層皮。一提到進“批林批孔”學習班，誰能不膽顫心驚呢？誰知事情的發展與人們的猜想卻出乎意外。
宋重的爸爸是鄰近公社的武裝部長，他得知兒子被送進“批林批孔”學習班的消息後，立即火冒三丈，心想，誰這麽有種，敢整治自己的兒子。待稍稍冷靜下來後，連家也沒有迴，一個電話打到了淯陽公社，淯陽公社的革委會主任曾跟他有過很深的交情，於是便送他一個順水人情。在那不平凡的年代，人托人辦事，稱之謂“走後門”。當時，社會上“走後門”之事反映上去，上麵有位領導十分客觀並風趣地說：“如果後門堵住了，那麽院牆就被推倒了！”是啊，這走後門之風誰能堵得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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