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還有周總理，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首都的紅衛兵代表，毛主席對他們說“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走上前來，對毛主席說：“毛主席，您是我們的紅司令。”說完，她為毛主席戴上了一個紅衛兵的袖章。
毛主席親切地問她：“你叫什麽名字？”
女學生迴答說：“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毛主席向全國的紅衛兵發出了號召毛主席說：“紅衛兵小將們：你們要立即行動起來，去掃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舊，要立四新。要徹底剷除封資修的一切反動遺產，要勇於徹底砸爛一切舊世界，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社論一發表，北京紅衛兵的總頭頭：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這五人，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紅衛兵“五大領袖”立即給北京的紅衛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國掀起‘破四舊’高潮。”
第二天，陶魯元立刻從北京趕了迴來，但是，盡管他緊趕慢趕，還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縣：從北京到上海的火車要48個小時——這還因為他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奉命下去點火的，所以，買火車票還不用費什麽周折。上海到江南縣城的輪船每周隻開兩班，正巧也讓他碰上了，但是從上海到江南縣也要24小時，就這樣，當陶魯元迴到四季青茶場時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報》上已經轉載了宋要武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說：“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宋要武。”她還說：“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國紅衛兵的驕傲，一個改名風潮在全國興起。陶魯元也請吳蠟給他改了一個名字——陶永紅，他逢人便說，這個名字是三代貧農的吳司令給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遠跟著毛主席，永遠做他的紅衛兵！吳蠟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興了，一個大學生居然要他給取名字，而且是一個北京大學的大學生，他成秀才了！從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紅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紅更加激進了。他帶領了一群紅衛兵衝進佛殿、廟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薩的塑像，封了寺廟的門，嚇得那些老太太、老老頭直叫“罪過”。他們還根據紅衛兵們的舉報，衝進那些地富反壞等黑五類的家中，把他們珍藏的線裝書、繡花鞋、緞子被麵、金邊細瓷碗等都搜出來燒的燒、砸的砸，弄得雞飛狗跳的，有幾個老太婆不識時務，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說自己丟了金銀首飾，誰知不但沒有找迴來，反而招來了更嚴重的抄家，直到他們家中剝削來的財富全部歸司令部所有為止。
還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類，但是他們家中也有充斥著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四舊”的東西，如祖傳的珍貴字畫、帶迷信色彩的書刊、器皿、飾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給自己家中的紅衛兵銷毀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願”交出來的。他們都把它們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乘車檢閱了上百萬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毛主席這兩次接見首都紅衛兵和外地來京師生，更加公開了他對紅衛兵的肯定、支持，也以個人的權威、魅力吸引著各地青年學生源源不斷湧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澤東接見。
這天，陶永紅正在總部和吳司令商量如何處置破四舊收繳來的珍貴物品時，柳貴來了。
柳貴：“師傅，噢不，吳司令……”
吳蠟：“就叫師傅，不是挺好的？聽著多麽親切！說吧，什麽事？”
柳貴：“司令，看，國務院的通知。”
吳蠟：“哦，給陶副司令吧，今後凡這種文件都交給他吧。”
柳貴把文件交給了陶永紅：“陶副司令，給。”
陶永紅：“你收著也一樣的，你也是副司令嘛。”
柳貴：“師傅說得對的，這些文字方麵的事是應該你負責，我雖說識幾個字，可是在你麵前，別說是翻筋鬥，我可是打滾還得抓緊呢！”
吳蠟：“對，今後凡文字、外交方麵的事，永紅說了算。至於柳貴嘛，後勤、雜務方麵的事由你負責。”
柳貴：“好！”說完，就把文件遞給了陶永紅。
陶永紅拆開文件，看了一下：“吳司令，黨中央要我們派遣職工代表到北京去學習呢！”
吳蠟：“真的？”
原來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通知，要求組織外地高等、中等學校學生代表和職工代表來京參觀、學習運動經驗，交通、生活補貼由國家財政開支。坐車、乘船不要票，吃飯、住宿不花錢；還通知北京各大中小學校的宿舍、機關單位工廠房屋都騰出來開設接待站。與此同時，還要求北京紅衛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風點火，各地紅衛兵間互相聲援。“造反是一家”，全國各地都要設立聯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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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走上前來，對毛主席說：“毛主席，您是我們的紅司令。”說完，她為毛主席戴上了一個紅衛兵的袖章。
毛主席親切地問她：“你叫什麽名字？”
女學生迴答說：“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說：“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
宋彬彬答道：“好。”
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毛主席向全國的紅衛兵發出了號召毛主席說：“紅衛兵小將們：你們要立即行動起來，去掃除一切牛鬼蛇神。要破四舊，要立四新。要徹底剷除封資修的一切反動遺產，要勇於徹底砸爛一切舊世界，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社論一發表，北京紅衛兵的總頭頭：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這五人，也就是眾所周知的紅衛兵“五大領袖”立即給北京的紅衛兵下了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國掀起‘破四舊’高潮。”
第二天，陶魯元立刻從北京趕了迴來，但是，盡管他緊趕慢趕，還是用了三天才到江南縣：從北京到上海的火車要48個小時——這還因為他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奉命下去點火的，所以，買火車票還不用費什麽周折。上海到江南縣城的輪船每周隻開兩班，正巧也讓他碰上了，但是從上海到江南縣也要24小時，就這樣，當陶魯元迴到四季青茶場時已是第四天了。《江南日報》上已經轉載了宋要武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宋要武在文章中自豪地說：“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宋要武。”她還說：“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宋要武的文章成了全國紅衛兵的驕傲，一個改名風潮在全國興起。陶魯元也請吳蠟給他改了一個名字——陶永紅，他逢人便說，這個名字是三代貧農的吳司令給他取的，表示了他要永遠跟著毛主席，永遠做他的紅衛兵！吳蠟心中更是甭提有多高興了，一個大學生居然要他給取名字，而且是一個北京大學的大學生，他成秀才了！從此，他也更加尊重陶永紅了。
改了名字的陶永紅更加激進了。他帶領了一群紅衛兵衝進佛殿、廟宇砸碎了那些泥菩薩的塑像，封了寺廟的門，嚇得那些老太太、老老頭直叫“罪過”。他們還根據紅衛兵們的舉報，衝進那些地富反壞等黑五類的家中，把他們珍藏的線裝書、繡花鞋、緞子被麵、金邊細瓷碗等都搜出來燒的燒、砸的砸，弄得雞飛狗跳的，有幾個老太婆不識時務，居然告到造反司令部說自己丟了金銀首飾，誰知不但沒有找迴來，反而招來了更嚴重的抄家，直到他們家中剝削來的財富全部歸司令部所有為止。
還有一些人家不是黑五類，但是他們家中也有充斥著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四舊”的東西，如祖傳的珍貴字畫、帶迷信色彩的書刊、器皿、飾物、古籍等等，有的是給自己家中的紅衛兵銷毀的，有的人是因害怕而“自願”交出來的。他們都把它們破掉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乘車檢閱了上百萬紅衛兵的遊行隊伍，毛主席這兩次接見首都紅衛兵和外地來京師生，更加公開了他對紅衛兵的肯定、支持，也以個人的權威、魅力吸引著各地青年學生源源不斷湧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澤東接見。
這天，陶永紅正在總部和吳司令商量如何處置破四舊收繳來的珍貴物品時，柳貴來了。
柳貴：“師傅，噢不，吳司令……”
吳蠟：“就叫師傅，不是挺好的？聽著多麽親切！說吧，什麽事？”
柳貴：“司令，看，國務院的通知。”
吳蠟：“哦，給陶副司令吧，今後凡這種文件都交給他吧。”
柳貴把文件交給了陶永紅：“陶副司令，給。”
陶永紅：“你收著也一樣的，你也是副司令嘛。”
柳貴：“師傅說得對的，這些文字方麵的事是應該你負責，我雖說識幾個字，可是在你麵前，別說是翻筋鬥，我可是打滾還得抓緊呢！”
吳蠟：“對，今後凡文字、外交方麵的事，永紅說了算。至於柳貴嘛，後勤、雜務方麵的事由你負責。”
柳貴：“好！”說完，就把文件遞給了陶永紅。
陶永紅拆開文件，看了一下：“吳司令，黨中央要我們派遣職工代表到北京去學習呢！”
吳蠟：“真的？”
原來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通知，要求組織外地高等、中等學校學生代表和職工代表來京參觀、學習運動經驗，交通、生活補貼由國家財政開支。坐車、乘船不要票，吃飯、住宿不花錢；還通知北京各大中小學校的宿舍、機關單位工廠房屋都騰出來開設接待站。與此同時，還要求北京紅衛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風點火，各地紅衛兵間互相聲援。“造反是一家”，全國各地都要設立聯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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